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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 《樂記》外考證
─比對志書、體例及引文
「文獻材料的真偽鑑定」指的是對文獻史料的產生時代、產生地點、著作者、及文獻史料原形的確定。如果研究古籍文獻不辨其時空背景，粱啟超於《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已指出，於史蹟方面，將造成歷史演化系統之紊亂，及社會背景混淆，並易顛倒事實是非，從而影響於道德及政治。而於思想方面，將同樣造成時代思想紊亂及學術源流混淆，因而易使學者枉費精神而得致錯誤之果。
在傳統的學術領域中，這類工作大多歸於辨偽之學。歷朝有許多學者皆談到辨偽的方法，而總其要，可以明代胡應麟《四部正譌》所提出檢核偽書之八法為代表：
1.覈之七略以觀其源
2.覈之群志以觀其緒
3.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4.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
5.覈之文以觀其體
6.覈之事以觀其時
7.覈之撰者以觀其託
8.覈之傳者以觀其人
其中前二條指出辨偽之法，首先可以透過比對史志或收錄文獻名目來進行。
第一節 史志或收錄文獻名目之考察
對鑑別先秦文獻來說，可資比對之史志及目錄，即為《別錄》、《七略》、及《漢書‧藝文志》。《別錄》為劉向所作，其於西漢成帝時，奉詔校對並編輯西漢前之文獻典籍，蓋經秦皇焚書及漢初鼓勵獻書，有關先秦典籍之情形不明，於是劉向乃將所收納的書，認為可信為先秦著作的，條列篇章名目，並做簡單的摘要，進呈給漢成帝，後集而寫成《別錄》。西漢末葉時，劉向子劉歆繼承父業，將其父所遺漏或失誤的部分做了增補修訂，並對先秦文獻建構起清楚的分類，另外寫成《七略》一書。到了東漢初，班固以《七略》為本，保留其文獻分類及篇目條列，但刪去各類之摘要，另稍增補一些西漢時之著名著作，寫成《漢書‧藝文志》。
由於《別錄》、《七略》、《漢書‧藝文志》乃是經三位大學者所考訂過的目錄，同時兩漢時代又距先秦不遠，三人於考訂時佔有許多優勢，因此歷朝歷代的學者咸以為這三本書是鑑定先秦文獻最根本的依據，若一文獻三書皆沒有收錄，該文獻則為後代偽造。
然而，現代著名的目錄學大家余嘉錫於《古書通例》中指出欲辨古籍真偽，即使依照史志及目錄所載來鑑別，仍然可發現有遺漏及未收入者。就《漢書‧藝文志》來說，有明見於《漢書》的本紀列傳，確為劉、班時書，而《漢書‧藝文志》卻未收者數種。如〈楚元王傳〉記載「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但是〈藝文志〉卻沒收。另如〈禮樂志〉中記載「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此乃班固自言叔孫通曾寫禮儀之書，但因藏於宮中，屬於國家法典，因此不像其他著作一樣被收錄進史志中。《後漢書‧曹褒傳》言：「班固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是班固得書而不錄入史志之證言。
此外，余嘉錫還指出，
前漢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漢書》亦遂不補也。《七略》之作，由於奉詔校書，故當時人著作，成書較後者，皆不收入，班固直錄《七略》新入者僅三家，劉向、楊雄，以大儒負盛名，杜林《蒼頡訓纂》，因其為小學書，家絃戶誦，故破例收入，其餘皆不甚留意。〈王莽傳〉之《樂經》，〈律歷志〉之《三統歷》，並不見錄，他可知矣……〈藝文志〉於漢時書，不盡著於錄，證之本書，章章可考。其他古書，真出於西漢以前而不見於志者，皆可以三例推之。
除了余嘉錫所舉之例外，南宋學者王應麟作《考證》時已增入不著錄之書27部，民國學者章炳麟、顧實等亦曾舉出其他遺漏。由上，如胡應麟所立之綱而在傳統中被深信不疑之法，經余嘉錫等治學大家所檢核後，依其經驗而補註曰：「據史志目錄以分真偽之法，不盡可憑也」。
