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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渺獨自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周作人）
辛亥革命爆發那年，周作人時年二十七歲。
一
周作人一九○六年從南京水師學堂畢業，進而考取了出國留學，於同年九月到日本東京，在中國留學生會館私人組織的講習班學習日語。初到日本，周作人是和魯迅住在一起的，對此周作人在文章《留學生活的回憶》中寫道：「我初到東京和魯迅在一起，我們在東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學生過不慣日本的生活……我們覺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些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於日本事情便無法深知的。」
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作人除繼續學習日語以外，又先後學習了俄語和希臘語，其中和魯迅丶許壽裳丶陳子英丶汪公權等六人去神田學俄語，因學費負擔大，僅維持了數月。而周作人在日本立教大學美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學習希臘語，所用教材是懷德的《初步希臘文》，周作人學希臘文的目的是：「正如嚴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諸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象司馬遷一樣，我也想把《新約》或至少是四福音書譯成佛經似的古雅的。」周作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如其後所譯《希臘擬曲》，就顯示了其希臘文的翻譯水準。
在日本本鄉西片町十畨地呂字七號，周作人結識了來作女傭的羽太信子，兩人由此相戀，並於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結婚。羽太信子原籍東京，出身貧寒，共有兄妹五人。對於周作人的此門婚事，其毌魯瑞並不看好，因為魯迅與朱安的婚姻並不幸福，魯瑞為此很內疚，就不再干涉周作人的婚事了。羽太信子和周作人結婚後，隨周作人回國生活，後又把其四妹羽太芳子介紹於三弟周建人結識並成婚，此乃後話。
周作人在魯迅一九○九年回國以後，又在日本呆了將近兩年的時光，除繼續學習語言和從事創作翻譯以外，由於結婚以後家庭負擔的加劇，周作人除自已勉力著書譯文以外，大哥魯迅對其接濟十分重要，魯迅就曾對好友許壽裳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孟起將結婚，從此費用増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可見作為大哥的魯迅對於家庭的一份責任。但魯迅還是催促周作人儘快回國，當得知周作人原擬留日本繼續學習法文後，就去信催其回國，「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攵，僕擬即速之返，援法文不能變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語，當自擊，然今茲思想轉變實已如是，頗自閔歎也。」（魯迅致許壽裳信）
對於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周作人是如此評說的：「老實說，我在東京這幾年的留學生活，是過得頗為愉快的，既然沒有遇見公寓老闆或是員警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國際事件，如魯迅碰到的日俄戰爭中殺中國偵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幾年差不多對外交涉都是魯迅替我代辦的，所以更是平穩無事。這是我對於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知堂回想錄》上冊）留學期間的周作人，思想上受大哥魯迅的影響轎大，曾隨魯迅一起去聽章太炎的國學講座，並隨同章太炎學習梵文，因太難而放棄。
歸國後的周作人對於留學生活是如此敘說的：「居東京六年，今夏返城，雖歸故土，彌益寂廖；追憶昔游，時有悵觸，宗邦為疏，而異地為親，豈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記其殘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興已隔。用知懷舊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爾，若示他人，更何能感？故不復作，任其飄泊太虛，時與神會，欣賞其美，或轉褪色，徐以消滅；抑將與身命倶永，溘然相隨，以返虛浩，皆可爾。……」（《知堂回想錄》上冊）可見周作人當時複雜的心情。
二
