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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綜 論
國家圖書館（原稱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民國22年在南京籌設，至今已有78年的歷史。籌備之初，國家迭遭戰亂，作為國家文獻典藏中心的中央圖書館隨政府輾轉播遷，藏書聚而復佚，散而又集，如是者再，其經歷之坎坷，環視並世圖書館中鮮有其比。真可說是生長於患難之中，而屢蹶屢起，在我國文化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
追溯中央圖書館的發展，大致可分為籌備創館、抗戰西遷及復員、遷臺復館、文化建設、網路及自動化應用等五個時期。自籌創迄今，其間雖播蕩流徙，由南京西遷重慶，復員後又由南京東渡臺北，三度搬遷，始終以保存民族文化，建設現代圖書館為職志而奮勵精進。在臺北市南海路復館，慘澹經營，適政府推動文化建設，得以遷建新館於中山南路，圖書館的發展蒸蒸日上。其後易名為國家圖書館，持續進行典藏國家文獻，弘揚學術，研究發展與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以穩健、堅定、踏實的步履，跨出每一步，勇往直前。
第一節 籌備創館時期（民國22年至26年）
16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同年10月1日成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管理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依《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規定，大學院得設圖書館等國立學術機關。 17年5月15日至28日，大學院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請大學院在首都「籌備中央圖書館」，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文化的庫藏，並為各地方圖書館的示範； 同年10月24日改大學院為教育部。18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華圖書館協會也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年會，決議「呈請教育部，從速籌辦中央圖書館」。
22年1月21日，教育部兼部長朱家驊（交通部長兼任） 「派蔣復璁為國立圖書館籌備委員」，由交通部按月撥助籌備費2,000元 ；同年4月8日復令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4月21日租定南京沙塘園7號民房辦公，正式開始籌備。 同年4月24日，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暫行組織大綱》（共7條） ，籌備處主任之下，分設總務及圖書兩組。「總務組掌文書、會計、庶務、建築等事宜」，「圖書組掌採訪、編目、纂輯、庋藏、閱覽等事宜」，共有人員37人 。必要時得設建築及購書兩委員會，延聘專家為委員（名譽職），協助進行工作。同年7月起，教育部每月撥給籌備處4,000元，計每年度支付日常費用共4.8萬元 。經費既已確定，事業乃得以推進。
22年11月2日，籌備處接管國學書局（原名江南官書局），易名為木印部，原書局雕版存於朝天宮，設發行部於南京雙井巷12號租用民房；又接收交通部移贈印刷所機器全部，另設工場於金沙井34號，「以便印刷目片及書籍等，兼資便利而裕業務」10。24年1月10日，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印刷所暫行章程》，設總幹事1人，幹事1至2人，工務員若干人。印刷所分設木印部、鉛印部、發行部11 。自印所編館藏官書目錄、期刊目錄等連續性出版品。
22年7月，籌備處以交通部所撥籌備費2,000元購下天津孟志清所藏舊拓金石拓片1,500種，11,139件，奠定了收藏金石拓片的基礎。12
23年7月1日，接辦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業務，定名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履行比京國際出版品公約（Brussel Convention），「開始辦理國際交換業務，以謀播通文化」13 ，及充裕館藏外文圖書和外國政府出版品。
國立中央圖書館在籌設之初，只有由「教育部撥給北平檔案保管處留存的重要圖書4.6萬冊，滿蒙藏文書500冊，清順治至光緒年間歷代殿試策千餘本14 ，這些圖書作為館藏基本藏書。「其中可以稱得上善本的，只有一部明代刻本《仁孝皇后勸善書》，而圖書館購書的經費有限，不可能多所採購」。15 爰通函黨政機關學會與世界各國重要學術團體，徵求出版刊物16 ，並依教育部《新出圖書呈繳規程》，函各出版商呈繳書籍。24年2月15日，籌備處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藏呈繳書目錄》，至25年1月停刊，共發行12期；25年2月起呈繳目錄併入《學觚》（25年2月創刊，26年6月停刊）中，不另刊行。17 26年7月8日，國民政府修正《出版法》更規定出版品於發行時應由發行人呈繳中央圖書館乙份。18 另方面選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精選孤本罕傳書231種1,960冊，定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於22年11月影印出版，擴大流通；籌備處將所得100部備供向國外交換西書19 。這樣，一個代表國家的國家圖書館便初具規模。
