第○章 數字之始
當我走進皮耶．皮卡（Pierre Pica）位於巴黎擁擠的公寓時，著實被那一整排的驅蚊劑給嚇壞了。經歷了五個月與當地印第安人的相處，皮卡剛從亞馬遜雨林回來，正在消毒帶回來的禮物。他的書房裝飾著部落面具、羽毛做成的頭飾以及編織的籃子，學術書籍重重壓著書架，一個沒做完的魔術方塊躺在壁架上。
我問皮卡旅途可好。
「很艱難。」他回答。
皮卡是位語言學家，或許正因為如此，他說話總是慢條斯理，也很小心，煞費苦心遣字用詞。他大約五十歲，不過看起來有點孩子氣，明亮的藍眼睛、紅潤的臉龐、柔軟卻凌亂的銀髮。他的聲調平和，舉止卻有些緊繃。
他是著名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學生，現在任職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過去十年，他的研究重心是孟杜魯庫人（Munduruku），他們是居住於巴西亞馬遜的原住民，大約有七千人。孟杜魯庫人散居的亞馬遜雨林大小相當於美國紐澤西州，他們聚居於村落，過著狩獵與採集的生活。皮卡有興趣的是孟杜魯庫人的語言：它沒有動詞的時態、沒有複數、沒有超過五的數字。
為了進行他的考察工作，他經歷的旅程相當於偉大的探險家。距離這些印第安人最近的機場位於亞馬遜的聖塔萊姆（Santarém），離大西洋五百英里。從那裡，他搭乘十五小時的輪渡，沿著塔帕荷斯河（Tapajós River）行進了兩百英里，到達伊泰土巴（Itaituba），這裡以前是個淘金熱的小鎮，也是補充食物及燃料的最後一站。最後一次的旅程中，他在伊泰土巴僱了輛吉普車，滿載所需設備，包括電腦、太陽能板、電池、書籍和一百二十加侖的汽油。然後踏上橫越亞馬遜的公路，這是一九七○年代高價建造的國家基礎建設，現已成破敗的泥路，有時甚至艱險難以通行。
皮卡的目的地是加卡里坎嘎（Jacareacanga），伊泰土巴南面兩百英里的小聚落。我問他多久可以抵達那裡。「看情形嘍！有時候似乎一生一世，有時候兩天。」
「那這次花了多少時間？」我追問他。
「你知道，我們根本不知道多久可以到達，因為每次花的時間都不一樣。如果一切順利，雨季時大約需要十到十二小時。」
加卡里坎嘎位於孟杜魯庫人領域的分界線。要進入他們的居住地，皮卡必須等候印第安人出現，協商他們以獨木舟載他進去。
「那你要等多久？」我又問他。
「我等了相當一段時間，不過別問我等了多少天。」
「一、兩天嗎？」我試探著問。
過了好幾秒鐘，他皺了皺眉頭，「差不多兩個星期。」
離開巴黎一個月後，皮卡終於抵達他的目的地。當然，我還想知道由加卡里坎嘎到村落又花了多少時間。
現在皮卡對我這一系列的問題相當不耐煩了。「所有問題的答案都一樣，得看情形而定。」
我滿堅持：「這次花了多久時間？」
他結巴著說：「我不知道，我想可能……兩天……一天一夜……」
我愈是想從他口中得到實情和資訊，他愈是不想回答。我有點兒生氣。我不知道他答案的背後是法國人不妥協的性格，學術界的迂腐，還是單純的不想回答。我停止了繼續追問，轉而談論其他的事情。直到幾個小時之後，當我們談到由那個杳無人煙的蠻荒之地回家的感覺時，他才打開了心房。他說：「當我剛從亞馬遜回來時，我失去了對時間的感覺，對數字的感覺，可能還有對空間的感覺。」他會忘記約會、簡單的方向也會混淆。「巴黎的直線和角度，讓我在重新適應上，困難至極。」皮卡所以無法提供我量化的資訊，也是這種文化衝擊的一部分。他和那些幾乎不會數數的孟杜魯庫人相處太久了，連自己也失去以數字描述這個世界的能力。
雖然人們無法確定，不過數字的歷史不過只有一萬年。我的意思是指以一套有系統而實用的語言和符號來表達數字。有一種理論說，這種系統是隨著農業與交易發展而產生的，因為數字是記載存貨，保證不受騙不可或缺的工具。孟杜魯庫人只是勉強得以維持生計的農民，直到最近才有金錢交易的事，因此從未有機會發展計數的技巧。至於巴布新幾內亞的土著，數字的使用據說是由於他們有相當複雜交換禮物的習俗。亞馬遜的土著則沒有這種傳統。
幾萬年前，在沒有數字的時代，我們的祖先一定就有了某種數量的概念。他們知道一隻長毛象不同於兩隻長毛象，一晚不同於兩晚。不過由兩個東西的具體概念，到發明出符號或語言來表示抽象「二」的概念，這種人類心智上的大躍進，可是花費很長的時間才達成的。事實上這正是某些亞馬遜社會目前的情況，有些部落中關於數字的文字只有「一」、「二」和「許多」。孟杜魯庫人還可以一直數到五，算是比較複雜的了。