和魯迅的留學目的有所不同，周作人留學就是為了更好地從事翻譯和創作。而在留學期間，其創作和翻譯兩端，用力甚勤，且有不少著述問世，在一九○七年三月，周作人和魯迅合譯了英國哈葛德丶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說《世界欲》，譯後易名為《紅伶佚史》，由商務印書館作為說部叢書第七十八輯出版，署名周逴。書中有十六節詩歌，由周作人囗譯，魯迅筆述，其餘部份均由周作人翻譯。同年冬天，又和魯迅合譯了俄國阿歷克賽•托爾斯泰的歷史小說《克虐支綏勒勃良尼》（又名《銀公爵》），從英譯本轉譯，由周作人翻譯起草，魯迅修改謄正並作序。因已有別人譯出等原因，輾轉幾次未能出版。同時周作人又單獨翻譯了匈牙利育珂摩耳所著小說《匈奴奇士錄》，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周作人」。一九○七年在東京創刊的《河南》雜誌上發表了周作人的《論文章之悥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第四丶五號）丶《哀弦篇》（第九號）等。《河南》雜誌是由河南留東同人所辦，月刊，共出九期後終刊，是當時重要的傾向革命刊物。為此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也談到：「我們為《河南》寫文章，純粹由我的友人孫竹丹介紹，孫係安徽人，後因搞革命，為清廷所害。大摡因革命關係與河南人程克相識，程在辛亥後為議員，當時在日本留學，為《河南》雜誌的經理人。我們與程克也不相識，不曽見面，始終由孫竹丹收稿付款，亦不知雜誌社設在何處，編輯人為劉申叔，劉名光權，係江蘇人，與河南無關，不過因其學問而聞名，且其時亦搞革命，故請其擔任編輯。據說河南留學生其時不多，且無甚能寫文章的，適有富人的兒子在故鄉因受親戚人敲詐，逃至日本求學，其孀毌亦同來，願意捐款於同鄉會辦公益事業，且求庇護，同鄉會因擬仿照各省的例，辦起雜誌來，此即《河南》刊行的由來。但因人才缺乏，故稿件多由外來，此我們應邀撰稿的來由。至我們撰稿其目的固然其一在於發揮文學上的主張，其一則重在經濟，冀得稿費補助生活。」從周作人的信中不難看出，周氏兄弟為《河南》大量寫稿的原因，以及《河南》創辦前後的一些情況。
而此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翻譯是周作人和魯迅合譯了《域外小說集》，一集和二集分別於一九○九年出版，共選譯五國二十一篇短篇小說，其中周作人承擔了絕大部份的譯作，《域外小說集》由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東京群益書店和上海廣隆綢緞莊發售。魯迅在序言中寫道：「《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棃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於，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從中可看出魯迅兄弟翻譯此書的目的。《域外小說集》出版以後，《日本與日本人》雜誌刊豋了一則消息：「在日本等地，歐洲小說是大量被人購買的。中國人好像並不受此影響，但在青年中還是常常有人在讀著。住在本鄉的周某，年僅二十五丶六歲的中國人兄弟倆，大量地閱讀英丶美兩國語言的歐洲作品。而且他們計畫在東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說集》，約賣三十錢的書，寄回本國出售。現已出版了第一冊，當然，譯文是漢語。一般中國留學生愛讀的是俄國的革命虛無主義的作品，其次是德國丶波蘭那裡的作品，單純的法國作品之類好像不太受歡迎。」
此時的周作人在創作和翻譯兩端顯示了其旺盛的精力，其前期的創作和譯介受到了章冭炎等民主思想影響較深，比較關注被壓迫和弱小民族的文學，但周作人在創作和翻譯過程中，也並非一帆風順的，其所譯波蘭顯支微克的小說《炭畫》的出版，就一波三折的。《炭畫》所敘「記一農婦欲救其夫於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屬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是周作人在東京時所譯，經魯迅修改謄正後，於幾年後投寄《小說月報》丶《中華讀書界》等刊物，均以原稿不符合要求而退稿，其主要原因是周作人的直譯稿，不如林琴南等的意譯稿圓潤。後是魯迅通過關係找到文明書局才得以出版的。
三
在一九一一年夏，經魯迅去日本催促後，周作人結束在日本的留學生活，攜妻羽太信子回紹興。這年辛亥革命爆發了。
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描述了辛亥革命：「辛亥這一年。這實在是不平常的一個年頭，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不久全國響應，到第二年便成立了中華民國，人民所朝夕想望的革命總算實現了。……在當時革命的前夜，雖是並沒有疾風暴雨的前兆，但陰暗的景象總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風暴將到，卻不料會到得這樣的早罷了。這時清廷也感到日暮途窮，大有假立憲之意，設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團體，企圖敷衍，我感到中國的村自治如辦起來，才有前程。……至於回到故鄉來一看，十月十日霹靂一聲，各地方居然都動了起來，不到一個月功夫，大勢已經決定，中國有光復的希望了……」（《知堂回想錄》上冊）
那麼這一年歸國回來的周作人又在幹什麼呢？
周作人攜家眷是一九一一年九月回國的。而時逢辛亥革命爆發，而周作人是躲在紹興家中，也沒有去關心過或看過，周作人在文章中是如此回憶的：「辛亥革命起事前後的幾個月裡，我在家裡閒住，所做的事情大約只是毎日抄書，抄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材料，還有整本的《幽明錄》之類。……」（《知堂回想錄》上冊）似乎周作人對於革命是隔膜的，也無法參與其中，在家中抄書看書的結果是進一步加強了他的國學底蘊，為他在散文領域的獨樹一幟打下了基礎。
