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
目錄
序（文長一萬六千字）
１． 刺客吟
２． 火燒島悲歌
３． 南方
４． 螢火蟲
５． 向日葵
６． 一個人的履歷
７． 三首反戰的歌
1. 一線之間
2. 祝福
3. 我不知如何為你祈禱
《序：六首長詩和三首反戰的歌》
詩的存在，在於它自身。內在的韻律、文字的音節、形象、想像等，自成一個宇宙。多餘的註釋，都不能讓詩多一分或者少一分美感。
然而因為這本詩集中的六首長詩，以及後來寫的三首反戰主題的詩，時間跨越了二十四年，我不能不多做一點說明。
１、關於刺客
《刺客吟》是詩集中最早寫就的一首，時間是一九八○年。那一年我讀大三。
一九七九年冬天，發生美麗島事件之前，我已經和一些北上讀大學的台中一中朋友，在台大附近看了幾場政見發表會，閱讀過熱血沸騰的台大民主牆，一群人帶著激憤的心情，徹夜不眠的徜徉在台大、師大校園裡，為國事、人生、理想與生命所應走的道路，認真的論辨思考。
然而次年，就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我們懷著極大的憤怒、壓抑和絕望，在校園裡偷偷議論著事件的真相。一九八○年春天，美麗島大審時，校園裡開滿了奼紫嫣紅的杜鵑。我常常翹課，坐在輔大棒球場邊的尤加利樹下，讀著連篇累牘的法庭報導，甚至不放過每一個細節。而抬起頭來，卻見幾個體育系的學生，在寬廣的草坪上接球揮棒。他們的動作敏捷，心思單純。
陽光燦爛，棒球在空中飛來飛去，這個世界依然走著它的節奏。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絕望，和想要付諸什麼行動，即使再無望的行動都好的衝動。但那年代，你只能坐在棒球場邊，感覺著時間隨著陽光，在尤加利樹上，一點一點的流逝。
那時節，我終於比較明白，刺客荊軻的心情：時間流逝，你不能這樣無力的讓生命消失啊！於是要付諸於行動，要一次激烈的燃燒，一個不再回頭的刺殺。
那時節，我再三讀《史記》裡的刺客列傳。荊軻以一人之力，帶著人頭和地圖，圖窮匕現，刺殺與死亡，這還不是最慘烈的。他的朋友高漸離以樂師的身份，被帶到秦王的面前，為了他的音樂（那曾經為知己在易水上高歌痛哭的音樂），秦王捨不得殺他，卻挖去他的眼睛，讓他在階下演奏取樂。而高漸離卻以音樂為手段，一步步的接近秦王，直到最後一刻，這最古老的樂器──筑，被灌滿了鉛，沉重重的鉛，化為武器，在演奏中，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剎那，這一美麗的樂器，飛向秦王。
這一次刺殺，沒有成功。目盲的高漸離終究未能為荊軻報仇。他犧牲了眼睛，在屈辱中生存，為敵人演奏，卻只是為了最後一擊，為知己赴死。但即使再死一次，再被挖一次眼睛，我相信他還是會這麼做。
我想寫這絕對的、古俠客的、烈風般的美。
飛行的劍，飛行的筑，刺殺者的命運。
《刺客吟》寫了兩個月，但一直未完成。直到暑假來臨，我先是回台中老家過了一段時光，寫不出來。後來想，就不如以參加當年的時報文學獎，作為時間的最後底限吧！於是再度北上，關了門寫起來。
但我終究沒有克服詩人對文字與聲音的猶豫，和不斷尋找一兩個更準確的字的習慣。直到七月底截稿最後期限的下午，才終於寫完整首敘事詩的初稿，但最後結尾的節奏似乎太虛無，太悲傷。我輕聲朗誦，修訂文字，想讓音節變得流暢一點，讓調子明朗一點，讓兩個朋友的靈魂，在宇宙的某一個點相會。
黃昏來臨時，我仍在猶豫著該不該去投稿。卻覺得已經走到這地步了，正如刺客的劍已經射出，就走到底吧！於是，把稿子騰寫一遍，才騎上野狼125摩托車，以飛車的速度，帶著稿子，穿過新莊、三重那些工業區的大馬路，直奔那時唯一夜間還開著的博愛路郵政總局，趕在九點以前投郵。
這一首詩的結局是：得到當年時報文學獎敘事詩優等獎。然而，受訪談創作意圖時，我仍未把這個刺客之夢說出來。多年以後，每每想到這首詩，我就會想起當年輔大校園裡的棒球場，日漸炎熱起來的初夏，陽光下揮著的棒球，以及自己化身為一劍、一筑，在絕望中飛行的夢……。
二十幾年後，二○○一年秋天，當我在電視上，看著現場轉播，看見飛機射入紐約雙子星大廈，像一把飛行的劍，刺入整個龐然巨物的摩天大樓心臟，整個大樓如重傷般燃燒起來，最後大樓竟如垂死的巨人，慢慢倒下，一瞬間灰飛煙滅……。
那一剎那，我彷彿可以感受雙子星大廈毀滅的悲劇、震撼與不忍，但更深一層的，是對那劫持飛機、衝入大廈的恐怖份子的悲憫。那是對刺客，如荊軻、高漸離、聶政者的理解與悲憫。我彷彿可以體會到那種化身為一劍、一筑的絕望感，一種以自己的毀滅，來尋求最後答案的飛行。
這便是後來寫的「一線之間」。
筑，是一種失傳兩千多年的樂器。我常常想，那高漸離所舉起來的筑，到底長什麼模樣？是如同古箏？還是古琴？那飛在空中的樂器，會不會發出殺伐的叮咚叮咚之聲？
二十二年過去之後，在張承志散文集《鞍與筆的影子》裡，開頭第一篇就看到筑。他聽說長沙一座西漢的大墓中，出土了三件木器，「認出後人人震驚，原來它們就是司馬遷寫過，但世間早已失傳的古樂器──筑。」張承志也是刺客列傳的癡迷者，他當時就求了湖南的同學幫忙，得到長沙市考古學會的特許，去參觀了這批還未脫水，仍在水中浮沈的古筑。
「筑身窄長，筑頸呈三角形。可以想見，以前曾有五根弦：一根壓三角頂棱，兩根貼著左側斜面，另兩根順著右側斜面。五根弦分在徵、羽、宮、商、角；兩側的筑弦被扼住後，又分別變成羽、變宮、角、變徵五聲。」
張承志說：「是司馬遷的美文使它如此著名呢？還是它給了司馬遷已難逢的感悟？是唯獨我對此物牽念太久，還是凡人都怦然一動……。」
讀到這一段，我心中為之一熱。我們都牽念太久了……。
司馬遷寫過的刺客，刺客手中悲歌的筑，刺殺的筑，千古傳奇般消失的筑，重現人間，卻讓世間有一樣熱血的人，感到共同的溫熱……。
２．三十年政治犯與《火燒島悲歌》
「你來看看這一則新聞！」一九八二年初夏，徐代德先生拿著中國時報，指著一則小方塊，坐在我的前方。我點了一杯曼特寧，他常常點紅茶。
「這是兩天前的消息，我看到了。」我說：「三十年政治犯，老天，這是真的嗎？關三十幾年，進去二十歲，出來都五十幾歲。這太殘酷了！」
短短約三百字的新聞，報導立法委員洪昭男與蘇秋鎮質詢：二二八事件過了三十幾年了，為什麼現在還有一群政治犯，被關在牢裡，就算是無期徒刑，也該假釋了，為什麼還不釋放他們？警備總部的回答是：中華民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犯，絕無此事。
「你相信這是真的嗎？」徐代德先生問。
「政府雖然否認了，可是我半信半疑。因為關三十幾年，太不人道了。這政府總不至於這樣無法無天吧？」我直率的說。
「就我所知，這是真的。」徐代德先生注視著我說：「如果有機會報導，有人可以採訪，你要不要試試看？」他用客家人口音，一字一句的說。
徐代德先生有一頭厚厚的假髮。因為腦瘤開過刀，他的頭上有一道頗大的傷口，所以他不是戴著假髮，就是戴著帽子，年紀大約五十幾歲，農家子弟出身的他，個性非常敦厚，臉色常常掛著溫柔的微笑。
