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飄渺獨自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周作人）



辛亥革命爆發那年，周作人時年二十七歲。

一

周作人一九○六年從南京水師學堂畢業，進而考取了出國留學，於同年九月到日本東京，在中國留學生會館私人組織的講習班學習日語。初到日本，周作人是和魯迅住在一起的，對此周作人在文章《留學生活的回憶》中寫道：「我初到東京和魯迅在一起，我們在東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學生過不慣日本的生活……我們覺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些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於日本事情便無法深知的。」

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作人除繼續學習日語以外，又先後學習了俄語和希臘語，其中和魯迅丶許壽裳丶陳子英丶汪公權等六人去神田學俄語，因學費負擔大，僅維持了數月。而周作人在日本立教大學美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學習希臘語，所用教材是懷德的《初步希臘文》，周作人學希臘文的目的是：「正如嚴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諸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象司馬遷一樣，我也想把《新約》或至少是四福音書譯成佛經似的古雅的。」周作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如其後所譯《希臘擬曲》，就顯示了其希臘文的翻譯水準。

在日本本鄉西片町十畨地呂字七號，周作人結識了來作女傭的羽太信子，兩人由此相戀，並於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結婚。羽太信子原籍東京，出身貧寒，共有兄妹五人。對於周作人的此門婚事，其毌魯瑞並不看好，因為魯迅與朱安的婚姻並不幸福，魯瑞為此很內疚，就不再干涉周作人的婚事了。羽太信子和周作人結婚後，隨周作人回國生活，後又把其四妹羽太芳子介紹於三弟周建人結識並成婚，此乃後話。

周作人在魯迅一九○九年回國以後，又在日本呆了將近兩年的時光，除繼續學習語言和從事創作翻譯以外，由於結婚以後家庭負擔的加劇，周作人除自已勉力著書譯文以外，大哥魯迅對其接濟十分重要，魯迅就曾對好友許壽裳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為孟起將結婚，從此費用増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可見作為大哥的魯迅對於家庭的一份責任。但魯迅還是催促周作人儘快回國，當得知周作人原擬留日本繼續學習法文後，就去信催其回國，「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攵，僕擬即速之返，援法文不能變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語，當自擊，然今茲思想轉變實已如是，頗自閔歎也。」（魯迅致許壽裳信）

對於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周作人是如此評說的：「老實說，我在東京這幾年的留學生活，是過得頗為愉快的，既然沒有遇見公寓老闆或是員警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國際事件，如魯迅碰到的日俄戰爭中殺中國偵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幾年差不多對外交涉都是魯迅替我代辦的，所以更是平穩無事。這是我對於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知堂回想錄》上冊）留學期間的周作人，思想上受大哥魯迅的影響轎大，曾隨魯迅一起去聽章太炎的國學講座，並隨同章太炎學習梵文，因太難而放棄。

歸國後的周作人對於留學生活是如此敘說的：「居東京六年，今夏返城，雖歸故土，彌益寂廖；追憶昔游，時有悵觸，宗邦為疏，而異地為親，豈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記其殘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興已隔。用知懷舊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爾，若示他人，更何能感？故不復作，任其飄泊太虛，時與神會，欣賞其美，或轉褪色，徐以消滅；抑將與身命倶永，溘然相隨，以返虛浩，皆可爾。……」（《知堂回想錄》上冊）可見周作人當時複雜的心情。

