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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白房子
一 我的心在跳，全世界都能聽到
離別二十三年之後，我這個前中國邊防軍士兵就要重返白房子了。
遙遠的天空下，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我曾經在那裏度過我那苦難而蒼白的青春。它是我的一個夢、一個幻覺。它成為我的創作取之不竭的源泉。
我曾經這樣寫道：
「你將像耶穌一樣永遠背著沉重的十字架，在時空漫遊。不過你背上背的不是十字架：而是白房子——你的一段沉重的過去。你像蝸牛一樣背負著白房子，緩慢地在生命的里程中蠕動，一直到它的終結。你的病症是無法徹底治癒的，醫生的力量已經用盡。醫生可以疏導它向好的方向轉化，可以採取強力壓制它，讓它沉默或以另外的方式表現，但不能根除它。」
我還在另外一本書中說：
「我有一件皮大衣。我出了五十塊錢復員時將它帶回了內地，它現在就在我的箱子底下躺著。大衣有三個紐扣掉了，一個掉在伊犁草原上，一個掉在塔城草原上，一個掉在阿勒泰草原上。現在，每年夏天，我都要把大衣從箱子底下取出，放在太陽底下曬一曬，防止生蟲。在陽光下，當我揮動柳條，輕輕拍擊大衣的時候，絨毛裏不時會有蒼耳蹦出來。這蒼耳年年都有。將蒼耳放在掌心，我常常感慨地想：它本該是屬於草原的，我耽擱了它多少次開花與結果呀！有一天我重返草原，我將帶上它，讓它重歸母體！」
我還說：
「我的大門牙在一次騎馬中摔磕掉了。它大約如今已經成為一塊砂礫，靜靜地躺在草原的某一處。當遊人以手加額，盛讚那一處遼闊美景時，它也成為被盛讚的一部分！」
啊哈！我要去了。白髮雙鬢，牙齒脫落的我將要完成一次遠行。我不能再等待了。我得去。那也許會是我的最後的遠行。
我將見到那一切——戈壁、草原，成群的伊犁馬，天空飛翔的鷂鷹，天宇下那孤零零的白房子。這一次見到的不是在夢中，而是實地踏勘。
此一刻，我的心跳得多快呀！
有一首通俗歌兒唱道：我的心在跳，全世界都能聽到。前幾天我聽到這兩句話時，還一邊聽一邊嘲笑這一代人的誇張作態。現在我不敢笑了，因為面對這一次遠行，這句話也許正是我此刻的心情。
二 廿八年前河西走廊刻骨銘心的一幕
二十八年前的那個多雪的冬天，我們也是從西安開拔。乘坐火車進疆的。具體的時間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那列火車是一列鐵悶子車。在此之前，這車大約是拉過馬的。鐵悶子車廂裏有著乾草、馬糞和刺鼻的臊味。我們簡單地把馬糞清理了一下，重新鋪上一層乾草，再把床單一鋪，就一個挨一個，在自己的鋪邊坐下。
火車匡匡噹噹地出發了，沿蘭新線一直向西。車開得很慢，見到所有的車，它都得讓路。車廂像一隻鐵質的大棺材。只有幾個開得很小很高的窗戶，如果馬揚起脖子來，大約可以夠到它。我們得站在被子上，眼睛才能勉強地看到窗外。
沒有廁所，小便的時候，是從大鐵門的夾縫裏向外尿。大鐵門用一根鐵棍子插著：露出一條縫。車匡當匡當地響著：一會兒縫兒合死了，一會兒又張開。接兵的警告說，尿尿的時候，不能把那東西塞到縫兒裏去，防止夾掉。
小便的事兒好解決，大便就無法解決了。只好強忍著，等車停下再解。
好在車常常停。遇一列迎面過來的火車，車便停到岔道上去。車停下以後，值星排長從火車頭方向跳下來，戴著紅箍，吹著哨子，順著路基一路跑過去。他號召大家有屎沒屎，都下來拉一次，因為下一次停車，又不知會在啥時候。
「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值星排長喊著。於是我們看到，車上原來還有許多女兵。以這列火車為界分，男兵在火車左邊解手，女兵在火車的右邊解手。有時候，有的男兵或女兵會鬧錯方向，於是在哄笑聲中，羞紅了臉，從火車底下鑽過去，回到自己一邊。
從西安到烏魯木齊用了五天四夜。
印象中，河西走廊十分漫長，火車像牛一樣喘著氣走了一個下午，還在一架山的山坡上轉著。印象中，祁連山積雪的山頭，一輪落日停駐在嘉峪關古老樓頭上的情景，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這樣一件事。
這列火車路經甘肅定西的一個路口時，路口上黑壓壓地站滿了人。在颼颼的寒風中，這些人吶喊著，或揚起手臂，或揮動帽子，向我們歡呼。
開始我以為這是當地政府組織的歡送我們的人群，後來想這不可能吧，我們沒有這麼偉大，他們也不可能把時間算得那麼準，冒著嚴寒在這裏等候。
這樣，我又以為他們大約是送了自己這個地方的新兵，又見我們的車來了，於是順便歡送一下我們。
火車徐徐地走動著，每一個路口上都聚著這樣的人群。這些人群都大聲吶喊著，向我們招手。