一九八二年開始，我任職於《大地生活》雜誌，透過主編汪立峽的介紹，我相繼認識「老同學」這個群體。「老同學」是政治犯的自稱。他們曾一起在「綠島大學」進修，受過同樣的磨難，私底下互稱為「老同學」。徐代德在「老同學」之中算是年輕的。當年入獄時才高中畢業，參加了讀書會，被舉發入獄。入獄後反而讀了更多的書，把日文修得更為深入，出獄後，便靠翻譯為生。後來娶妻生子，妻子很是賢慧，在新莊開一間幼稚園，於是他專心翻譯寫作，兼著當園長。剛剛大學畢業的我只知道政治犯是一群被壓抑的群體，熱心民主運動，出錢出力，犧牲奉獻。徐代德先生就是這樣的人，為我們寫稿不拿稿費，帶我們讀書分析問題，還常常找我去他家吃飯，鼓勵年輕人上進。
「如果有機會採訪到當事人，列出三十年政治犯的名單，政府就不能抵賴了。這是關鍵。」我毫不猶豫的說：「你能介紹這樣的人嗎？」
「你有這個勇氣嗎？這是很大的禁忌。壓力可能很大，而且要保密。」徐代德先生說。
「我不會怕，我會很小心，保守秘密，不會傷害到什麼人。但是，要能找到這樣的人。」我說。
「好。有一個關了很久的政治犯，非常了解裡面的情況。讓他來告訴你吧。」他隨即說：「他們被陷害過，非常小心謹慎，不輕易和人接觸。我先去問一問，他如果答應，我再來通知你。」
五天後，徐代德先生不曾預期的來找我，為了避免辦公室被竊聽，我們去外面的咖啡館。他給了我一個電話，說：「這個盧先生，在火燒島關了二十四年，長期關在一起，他了解每一個三十年政治犯的情況。你去找他談。連絡辦法是先打公共電話，見面再談。」幾天後，我在盧兆麟先生的辦公室見到了他。
那是一家頗為知名的民間企業，他擔任財務方面的工作。他並未和我出去外面的咖啡館，而是在辦公室外的會客大堂裡。空空蕩蕩的空間，寬寬大大的沙發，我看他抬頭望去的眼神，沈靜而機警，猜想他應該是為了可以望見四方有沒有人走動，以避免被監聽吧。
雖然談的是如此機密的事，盧兆麟先生並不激動，他沈靜淡然，喁喁細談，有如說著平常的事：「現在先給你看一下名單，等一下再請你問問題。這一位是關最久的林書揚，他是麻豆案進去的……。」他指著名字，一個一個說下去。
空蕩蕩的企業總部會客大堂裡，頓時空氣凝結，午後的陽光，穿透落地大玻璃窗和深灰色的窗帘，像劍一般刺進來。時間流動，拉回三十多年前，大逮捕的年代，讀書會的青年，理想主義的青春，一個一個被逮捕，被禁錮，被涷結，在一個遙遠的燃燒的小島上。
我曾聽作家楊逵說過，當年剛剛關進火燒島的時候，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只有少數的居民、綠色的野生植物，以及環繞四邊的海洋。後來當局要他們像苦力一樣的四處開鑿石塊，搬回來，再用這石頭蓋起來，一日一日，圍起監獄的圍牆，最後，把自己關在裡面。
這樣的日子，他們過了三十幾年。除了他的家人還會惦念，甚至已經被台灣社會所遺忘，被政府拒絕承認。
「當年進去的時候，還是高中剛剛畢業的年輕人，三十年在裡面，如今五、六十歲，各種病痛纏身了。像這一位，有高血壓。這一位，有慢性胃病；還有這一位，精神已經有點問題了……。」
會客大堂太大？冷氣太強？夏日的午後太遙遠了？還是故事太冷血了？我只感覺全身寒冷。
「那麼，有沒有什麼人的家屬，他們還在等待，等待孩子回來。我可以去採訪，我想，應該要寫一寫家屬的心情。」我說。
「那麼，你得等我一下，等我連繫好了，再通知你。他們會怕。怕是有人再去陷害他們。」
「已經那麼悲慘了，還能怎麼去陷害？」我有點訝異。
「五○年代那時候，有些情治人員或者騙子，騙他們說可以幫忙脫罪，騙了家屬許多錢，有些家庭為了孩子，賣地賣房，傾家蕩產，最後都沒用。他們怕到骨子裡了……。」這悲哀至極的事，盧兆麟先生以淡淡的口氣說出來，讓我更為驚心動魄。
「我先去打一聲招呼吧。」他說。
政治犯謝秋臨的母親住在台中市三民路一帶的小巷子裡，一間低矮的平房。門前種了一些花樹，低低的屋簷，一層層木板釘起來的外牆面，細長型的屋子，只有很小的客廳，入門處正中央供著神明祖先的牌位 前有一桌子，是祭拜、餐桌兼待客之用。謝媽媽七十幾歲了，矮小的身子，謙卑的溫柔的眼神，像極了我的阿嬤。直到這時，我才驚覺三十年政治犯應該與我的父親年齡相仿，而眼前的老老的阿嬤般的人，卻是等待了、望穿了三十幾年的母親；等待了一生的眼睛，竟是如此溫柔，如此沈靜的憂傷。
她並不特別怨嘆，只是悠悠的說，當年那孩子從小愛讀書，讀了台中一中（我的母校），像很多孩子一樣，喜歡打野球，就參加了野球隊。有一天參加野球隊的活動，不知道為什麼，就和其它的幾個隊員一起被抓了。後來聽說是因為參加讀書會，但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老母親拿著他年輕時候的照片，一個戴著帽子的高中生，微笑的面容，青春無畏的眼睛異常清澈的望著前方，彷彿天地都會被照亮。然而再沒現在的照片了。他的生命停留在歷史的一瞬，未曾歸來。
報導寫成兩個部份，一份名單，條列式的寫著姓名、年齡、入獄案由、現在身體狀況。另一則報導寫著母親的心。為了怕報導被查封，我特地在打字過程中，努力保密，同時把製作好的版面，保留一份，交給當時《八十年代》的主編司馬文武，如果我們被全面查封，他們可以接力刊登。
刊登這一則報導後，雜誌因為常常遭查禁而停刊了。
但我一直忘不了那一條悠悠長長的小巷，以及在那巷子裡等待的母親的眼睛。那一年夏天，我去了一趟綠島。雖然明知無法探望到任何一個政治犯，但站在這個禁錮之島，站在監獄高高的圍牆邊，站在那遙遠的海洋之前，我遙遙想望當年的年輕生命，如何用青春身軀，望著海洋，在炎炎的岩石上敲打，開鑿石塊，最後把自己禁錮起來。直到三十幾年過去了……。
一九八二年，綠島的夜晚，四下暗黑如墨，唯有星光明亮奔放，如同全宇宙的星星都醒來在唱歌，天空中是密密麻麻的星圖。如果要我遙望這星空，望了三十幾年……。我無法成眠，半夜在海邊散步，想到一牆之隔，便是無數青春埋骨的地方，心中抑鬱難解，除了寫詩，我不知道如何抒發心中鬱悶，於是開始寫起了《火燒島悲歌》。
因為雜誌的刊登，二十四名三十年政治犯名單公佈出來，立委再質詢，警備總部無法抵賴，它終於成為政府人權記錄的恥辱。那一年底春節前，政府開始釋放第一批政治犯。次年，陸續全部釋放。
第一批政治犯釋放後，老同學為他們舉行一次小小的聚會。徐代德先生特地找我去參加。在三重的老同學家中，我終於見到了那一位母親等待了一生的謝秋臨，和其它的政治犯。我握著他的手，不敢相信這竟能成真。「你媽媽，身體都好？」
「很好，很好。回來了，她就放心了。」謝秋臨先生說。
他們喁喁而談，低聲笑語，即使遙隔幾十年，依然像是老同學的「同學會」。
徐代德拉著我到一角，很開心的說：「他們說要謝謝你的報導……。」
「啊，不，要謝謝你才對。我們才要謝謝你們為台灣所奉獻的一生啊……。」
３．關於《南方》
寫作於一九八四年的長詩〈南方〉則有另一個背景。如果說因為年輕而有稍大的野心，當時的自己其實暗暗的希望可以寫出台灣的「天問」。這「天問」要放在當時背景才會了解。
當時在吳晟、施善繼、林華洲、詹澈、廖莫白、李勤岸等好朋友的幫助下，由我負責主編詩刊《春風》。
一九八四年，一如喬治．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所寫的，老大哥在注視著你，戒嚴時期的國民政府懷著高度的警戒心，注視著文化界的變化。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年小說家陳映真雖然已經出獄，但他的小說《將軍族》因為文中所寫紅色的小旗子在空中揮舞，早已被查禁。他的一言一行受到監視，據說警備總部有一個陳映真專家，叫「孫□明」的，專門監視陳映真寫過什麼文章，甚至陳映真以各種未曾見過的化名寫的雜文、論述、隨筆、訪談等等，只要是看到文字風格，就能「聞」出是不是陳映真的味道。總之，這是為文字獄作準備的功夫。