二

和魯迅的留學目的有所不同，周作人留學就是為了更好地從事翻譯和創作。而在留學期間，其創作和翻譯兩端，用力甚勤，且有不少著述問世，在一九○七年三月，周作人和魯迅合譯了英國哈葛德丶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說《世界欲》，譯後易名為《紅伶佚史》，由商務印書館作為說部叢書第七十八輯出版，署名周逴。書中有十六節詩歌，由周作人囗譯，魯迅筆述，其餘部份均由周作人翻譯。同年冬天，又和魯迅合譯了俄國阿歷克賽•托爾斯泰的歷史小說《克虐支綏勒勃良尼》（又名《銀公爵》），從英譯本轉譯，由周作人翻譯起草，魯迅修改謄正並作序。因已有別人譯出等原因，輾轉幾次未能出版。同時周作人又單獨翻譯了匈牙利育珂摩耳所著小說《匈奴奇士錄》，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周作人」。一九○七年在東京創刊的《河南》雜誌上發表了周作人的《論文章之悥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第四丶五號）丶《哀弦篇》（第九號）等。《河南》雜誌是由河南留東同人所辦，月刊，共出九期後終刊，是當時重要的傾向革命刊物。為此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也談到：「我們為《河南》寫文章，純粹由我的友人孫竹丹介紹，孫係安徽人，後因搞革命，為清廷所害。大摡因革命關係與河南人程克相識，程在辛亥後為議員，當時在日本留學，為《河南》雜誌的經理人。我們與程克也不相識，不曽見面，始終由孫竹丹收稿付款，亦不知雜誌社設在何處，編輯人為劉申叔，劉名光權，係江蘇人，與河南無關，不過因其學問而聞名，且其時亦搞革命，故請其擔任編輯。據說河南留學生其時不多，且無甚能寫文章的，適有富人的兒子在故鄉因受親戚人敲詐，逃至日本求學，其孀毌亦同來，願意捐款於同鄉會辦公益事業，且求庇護，同鄉會因擬仿照各省的例，辦起雜誌來，此即《河南》刊行的由來。但因人才缺乏，故稿件多由外來，此我們應邀撰稿的來由。至我們撰稿其目的固然其一在於發揮文學上的主張，其一則重在經濟，冀得稿費補助生活。」從周作人的信中不難看出，周氏兄弟為《河南》大量寫稿的原因，以及《河南》創辦前後的一些情況。

而此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翻譯是周作人和魯迅合譯了《域外小說集》，一集和二集分別於一九○九年出版，共選譯五國二十一篇短篇小說，其中周作人承擔了絕大部份的譯作，《域外小說集》由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東京群益書店和上海廣隆綢緞莊發售。魯迅在序言中寫道：「《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棃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於，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從中可看出魯迅兄弟翻譯此書的目的。《域外小說集》出版以後，《日本與日本人》雜誌刊豋了一則消息：「在日本等地，歐洲小說是大量被人購買的。中國人好像並不受此影響，但在青年中還是常常有人在讀著。住在本鄉的周某，年僅二十五丶六歲的中國人兄弟倆，大量地閱讀英丶美兩國語言的歐洲作品。而且他們計畫在東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說集》，約賣三十錢的書，寄回本國出售。現已出版了第一冊，當然，譯文是漢語。一般中國留學生愛讀的是俄國的革命虛無主義的作品，其次是德國丶波蘭那裡的作品，單純的法國作品之類好像不太受歡迎。」

此時的周作人在創作和翻譯兩端顯示了其旺盛的精力，其前期的創作和譯介受到了章冭炎等民主思想影響較深，比較關注被壓迫和弱小民族的文學，但周作人在創作和翻譯過程中，也並非一帆風順的，其所譯波蘭顯支微克的小說《炭畫》的出版，就一波三折的。《炭畫》所敘「記一農婦欲救其夫於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屬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是周作人在東京時所譯，經魯迅修改謄正後，於幾年後投寄《小說月報》丶《中華讀書界》等刊物，均以原稿不符合要求而退稿，其主要原因是周作人的直譯稿，不如林琴南等的意譯稿圓潤。後是魯迅通過關係找到文明書局才得以出版的。

三

在一九一一年夏，經魯迅去日本催促後，周作人結束在日本的留學生活，攜妻羽太信子回紹興。這年辛亥革命爆發了。

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描述了辛亥革命：「辛亥這一年。這實在是不平常的一個年頭，十月十日武昌起義，不久全國響應，到第二年便成立了中華民國，人民所朝夕想望的革命總算實現了。……在當時革命的前夜，雖是並沒有疾風暴雨的前兆，但陰暗的景象總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風暴將到，卻不料會到得這樣的早罷了。這時清廷也感到日暮途窮，大有假立憲之意，設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團體，企圖敷衍，我感到中國的村自治如辦起來，才有前程。……至於回到故鄉來一看，十月十日霹靂一聲，各地方居然都動了起來，不到一個月功夫，大勢已經決定，中國有光復的希望了……」（《知堂回想錄》上冊）

那麼這一年歸國回來的周作人又在幹什麼呢？

周作人攜家眷是一九一一年九月回國的。而時逢辛亥革命爆發，而周作人是躲在紹興家中，也沒有去關心過或看過，周作人在文章中是如此回憶的：「辛亥革命起事前後的幾個月裡，我在家裡閒住，所做的事情大約只是毎日抄書，抄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材料，還有整本的《幽明錄》之類。……」（《知堂回想錄》上冊）似乎周作人對於革命是隔膜的，也無法參與其中，在家中抄書看書的結果是進一步加強了他的國學底蘊，為他在散文領域的獨樹一幟打下了基礎。

