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到台灣
（1）17世紀
16世紀，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投入北美洲的探尋地盤之旅，縱使來自亞洲的早期人類已在美洲入駐了數千年，連北歐的維京人也比他們提前5個世紀抵達北美洲，不過對歐洲人來說發現美洲新大陸確實是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與此同時，為了繼續邁進大航海時代開天闢地的步伐，歐洲的傳教士也主動、積極分別到全球各地揭開傳教之旅，他們篤信通過宗教的教化，海外殖民地的原住民肯定會信仰耶穌基督與服從殖民國。
在16世紀末葉崛起的荷蘭，於17世紀打倒歐洲海上強權葡萄牙、西班牙，榮登海外殖民新霸主的舞台，主要是受到曾經去過印度臥亞（今果阿）的荷蘭人林斯豪頓（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撰寫的《東印度水路誌》（Itinerano）的影響。林斯豪頓書的上編《航海記》第二十三章〈中國的富裕、豐饒、強盛與其他〉引用了西班牙人門多薩（Gonzalez de Mendoza）《中華大帝國史》（Dell’historia della China）的內容，其中有一段紀錄：
……中國（大明）分為十五個省，還有一個海南島省。每個省都有一個省會，……守衛廣東的海港與河流，使用了比西班牙更多的船隻與小艇。這裡因氣候良好，物產富饒例如玉米、稻米與其他此類的穀物、種子，整年都可以播種、收穫。在其內陸，有大象、獅子、老虎等猛獸。另外，還有產麝香的野獸，其體態像一隻小狗，在其死亡後，讓其血肉與麝香、毛皮和在一起，做成丸狀，以一盎司一盎司的分量，有葡萄牙神父將之出口。
所以，這段紀錄讓我們瞭解，傳教人士除了負責傳教使命外，還兼做一些貨物的交易。
西元1624年，荷蘭人占領台灣後，除了建立殖民統治系統外，也展開基督教的教化工作，一項是宗教的傳播，一項即教育的實施。尤其是對幾千年來沒有經過教化又沒有文字發展的台灣原住民來說，歐洲文明的傳播事業象徵新世界的新頁，但是荷蘭傳教士個人堅守宗教信念與人道主義教化台灣原住民，無庸置疑的，他們有教化的行為仍舊是為了荷蘭人的商業目的謀求利益，也就是說 ，他們的教化是建立在政治利益上，如果荷蘭在台灣的統治事業終結，其教化工作也 會無疾而終。
傳教人員在荷蘭懷柔台灣原住民與鞏固威信的基礎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荷蘭在台灣首任長官宋克（Martinus Snock,1624-1625年任期），判斷荷蘭殖民者需要精神依賴，而且荷蘭也需要將宗教傳播給原住民，所以引進了台灣首波新教傳教士。
這些新教傳教士除了傳教、協助荷蘭官方推行政令，還以羅馬拚音創造了新港文字，以方便講述基督教教義，進行新港年輕人正規教育，且以這些年輕人做為教化種子老師，再教育其他族人，以拓展教化工作。在《東印度事務報告》1636年12越28日的記載，顯示荷蘭長官對於傳教的未來是非常有遠景的：
……現在可以斷定，總數已上升到22個村社的居民都願摒棄他們的原有迷信，接受基督的教化，因此這裡急需傳教士和慰問師。
但是，荷蘭教化原住民的工作不如初期想像中那麼順暢，這從西元1635年5月新港人殺害傳教士與士兵事件就可以看得出來。由於荷蘭官方為了減少行政成本，所以仍然保持從原來的住民組織委員會自行管理地方，照例委託傳教士就近監督報告。
總的來說，傳教人士非單純扮演神職人員而已，他們還有監督報告的任務，但也招致依些原住民的反彈。根據戴月芳博士在《明清時期荷蘭人在台灣》乙書裡表示，一位傳教人士要負的責任有：
．傳教；
．教育；
．協助官方監督原住民、漢人，且需往上報告；
．需向高層建議行政管理方針與策略；
．受官方委託與住民進行協商；
．編寫教義。
但是，並非每位傳教士都要負以上陳述的所有任務，不過這些任務對當時荷蘭的傳教人士都算是很普遍的事了。
西元1626年（明熹宗天啟六年）5月4日，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會 士巴爾多祿茂等位修士一行人隨西班牙船隻航抵Santiago（今三貂角）。5月12日，這些會士一行人至大雞籠嶼（今基隆和平島），展開對平埔族的傳教，後來他們在大雞籠嶼上興建聖堂，而且還是台灣第一座教堂。西元1634年（明思宗崇禎七年）後，會士們為了向雞籠港阜經商的漢人傳教，就在唐人街建立「巴利安教堂」，從此教務擴展迅速，一直延展到淡水、台北平原、蛤仔難、蘇澳一帶。直到1641年（明思宗崇禎十四年）西班牙撤出北台灣，所有的教務才告終止。在16年的傳教生涯裡，這些會士也時常和原住民溝通，居中協商，處理官方難以做到的地方，此外他們也編寫淡水、蛤仔難原住民語言的語彙和天主教教義書，加上他們的書信報告，成為後人研究北台灣原住民歷史必要參考的文獻。
（2）19世紀至20世紀