然而具有批判力的文化人沒有屈服，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依舊讓政府主導的意識形態受到嚴重衝擊。文化人呈現兩極化。一邊是以寫實主義為標竿的陣營，鄉土文學、寫實主義、干預現實、參與改革是它的理想。
但另一邊則是為藝術而文學，文學不應為政治服務，西方現代主義風格的提倡，對現實政治問題的迴避等，其中有真的持這樣理念的人，但也不乏因為逃避而刻意選擇這種理念；甚至有政府的打手、御用的文人。當然，更多是中間份子，擺盪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表現出一種無力感，無法認同於國民黨，卻又不願意靠向那一邊的中間人，誰也不得罪。
《春風》詩刊一開始就不打算當雜誌辦。它既不向新聞局申請雜誌名稱，也不打算設一個雜誌社的地址，反而是以書的方式，命名為《春風詩叢刊》，再用「叢刊１：獄中詩專號」、「叢刊２：美麗的稻穗」等名目來出版。如此一來，就不怕被查禁了。因為它既非雜誌，自然不必再重新申請登記。就算禁一本，下一本書照常出，而且依照出版法，出書是不需要出版社的，只要署上作者，誰都無法阻止。而《春風》詩刊是由作者群集體出版的，因而誰也擋不住。當時的作家，看見《春風》詩叢刊的作法，已經感覺到它是準備走地下刊物的，莫不感嘆曰：「很有種！」但誰都可以預見它的下場。
果然。它出了四本，被禁了三本。最後一本是因為發行商被倒債，跟著倒閉了，無處發行，新聞局連查禁都不必了。
準備這麼和意識形態控制部門（如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新聞局等）對著幹的文學雜誌，內容如何可想而知。第一號叢刊「獄中詩專集」收集了從南非、香港、大陸到台灣日據時期，寫於獄中的詩，當然被查禁。文學界於是有些人就說：這些根本不是詩，只是政治的吶喊。
這一種說法，讓《春風》的同仁都非常不服氣，決定讓他們看看真正的詩，是可以結合現實主義的精神與浪漫主義的美感，構成無邊的想像力與批判力。於是第二期的《美麗的稻穗──台灣少數民族神話與傳說》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了。
這是台灣第一本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文學專刊。應該說，當時台灣社會還未把「原住民」、「先住民」、「少數民族」、「高山族」、「山地人」、「山胞」等作明確的區分，因而只能用「少數民族」這個名詞，來取代當時政府所常用的「山胞」、「高山族」等歧視性字眼。這一期的內容包含了：莫那能的詩創作、報導文學「阿能的故事」、澳洲的高山族介紹、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詩人介紹、台灣少數民族的神話與傳說，以及陳映真、施善繼等人的評論與創作等。
這是台灣首度以「少數民族文學」之名，呼喚後來被稱之為「原住民文學」的雜誌專題（請參看莫那能的詩）。漢人名字為「曾舜旺」的詩人，以排灣族本名「莫那能」在前一期《獄中詩》專號的「山地人詩抄」裡，已經發表過兩首詩，在這一期裡，更發表他的第一首長詩「來，乾一杯」。這在台灣社會是首次出現，後來，原住民詩人、小說家陸續以原住民的原音，拼為漢字，來為自命名，殆起始於此。
或許是歷史時機的成熟，這一年秋天，《春風》叢刊２出版後不久，「原住民權利促進會」開始醞釀了。這一年是多事之秋，煤礦災變一個接一個，而死亡於礦坑的，大多是原住民。他們填補漢族底層勞動力的空缺，卻死亡在最深的地底。有一些朋友自動去作記錄片，民歌手楊祖珺、胡德夫到處奔走，為他們辦演唱募款。但問題不是援助受難家屬就夠了，我們需要一個長期關懷「山地人」的組織，成立某一種團體的可能性被提出來。
當時以台大高山青社團、民歌手胡德夫為主，打算成立一個「山地人」的人權運動組織，以協助和保障「山地人」在平地社會的生存權利，尤其是礦工、工傷、職業傷害、被販賣的雛妓、童工等問題，特別嚴重，更需要一個固定組織來服務。胡德夫的朋友提供愛國西路天橋下，在菜市場二樓的一處住宅，以作為編輯部和聚會所，幾個好朋友如王智璋、王志明、張富忠夫婦等，也都是這裡的常客。
最初只是討論出雜誌，後來就漸漸認知到問題的層面太廣，不是一個雜誌可以解決的，它需要一個長期的服務機構，才能協助山地人解決無論是平地或山地所發生的工作與生活的問題，於是開始醞釀要成立一個人權團體。然而，如何命名呢？
排除掉高山族、山胞、山地人等帶有歧視性或日本人、漢族觀點的名詞之後，即使是較中性的「山地人」都不準確，因為台灣並無天生於山地的人，這是後來民族生存鬥爭的結果，不是一個民族學的說法。我們請王志明由人類學的角度著手，最後提出兩種選擇：「原住民」或者「先住民」。這是由於不管那一族，皆由南島語系而來，可能是先移住台灣，再由此向南、北方諸島遷徙。總之，最後是在「原住民」與「先住民」之間，二選一。
我們幾個漢族的人，原則上不發表意見，認為基於民族自主，這得由他們自己命名。最後，胡德夫認為，「先住民」只是比漢族「先到」台灣的住民而已，不夠強烈，不如「原住民」有力，形成「原住」與「漢族移民」的對比。
胡德夫的說法，代表了原住民的觀點，我們幾個漢人都沒意見，但名稱一直未定案。直到有一次和胡德夫喝酒，談到這個人權組織要有通訊刊物，得有個名稱，叫什麼「□□□會訊」之類的。當時負責編輯刊物的我，才忽然想到，如果叫「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聽起來有源泉、起源的味道，似乎比「先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先權會」好聽。我們的會訊，就叫「原權會會訊」似乎比較有力。在酒意的歡快中，大家也都同意了，於是，這名字就這麼給定了下來。
我們所未曾料到的是，「原住民」這名詞後來竟成為專有名詞，修改憲法、原住民基本法等都依此改變了。我們於是開始編輯「原權會會訊」第一期。
在我的心目中，一九八四年是「原住民運動元年」。這一年底，「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在馬偕醫院的大禮堂宣告成立，募款、唱歌、演講、聯絡各族人來參加、把服務推到山上去……，工作方向出來了，「原住民」這個名詞，在這一年首度成為正式的名詞，以取代原有的高山族、山胞等。《春風》叢刊以書和莫那能的詩，成為精神和物質的贊助者。
這就是寫作當時的時代氣氛。《南方》一詩，發表於《春風》叢刊２《美麗的稻穗》，它希望表現出一種屬於南方的美學。但這美學又不同於日據時期西川滿那種以南方異國情調來看台灣，以仿冒歐洲印象派風格，而歌頌「南方，光之源」的帝國心態。我希望呈現出台灣的美感，農村的某一種生命色澤，以及深層的悲哀與憤怒。
這首詩由二重奏的結構所構成，一邊是小提琴般的悠揚，對農村生活的歌頌，像燕子在空中飛行的感覺；相對的，則是憤怒的敲擊鋼琴式的反抗之聲，用黑色的地底與黑色的幽靈和燕子、天空形成強烈的對比。然而，這都是真實的存在，唯有二者的並存，才是台灣內在的真實。
距離這首詩的寫作二十幾年後，如今回顧，才發覺一個有趣的事：當初《南方》的後半段本是作為批判與控訴，為台灣悲劇的命運而吶喊。所以有
