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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歷史可以不一樣 程民生
新聞和歷史，完全是兩個極端。什麼是新聞？這話可以由我來問，卻不能由我來回答。因為我不是新聞界中人，相反可以說是舊聞界中人─向後看，研究古代歷史的。那麼以一個讀者的身分來理解，新聞─也就是報紙上刊登的文字─包括：最新發生的事件、讀者第一次知道的事情、讀者想知道的事情、想讓讀者知道的事情。這樣一來，新聞就可以和歷史聯繫起來了，也就和我聯繫起來了。
那一天，守國王總帶著《厚重河南》的負責人、編輯、記者等一大幫人，來河南大學，商談關於《大宋帝國，一路從南走》的策劃，說是要在《厚重河南》上每天一版、連續一個多月報導北宋滅亡、宋室南渡的過程。這讓我吃了一驚：沒想到報紙竟會如此關注歷史問題！沒想到報紙竟會如此強勢出擊、大張旗鼓地關注大宋南遷！
歷史學家是耐得住寂寞的人，耐不住也不行，所從事的就是寂寞的事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突然間，一段歷史要火了，就像好好地從礦井中走出，面對大眾的迎接一樣不知所措。靜下心來想，對史學來講，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普及歷史知識，還有比發行量超過百萬的媒體更好的方式嗎？出於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我應邀擔任了學術顧問，以實際行動支持、參與這次前所未有的行動。
我不喜歡旅遊，也不喜歡湊熱鬧，主要是沒有那個時間。宋史研究主要是文獻研究，它的傳世文獻是宋以前所有文獻的兩倍，就怕你時間不夠看不完，不怕你沒東西看。所以，實地考察也不是必須的。但新聞就不同了，或者說要把歷史變成新聞，就必須和現實以及實地考察密切結合。這是《厚重河南》的一貫做法和特色，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學術顧問不只是參與前期策劃、提供資料線索等，還應跟隨記者考察採訪。於是，我也前所未有地抽出九天時間，陪同記者開始了歷史之旅。
宋朝的京師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所謂「汴京富麗天下無」，「除卻梁園總是村」。在千年之交時，美國《華盛頓郵報》組織了千年回顧文章，特別指出：「十二世紀初，張擇端的畫卷展示了中國的開封城，第一個千年初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該畫卷展示了一片繁榮的商業景象，城中還有橋和小船。除了極少數的一些例外，這幅畫卷仍然可以用來描繪今天的一個市場景象。」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紐約時報》破天荒地用中文通欄標題發表《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雲煙》，指出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在開封，現在在紐約。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國的城市燈火輝煌、光明燦爛。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國開封是超過百萬人的超大城市。十一世紀，歐洲最大的城市英國的倫敦只有一萬五千人，法國的巴黎，義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斯等城市的規模都不過萬人。十四世紀的倫敦也只有四萬人，巴黎有六萬人。而十一世紀中國的開封有一百多萬人。一千年前歐洲很亂很窮很落後，美洲還是原始洪荒，非洲更原始。一千年前的中國開封就已經有施藥局、慈幼局、養濟院、漏澤園等福利設施，按西方學者的看法：這是城市高級現代化的特徵。宋代開封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亞洲的中心。