從上述比對史志之辨偽法則及治學大家之經驗談，來對《樂記》之成文年代及著作者做考證，並檢視前輩學者們所提出之說法，可以發現，這樣的做法其實所得有限，並不能對《樂記》年代作者進行有效鑑定。
前輩學者們所提出的說法，大抵分為幾種：有認為是戰國初年之公孫尼子所作，有認為是西漢河間獻王劉德所作，亦有認為是兩漢間的許多儒生所共作。不論是那一種說法，考之文獻，可見皆是從以下三段材料為本所做的推斷。
第一段乃是《漢書‧藝文志》中，班固據《七略》所記載者：
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第二段乃是東漢末葉古文經大家鄭玄對《樂記》及《別錄》所做的考證：
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
第三段則是《隋書‧音樂志》中單獨出現的一句話，記錄沈約答梁武帝問樂：
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樂記取公孫尼子。
從第一段材料中，可知班固所見之《樂記》收錄有兩個版本，一是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與毛生等所編或作，而由王禹所傳之《樂記二十四卷》，一是漢成帝時劉向所收之《樂記二十三篇》。今天所見的《樂記》，則出於武帝與成帝間之漢宣帝時，戴聖所編輯之《小戴禮記》四十九卷中之第十九卷，內文或可更細分為十一個小篇章。由於《漢書‧藝文志》本身並沒有將這三者間的關係異同交待清楚，因此學者們的分歧意見，即在於判斷《禮記》之《樂記十一章》與《樂記二十三篇》及《樂記二十四卷》之間的關係。
有學者認為，如果可確定《樂記十一章》真為劉向所收錄，則可斷言《樂記》應是先秦文獻。可是，既然劉向之《別錄》及劉歆之《七略》已亡佚，無法比對《漢書‧藝文志》所載是否屬實，並查看《樂記十一章》是否即是劉向《樂記二十三篇》中之十一篇，因此，寧可持懷疑的態度而不予採信《樂記》被劉向所收。反之，在《漢書‧藝文志》中有稍為明確的說詞：「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然不無輕信之嫌，但仍比前者可信，因而主張《樂記》及河間獻王劉德所作，非先秦文獻。
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樂記十一章》即是劉向《樂記二十三篇》中之十一篇，其所依據者，即為第二段材料中所示鄭玄的考證。鄭玄似乎有看過劉向《別錄》，並比對過《樂記十一章》與《樂記二十三篇》中的篇章名目是相符合的。其後唐代的孔穎達在編撰《禮記正義》及張守節在寫《史記正義》時，皆引用了鄭玄的說詞，而持相同的觀點。後世學者即相信鄭玄之說，認為《樂記》為先秦文獻。
第三段材料則提出新的說法。《隋書》的主編是唐太宗時代的名臣魏徵，其所記南朝沈約回答梁武帝的話中，指出劉德之《樂記二十四卷》及劉向之《樂記二十三篇》到了晉代時皆已亡佚，《禮記》第十九篇之《樂記》與兩者的關聯異同實不可考，但《樂記》卻可知乃是摘取自先秦時人公孫尼子的著作。至於為何可知，沈約並無多作說明，魏徵亦無多加考證。學者們只是如同相信《漢書‧藝文志》河間獻王「以作《樂記》」的肯定語氣一般，相信了《隋書》中魏徵與沈約的說詞。
另外，清代馬國翰編輯《玉函山房輯佚》時，曾收納《公孫尼子》十五條佚文，其中一條來自唐玄宗時代的徐堅《初學記》引《公孫尼子》「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另一條來自唐德宗時代的馬總《意林》引《公孫尼子》「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這兩條確實可見於《樂記》之中，然徐堅與馬總是否見過《公孫尼子》全文，或只是曾從《樂記》中抄錄該兩條，而依《隋書》所記，將之歸於公孫尼子，則不得而知，但憑學者自由採信。