「是的，光之源也是黑色的
在南方，我們只有黑色
黑色的土地
黑色的命運
黑色的孤獨
黑色的幽靈
黑色的光！」
作為詩的最後，它的本意是要激起一種批判，一種反抗。應該說，當時的自己偏執的以為，詩是一種武器，批判的武器，如果有一天，革命來臨，即使詩要被遺忘，也沒有關係，只要能呼喚一個時代的來臨。
當時天真而浪漫的革命幻想，當然已經失去它的批判色澤，反而是對台灣命運的黑色本質的描述，給保留了下來。並且，有一種「預知死亡記事」的悲劇感。
４．關於《螢火蟲》
《螢火蟲》原本只是應詩人施善繼之邀，為一九九九年要舉辦的「紀念四六事件五十週年」而寫。他要我自己上台朗誦。為了這個艱難的任務，我開始用力朗讀寫下的詩句，果然發現了許多原本以為很容易，但一旦上口就會出問題的字句。這就讓寫詩進入另一個階段。但是一個好的發展階段。
為了朗誦，我作了兩種嘗試。其一是改變那些讀起來不順暢的字眼，在一些不明顯的地方，使用一點韻腳，儘量讓節奏顯得明快。而容易誤解的、讀起來詰屈拗牙的、易因聲音而有害意義的同音字等，都得逐步修改。聲音的講究，會使得每一個字，本來只是一個字，但因為聲音而變得無比之「大」。大到讓你無法忽視，非修改不可。
其二，嘗試把感官與內心的抽象意志結合，化感性為一種行動的動力。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為寫革命的人太多，被使用的字眼，如「反抗」、「台灣」、「土地」、「母親」等等，都被過度使用，每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去掌握，而失去它的應有的生命力與準確度。要突破這種現象，寫作上就需要有新的手法。那就是用新的形象去寫革命、反叛、青春與死亡。而讓土地化為人的感官，即是一種可能。在詩中，大地變成一個孩子的軀體，革命者沿著孩子的軀體，流浪行走。
「我沿著孩子的小腹上升
穿過那些山脈似的肋骨
被陽光烤曬成牛皮般堅韌的肩膀
在那未曾止息的胸口
希望與飢餓交纏的心窩
停留著死亡的陰影
一顆純潔如黃金的心
卻有一聲未曾吐出的嘆息」
詩中的感官描述，試圖指向人性的覺醒，而朗誦詩的要求，則讓人在寫作當下，有一種面對大舞台大聲讀出來的痛快。總之，寫完之後，經過自己朗誦的考驗，是極為有趣的經驗。這個過程雖然艱難。卻讓我磨出興緻來。
整體來看，這一首詩的節奏較為鮮明、溫柔、強烈。學生運動的純粹性與理想性，也因為它有一種青春的感官和鮮活的節奏，而更為明亮。
然而，也因為感情太深，寫得太投入，最後竟收不回感情，連死亡都捨不得說出口，而化為一種浪漫的呼喚，呼喚那個理想主義的年代：
一如宇宙秘密的星圖
我們離去，或者未曾離去
我們追尋，或者被歷史追尋
在永不停息的波浪裡
生命，只留下一個最後的原型
青春，只留下燃燒的眼睛
我們站在最後
或者歷史的開頭
５．關於《向日葵》
我在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封面上，看到一幅以墨綠為底色調的油畫「年輕的補鞋匠」，封面畫家署名「吳耀忠」。在七○年代中期，這是一本被查禁的書。那時我讀高中，只知道陳映真曾作為思想犯入獄，卻不知道為什麼。畫在禁書封面上的那油畫，也因此具有一種社會底層的慘綠、壓抑和灰黯。然而，那年輕鞋匠的神情中，仍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專注認真以及尊嚴，畫家對人物的愛，直穿筆端，讓你總要想到補鞋匠的生活和未來，而多了一點深情的注視。
吳耀忠，我記住這名字，並且將他和陳映真被查禁的書連在一起。那一年約莫十七歲。
後來在蔣勳主編的《雄獅美術》上，看到了許南村的吳耀忠專訪。許南村本名陳永善，以陳映真為筆名寫小說，以許南村為筆名寫評論，這似乎是當時的文藝青年都知道的事。然而吳耀忠的專訪，卻讓我們看見兩個一起成長的少年，經歷著一樣的年少時期的苦悶、藝術之愛、革命之夢、牢獄之災，卻依舊互相扶持，維持著最初的理念，這樣一種動人的友誼。
原文我已忘了，只記得陳映真以小說家的細緻文風，用「寂寞的以及溫煦的」這樣的字眼，來描述吳耀忠。那是非常好的人物素描，吳耀忠剛剛出獄的羞澀、滄桑、倔強的面容，以及內在的堅毅和作為藝術家的激烈，躍然紙上。
由於寫詩，由於前面談的《刺客吟》得到時報文學獎，大四那一年，終於在一場座談會中認識了詩人施善繼，當場一見如故。那一夜，在輔大前面的夜市裡，大喝啤酒，長談不止。酒喝多了，尿急了，就相偕跑到旁邊的水田中間，站在田埂上去解決。時為春日，滿天星斗，浮映在秧苗猶青的水田中，恍惚間，竟有一種水滸兄弟要結盟起義的味道。他當即答應，要帶我去見一見陳映真、吳耀忠。
我騎著一輛一百cc的摩托車帶著施善繼，穿過台北縣崎嶇的道路，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到達吳耀忠位於三峽古街的老家。畫家已經離開台北市繁華的藝廊經理工作，回到三峽的老家，開始了油畫的創作，他想要把被逮捕後遺失的歲月，彌補回來。
三峽的老房子門面窄而內部狹長，老街的古老門面上，有日據時期遺留的建築風格，而那時期的日本是歐洲文化的綜合體，因而就有各國的、各時代的風情。下午的時光，陰陰沉沉的光線，挑高而深長的建築，施善繼去敲門呼喚的時候，我還兀自在觀望著旁邊的一家棺材店，而稍稍對畫家如何日日面對這個死亡的象徵感到好奇，吳耀忠就出現了。
蒼白的臉，略顯灰白的頭髮，帶著幾分靦腆，彎著背，細瞇著眼，打幽暗的屋子裡走出來，說：「哦，進來吧，進來吧，外頭會不會冷？」
那是一幢幽深的房子，前後進中間還隔著天井，灰濛濛的天光就從這裡流下來。畫家把自己的畫室放在後面，一間暗暗的房間裡，畫架上蓋著一層布，用來保護油畫。他說：等下一次來，大家熟了，再來看畫吧，這一次先聊聊天。
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自出獄後，首次和第一次見面的年輕人談起牢獄之災。在那個戒嚴的年代，政治犯對自己的過去，是非常隱晦的，能不說，儘量不說。或許是施善繼的關係，他可以放開心胸，談他在牢獄中的種種，包括了如何聽見黎明時死刑的腳鐐拖過石板地，被強迫畫「偉大領袖」的國慶畫像，在獄中如何不能成眠，後來變成有酗酒的傾向。我分明見到一個藝術家，充滿人道的襟懷，神經細緻敏銳到無法承受政治的風暴，卻為了理想而捲入政治風暴之中。他怎麼可能承受牢獄的刑求、死亡的折磨？
我還記得坐在那古老的木頭大圓桌前，吃著他細心燉煮的紅燒肉，而有一種「美食」的感覺；卻已忘記喝了多少酒，只知道後來送施善繼回家時，夜已經非常深了。為此我曾寫了一首詩《藝術是愛──致畫家吳耀忠》。
讀研究所時，因為主編一份黨外刊物《大地生活》雜誌，我邀請他為雜誌畫封面。當時這雜誌是非常窮困的，我們也付不出什麼稿費。但他卻樂此不疲的為雜誌畫上一個又一個勞動者的形象。
有時我們不好意思，想請他吃飯。他反而是拿他為遠景出版社畫諾貝爾文學獎系列書封面的稿費，來請我們。後來似乎成了一種習慣，彷彿只要是他領了稿費吧，就會招我們這些年輕的食客。他是一個美食家，對食物應如何料理，自有一套說法做法。連陳映真都說，他做的紅燒肉是一流的。於是我們就把他在三峽的地方，當成了有空時一定要去走一走的地方。他也似乎樂得和青年人在一起，跟我們喝酒、唱歌，滿大街上亂逛。