數字在我們的生活中再平常不過了，很難想像少了它們怎麼過日子。可是當皮卡與孟杜魯庫人一起生活時，他很快就陷入沒有數字存在的狀態。他睡在吊床上，去打獵，吃的是貘，犰狳和野豬。他根據太陽的位置推算時間。下雨天就呆在屋內，天晴就出門。根本沒有計數的需要。
不過，大於五的數字不在亞馬遜人的生活中出現，還是令我覺得很怪異。我問皮卡印第安人如何說「六條魚」。譬如說要為六個人準備晚餐，每個人要有一條魚。
「不可能，『我要六人份的魚』這樣的句子根本不存在。」他說。
如果問一個有六個小孩的孟杜魯庫人「你有幾個小孩」，他怎麼回答。
皮卡的答案還是一樣的：「他會說『我不知道』，這根本沒辦法表達。」
不過，皮卡加了一句，說這是文化的問題。孟杜魯庫人並不會一、二、三、四、五的數著小孩，然後抓抓腦袋不知道如何數下去。對他們而言，數數有幾個小孩是很荒唐的事。事實上，數任何東西都很荒唐。
皮卡說，孟杜魯庫人幹嘛要數有幾個小孩？小孩是由全社區的人共同照顧，沒人在意哪個小孩誰的。他說，就像法國人所說的，j’ai une grande famille.（我有一個大家族）。「當我說我有一個大家族時，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哪些算是我家中的，哪些又是屬於別人家中的，沒人告訴過我。」類似情況，如果你問一個孟杜魯庫成年人，哪幾個小孩是他要負責任的，他會回答「我不知道」，這也是實話。
歷史上，孟杜魯庫人並不是唯一不點數社區人口的人。當大衛王點數他的人民時，他遭遇了三天瘟疫的懲罰，死了七萬七千人（《歷代志》上．二十一章）。猶太人只能夠間接的點數猶太人的數目。在猶太教堂中，要確定有起碼的十個人（minyan），以便進行宗教儀式時，就說一句十個字的禱告文，每個字針對一個人。用數字來點數人被認為是將人特別挑出，這使他們更容易遭逢厄運。如果你問一個正統猶太教的教士他有幾個小孩，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和問一個孟杜魯庫人一樣。
我曾經和一位長期從事原住民工作的巴西老師交談。她說那些印第安人對於外來者老是問他們有幾個小孩，特別感到壓逼，即使有時候那些人只是禮貌性的詢問。為什麼要點數小孩的數目，這讓他們起疑。
有關孟杜魯庫人的紀錄最早出現在一七六八年，有些墾荒者在一條河岸上看到了他們。一個世紀之後，方濟會（Fransiscan）的教士在孟杜魯庫人的居住地建立基地，十九世紀末葉，由於橡膠開採的熱潮，採膠人侵入該處，才有較多接觸。大多數的孟杜魯庫人還是相當與世隔絕，不過就像許多和外界接觸久了的印第安人，他們會穿著運動衫及短褲。無可避免地，現代生活的其他方面終歸會進入他們的生活，比方說電力及電視，還有數字。事實上，有些住在區域外圍的印第安人會說葡萄牙語（巴西的國語），也會用葡萄牙語數數。「他們會用葡語說一、二、三，一直到幾百。」皮卡說。「可是當你問他『那麼五減三是多少呢？』」他誇張的聳了聳肩。他們根本不知道。
在雨林中，皮卡靠著太陽能充電的筆電進行研究工作。由於潮濕炎熱的環境，維持硬體設備已經是個惡夢，但有時候更麻煩的是召集研究的對象。有一次一個村落的村長要求皮卡吞下一隻當地的大螞蟻，才讓他會見一個小孩。作為一位費盡心血的研究人員，皮卡只得苦著臉，嚼爛那隻螞蟻，再吞下去。
研究只用一隻手數數的人具有怎樣的數學能力，其目的就在發現人類對數字基本直覺的本質是什麼。皮卡想知道，哪一些是人類共通的能力，哪些是文化養成的。他做了一個很棒的實驗，觀察這些印第安人對數字空間性的認知。他們如何看待數字在直線上的分布？在現代社會中，我們經常得這麼做：使用量尺、直尺、圖表、街道上門牌的排列等。因為孟杜魯庫人並沒有數字，皮卡以電腦螢幕上的點來測試他們。對於每位受試者都在螢幕上顯示一條沒有刻度的直線。線的左邊有個一點，右邊有個十點。再給每個受試者一組一到十個點的集合。受試者則須指出這組點應該在線上的哪個位置，皮卡就會把游標移到該處，標示一下。經過重複的標示動作，他就能知道孟杜魯庫人如何間隔一到十。
當美國成年人做這個試驗時，他們把數字等距離的放在數線上。他們重新做出學校所學到的數線，相鄰的兩個數的距離都相等，就像直尺量出的一樣。而孟杜魯庫人的反應則相當不一樣。他們認為剛開始的數字相距較遠，數字越大，它們間的距離隨之變小。例如，一點與兩點的標示、兩點與三點的標示距離，要比七點與八點的標示、八點與九點標示的距離大得多。
這個結果頗出人意料。我們一般認為相鄰整數等距相隔是再明顯不過的事了。學校這麼教，我們也就這麼接受了，這也是所有度量和科學的根本。可是孟杜魯庫人卻不是這麼看世界，他們對於大小的看法與我們截然不同。