辛亥革命的爆發，各省紛紛宣佈獨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紹興獨立，為此周作人於《紹興公報》上發表文章《慶賀獨立》，欣悅之情躍然文中：「美哉！洋洋星旗飄揚，今日何日，非我紹興之新紀元耶。今日之紹興，已非昨日之紹興。昨日之紹興，人心驚悸，猶為奴隸之紹興；今日之紹興，熙熙攘攘，已為自甴之紹興。如火如荼，一躍千丈，紹興人之幸福耶？紹興之魄力也。」第二年周作人以「獨應」的筆名，又在《越鐸日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擁護新政，抨擊封建，計有《望越篇》丶《望華國篇》丶《爾越人勿忘先民之訓》丶《民國之征何在》丶《庸人之責任》丶《代師濫校牛教員致前監督肚君書》等。對於辛亥革命，周作人還是有著自己的看法的。
周作人在《民國之征何在》中寫道：「昔秋女士被逮，無定讞，遽遭殘賊，天下共憤，今得昭複。而章介眉以種種嫌疑，久經拘訊，亦獄無定讞，而議籍其家。自一面言之，易何解於以暴易暴乎？此矛盾之一例也。更統觀全域，則官威如故，民瘼未蘇。翠輿朝出，荷戈警蹕；高樓夜宴，倚戟衛門；兩曺登堂，桎梏加足；雄師捉人，提耳流血。保費計以百金，酒資少亦十角。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其他更何論耶！……昔為異族，今為同氣；昔為專制，今為共和；以今較昔，其異安在？」看來躲在家中的周作人並未光抄書看書而停止了思考，在其晚年的《知堂回想錄》中，有不少章節提到了辛亥革命中的人和事；發表於《越鐸日報》中的《民國之征何在》一文是當時周作人對辛亥革命的看法，其中有擔心和不解，對於「以暴易暴」的做法認為是換湯不換藥。
對於辛亥革命，周作人這些看法未必準確，但也顯現了當時知識階層對於革命的一些態度。「壬子年總算安然的過去了，『中華民國』也居然立住，喜是可喜的事，可是前途困難正多得很，這也是很明顯的。新建設的一個民國，交給袁世凱去管理，而他是戊戌政變的罪魁禍首，怎麼會靠得住呢？到了癸醜年的春天，便開始作怪了，第一件便是三月二十日的暗殺宋教仁，這事大概在當時很令人震驚，因為宋遁初這人在民黨裡算是頂瑥和的，他主張與袁合作，現在卻拿他來開刀，那下文是可想而知了……」（《知堂回想錄》上冊）
四
周作人是一九一二年六月間到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任職的。是朱逷先介紹的，其時沈鈞儒在教育司任司長，而沈鈞儒在兩級師範當校長時的一班人馬，都轉來了教育司。周作人最初擔任的是課長，後又轉為浙江省視學。同事中有錢玄同等。周作人在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的生活頗為舒適。看看書報，終日有些閒得發慌。
「……視學的職務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該有些業務，可是這卻沒有，所以也並沒有辦公的座位，毎日就只是在樓上坐地，看自己帶來的書，看淂倦了也可以臥倒在床上，我因為常是如此，所以錢玄同就給我加了一句考語，說是在那裡『臥治』。在樓下的客廳裡，有些上海的日報，有時便下去閱看。不過那裡實在暗黒得可以，而且蚊子太多，整天在那裡做市的樣子，看一會兒報就要被叮上好幾囗。因此我『臥治』的結果，沒有給公家辦得一點事，自己卻生起病來了。…… 」（《知堂回想錄》）周作人也因被蚊蟲咬後生病，而辭去了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的工作。在工作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周作人僅領過九十元的「軍用票」，因為是初次見到，擔心不能用，就到清和坊抱經堂買了一部朱墨套印的《陶淵眀集》，才算放心下來。因周作人之妻即將分娩，他便匆匆趕回家鄉。
其後在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周作人受聘於浙江省立第五中學，在學校擔任外國語科教授，學生為二三年級，毎周上十六小時課，月俸墨銀五十元。周作人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學一干就是四年，其間共換了三任校長。對於教學，由於課時並不多，每週才上十六小時的課，所以周作人也有時間可以幹點「自己的工作」。如翻譯一些外國作家的作品，為紹興的地方報紙寫點文章。但創作和翻譯上並不順利，常常遭遇退稿，為此周作人頗感失望。紹興因為離風暴中心較遠，一時倒也平靜，不過還是覺得黒暗時代的到來。
除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書以外，周作人還擔任了紹興縣教育學會會長一職，並起草教育會章程，召開教育評論會等一系列活動，並印行了一種教育雜誌。還辦過一次審查教科書的事，即對所用商務和中華兩家出版社的教科書進行選擇，經審定國文一科是中華書局當選，結果引起了商務的大為不滿，指責教育會受賄種種，讓周作人頗為難，原來這等差事也不是那麼好辦的。但總的來說，教育學會的工作還算清閒，拿了俸銀總要辦事的，但有些事情真的不太好辦，周作人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五
周作人輾轉求學乃至出國，歸來後恰遇辛亥革命，周作人蝸居鄉閒後，又在教育界任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到北京大學任職，其時周作人已經三十三歲了，距辛亥革命發生也已過去了將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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