有一次，大家相約去淡水紅毛城對面，靠港邊大榕樹下的餐廳吃海鮮。那時的淡水還非常沈靜，街道沒什麼人，紅毛城未開放，我們只能在它的對面靠港邊的小海鮮餐廳喝啤酒，一邊罵帝國主義讓我們進不了紅毛城。吳耀忠跟我們喝到半夜，還坐著我們的摩托車，回到淡水鎮上。那時半夜無人，不知是誰發起酒瘋來，硬說要在街道上唱《國際歌》，當場只有吳耀忠能唱，他起初害羞，硬是說不能唱。但不能唱就是可以唱，只是氣氛還不夠。於是大家起哄，硬是拍手、起音、推他、弄他，非要他唱不可，最後他才靦腆的開了金口，大家跟著唱和，不料就這樣唱開了。
就那樣，在淡水街道上，夜半無人時分，整個小鎮都睡熟了，只有我們滿街走來走去，有如遊行般的唱著那時是大禁忌的《國際歌》。吳耀忠穿著風衣，身形瀟灑，像一個大師，像帶隊的大哥，揮舞著高昂的手勢，高唱著：「起來吧，飢寒交迫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那許奈兒，就一定要實現……。」
那大約是他非常快樂的一段時光吧。後來，雜誌被查禁，經營不善而停刊。少了這一群年輕人去同他胡攪蠻纏，吳耀忠愈發寂寞了。他先是在三峽創作，後來因乏人照顧而轉到台北弟弟的家，但他嫌創作的時候有人打擾，又搬到環河南路的一間四樓公寓裡獨居。總之，他彷彿愈來愈和自己過不去似的，拒絕為遠景畫封面，因而沒了收入，生活陷入困境。而油畫的創作也並不順利，他更加孤憤的生活在自己構築的角落裡。酗酒，就成了他浮沈的苦海。有時，他振作著畫畫，有時卻總是在酒後，孤寂至極的找朋友聊天。
事實上，吳耀忠苦苦地和酒精作戰，不斷想奮起，試著畫新的題材，卻往往在酒精的海洋中，孤獨飄浮。
我還記得他畫最後一幅油畫的情景。他在上午打電話給我，約好下午下班後去找他，當他素描的模特兒。我有些驚訝，自己不是什麼模特兒的料，覺得他只是拿我尋開心，要找老朋友撒嬌喝酒吧！總之，朋友要一起喝酒，不必有什麼理由也可以。
原來陳映真的小說集「山路」要結集出書了，封面要交給他畫。這是一本描寫政治案件的小說集，作為一個政治犯，作為陳映真的同案難友，吳耀忠想全力表現，因而打算畫一幅油畫，以作為老朋友新書的獻禮。他的構圖是：當年的革命者是提著人頭在搞革命的（他和陳映真最初被起訴的就是「叛亂罪」，二條一，唯一死刑），他想畫一幅青年革命者，手中提著人頭包袱，在風雨和血污中，勇敢前行。
他熱心的拿出自己唐裝，要我穿上（我總是穿著牛仔褲、長袖襯衫，把袖子捲起來，比較像嬉皮，並不適合革命者的形象），整個身體得放鬆，挺起胸膛，勇敢向前跨出，有如不再回頭的革命烈士。他說：「這是一個向革命者致敬的形象，所以你必須站在凳子上，我從下面仰角拍攝，這樣才能顯出你的崇高。」
我不知道他是玩真的假的，總之，他認真卻又嬉笑著說：「你可以，看起來很像革命青年呢！」他一邊拍，一邊要我作幾種動作，走路、跨出、立正，側著臉、正面、低頭、仰首……。怒目回首、安靜沈思、低頭怒目前視……。
我看他拍得高興，就隨他擺佈。唯一不好處理的是一張椅子不大，我一會兒跨出，其實是金雞獨立，一會兒側身，幾乎要跌倒了。一卷底片拍完，已經黃昏，他才停手，從冰箱中拿出早已料理好的臘肉和大蒜，炒起一盤小菜，拿出威士忌，就高興的喝起來了。
「那些歲月啊，比你現在還年輕，一心只想革命……。」
他再度回顧起來。那時他還是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助教，每個月領了薪水，就到牯嶺街舊書店裡逡巡，找些三、四十年代的留下來的小說、畫冊，或者史諾、大眾哲學等的社會主義理論書籍，暗暗的懷著革命的夢想。那時的他，留著小鬍子，像極了舊俄時代，那些一心要「回到民間」、準備到農村去的無政府主義者，蒼白英俊的臉上寫滿對世界的憤怒。有一張非常典型的照片，是他們在辦《筆匯》雜誌的時候，黃春明幫他拍的，攝於老明星咖啡館的二樓。他看著年輕時的相片，自顧自的笑起來，說：「你看，像不像魯迅？」
魯迅的小說在那時代還是禁書，我們只能透過朋友從香港冒著被海關查扣的風險，偷偷帶進來。魯迅的小說《吶喊》、《徬徨》封面上，有一幅小小的魯迅版畫。留著鬍子的吳耀忠，模樣確實有點像。
接下來的時間裡，他幾乎是不眠不休的工作好長一段時間。這是他多年來未曾畫油畫之後，首度提筆，意義自是非比尋常。有時我會想，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以前他常常畫淡彩，有如打草稿一般的畫著一些素描，如勞動者、夜間的建築工、挑磚的婦人像等。我們都希望他可以完成為油畫。但他總是以沒有精神、沒有時間、味道不對等，一再拖延。現在終於因為陳映真要他畫小說的封面，而開始了。我和善繼都很高興。
有時他白天工作，黃昏勞累之後，會打電話給我，要我去陪他喝兩杯。我天性頑皮，總是死皮賴臉，想偷窺他油畫的進度，但他用一塊布掩著，這一幅「提著頭的革命青年畫像」，抵死也不讓我看。即使我用自己是模特兒，有權利先偷偷看一眼，他也不答應。
約莫一段時間後，他終於完成了。我當然不是第一個看見的人。然而他的油畫被拒絕了。真正原因我並不清楚，但有一說是他飲酒過量，最後甚至連這一幅畫的人體比例都不對。
畫上的人是沒有面孔的，頭部延伸到畫外，呈模糊的血色，但他的身體卻是非常寫實的呈現出一個人正在大步行走，勇敢要前行的模樣。他的手上提著一個布包袱，有如要去遠行了。那是吳耀忠心中的革命者的形象：提著頭向前行的青年。畫風有幾分列賓的味道，但因模糊的血色而有幾分恐怖。
這是他多年來，首度重拾油畫，重要性可以想見。然而被拒絕了。這不僅帶來深深的痛苦，甚至讓他失去再畫下去的信心。
他有如崩潰般的在酒後痛哭，反覆自問：為什麼？這畫有什麼不對？為什麼……。
他的酗酒更嚴重了。許多朋友接到他酒後的電話邀約。但見面往往以飲酒玩笑始，而以他的哭泣胡鬧告終。許多人知道，這是他和陳映真無解的心結。但那心結連結到他們的少年時代、革命歲月、獄中受難、同受記憶之苦等等，我們無法進入，更無法了解。
不久，突然傳出他罹患肝炎。我去看他，只見他在屋子裡灑滿消毒水，嘴巴上戴著口罩，刻意和我保持距離，直說：「這是Ｂ型肝炎，小心，你不要過來，不要傳染給你……。」而後他從屋子裡拿出幾千元，要我轉給楊祖珺，作為贊助她參選立委的經費。
「她希望我幫她畫競選海報上的畫，看能不能畫得美一點吧！」他笑起來：「但我沒有辦法，現在得到肝病啊！只能贊助她一點經費，算是表達一種心意。」
我非常驚訝。因為不再畫封面以後，他幾乎沒有收入，靠的是家人的接濟。怎麼會有錢呢？我希望他不用費心，因為當時我正在幫楊祖珺作文宣，按情勢看，經費還不成問題。
然而他卻非常堅持，非要我幫他捐錢不可。「這是一種心意。你只要幫我送去就好了，不要管這麼多！」並且以不要被感染肝炎為由，很快將我推出門外。
那一年除夕，我打一通電話向他拜年，夜深時分卻只聽見他已然醉酒，在另一頭低聲呢喃哭泣，而後交待般的說：「以後的時代，就看你們了……。」
他的肝病愈嚴重了，最後終於必須住院治療。時近中秋，我去看他時，見他腹部水腫，心灰意冷，似乎對人生並無多少留戀，笑著說自己是被酒給喝了。但我總不甘心，還想找一找辦法。為了讓他還有一種想活下去的慾望，我們天真的想到女人和愛情，以為這樣可以讓他還想再起來愛一回。我於是拜託《春風詩刊》的兄弟李疾找一個美女，來引誘他。
那一天，李疾找了陳雪峰，一個花蓮來的美麗女子，特地盛妝打扮，到病房去探望，用撒嬌的口吻和他說話，希望他好起來，我們用曖昧的口氣說，如果好起來，保證眼前的美人兒可以當他的模特兒，再一起工作。