經過多方的徵集與交換，到25年9月1日，館藏中文書籍已達69,864冊，滿蒙藏文書500冊，西文書4,659冊，日文書551冊，金石拓片2,901幅，地圖427冊，雜誌15,480冊，其他圖書包括小冊子共6,550冊。到了26年抗戰發生時，館藏圖書及期刊已遞增到183,023冊，期刊報紙611種。20
25年2月5日，籌備處遷入南京市成賢街48號新購館舍辦公21 ，各項業務得以積極展開。同年5月5日編訂《暫行中文圖書編目規則》，8月17日編印藏書目錄片第1組出版；印售目錄片以500種（每種1張）為1組。9月6日開放閱覽，共分參考、報章、期刊、普通四部分；至26年8月15日抗戰軍興，日機空襲南京，被迫停止閱覽。自開放至停止適值1年，總共來館閱覽者有70,108人；圖書出納計中文51,355冊，西文3,083冊，共計54,438冊。22 同年8月31日，將重要圖書裝箱封存262箱，運送朝天宮故宮博物院新建庫房妥藏，籌備處也暫時遷到他處辦公。23
籌備處雖稍具規模，但仍屬權宜，成賢街館舍原就不是圖書館建築，不足以發揮圖書館的功能，因此仍積極尋覓館址，籌建新館。23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會通過，准撥150萬元為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費用。2426年2月1日，教育部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委員會組織規則》（共9條），並聘請戴傳賢（兼委員長）、朱家驊、段錫朋、何廉、錢端升、羅家倫、梁思成、袁同禮、雷震、蔣復璁等10人為委員。25 同年3月9日及5月4日召集兩次委員會會議，討論徵選圖案及建築進行事項，決定館舍在是年秋興工建造，地址勘定在南京國府路（今長江路）46畝多土地為建館基地。建築設計計畫由梁思成、袁同禮、蔣復璁會同草擬，頗為詳密，可惜徵圖手續尚未完畢，而七七事變發生，建館乙事遂告中止。26
第二節 抗戰西遷及復員時期（民國27年至37年）
26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8月3日擬定「非常時期內本處服務計畫書綱要」，為因應時局，並宣傳軍民戰時所需知識，10月8日編印《戰時國民知識書目》第1期（至28年8月17日停刊，共出27期，內容主要為軍事相關知識及其問題，每期以1問題為主題的簡
目）。27 同年11月18日奉令西遷，籌備處自所置朝天宮262箱中擇要提取130箱，運往下關輪埠，開始離京，溯長江往上游行；12月13日南京淪陷，所遺存在南京的財產全部損失28 。
籌備處初奉令遷漢口，復奉命遷成都，又呈准在重慶展開工作。籌備處圖書輾轉舟次武昌、岳陽，由宜昌入川，而至宜賓。籌備處人員先於27年2月12日抵重慶，陸續商借重慶市川東師範學校大禮堂為辦公處，租定重慶市上清寺聚興村民房為所兼辦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事處，展開業務；另租定江津縣白沙鎮上松林為疏散辦公地點，及該鎮傍三重堂存放原有裝箱的圖書。全部遷竣，乃於5月1日成立參考閱覽室，並特設抗戰文庫，公開閱覽。9月4日分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辦事處29 。
28年3月1日，因重慶頻遭日機侵襲，籌備處再度奉令疏散至市郊各鄉鎮，參考閱覽室本日起結束。籌備處疏散至白沙鎮上松林辦公，交換處仍留駐於重慶30。8月17日，籌備處與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在白沙鎮合作成立白沙民眾閱覽室（內附兒童閱覽室）啟用。12月14日又於上松林設立西文參考閱覽室31 。籌備處自遷至後方，每到一地覓屋辦公後，立即設法開闢閱覽室，對外開放，服務讀者，不曾間斷。
29年7月31日，籌備處事務奉令結束；8月1日正式成立國立中央圖書館，蔣復璁就任首任館長；同年10月16日，國民政府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共13條）。依該條例規定，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隸屬於教育部，掌理關於圖書的蒐集、編藏、考訂、展覽及全國圖書館事業的輔導事宜；設館長1人綜理館務，下分總務、採訪、編目、閱覽、特藏5組，各設主任1人。國立中央圖書館兼辦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事宜，並得設圖書館事業輔導委員會，以研討及實施全國圖書館事業輔導事宜，並視地方需要，得設分館32 。31年3月17日，《國立中央圖書館辦事細則》奉令准施行。34年10月27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共14條），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直隸於本館33 。時「有職員112人（包括交換處），工友21人」。36年12月，考試院、行政院聯合公布《國立中央圖書館聘任人員遴聘規則》