辛亥革命的爆發，各省紛紛宣佈獨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紹興獨立，為此周作人於《紹興公報》上發表文章《慶賀獨立》，欣悅之情躍然文中：「美哉！洋洋星旗飄揚，今日何日，非我紹興之新紀元耶。今日之紹興，已非昨日之紹興。昨日之紹興，人心驚悸，猶為奴隸之紹興；今日之紹興，熙熙攘攘，已為自甴之紹興。如火如荼，一躍千丈，紹興人之幸福耶？紹興之魄力也。」第二年周作人以「獨應」的筆名，又在《越鐸日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擁護新政，抨擊封建，計有《望越篇》丶《望華國篇》丶《爾越人勿忘先民之訓》丶《民國之征何在》丶《庸人之責任》丶《代師濫校牛教員致前監督肚君書》等。對於辛亥革命，周作人還是有著自己的看法的。

周作人在《民國之征何在》中寫道：「昔秋女士被逮，無定讞，遽遭殘賊，天下共憤，今得昭複。而章介眉以種種嫌疑，久經拘訊，亦獄無定讞，而議籍其家。自一面言之，易何解於以暴易暴乎？此矛盾之一例也。更統觀全域，則官威如故，民瘼未蘇。翠輿朝出，荷戈警蹕；高樓夜宴，倚戟衛門；兩曺登堂，桎梏加足；雄師捉人，提耳流血。保費計以百金，酒資少亦十角。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其他更何論耶！……昔為異族，今為同氣；昔為專制，今為共和；以今較昔，其異安在？」看來躲在家中的周作人並未光抄書看書而停止了思考，在其晚年的《知堂回想錄》中，有不少章節提到了辛亥革命中的人和事；發表於《越鐸日報》中的《民國之征何在》一文是當時周作人對辛亥革命的看法，其中有擔心和不解，對於「以暴易暴」的做法認為是換湯不換藥。

對於辛亥革命，周作人這些看法未必準確，但也顯現了當時知識階層對於革命的一些態度。「壬子年總算安然的過去了，『中華民國』也居然立住，喜是可喜的事，可是前途困難正多得很，這也是很明顯的。新建設的一個民國，交給袁世凱去管理，而他是戊戌政變的罪魁禍首，怎麼會靠得住呢？到了癸醜年的春天，便開始作怪了，第一件便是三月二十日的暗殺宋教仁，這事大概在當時很令人震驚，因為宋遁初這人在民黨裡算是頂瑥和的，他主張與袁合作，現在卻拿他來開刀，那下文是可想而知了……」（《知堂回想錄》上冊）



四



周作人是一九一二年六月間到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任職的。是朱逷先介紹的，其時沈鈞儒在教育司任司長，而沈鈞儒在兩級師範當校長時的一班人馬，都轉來了教育司。周作人最初擔任的是課長，後又轉為浙江省視學。同事中有錢玄同等。周作人在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的生活頗為舒適。看看書報，終日有些閒得發慌。

「……視學的職務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該有些業務，可是這卻沒有，所以也並沒有辦公的座位，毎日就只是在樓上坐地，看自己帶來的書，看淂倦了也可以臥倒在床上，我因為常是如此，所以錢玄同就給我加了一句考語，說是在那裡『臥治』。在樓下的客廳裡，有些上海的日報，有時便下去閱看。不過那裡實在暗黒得可以，而且蚊子太多，整天在那裡做市的樣子，看一會兒報就要被叮上好幾囗。因此我『臥治』的結果，沒有給公家辦得一點事，自己卻生起病來了。…… 」（《知堂回想錄》）周作人也因被蚊蟲咬後生病，而辭去了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的工作。在工作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周作人僅領過九十元的「軍用票」，因為是初次見到，擔心不能用，就到清和坊抱經堂買了一部朱墨套印的《陶淵眀集》，才算放心下來。因周作人之妻即將分娩，他便匆匆趕回家鄉。

其後在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周作人受聘於浙江省立第五中學，在學校擔任外國語科教授，學生為二三年級，毎周上十六小時課，月俸墨銀五十元。周作人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學一干就是四年，其間共換了三任校長。對於教學，由於課時並不多，每週才上十六小時的課，所以周作人也有時間可以幹點「自己的工作」。如翻譯一些外國作家的作品，為紹興的地方報紙寫點文章。但創作和翻譯上並不順利，常常遭遇退稿，為此周作人頗感失望。紹興因為離風暴中心較遠，一時倒也平靜，不過還是覺得黒暗時代的到來。

