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院士彭汪嘉康
癌症研究之母
被為形容為台灣﹁癌症研究之母﹂的彭汪嘉康，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台灣大學醫學系，曾在美國國家衛生總署服務三十三年，並擔任所屬國家腫瘤研究所細胞遺傳研究室主管；她成功證實人類腫瘤細胞起因於染色體的改變，並陸續發現白血病染色體的變異在幹細胞時期就已出現，甚至進一步從母親血液中判斷胎兒白血球及性別的可能性。一九七二年，她因該研究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獲得Arthur Flemming Award的外籍人士。
文／陳建豪
二○○八年，吳健雄基金會、台灣萊雅公司共同創設「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目的在於樹立傑出女科學家的典範，並鼓舞年輕女性投身科學研究。
因此，首屆得主顯得格外重要，她必須是一位讓眾人都認可、欽佩的指標人物，才能達到設立該獎項的目的，並吸引人更多後續參與。
然而，這麼關鍵的人物，在遴選過程中，卻幾乎是眾望所歸。推動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並擔任國衛院首任院長的吳成文回憶，在遴選首屆得主時，他也曾被評審團諮詢，那時他毫不遲疑地推薦了彭汪嘉康。
「當我一說出這個『彭汪嘉康』這個名字，你可以感覺到，幾乎所有評審，那都是相當、相當認可的，」吳成文笑著說。雖然他與彭汪嘉康是熟識三、 四十年的摯友，甚至可以說是一起打拚的戰友，但他內舉不避親，後來果不其然順利獲得眾位評審同意，第一屆的得主，就是彭汪嘉康。
不凡人生，凝聚台灣抗癌能量
一九三二年出生、現年八十一歲的彭汪嘉康，經常被形容為是台灣「癌症研究之母」，而從她累積的各種頭銜與經歷，更可以看出她不凡的一生。
包含她在美國國家衛生院（NIH）工作時，因為成功證實人類的癌症腫瘤細胞起因於染色體改變，從此在全球醫界聲名大噪，並成為首位獲得美國亞瑟‧佛萊明獎（Arthur Flemming Award）的外籍人士。
在美國國家衛生院工作長達三十三年，早已經是研究室主管的她，原本可以選擇退休，或是繼續研究工作，但她卻於一九九三年、在人生剛滿一甲子時，放下在美國的四個兒女，回到台灣，付出自己多年所學，為台灣建立起癌症防線。
原來，彭汪嘉康一直與台灣保持聯繫，深知自一九八二年起，癌症即開始蟬聯國人十大死因榜首，但八○年代的台灣，對於癌症的治療卻尚未成熟，專科人才明顯不足、病人自然無法得到最佳照顧。
彭汪嘉康回台二十年間，可以說是馬不停蹄。她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國內第一所癌症實驗室，之後推動國衛院癌症研究所成立，並擔任首任所長，幾年前雖從國衛院退休，但旋即被聘請為由萬芳、北醫、雙和醫院所組成的癌症中心擔任主任，而她在台大醫院的門診，更是自一九九三年回國以來，就不曾間斷。
更值得一提的是，彭汪嘉康甚至投入了自己在美國累積多年的寶貴人脈，對培養台灣的抗癌人才貢獻良多。
在一九八五年，彭汪嘉康尚未正式回到台灣前，當時她與幾位旅美的中研院院士，包含曹安邦、吳成文等人都擔憂著，當時台灣尚無腫瘤內科的概念，也就沒有專門全方位對付癌症的內科腫瘤醫師。
在包含彭汪嘉康等人的奔走下，到了一九八七年，終於促成台灣首次的腫瘤內科醫師訓練。
訓練對象包含台大、榮總、三總等的菁英醫師，而授課教授，竟都是全球最知名的抗癌專家，他們輪流從海外飛抵台灣，輪班執教三個月，完成了為期三年兩期的訓練，為台灣培訓出十三位種子醫師。
當年的種子醫師，目前都成為台灣抗癌的超級戰將。例如：台大腫瘤醫學部主任鄭安理、成大醫學院院長張俊彥、國衛院癌症研究所所長陳立宗及主治醫師劉滄梧等人。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很訝異，為什麼有這麼多大師級人物，紛紛請假兩、三個月，到台灣來幫我們上課？後來我們跟某一位教授聊，才發現原來他曾經很受Jackie（即彭汪嘉康女士）的照顧，因為Jackie開口，他就義不容辭，」劉滄梧指出，彭汪嘉康在海外三十餘年奠定學術地位，並廣結善緣，最後貢獻在台灣開花結果，因此有「癌症研究之母」的封號，正是名實相符。
立志學醫，不輕言放棄
現年八十一歲的彭汪嘉康，仍活力十足，談起行醫看診，更是熱情滿滿。
至於為何對醫學有這麼大的熱情、至今仍堅持看診，站在第一線付出，彭汪嘉康則透露，這其實與她年輕時的經歷有關。