他也非常開心的笑了，還說：你們這兩個「不俗囝仔」，就會找美麗的女子，不要欺負人家……。
然而，我們終於沒能擋住死亡。
過幾天是中秋節，恰好颱風來襲，風雨交加中，我怕他過節寂寞，黃昏的時候，去台大醫院看他，想帶他去桃源街吃牛肉麵。穿過黑暗暗的日據時代的走廊，卻只見一個空盪盪病床和凌亂的被單。人消失了。
我問了醫院的人，但醫院的人說不知道，下午還有見到，後來竟消失了。
如同狼在死亡前，會找一個洞穴隱藏起來一樣。吳耀忠從我們眼前徹底消失，而且有意不讓我們找著了。
再次見到他已是幾個月之後在加護病床上。腹部因為肝病而水腫，整個人因肝衰竭而陷入完全昏迷狀態，然而他憂傷的臉上，終於不再眉頭深鎖了。
「要遠行了。」我對自己說，忽然就想到陳映真所寫的吳耀忠專訪，談起他們第一次坐牢，卻並不用坐牢的字眼，而是含蓄的說：「第一次遠行的時候……」
然而這一次真的要遠行了。
在板橋的殯儀館。我們帶著向日葵去送他。
我請李疾去買來一大束的向日葵，在告別式的最後，分發給每一個人，讓他們放在他的遺體旁邊，讓這些花，陪著他遠行。
不知道是不是首次如此貼近死亡，我有一種悲傷至極的荒涼。藝術家最後竟是以戴著小帽和死亡衣服，和我們告別。我在心中和自己生氣的說：「革命者的喪禮，竟然是這樣！」
我和陳映真走在送行的街道邊，板橋的窄小道路，殯儀館旁那些凌亂的葬儀社，在空中飄呀搖呀的送葬音樂，伊伊唔唔的小喇叭，以及故意拉得長長的驪歌……。我想起了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
「啊！怎麼這樣？每一次，看見他，就好像看見另一個自己……。」陳映真眼眶紅紅的，只是兀自這樣呢喃。
他過世後，我有一個多月不敢喝酒，怕自己變得脆弱，會在酒後哭起來。我曾多次想寫一首長詩，或者散文記念他，卻終究無法寫成。
一九八八年深秋，第一次赴大陸旅行，第一個想到的居然是他。我站在北京友誼賓館的俄式古老房間裡，望著窗外北方的枯樹和庭園，想起他常常唸著的魯迅小說「傷逝」開頭的句子：「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傷，為子君也為自己……。」那聲音宛如昨日，熟悉到我都能背出來。
我在心裡跟他說：「吳大哥，如果你好好活著，你就可以來到魯迅的故鄉了。那寫著『傷逝』的北京四合院裡……。」
一九八九年歷經六四事件之後，我終於安靜下來，在那個冬天完成了《向日葵》，為的就是把記憶寫下來，以後才可以安心的遺忘。
但我還是時時想起他。二○○三年春天，首度踏上莫斯科冰雪大地時，還是會想到他最喜歡的畫家列賓、音樂家蕭斯塔高維奇、作家高爾基……。我站在列賓的畫作前，忍不住告訴他：
「現在我站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生活過的地方，如果你好好活著，我們就可以一起遠行，在這裡看列賓的畫，一起喝伏特加……。」
６．關於《一個人的履歷》
二○○二年，二、三月間，農曆春節過完後，我開始了騎自行車去上班的日子。時值春日，雨水稀少，晴朗的上午穿過仁愛路，看街道邊的木棉花盛開，橙紅色的花瓣，女子的春裝，流動於光影中的小腿，額頭上的陽光，都增添了幾分妖嬈。
這時我才覺得台北竟有它的美麗。
因為自行車的節奏如此悠長，你只能一步一步的踏，從一個街角，到另一個路口，自然就會有一種從容的節奏。我開始回想起國中時代騎自行車的感覺，那種人生剛剛開始，時間無比綿長的感覺，就慢慢回來了。
因為這樣，我想寫一首詩，但不是為了表達一種感情，或只是單一的記憶，或象徵，而是表達一種人生綿長的感覺。純粹是如此，而開始寫了《一個人的履歷》。
詩於是寫了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學歷、經歷等，試著安靜的把人的各種符號都剝一剝，看看到底剩下什麼。這些我們最常見的寫於履歷上的字眼，到底背後代表什麼意義。
這是一首安靜而想讓人「深深的」看見自己的詩。許多時候，那些句子出現在自行車的節奏裡，反覆吟唱幾天後，才寫下來。但總是想讓它回到最平凡的安靜的節奏才罷休。
７．三首反戰的歌
最後的三首詩，為「一線之隔」、「祝福」和「我不知道如何祈禱」。我沒想到這本詩集會以這三首作為結束。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時，我曾幫一個朋友作台北市立圖書館的好書評審，其中有一本「作我的朋友好嗎」，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女孩子之間的通信，作為故事的藍本。作者是一個記者，當中間連絡人，穿梭送信，並試圖讓她們互相談一談彼此的生活，對巴勒斯坦人「反抗起義」的觀感，對生活與未來的希望等。然而，一談到彼此的生活與家人，所有的對立就隱隱潛伏在其中了。因為巴勒斯坦的孩子有家人在「起義」中被殺了，而他們叫「起義」，但在以色列來說，卻是恐怖攻擊、炸彈攻擊。
以色列的孩子是幸福的，她有更多可能與夢想。但巴勒斯坦的孩子卻只有忍耐、忍辱，以及等待長大後為家人報仇。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民族悲劇，怎麼可能沒有恐怖攻擊？
我於是想到起義、反抗、革命與恐怖份子之間，其實只是一線之隔。荊軻的刺客、秋瑾的刺殺、孫中山的起義、俄羅斯革命者的暗殺，被稱為革命志士；而今天西方所稱的恐怖攻擊、自殺攻擊，換成阿拉伯世界的觀點，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刺客、起義。
我有深深的悲傷，為巴勒斯坦的孩子。因為，這個世界給他們的選擇是如此之少，他們只能在悲劇與忍辱偷生之間，作一個抉擇。而所謂的「恐怖份子」與九一一，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荊軻而已。
另外兩首則是為街頭反戰的朗誦而寫的。二○○三年三月，美國開始了對伊拉克的攻擊。這是一場可恥的戰爭。號稱要尋找並不存在的「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美國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擊了伊拉克的無數平民、兒童、母親和老人。孩子被炸斷了雙腿、雙手，在無人救活的狀態中死亡。
連我的母親在台中鄉下看了，都說：「做罪啊，布希怎麼會這樣殺人！」她去烏日的媽祖廟拜拜的時候，還祈禱媽祖「讓布希發一發慈悲心，不要再殺人，太可憐了。」
然而美英聯軍未曾聽見媽祖的呼喚。
等到美英聯軍全面攻佔巴格達，他們對醫院、政府大樓、博物館完全都不管，放任無政府狀態的打劫發生。醫院的醫療物品被搶走，政府大樓連桌子椅子都被搬空，而兩河流域最古老的文明，所有留存在博物館裡的古蹟文物，也被搶走了十七萬件以上。伊拉克是人類文明起源的地方，博物館所保留的古蹟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美英兩國都簽署了聯合國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有義務要保護這個古文明的遺產，卻放任著無政府狀態的搶劫。伊拉克國家博物館的人去找聯軍的士兵，請求保護，但士兵給他們的答覆是：「我們是來殺人的，不是來保護古蹟的。」