對台灣來說，基督教最早是在17世紀追隨荷蘭統治政權踏入台灣的，她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外來宗教，但也因為外來政權的撤走而結束其教務。今日台灣的基督教是19世紀中葉以後才又傳入的，當中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是在1865年（清同治四年）進入南台灣，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進入北台灣。
長老教會剛傳入台灣初期，傳教的速度非常緩慢也發生過一些滋擾教會的事件，例如1876年的「三重埔教案」、1877年的「艋舺教案」、1885年的「二崙事件」等，之所以傳教困難，歸究其因，主要在於老百姓視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的一部分，而一旦信奉基督教，會被貼上「靠番仔勢」的標籤。不過，無論教務多麼艱辛，始終有一批充滿愛心的傳教士，為台灣奉獻他們精采的人生。一直到20世紀，甚至到現在，他們的足跡遍及全台，在傳教、醫療、出版、傳播、教育等事業皆有可觀的表現與貢獻。
今日的天主教從西班牙人撤退北台灣後，到了20世紀才再度進入台灣，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49年至1963年，天主教徒的人數年成長率都在10％以上，可謂傳教迅速成長期；第二個階段從1964年以後，教徒人數的成長率就大幅下滑，可謂傳教成長停滯期。而第一個階段之所以快速成長，其主因在於有利的政治因素，中國內地教徒遷徙到台灣，社會經濟尚未穩定，原住民大量人口信奉，神職人員快速從中國內地轉來台灣宣教；而第二個階段之所以停滯，其主因在於中國文化持久性抵制西方宗教，社會經濟改善造成人們需求宗教下降，民間信仰的抵制，人口大量遷徙。
體制方面，台灣地區天主教在1883年至1913年屬於廈門宗座代牧區，從1913年至1948年才獨立為台灣宗座監牧區。世界大戰後，台灣地區重入中國版圖，天主教的發展才見曙光，1949年台灣宗座監牧區分為台北與高雄兩個監牧區，台北監牧區範圍有台北、基隆兩個省轄市，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宜蘭、花蓮六縣與草山管理局；高雄監牧區有高雄、台南、台中三省轄市，高雄、屏東、台東、台南、澎湖、嘉義、雲林、彰化、南投、台中10縣。2年後，再增加台中監牧區，以利推動台中市與台中、彰化、南投三縣教務。到了1952年，因為全台信徒增加到2萬多人，故教區重新分配，擴充到5區。台北監牧區改為台北總教區，管轄台北、基隆兩市和台北、宜蘭、桃園、新竹、苗栗5縣與陽明山管理局；台中監牧區沒有變更。另外，又加設嘉義、花蓮兩個監牧區。嘉義監牧區有嘉義、雲林2縣。花蓮監牧區有花蓮、台東2縣。高雄監牧區除了嘉義、雲林、台東3縣分別劃交嘉義、花蓮兩個教區外，其他照舊。1年後，全台教徒人數達25075人，比較1952年與1953年的教徒人數，成長率達25％之高，到1956年教徒人數高達8萬多人。發展至1963年，天主教始終維持在10％以上的成長，因為發展迅速，所以1961年再設新竹、台南2個教區。新竹教區有新竹、桃園、苗栗3縣。台北總教區除了劃出上面3縣外，其他照舊。台中監牧區沒有變更，到1962年才升至教區。嘉義監牧區與台中相同。台南教區管轄台南市與台南、澎湖2個縣與高雄市。花蓮監牧區的轄區沒有變更，在1963年升格為教區。在1969年時，天主教教徒發展飆高，人數達305793人，在1968年另成立金馬署理區，1970年增加澎湖署理區。1970年以後，天主教的發展出現了衰退的現象，7個教區平均約有6年的成長率低於10％的成長或零成長。
當中國淪陷時，中央政府播遷來台，於是中國各地的傳教士相繼來台成為天主教推展教務的新動力，1962年天主教司鐸人數達585人，那時基督教有605人，假使把神職人員的總數也計算在內，天主教的神職服務成員數高過基督教很多，根據《費聲遠回憶錄》乙書，記載費聲遠主教的一段話，這段話論及花蓮地區由中國內地來台教友回到教會的情形：
他說：我們先談大陸人吧！在這個圈子裡，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們沒有遇到真正的困難。由於語言相同，我們很容易融在一起。在他們之間有些老教友，雖然由老家被趕了出來，卻仍舊保持著信德。其中更有些不僅是忠誠的朋友，也是我們熱心的好幫手。
他們機警的去偵察、去尋覓、召集其他的教友
從上面這一段話，可以瞭解中國內地各省同胞來台因為生活不安定，在精神上需要外界的支持與撫慰，促成了天主教在傳教上有所斬獲。
此外，天主教的教士大部分為外省籍，故更容易向來自中國內地的同胞傳教，不過也成為不易吸納台灣在地同胞的原因之一。
天主教在1963年以後衰微，從1968年以後神父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神職人員的停滯成長，最顯著的影響是連帶的促成教勢的衰落，特別是這些人員的年齡過於老化，缺乏主動積極的精神。從表1即可看出679為神職人員的平均年齡是53.64歲，裡面有568為神父平均年齡是55歲，可以說在推動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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