歷史是前進的，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正如「輝煌如過眼雲煙」，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百六十八年後，由於統治集團的腐敗，開封被金兵摧毀，宋朝被金兵滅亡，皇室成員被擄往北方。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還有個康王趙構因在河北執行原來的割地任務，漏網了。在地方官員的擁戴下，他在南京（就是現在的商丘）登基當了皇帝。但他本事不大，膽子更小，無力抵抗金兵，返回開封，沿著汴河倉皇南逃，最後逃到海邊，坐船下海。經過幾年流亡奔波，終於穩定了下來，定居在杭州。這就是南宋歷史的開端。
這個歷史事件非同尋常，劃時代的意義是：
一、從此，我國歷史的經濟、文化中心完成了南移；
二、從此，歷代都城不再是以黃河為中軸線西京與東京的擺動，而是以黃河與長江為兩端的北京與南京的變化；
三、從此，河南、開封再也不是歷史的中心舞臺，雖然位居中原，在以後的歷史中卻再也沒有地理位置的優勢，相反還逐漸被邊緣化了。
也就是說，大宋南遷是河南歷史的轉捩點。西元一一二七年的大旋渦、大遷移，既是歷史遺產，也是現代啟示錄。
汴河是北宋最繁忙的一條通道。亡國以後，由於失於修浚和黃河沖淤，漸漸地湮塞了。水沒了，道還在，由水路變成了陸路。我們走的就是這條路。令人驚奇的是，在商丘夏邑縣的會亭鄉段，可以明顯地看到路面高出農田一米多高，那就是原來的汴河河床。汴河作為一條人工運河，水源來自黃河，日積月累，黃河水所攜帶的泥土淤積在河道裡，形成了高底河現象，正好省得後來修路墊土了。前些年修路時，就出土了大量宋代遺物，以瓷器為多，不少村民和文物販子發了財，還出土了一個人高的大鐵錨呢！那都是當年沉船或從船上落下的文物。這條路，是多珍貴的古跡啊！應當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兩宋之際，有三位英雄人物，對其墳墓的拜謁令人感慨。
在杭州西湖畔的岳飛廟，環境很好，塑像精緻，名氣很大，自然是著名景點，遊人如織，儘管其文物價值遠比不上湯陰岳廟。可以說，岳飛身後享盡了榮華富貴。
宗澤是岳飛的前輩和老領導，宋室南遷後任東京留守，堅持在開封抵抗。臨死前還在呼喚宋軍北上抗戰：渡河！渡河！渡河！岳飛護送其靈柩至鎮江，與夫人陳氏合葬於京峴山麓。可是，即使別人明確告訴我們宗澤墓在哪條路第幾根電線杆附近，我們往返三次，才發現一條被草木遮擋的小路通往那裡。墓是近年重修的，看得出很長時間沒有人來了。我感到悲傷：他是浙江義烏人，以其名氣、地位，若埋在家鄉不會被冷落；他是開封府長官，以其英烈、功勳，若埋在開封更不會被冷落─他是死得其所，葬不得其所啊！唯有墓前石牌坊的一副對聯，還有點意思：「大宋瀕危撐一柱，英雄垂死沿三呼。」
韓世忠是與岳飛並列的中興名將，在當時的地位和實力都超過岳飛，在民間也有很大名氣。宗澤墓幾經周折，總算是讓我們自己找到了，但在蘇州藏書鎮的韓世忠墓，外人是根本找不到的。路邊倒是有座「韓世忠墓園」，有幾間房和幾棵古樹，房間裡有壁畫，介紹韓世忠生平戰績，是其紀念館。墓地卻不在這裡，在靈岩山西南麓的公共墓區，是幾位當地的老太太─疑似專職導遊，用鐮刀披荊斬棘，才在荒草叢中開出條通往其墓的路徑。想當年，這裡是多麼雄偉啊，宋孝宗皇帝親書的「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雄偉輝煌，號稱「天下第一碑」。現如今，斷碑殘棄在荒草之中，冷冷地凝視著虛渺的天空。
這就是歷史啊！都說老百姓是桿秤，至少就歷史而言，這桿秤未必完全公平，有時情緒化。
還有一件感觸比較深的事情，是在舟山群島。當年宋高宗為躲避金兵的追捕，曾下海到此，先登上主島─舟山島，不放心，又乘船來到附近一浬遠的小島朱家尖。在這個鄉鎮建制的島上，我們採訪了幾位當地人，居然沒人知道曾有皇帝到過這裡！幾千年來，在以與皇帝沾邊為尊榮的社會中，捕風捉影乃至無中生有編造傳說的地方多了，這裡卻沒有一絲痕跡。莫非是不以此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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