美英聯軍唯一派軍隊保護的建築物，竟是內政部和「石油能源大樓」。這一場戰爭的目的，還不夠清楚嗎？
這是文明的恥辱！
台灣反戰的人居多，但大多數是現實主義者。人們總是無力的說：「反戰？有什麼用？美國也不會改變。台灣這麼小，再喊都沒用。」
然而這不是現實的問題，而是一種道德原則的課題。我們不能沉默，否則他們會以為你是默認，默認這一場文明的罪行。
三月二十二日，我參加了一場反戰遊行，當時還有不少人參與。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美國取得絕對的勝利，反戰的人失望了。他們知道，文化的反抗，永遠抵不過強權的武力。這是一個必然的結論。但文化人不能不反抗，因為，這不是一場反戰會不會成功的問題，而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你要不要默認這一場戰爭的掙扎。後來，幾個文化界的朋友決定一起辦一場晚會，表達我們反戰的心聲，雖然我們也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但我們就是不願意就這樣默認了。我們想留下一個見證。
這便是「為伊拉克兒童祈禱──412反戰之夜」的由來。我為這一場活動寫了聲明「我們不能默認」，由大家傳出去給文化界的人聯署。包括林懷民、蔣勳、侯孝賢、朱天心、朱天文、唐諾、南方朔等數百個知名的文化界、社運界的人都聯署了。晚會準備以文藝晚會的形式進行，由詩人寫詩，請人或自己去朗誦。另外還請了歌手如交工樂團、胡德夫、陳昇等。由於需要有人提供詩作為朗誦之用，於是我寫了「祝福」。但為了讓晚會在結束的時候，有一個莊嚴的祈禱儀式，他們希望我寫一則簡短的祈禱文，讓在場的所有人一起朗誦，以表達為伊拉克兒童祈福的意思。
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起初我以為很簡單，大約就是像聶魯達寫過的詩，我以為調子應是：「和平應該屬於初生嬰兒的眼睛，和平應該屬於麵包，和平屬於早晨的稻子，和平屬於情人的嘴唇……」。我讀了一下，大家也同意了。
然而，真正要寫的時候，我卻寫不下去了。因為，這種說法有什麼用？和平屬於誰？和平應該如此如此，但伊拉克的兒童一無所有。他們只是活在敵人的佔領下，被奴隸的殖民地人民而已。連醫療用品都沒有，每日生活在炸彈、飛彈、坦克之下，死亡隨時降臨，我如何為他們祈禱？和平？健康？平安？沒有一個是可能的夢想。連這些最基本的生存願望都不可能，我能怎麼祈禱？
到最後，我都想放棄了。但導演汪其楣卻是一個永遠不放棄的人。她堅定的說：「不行，一定要有。」
最後，我在晚會舉辦的那一天凌晨兩、三點才寫完。那祈禱文是「我不知道如何祈禱」。
「反戰文藝晚會」到最後，汪其楣負責唸祈禱文。她邀請文化界的朋友一起上台，共同祈禱。然而祈禱文是悲傷而哀沉的，最後的句子是：「我不知道如何為你祈禱，親愛的孩子！我已經不知道，可以向誰祈禱」。這也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８．拿筆的人啊……
詩是一種沉靜的寫作。
你將要在聲音的輕與重，一個字的纏綿或者俐落，一個比喻的準確或者曖昧，節奏的輕快與緩慢，速度的上升或者低沈……，種種矛盾之間，來回跌宕。
詩想掌握的，是人的感情的調子，是讓人想悲傷、歌唱、觀想、沉靜、吶喊，或者孤獨如石的調子。
也正因為它不是講故事，而是一種調子，因此對文字的講究，遠遠超過其它文體。即使是同音、同義，也有不同。舉例來說，「沈」這個字，與「沉」是一樣的意思。字典上，也毫無不同。但每每寫到這個字，如果是人的姓名，我會寫沈。但如果是「沉默」、「沉埋」、「暮靄沉沉楚天闊」，我會選擇用「沉」，因為它是往下「沉」，所以中間不宜突出。
這種小小的追求完美的毛病，會讓詩變成一種過度講究的藝術。然而一如古老的工藝總有它必要的技術，這或許就是追求「詩藝」的必然吧。
但我仍然感謝上蒼。尤其在四十歲之後才慢慢了解，人啊，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讓別人理解，可以和別人分享悲傷或者歡樂的感受，是上蒼多麼仁慈的恩賜。
回首看看這一本詩集中的作品，時間跨越二十四年，但它所關懷的主題卻愈發鮮明。荊軻、日據時期的台灣、四六事件被逮捕的學生、政治犯與藝術家的吳耀忠、一個平凡人的履歷、九一一事件以及為伊拉克兒童的祈禱。
一九八六年，我初次赴鹿港採訪反杜邦事件時，於海邊的一座小廟裡，訪問一個老漁民。因為海風長期吹蝕，他面容滿佈深度的溝紋，眼睛細瞇著，非常不信任我們這種突然到來的陌生人。然而談著談著，他漸漸明白我們不是政府派來的密探，而是真正想了解當地漁民的想法，才終於放開來，談起童年的鹿港海邊，農村的生活，對外來工廠的恐懼……。
黃昏時採訪結束，我們將離去，他望著我們走向車子，忽然抬頭低聲說：「你們這些少年仔，要好好為我們說一說。我們是拿鋤頭的人，有話也說不出來，別人也聽不到我們的心聲。你們拿筆的人，要幫我們說話啊……。」
我曾覺得，拿筆的人，是一種負擔，比鋤頭還沉重的負擔。
現在才明白，能夠寫作，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是一種輕快的釋放，是飛翔的聲音，是上蒼給予的恩賜。
《刺客吟》
１．雪筑
這時候的我
最最懷念的只剩下
那燕市裡剛熟的狗肉
和一壺在雪夜裡漸漸
溫熱起來的酒了
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鉛塊靜躺在
古筑的懷中彷彿無夢
我可以感覺沈重的鉛
正靜靜在我心中沈落
咸陽的市聲與塵埃也
一齊沈沒。飄在我跪坐的
襟上。更夫在窗外敲打
朔風的悲嗚如此淒厲
還有雪花絮絮落地的聲音
這一切親切而又陌生
只能感覺不可望及的
這一切如同驚夢而
都已準備待發的
我的復仇在明晨展開
只等那宴飲排開我進入
樂師席中，目盲的我
將要仔細分辨那聲音
仇人的聲音我已隱忍長久
只等那廝高聲傲笑
我的筑我沈重的鉛
就要越過一切驚呼與喧嘩
繁華與寂寞，死別與衣冠
直直飛向那廝而且沉落
讓他頭頂爆開一朵血紅憤怒的花
像曾經在我弟兄的胸口開放的
那樣鮮麗明快。這一切
將是我一生，啊綿綿長長的
這一生的最後一次行動了
這一切，或將成功或將失敗
也是當初古筑重出時
所能逆料的計劃
然而報仇死亡才是
我最後的意義罷
七載的恨事，七年的燈燭
可以映鑑，明晨我將獨自
展開料峭的行動
哦！荊卿弟兄，當你提劍
遠去，不同顧的身影如今
已是巍峨神明遙立天邊
又恍如在我眼前。像霧散
陽光流滿易水，潔淨的
衣冠如此明亮，還有
一朵朵風中搖曳的白菊
冥冥中願你神明助我
讓出匣的筑像凌厲威猛的劍
在你引導的手中
直射嬴政的頭顱
擊碎他梟狂的笑聲
冥冥中，願你神明默佑讓我
為你報仇，為當初酒後結誓
曾經擁抱痛哭的你
報仇。荊卿荊卿
這是我最後的禱祝
當市聲與塵埃一齊沈落
當重鉛如此安靜，埋在
我袖寒襟濕的心上
這世界荒涼又遙遠這世界
不再屬於寂寞熱情的我們了
所以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的
回憶了。我恍如又坐在爐前
燒火煮肉，雨雪霏霏
一壺酒漸漸溫熱起來的黃昏
遠處是你漸馳漸近的馬蹄聲
２．靜筑