由於上述學者的判斷，皆出於「相信」，而非明確的文獻辨證，因此，另有學者認為無論是出於劉德或公孫尼子之說皆不可信。這些學者另考慮到《樂記》的十一章中有許多文詞是與《荀子‧樂論》、《呂氏春秋》、《淮南子》等等秦漢之際之古文獻相同或相似，因此主張《樂記》乃是西漢的儒者所共同編寫的文章，後來收入《禮記》中，而非先秦時所作。
綜觀上面的幾種說法，可以得到如下的評斷：首先，史志中的文獻內容，本身即無法清楚的提供必要的資訊，以供判斷《樂記》的成文年代，或與《別錄》、《七略》間之關係。第二，學者們所各自採用的說詞來源，不論信與不信，皆有所弊。一方面，班固所言劉德作《樂記》、鄭玄所言劉向收《樂記》、魏徵與沈約所言《樂記》取公孫尼子，皆只為一人一家之言，在史料上並無法找到直接佐證，如果相信的話，有點單薄，失之輕信。另方面，班固、鄭玄、魏徵等，皆為當世之大家學者，而其所言又不必相互矛盾，《樂記》可以為公孫尼子於先秦時所作，收於劉向《別錄》，而記載於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為劉向《樂記二十三篇》中之一部分，如果不信，則又過於懷疑，失之於武斷。因此，從這些評斷中可知，《樂記》不論是否見於《別錄》、《七略》及《漢書‧藝文志》，並不足以稱說其是或非為先秦時之書，除非有新史料出土或新的辨偽校勘法，否則分歧意見似難有一定論。
第二節 文字體例及引文之考察
透過考察一篇文獻之文字體例，及其他文獻中對該文獻之引用文句，如同比對史志目錄一般，亦往往可以幫助「文獻材料的真偽鑑定」，辨別該文獻史料的產生時代、產生地點、著作者、及文獻史料原形。是故在辨偽法則中，亦包含了文字體例之檢核，如胡應麟《四部正譌》中所述之第三、四、五、六條：「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
如此之辨偽法則，其實已和訓詁學有所重疊。訓詁學乃是研究文字音義之學問。歷史學者甲凱於《史學通論》中嘗解釋「語文方面，凡字音、音形、字義、文章，每一個時代皆有其特點。如果能在古文字學方面下功夫，必可由此辨古書的真偽」。最著名之例，即為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教授（Prof.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所著之《左傳真偽考》，其中援引中國文字古音古義之考據，以證《左傳》產生的年代，胡適曾為其作序並盛讚之。
除了辨偽學與訓詁學外，校勘學也同樣把焦點放在如何考察文字體例及引用文句上。現代著名的校勘學大家張舜徽於《中國古籍校讀指導》中解釋，
古書傳世既久，自然免不了存在許多錯誤。特別是雕版印刷術沒有盛行以前，書係手寫，更容易以譌傳譌，舉凡字體的缺謬，語句的脫落，乃至衍文增句，無所不有。假若不能找到比較好的本子和比較早的本子去校對，便很難考見古書原來的面目；更無由進一步探索其中的內容了。所以校書工作是讀書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如此，文獻在傳抄過程中，多一字或少一字，即會影響內容義理之領會，及時空背景之掌握。張舜徽以《漢書‧藝文志》為例，其中記載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發現《古文尚書》，後來「安國獻之」，孔子的後人孔安國將該書獻給漢武帝。然對照《史記‧孔子世家》，其中記載「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似乎孔安國在漢武帝中期時即已謝世。如此漢武帝末時，安國已卒而何能獻書？《史記》與《漢書》必有一誤，《古文尚書》的發現年代、進獻年代，及孔安國的生卒都成疑問。其實，這個問題已由清初學者閻若璩及朱彝尊考證後，依荀悅之《漢紀》所載，校訂為「安國家獻之」，《漢書‧藝文志》中脫一「家」字。