「我最小的弟弟，在我唸中學的時候，感染了肺炎，那時我們送他去看醫生，那醫生還是我父親的朋友，但他卻沒有竭盡全力去救我小弟，」彭汪嘉康沉默了一下，繼續說：﹁但那時明明已經有盤尼西林問世，醫生卻沒有試著採用，僅告訴我父親，應該要放棄了。最終，我的小弟就在家中過世。所有家人，都很無助地看著他離去。﹂事隔多年，彭汪嘉康仍有不捨。
「經歷這件事情後，我告訴母親，如果我是醫生的話，絕不會這麼輕易就放棄醫治！這句話出口，也就立下了我學醫、行醫的志向，」彭汪嘉康強調，病人在最脆弱、無助的時候，已把生命託付給醫師，醫師怎能輕言放棄？
在大時代一步步往夢想挺進
要當醫師，第一步要先考入醫學院。彭汪嘉康出身於蘇州書香世家，祖父是絲綢商人，但極重視教育，她的叔伯們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時代，卻大多能留學海外，反映出家族對孩子們教育的看重。
「我們家族有一個故事，那時我祖父去選墳地的時候，風水先生問他是希望後代能當官，還是能致富？我祖父卻說，如若可以，讓子孫們把書唸好即可，」彭汪嘉康笑著說，祖父對教育的重視，無疑就是給子孫最大的資產。
彭汪嘉康以自己為例，在民國三十年左右，女性唸書的比例其實相當低，但因為家族有著大力栽培孩子唸書的祖訓，也讓她在當時成為少數接受教育的女性，這也才能往醫學院逐步邁進。
「我在蘇州唸中學，最想考入的醫學院，就是上海醫學院；當時雖然有聽說台灣的台大醫學院也非常好，甚至比上海醫學院還有過之，但因為人在蘇州，也真沒想過，有一天會來到台灣唸台大，」彭汪嘉康微笑著回憶。
民國三十七、 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局勢紛亂，政府陸續遷台，還只是中學生的彭汪嘉康，被大時代的洪流給推著，就這樣上了船，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搭上了船，雖然還是頭等艙位置，但彭汪嘉康卻因為嚴重暈船，在船上吐了好幾日，到最後已經是虛弱無力。
然而一下船，已經先到台灣的父親前來接船時，隨手遞了一根香蕉給腹內早已空無一物的彭汪嘉康，說也奇怪，香蕉的甜香味，竟讓彭汪嘉康精神大好！
「至今，我仍然記得那甜香味；或許，這就說明我跟台灣有緣吧！」彭汪嘉康很有精神地說著。果不其然，彭汪嘉康來到台灣後，真的如願進入台大醫學院就讀。
考入台大醫學院後，彭汪嘉康開始勤練基本功，挑戰一本又一本磚塊般厚重的原文書。
「台大教授，不少是非常嚴格的；我最記得教我們病理的葉曙教授，他上課很精彩，但也很嚴厲，例如：高我們一屆的學長姊，竟有超過一半的人得多唸一年、跟我們這屆一起畢業，就是因為他們都被葉曙教授當掉了，」彭汪嘉康苦笑著回憶，但她也認為就是在這種要求之下，方能練就一身紮實的基本功。
畢業後，彭汪嘉康跟隨著知名的外科手術醫生林天佑實習一年，林天佑給了彭汪嘉康高度肯定。
林天佑是肝臟手術的權威，他採用的「手指切肝」手術法，更讓台灣成為全球肝臟手術的先驅。而自小苦讀出身的林天佑，對每天總是在上午六點多就報到、任勞任怨的菜鳥實習醫生彭汪嘉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最後給彭汪嘉康的實習分數，竟是打了九十九分。
「林天佑醫師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女生，而對我少過任何要求；他是我的恩師，言教、身教都讓我受益良多，」彭汪嘉康至今仍記得，在實習結束之後，林天佑就希望她投入台大外科團隊，但那時候的彭汪嘉康，卻打算赴美再學習。
「我那時就答應林天佑老師，在美國練功有成之後，一定回到台灣貢獻。這個承諾，我始終放在心中，雖然我是隔了三十餘年才完成，」彭汪嘉康感性地說，自己後來會在六十餘歲的「高齡」返台行醫，就是因為一定要完成與老師的約定。
意料之外的波折與改變
然而，這位在台灣被視為極有潛力的手術外科明星，到了美國之後，卻屢屢碰壁，最後甚至被迫放下手術刀，投入研究。
原來，在一九六○年代的美國，尚未開放非美國公民開業行醫。事實上，以當時的限制，彭汪嘉康只能專攻病理研究，或者是麻醉專科。
「那時候，其實有些挫折。不是因為我的醫術不好，只是因為我不是美國人。但也有人告訴我，或許這個法條很快會修改，我也就硬著頭皮留下來，」彭汪嘉康苦笑著回憶，這限制對她來說，也不知是福是禍？因為當時若沒有這一法規，她在美國執刀行醫可能會賺很多錢，但就未必有機會走上研究之路。
只是，在美國，初期打擊彭汪嘉康的，還不只她不是美國人，更因為她的「女人」身分。
彭汪嘉康原本順利申請到在華盛頓某一頗具規模的醫院工作，醫院已經回函通知她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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