剛剛走出校門的我在那一刻情緒激動極了。用一句書面語言來說吧，就是有一種「崇高感」。尤其是當我們的車廂裏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時，心情更是激動。
激動的我也效仿著路口的人們，向他們揮手，吶喊。
這時候接兵的過來拍了我的肩膀，叫我安靜。他說如果口袋裏有多餘的錢和糧票，或者挎包裏有餅乾麻花之類，可以扔下去，如果沒有，就悄悄地待著：不要站在那裏瞎激動，浪費感情了。
原來這是龐大的饑民隊伍。原來這些人嘴裏吶喊著的是請你給他一點吃的。
我永遠記得這一幕。按時間推算，我看到這一幕的時間應當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下午到黃昏。
三 我的兵團兄弟
《綠洲》雜誌的朋友們，總是如期將新出的雜誌寄我。每一本雜誌都會引起我好幾天的惆悵。那些普通的字眼，例如條田、轉運站、春小麥、油葵、康拜因、史達林一百號、翻漿地、夏潮地、沼澤地等等這些字眼，別人也許僅僅只將它看做字眼，但是在我的心中，它也許是一陣痙攣，一聲哭啼，一種深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的情緒。
於是我在某一次收到雜誌以後，惆悵了幾天，寫出了一段一萬多字的文字，名字叫《我的兵團兄弟》。我記下在那個非常時期，我眼中看到的兵團人。我說，在那個險惡的時刻，我們曾並肩撐起白房子那五十五點五平方公里的陰霾四布的天空。
我說，好幾次中蘇戰爭一觸即發，邊境一線進入非常時期，拖家帶口的兵團人，男人們從大車上卸下了馬，背著老式的花筒衝鋒槍，在邊界遊弋，女人們則把家中的一點破爛打成包袱，坐在家門口，準備後撤。
我說，這期間，我曾經從白房子到一八五團團部去過一次。我眼睛所見，沿途這些兵團村莊，都好像面臨一場大劫難的前夜的景象，如死亡一般的靜寂，雞不叫，狗不咬，孩子們也知趣地閉上了嘴巴，眼睛裏露出恐怖的神色。
男人們打仗去了，騎著劣馬挎著老槍，像唐．吉訶德一樣去迎接界河對面轟轟發動的坦克裝甲車。那情形我不敢用「滑稽」兩個字，我只能用「悲壯」二字。那些家庭婦女們將值錢一點兒的東西，包在一個包袱裏。人就坐在包袱上，隨時準備撤離。傢俱無法帶走，就在門口的沙地上挖一個坑，將它埋起來。在一家門口，我看見一戶人家將手搖縫紉機賣給一個遊牧過來的牧人，價錢是三十元。
孩子們仍然在上學。從一所小學校裏，傳來孩子們歌唱的聲音。那聲音有些低啞，有些壓抑。童聲在這塊草原上迴盪著，這聲音叫我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在文章的結尾我這樣寫道：
「我用這篇短文向我認識的每一個兵團兄弟致敬。我獻上我對那塊土地的熱愛和對你們的熱愛。時過境遷，那一段日子已經不復存在，並且日漸為歷史所塵封，後來的人們已經不會知道那些為共和國承擔過巨大責任的那些普通人們的事情了。但是我們有責任讓人們知道。
「自離開那塊爭議地區，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回去過。不過總有一天我要回去的。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請將我一分為三》。我說，假如有一天我死了，請將我的骨灰一分為三，一份撒入我故鄉的渭河，一份撒入我生活和工作過的延河，一份撒人我駐守過五年的額爾齊斯河。
「是的，我將回到那塊土地上。我將乘著馬穿過那鋪天蓋地的葵花地，穿過那一個又一個的兵團村莊，我將向每一個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子乙深深祝福。額爾齊斯河春潮氾濫時期那喧囂之聲，裏面會有我年年的歌唱。」
文章寫成以後，《解放軍文藝》的朋友們打來電話約稿。這樣，徵得他們同意，《我的兵團兄弟》一文，在《綠洲》和《解放軍文藝》同時發表。
文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是我們有責任讓人們知道」這句話，令讀過文章的兵團人感動。
我服役地方的兵團人是農十師。這樣，我收到了農十師文聯主席杜元鐸先生的邀請信。他請我到他們那裏去，為文學作者講一次課，還說他和我原來的部隊聯繫過，還和阿勒泰軍分區聯繫過，他們也知道我，並歡迎我重返老部隊去看一看。
老杜的話叫我激情難捺。
離開新疆已經二十三年了。這些年：隨著老境漸來，我年年說去新疆，但是總是說說了事。也許這樣延捱下去，我此生是再也沒有機會踏上那魂牽夢縈的白房子了。我如果聰明的話，我應當當機立斷才對。
於是我向遙遠的位於北屯的老杜打去了電話，告訴他我一定去。
二○○○年七月十四日，在這個炎熱的日子裏，我乘坐火車，踏上前往新疆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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