當數字以等距刻度在直尺上，這種比例的刻度稱之為線性的（linear）。當越大的數字靠得越近，這種刻度就是對數性的（logarithmic）。這種對數式刻度的看法並不是亞馬遜印第安人所獨有的。我們天生對數字的看法就是如此。二○○四年，卡內基麥倫大學的席格勒（Robert Siegler）與布詩（Julie Booth）曾對幼稚園（平均五．八歲）、一年級（六．九歲）及二年級（七．八歲）的學童做過類似的數線實驗。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直覺如何隨著數數的成熟度漸漸塑造而成。幼稚園的孩童尚未接受正規的數學教育，數的對應呈現對數性。當他們學習了數的語言和符號，對應的圖形慢慢變直了。到了二年級，數字終於在數線上均勻分布了。
為什麼印第安人及孩童認為大的數字間隔要比小的數字間隔更為靠近？有個滿簡單的解釋。在實驗中，受試者要把給定的一組點，放在線段之間，左邊是一點，右邊是十點（給學童的實驗則是一百點）。想像一下，當一個孟杜魯庫人拿到五個點，他仔細研究後發現，五個點是一個點的五倍，而十個點是五個點的兩倍。孟杜魯庫人和小孩子似乎都是由數量的比例來決定數的位置。從比例的觀點出發，認為五與一的距離大於十與五的距離就很合邏輯了。如果以比例的角度判別數量的大小，所得到的刻度就一定是對數性的了。
皮卡相信由估計比例來了解數的大小是人類的天性。事實上沒有數的人，例如印第安人和小孩，除了用這個角度看世界，別無選擇。相反的，以精確的數字理解數量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文化的產物。皮卡認為，比例與近似先於精確的數字是為了在荒野之地求生存，比例要比計數更為重要。面對揮舞著長茅的敵人，我們立刻需要知道他們的人數是不是比我們多。當我們看到兩棵樹時，我們立即想知道哪棵樹的果子比較多。兩種狀況下，我們都不需要一一數清楚，關鍵在於能夠快速估計相對的數量。
對數尺度也能真實反映我們所認知的距離，或許這是為什麼對數比較合乎直覺，對數考慮到透視。例如，我們看到一百公尺外有一棵樹，在它之後一百公尺有第二棵樹，第二個一百公尺看起來要短一點。對一個孟杜魯庫人而言，每一個一百公尺都一樣長，扭曲了他的感官世界。
精確的數目提供的是一個線性的架構，與我們對數的直觀相矛盾。事實上，我們對於精確數目的熟練，表示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數的直觀受到了壓制，不過並沒有完全消除，生活中，對於數的了解，線性與對數共存。例如，我們對於時間消逝的感覺通常是對數性的。我記得孩童時代時間過得似乎比現在要慢得多了。可是，反過來，昨天過得好像比上星期整個星期長得多。當我們思考很大的數目時，根深蒂固的對數本能就浮現了。我們都知道一與十的差別，我們不至於弄不清楚一瓶和十瓶啤酒。但是十億加侖的水和一百億加侖的水，差別有多大？雖然兩者相差的量十分龐大，在我們眼中，這兩個數量卻很相似，都是數量龐大的水。同樣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用起來就像同義詞，似乎很有錢和非常非常有錢沒有太大的差別，不過億萬富翁可比百萬富翁要有錢一百倍。數目越大，感覺起來差異卻沒那麼大。
皮卡在叢林中幾個月就暫時忘記了數字的運用，這表示我們對於數字的線性了解並不如對數性那樣深植於大腦之中。我們對於數的了解出乎意料的脆弱，這就是為什麼如果不是經常使用，我們就會喪失操弄精確數字的能力，恢復到本能的以近似與比例判別數目。
皮卡說他們關於人類數學本能的研究對於數學教育將帶來重大的影響，不管是對亞馬遜的印第安人或已發展國家。我們必須要了解線性的數線才能運行於現代社會，這可是量度與計算的基礎。但是或許我們對於線性的過分依賴以至於壓抑對數性的直覺，皮卡說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覺得數學很難。或許我們應該更重視比例的判別而非精確數目的操作。同樣的，或許我們不該教孟杜魯庫人計數，因為這可能剝奪了他們數學的直觀以及生存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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