張舜徽另以《後漢書‧鄭玄傳》為例，其中記載鄭玄「不為父母昆弟所容」，而此似乎與鄭玄做為一代古文經學家之持穩德行有違，袁宏《後漢紀》中即盛讚鄭玄德行：「鄭玄造次顛沛，非禮勿動」。對於鄭玄人格德行之懷疑，直到清乾隆六十年，阮元在山東學政任內，到鄭玄故鄉拜謁時，偶得一石碑，與《後漢書‧鄭玄傳》相校對下，始發現「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其實應為「為父母昆弟所容」，《後漢書》中多了一個「不」字。而此一字之衍文，使鄭玄受誣逾千年矣。
以文字體例及引文之校對，來辨別原文獻之內容正誤及釐清其著作年代，一般來說是很可行的，以這樣的方法來檢核《樂記》，確實也將有一些重大的新發現。所謂新發現者，乃因為在1993年時曾於湖北出土了一批竹簡，稱為《郭店楚簡》，其中簡文，有可與《樂記》相校核比對處，其中亦是以一字之差，而使《樂記》與《郭店楚簡》兩者之獨特性彰明不少。由於這是新出土的文獻史料，因此以往研究《樂記》的學者，尚未注意到此「一字之差」的重要性，亦沒有機會對此做精細的研究。關於此點，以下（第二章）論及《樂記》內容思想時將有詳細分析。
至於以往學者對《樂記》所進行的文字體例及引文之校對，則有一些評斷值得提出。以文字體例與引文來校讀古文獻，特別是先秦文獻，需要注意到一些限制，這些限制，其實乃源於先秦文獻之獨特寫作方式與背景。
首先，張心澂《偽書通考‧總論》指出，印刷術發明前，特別是先秦時代，學者寫作的環境是很辛苦的，有獨特的限制：「古人寫字用簡冊刀錐，及進而用竹帛毛筆漆書，均不若今之紙墨之便，更不如印刷術發明後流傳之廣」，因此，古人記述言論，即有一種與現代人不一樣的習性─古人不自著書，而由門人學生記之，或古人著書不以為是自己的思想，而視作是公天下的言論。
在政治界或學術界重要之人，其口說及行事，往往由其門人或後人記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是也……章學誠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文史通義‧言公上）。故在孔子以前本無自行著書之事，即偶有所言，或係受前人之語，或係一己之思想，筆之於簡冊，亦以備遺忘，無所謂書之體例。其簡冊傳於他人或後人，即以其所言者應用。嗣後復展轉相傳，連經傳者自己之思想偶筆之於簡冊者，亦一併相傳。書為應用而設，不為傳名而設，故簡冊流傳，其著者姓名，即不自著於冊，亦往往湮沒弗彰。
《論語》、《管子》、《莊子》皆是其例，非由孔子、管仲、莊子自己書寫，而是由其門人記錄其言行，有時並加入各自的闡發應用之說，而成其篇。基於這樣的認識，於是余嘉錫對於以校勘文字而辨偽，在《古書通例》中有補充說明：
考之本書以驗其記載之合否。然古書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後師，或記敘成於眾手，或編次於諸侯之客，或定著於寫書之官。逸事遺聞，殘篇斷簡，並登諸油素，積成卷帙。故學案與語錄同編，說解與經言並載。又箋注標識，混入正文，批答評論，咸從附錄……是則即本書記載以分真偽之法，容有未盡也。
以往有學者批評《樂記》的十一章中，有些是觀點論述，有些是對話語錄，似乎在體例上不一致，而內容有時精簡，有時又針對不同的小議題（如禮樂功能）詳加闡述，似乎筆法也不一。特別是發現有些段落，也曾類似的出現於其他古文獻中，如戰國時的《荀子‧樂論》、戰國與秦代之際的《呂氏春秋》、及漢初的《淮南子》等，因此主張《樂記》乃是在漢代時不同人對古文獻的抄錄匯編，非先秦之作。
然而，由上述張心澂與余嘉錫的校勘經驗觀之，這些對《樂記》文字體例的批評，或許是對古文的書寫環境限制與習性不了解或誤解。蓋《樂記》者，可為先秦學者記錄其師尊所教導之言，因而論述與語錄同編或不足為怪矣。另外《樂記》中論述有詳細與提綱之別，或為將師者的「經言」與學者對「經言」的「說解」並載的情形，或是代師記述的傳言者將自己的箋注標識，混入正文的情形。因此，文體風格之不一致，並不足以推斷《樂記》非為先秦之作，甚至如此不一致的文體，似更符合先秦時人的著作習性。以《樂記》而言，依文字體例來校定成文年代，似不是一個有效的可行之法。