除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書以外，周作人還擔任了紹興縣教育學會會長一職，並起草教育會章程，召開教育評論會等一系列活動，並印行了一種教育雜誌。還辦過一次審查教科書的事，即對所用商務和中華兩家出版社的教科書進行選擇，經審定國文一科是中華書局當選，結果引起了商務的大為不滿，指責教育會受賄種種，讓周作人頗為難，原來這等差事也不是那麼好辦的。但總的來說，教育學會的工作還算清閒，拿了俸銀總要辦事的，但有些事情真的不太好辦，周作人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五



周作人輾轉求學乃至出國，歸來後恰遇辛亥革命，周作人蝸居鄉閒後，又在教育界任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到北京大學任職，其時周作人已經三十三歲了，距辛亥革命發生也已過去了將近六年。

風雨飄渺獨自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周作人）



辛亥革命爆發那年，周作人時年二十七歲。

一

周作人一九○六年從南京水師學堂畢業，進而考取了出國留學，於同年九月到日本東京，在中國留學生會館私人組織的講習班學習日語。初到日本，周作人是和魯迅住在一起的，對此周作人在文章《留學生活的回憶》中寫道：「我初到東京和魯迅在一起，我們在東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有好些留學生過不慣日本的生活……我們覺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來單學一些技術回去，結局也終是皮毛，如不從生活上去體驗，對於日本事情便無法深知的。」

在...

我大學時代讀的是古文字專業，照例應是對古代文獻有興趣，但偏偏鍾情於中國的新文學，幾年以來，閱讀了大量有關新文學的著作，平時也搜集一些民國的版本，在閱讀過程中漸漸有了一些心得，開始關注新文學主流文學史之外的人和事，一些以前受批判和不被重視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為什麼幾十年後還有人在閱讀和研究？另有疑惑在於，新文學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於之共存的舊派文學為什麼在市民階層中有著不小的影響力？舊文學作家們又是怎樣的一種狀況？一些新文學史上的論爭是怎樣產生的？其前因後果的論斷在現在看來有無可商議之處？種種的問題使之看書有了一種方向，也有了一些思索。也是我文章中所要體現的。

不惑之年後，隨著年齡的增長，閱讀興趣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開始拒絕一些虛構類的文學作品，更多時候閱讀傾向於歷史人文傳記類和現代文人的回憶錄丶日記之類，對於書本之外的歷史真相，對於現代文人在社會歷史大環境下的生存和思想，特別感興趣。閱讀之後便有了強烈的寫作慾望。但真正要寫，對於我來說並非易事。

在這其中，讀到了散木和邵建刊登於報刊的一些文章，給予我很多的啟示，他們在文章中，對於新文學中的人和事，用現代的眼光去認識，去鉤沉一些史實，很耐看。寫這樣的文章，資料的運用很重要，因為對於我們來說，都不是當年的經歷者，即使是當年的經歷者，寫同一件事也會有出入的，更何況是幾十年後的我們。怎樣去使用和辨別資料，這就需要善於判斷，如果人云亦云，則失去了自己的觀點，就沒有意義了。在構思和査找資料的過程中，要觸類旁通，有時需要找到一個點，再從點到面，再到層。這個點有時是一篇文章，有時又是一封信，而擴展到社會背景，以及人物在特定時間環境下的狀況，寫作便有了一個基本面。接下去就是圍繞這個基本面，逐層的展開。在這個過程之中，查找相關資料的環節很重要，要對所見資料進行篩選；對於構思的環節來說，有時是艱難的，甚至是痛苦的，盤旋在心頭的人物和故事時時出現，到一旦成熟，找到一個切入點以後，真正到寫作時，相對倒可能會輕鬆一些。

就拿書中的「沈從文施蟄存斷鴻記」來說，先是從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中得到的靈感，那時正在寫有關沈從文的文章，讀了他的很多作品。在孔令境編的《現代作家書簡》中有一封他和施蟄存的往來書札，其中所敘可反映當年兩人的心境。面對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文壇的紛繁景像，沈從文和施蟄存都有了某種失落感，一北一南兩位文人，在信札中惺惺相惜，更令人關注的是兩人對於當年主流文壇的態度。由此構成了文章的框架。通過一系列的創作和論爭中的情形，來反映沈從文和施蟄存的境遇。又如「李涵秋的上海一年」，文章寫作的起因是一本《半月》雜誌中的「李涵秋紀念號」，能出版紀念號，說明了李涵秋在舊派小說界的地位，而仔細讀刊中紀念和回憶文章，發現李涵秋唯一一次到上海，發生了許多笑話，從中正好說明了舊派文學的沒落之勢，由此從李涵秋的上海一年，來折射舊派文人創作的局限。紀念和回憶文章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構成了文章的主線。