高漸離：
這樣一條黃昏雪拍打的好漢
打從白茫茫的天地邊緣
走進來。倚在
窗櫺看雪喝酒怔怔地
肩臂長挑如深冬的松柏
摘下笠帽、把劍
平平正正扶在桌前
我這般望著也不禁
有些惘惑，這樣孤單的
漢子──
斯文如水偉岸如浪的
這漢子正大口喝酒
荊軻：
如此沈靜的光束
比雪還晶瑩的眼神
就坐在酒爐邊緣燒狗肉
火舌翻捲一層溫暖的紅色
便在他垂下的襟袖彈跳
映照一條漢子一隻筑
偶然翻手擊弦三兩聲
也是山嶽的沈凝氣度
夜在漸次加深的這時
我能感覺這樣奇奧的停峙
如岡如陵，如明晰的深淵
映照一隻筑一條漢子的夜
高漸離：
帶劍的這中年漢子
已然向我寂寥的筑
投來一陣無言的浪
瘦挑的長劍平扶，似乎
有著隱忍的內歛，也仍
不失其貫日穿虹的磅礡
粗布衣裳也掩不住這樣
一頭豹子身軀向雪伏視
雪在窗外，北風淒緊
夜的鵬羽旋振高飛
我彷彿只看見一人如劍
如一把落魄而善于等待的劍
荊軻：
我彷彿能夠感覺
萬般心事深埋筑裡
寂寔晶瑩剔透如雪花
脆弱而又廣漠，在深冬
深深深深的冬天積鬱
終于凝成巨大的冰山
堅硬強大固執地將春天的種子
藏好，等待春雷騰動
草木醒轉，雁雀北歸
生命高興翻湧如一溪
奔竄伏躍的泉水流滿
姹紫嫣紅的山谷萬民新生
高漸離：
然而這長劍彷彿流浪已久
如斯疲倦，如斯憂患
挑動我早歲浪遊的記憶
我也曾殺人於草木玄黃的枯野
決鬥於城外十里的荒墳，如今
那摧不毀攻不破斬不斷燒不爆的
頑石我淪為狗屠草草營生
夜深顧影也只合當手捏劍訣
憤然擊筑，擊筑憤然於長黯的
雪夜。望這漢子靜靜
喝酒，我不如前去結交那一雙
寂靜焚燒如風燈的眼神
荊軻：
這面目黎黑的漢子果然
一步步走來，布衣中隱藏
魁武的心事的這人莫非是
啊！這人果然是高漸離！
煢煢的靈魂，烈性的 髯
一雙粗礪修長的手指
可以叩動草木玄黃最深的悲哀
果然向我，走來
雨雪繽紛我端坐舉酒
遙隔蒼白的微光他微笑
頷首。沈步抱拳坐下
一齊飲吞茫茫的黃昏
３．古筑
高漸離：
二十一弦雪花飛
我且為君歌古調：
話說此筑初造是在先父中年時
他打北地歸來手抱一塊古神木
迷戀樂器音理他是老匠師
避仇在北地為人製桌造椅
那夜他凝視古木竟至癡神散魄
七七四十九個日夜之後他喚我
跪在筑前領受傳承的衣缽
而我正努力雕塑俠客形姿
正是無意領受音樂深沈的哲理
是以仰射翻弓刀劍繫馬楊柳下
我也曾三日三夜不眠不寐
追仇於塞外，荒涼的邊城
這一切停止於我在妓館飲酒時
發現那女人竟是我仇家的孀妻
三年流浪歸來我目睹父塚草長
群鶯亂飛。那夜我折劍抱筑飄搖
步入了中年。如今唯有廿一弦
為我翻舊聲，歌罷酒餘君且聽
荊軻：
二十餘年心事君擊筑我來歌
歌罷酒餘雪淚滿江湖：
早年我也曾禮樂春秋誦詩三百
琴棋書劍射御玄覽易理六十四
辯術兵法，仗劍行遊滿心
經緯憂患我要重振大雅聲
然而說衛過榆次遊邯鄲只換得
叱罵與白眼，我默默隱忍承受
只因一路北來我目睹兵燹
戰亂漫野燃燒生命與死亡
飄忽如霧如露如一片將融的雪花
白髮與小孩饑餓如竹女人在行乞
田園荒廢百穀不興這時代
詭辯縱橫酷吏橫行這時代
斯文已然滅絕我如何能夠擎擧
一把劍一卷書慨然澄清大江湖
所以我寂寞北來握劍淒然
結交賢豪長者只為平生志
啊背負家國的劍易于蒼老
馱載太多的心事令我沈冷
這人生綿長又疏落我仍在等待
二十餘年萍跡古筑聲中為君歌
４．悲筑
高漸離：
慧彼小星，三五在天
彷彿我疏落放牧的憂鬱
在夜與黎明的邊界閃爍
在天門未啟，混沌幽濛的地帶
我望著你潔白的衣冠清潔
如一朵白菊在曉風中飄逸
臨立在行列的前端向易水
行去。如此悠緩恍惚令我迷惘
以為你，正在沈思。穿過
蘆葦折裂，霧氣飄散的聲音
我竟感覺一陣酸楚的歡喜因我
知道你沈靜一如往昔
荊軻：
這樣一種無名的殺機在霧的飄移
水神的裙裾中，向我包圍逼近
在夜與黎明的邊陲地帶我感覺
一陣興奮與悲哀
寂寞隱忍的這一生曾經
憂患擊劍抱負慨然的這一生
彷彿有些什麼把我推向刺客的命運
田先生的血，樊將軍的頭以及
戰死坑死的兵將三十萬
讓我真正體悟一株蘆葦與秋天
生命與家國歷史的關聯所以
我回頭對憂傷的漸離笑了
高漸離：
因我知道此去強秦恐怕你不再歸來
與我飲酒高歌不再抱我痛哭
然而你的眼神，明亮如前導的風燈
偶然回顧，依依向我微笑一如
往昔那樣的令人放心，那樣沉深
專注。如豹在聽雪，如雪落
在深冬的荒原，彷彿你只是
赴一場遠地的邀約笑著告別
然而我深知此去恐怕不再歸來
因此我為你酌酒滿觴約定
春來時在雪融後的花下
重唱古古老老的聲調
荊軻：
罷了罷了！我們喝酒
這曉風已然吹滿帆的胸口
一切一切我將不再回憶
寂寞的漸離和他的筑
多情的辛嬙以及雪地
溫暖的酒氣。我──
必須像一隻箭射出便不回顧
罷了漸離，你且擊筑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高歌了
赫赫是田先生的血，樊將軍的頭
為人世的情愛義理我要前去
啊──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壯士，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高漸離：
倏地，一顆流星在天際殞沒
當沖冠怒髮西逝，在曉風中
兩盞風燈臨掛帆上像你的眼神
在我們的淚眼中留著
白菊的形像留下兩岸
激盪騰湧的波紋
一顆流星迅即消逝時
我回首發現星星已然寂滅
夜也疲倦了。霧從河上飄來
你是否仍聽見我愴況的筑聲
風燈消滅的時候我看見
天門終于啟開，睹光射落下來－
荊軻：
這一切清晰而明朗，船在睹光中
滑行。兩岸有金黃的葉片飄落
隱隱有筑聲仍然低低傳來
這一切多麼清晰，俐落
陽光躍昇，霧也散去了
這人生多麼簡單明朗像
一個動作，一道手勢，一句話
山與水的形像也單純如初生
草木醒轉，水聲潺湲這世界
秋天的一日十二時辰正開始
這出發也正開始──
５．仇筑
如今我坐在靜靜的回憶中
終於了解你出發前夕的心情了
當我手抱昔日為你擊打
為你痛苦，為你封隱的筑
如今正懷著重鉛躺在
我襟濕袖寒的膝上
你是否能望見我平靜的笑
一如你當日沈思的那樣
在如斯幽濛，夜與黎明的
邊界。在七年後的今夜我
目盲的我竟能清楚地記起
一朵白菊的形像如此潔淨
恍如在我眼前亭立
哦！荊卿弟兄
我們曾經多麼熟悉而陌生
七年的恨事，七載的燈燭
夜夜你來我夢中，與我辯論
關於愛與義理，死亡與和平
我恍惚聽見你沙啞的歌聲唱著
「這人生綿長又久遠，可能
虛空如同葦花，也可能堅毅
如白菊。這人生單簡如一句話
一道手勢，一個動作。只為了
追尋無庸辯解的意義」
終於，古筑出匣於你逝世後的
第七年。不為傭保
還我名姓，還我高漸離
你的朋友高漸離的名姓
進入秦廷，毀了雙目
這些，讓我再度復活
復活是為了報仇。我再度
為你擊筑，等待。直到今日
天明後我將死亡在
你曾經死亡的地方
哦！荊卿弟兄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回憶了
雞啼已經響起，雨雪霏霏
這世界荒涼又遙遠這世界
已不再屬於寂寞熱情的我們了
然而，我恍惚看見春來的大地
草木醒轉，雁雀北歸
生命高興歡湧如一溪
奔竄伏躍的泉水
在一個新綠的山谷我恍惚
聽見你歸來的歌唱，所以
我將攜帶一壺酒、一隻筑
向前奔跑，奔跑前去和你
相會歌唱，一如當初
我們約定的那樣
一九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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