在引文的考察方面，本來，若是文獻在引用時有註明出處，那麼引文則有辨別著作年代之用。如甲凱《史學通論》中解釋：
如甲書稱引乙書或乙書的作者，史學家便可以推定乙書一定在甲書以前……此極明顯之事實，為考史的簡單辦法。可惜舊日文人著書稱引前著，往往不標明著述的年代，令後人難明，即使是博雅如顧亭林，他所作《日知錄》亦有此病，為此增加考證的困難。
然而，引文需說明出處乃是今人的習性，越是遠古之人，基於前述的寫作環境限制與習性，在文獻稱引上亦有異於現代人的作法。張舜徽《中國古籍校讀指導》中解釋，
古人引書，不一定完全符合於原文，做到一字不差。特別是在引用之際，有節略其辭的，也有引用書意的。這在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已經說的很清楚。至於倉卒引用的時候，將原來文字弄錯或將內容顛倒了的，更不可勝數。
這種習性，即呼應前述章學誠所說「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的觀念，亦符合張心澂所解釋，古人著書記述乃是為了「備遺忘」，而可供人「以其所言者應用」，即利用同樣或類似的詞句再自行增刪改寫，以表己意。事實上，這種著書的體例，古稱「述」或「編述」，以別於使用全新文詞來論說新觀點之「作」或「著作」。
以往學者對《樂記》的批評中，有以不同引文間多或少幾個字為由，而判斷《樂記》非先秦之著述者。如徐復觀於《中國藝術精神》中，比較《玉函山房輯佚》所收納《公孫尼子》與《樂記》相關的二條佚文，指出來自徐堅《初學記》引《公孫尼子》「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之文，比《樂記》在句子開頭少了一個「故」字。而另一條來自馬總《意林》引《公孫尼子》「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之文，比《樂記》除了在開頭少一發語詞「夫」字，及句中少了連詞「之」字外，主要在「軍旅」下少了「鈇鉞」兩字。徐復觀因而以為，《公孫尼子》如果確有其文，且成文於戰國時期，「《樂記》中引用此文，卻無端多出鈇鉞二字，這在引書的例子裡也是很少見的」，隨之認為《初學記》與《意林》應係轉引自《樂記》，而《樂記》成文於漢初，其中有許多抄錄《荀子‧樂論》的片段。
類似的例子，亦可見於以《史記‧樂書》與《樂記》的相比較上，由於《史記‧樂書》開頭多了對秦漢樂歌創作的綜述，結尾亦多了對舜與紂樂的批評、晉平公聽師曠鼓琴、及太史公評論等段，有學者即以為《樂記》乃成於《史記‧樂書》後，摘錄《史記‧樂書》片段而成。亦有學者以同樣理由，卻持相反意見。
然而，如果明瞭了前所述及的古人引文習性，以之來檢討諸如上述以引文來斷定《樂記》年代的作法，可知這些斷定皆屬無效。引文中所少之字，或為轉述者為圖便利所省，或為脫字。而引文中所多之字，或為傳述者理解並記憶原文時，自然產生的不影響原意的用語更動。更有甚者，引文有所更動，乃因使用該引文之古人所為，是一種「編述」文體，而非「著作」。於是，從引文間的字詞與字數比較，想得出關於文獻著作年代、釐清何者為轉鈔者、何者為原文獻，至少以《樂記》而論，是不能的了。
有鑑於這些情況，余嘉錫《古書通例》亦做了補充小結：
考之群書之所引用，以證今本是否原書。然古書皆不免闕佚。蓋傳寫之際，鈔胥畏其繁難，則意為刪併，校刻之時，手民恣其顢頇，則妄為刊落……是則援群書所引用，以分真偽之法，尚非其至也。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做一個小歸結。考察史志目錄、文字體例、及引文之法，對《樂記》而言，皆不是鑑別著作時空背景之有效良法。而在辨偽、校勘及訓詁中，另有以思想來辨證之法。考察文獻思想，將不只是有鑑定文獻真偽、著作時空之功，同時亦有考證文獻內容，釐清思想脈絡之效。於此，將使文獻校讀從「外考證」進入「內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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