幾年下來，也完成了好幾十萬字的文章。在這裡，要特別感謝青島的薛原和臧傑兩位，以及「良友書坊」，我的第一篇長文「邵洵美和《萬象》畫報」，即是在「良友書坊」的《閒話》輯刊上發表的，那篇有些稚幼的文章能刊出，正是薛原和臧傑兩位的支持鼓勵的結果，也使得我有了寫下去的信心。薛原和臧傑的「良友書坊」，以傳承和發揚老良友的精神，編輯和出版了不少相關輯刊和書籍，能夠忝列其中，也是我的一種榮幸。

作為一個業餘的寫作者，唯有努力才能有所成績，在漸漸養成了寫作習慣的同時，把業餘時間幾乎都用在了看書和寫作上，享受著這個過程所帶來的快樂。平時不得不捨棄一些愛好，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如果不專注，不孜孜以求，難成其事。我所能做的，就是合理安排好業餘時間，努力的把文章寫好，給讀者一定的啟示。

收在這裡的文字，分為兩大部份，是民國文人的舊事和書事，其實兩者很難區分，只不過各有側重罷了。文章之中，既有反映文人一年生活的斷年史，亦有反咉在編書和寫作的過程；既有通過斷信函來表現兩位作家的境遇，亦有從同題文章來體現作家的心路歷程。其中寫得較多的是沈從文丶俞平伯丶周瘦鵑丶曾樸等幾位，他們有的是新文學作家，有的是舊派文學作家，一個共同點是都是非主流的作家，但在當年的文壇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他們的命運都大起大落過，甚至如沈從文丶周瘦鵑解放以後都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他們在民國時期的創作和生活，則成了我研究的對象，寫作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民國文人們深遂的思想深深地感昭了我。

收在這本集子中的文字還很幼稚，也有些雜，還有很多缺點，這些文章只是表達了對民國文人的一己之見。

是為序。



姚一鳴

二○一二年元旦

我大學時代讀的是古文字專業，照例應是對古代文獻有興趣，但偏偏鍾情於中國的新文學，幾年以來，閱讀了大量有關新文學的著作，平時也搜集一些民國的版本，在閱讀過程中漸漸有了一些心得，開始關注新文學主流文學史之外的人和事，一些以前受批判和不被重視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為什麼幾十年後還有人在閱讀和研究？另有疑惑在於，新文學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於之共存的舊派文學為什麼在市民階層中有著不小的影響力？舊文學作家們又是怎樣的一種狀況？一些新文學史上的論爭是怎樣產生的？其前因後果的論斷在現在看來有無可商議之處？種種...

序
文人舊事
風雨飄渺獨自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周作人）
睜開朦朧眼（五四以前的劉半農）
紅黑時光（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沈從文在上海）
從中國公學到武漢大學（一九三○年的沈從文）
沈從文施蟄存斷鴻記
一九四七年前後的沈從文
求學內外的施蟄存
施蟄存和無相庵
俞平伯的「西還」
俞平伯周作人的中年文章
陸費逵和商務中華教科書之爭
李涵秋的上海一年
一九二七年的葉靈鳳

文人書事
李伯元 、《遊戲報》和花榜
丁悚：畫過《禮拜六》封面的人
天虛我生亦有用（天虛我生與《文苑導遊錄》）
曾樸與《真美善》雜誌
曾樸和小說林社
周氏兄弟譯《域外小說集》出版始末
施蟄存與「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從施蟄存主編的刊物看文人辦刊
邵洵美和《萬象》畫報
《青鶴》雜誌中的吳大溦日記
平襟亞《書城獵奇》
茅盾和《小說月報》革新前後的新舊文學之爭

序
文人舊事
風雨飄渺獨自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周作人）
睜開朦朧眼（五四以前的劉半農）
紅黑時光（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沈從文在上海）
從中國公學到武漢大學（一九三○年的沈從文）
沈從文施蟄存斷鴻記
一九四七年前後的沈從文
求學內外的施蟄存
施蟄存和無相庵
俞平伯的「西還」
俞平伯周作人的中年文章
陸費逵和商務中華教科書之爭
李涵秋的上海一年
一九二七年的葉靈鳳

文人書事
李伯元 、《遊戲報》和花榜
丁悚：畫過《禮拜六》封面的人
天虛我生亦有用（天虛我生與《文苑導遊錄》）
曾樸與《真美善》雜誌
曾樸和小說林社
周氏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