（共9條）34 ，為本館擁有高素質的館員提供了制度保障。
27年4月10日，籌備處遷移重慶之初，以中央政府移駐，重慶乃為全國政經中心，亦為西南文化薈萃之地，但卻無規模完備的圖書館，即計畫籌畫建立重慶分館以應需要，經呈准教育部同意即日籌建。同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建築委員會組織規則》，該委員會設委員5人，即教育部代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代表、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重慶市市長及籌備處主任。8月23日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出席者有蔣志澄、杭立武、陳禮江、蔣復璁等4名委員。決定建館基地由重慶市政府指撥新市區兩浮支路第一苗圃全部分地；建築費擬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前撥的補助建築費項下暫行墊支35 。27年10月1日，重慶分館工程開工，36 30年1月館舍落成，2月1日起日夜開放閱覽37 。由於本館在抗戰期間為西南各省圖書館的中心，而陪都舉行的文化活動，如各種展覽及學術會議，都在本館舉行，而被稱「戰時文化之宮」38 。
鑒於抗戰期間，淪陷區許多珍貴文物都流入書肆中，日本、偽滿、美國都派人挾款大量採購。一些有心人士建議政府籌款收購以免散佚。教育部乃令籌備處運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原所撥補助建築費蒐購古籍。29年1月1日蔣復璁動身，先於9日抵港與葉恭綽面商，決定於上海及香港兩地採購散出圖書。繼於1月14日潛赴上海，與張元濟（後由鄭振鐸加入）、張壽鏞、何炳松等商議蒐購淪陷區古籍事宜，並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進行搶購。這是本館最大規模，也是最富意義的蒐購行動。自29年年初至30年年底，時值抗戰最緊急之時，展開祕密蒐購39 。「結果，江南各大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及順德鄧氏風雨樓、李氏泰華樓等舊藏珍籍，都被購得；其他久負盛名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吳縣潘氏滂嘉齋、聊城楊氏海源閣等所散出圖書，亦網羅不少」。30年6月在上海為防止本批圖書在戰亂遭離散遺佚，乃擇33種孤本，予攝成照片影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玄覽堂叢書》（36年5月出版續集，收書21種附4種）。至於香港購得的書籍約341種，包括順德李文田收藏元明版書、莫氏五十萬卷樓、黃氏碧琅玕館、徐氏南州書樓藏本及其珍善本、敦煌經卷27種40。適時購置善本古籍4,864部，48,000餘冊，普通本線裝書11,000多部41 。「文獻保存同志會」所購善本古籍差不多國立北平圖書館之數，「所不及者，惟宋元本及明代方志部分耳。其他經、子部分，大足並美，史（除方志外）、集2部，尤有過之，無不及」，量與質同樣驚人42 ，成績可觀。惜因戰事，被日本掠奪。
另購番禺商氏所藏金文全形拓片699幅。所拓器物時代，包括商周至秦漢，可分為食器、酒器、樂器、尋常用器等類43 。
27年2月13日起，籌備處兼辦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在重慶辦公，時有交換關係39國。因華北及東南沿海盡被敵人占領，交換書件改由海防與仰光進口，乃分設辦事處於昆明。12月6日，籌備處與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外交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中華圖書館協會及學術團體代表等組成「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分向國外徵集圖書以補救各大學被敵所毀損者。其中關於徵得書籍的提取及收轉事宜，由籌備處交換處承辦44 。分配辦法則由該委員會規定，以分布在戰時五大學術中心地，即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城固的各專科以上學校為對象45 。籌備處編訂《國立各大學各學院書目》函送英美等國徵集圖書46 ，將徵得圖書，分配給各院校使用。
32年8月13日，教育部以本館於中外交通極為困難之際，多方設法徵集中外各種書刊，充實館藏。對閱覽室的增闢及各項展覽室的舉辦，也收到相當成效，特傳令嘉獎。
34年8月，抗戰勝利。本館將重慶分館的館舍設備及部分中文書籍移交給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處，還都南京；同年9月28日接收成賢街舊有館舍47 。35年8月19日，本館前「文獻保存同志會」搶購為日本劫奪的善本古籍歸還，計有35,000冊；該年接收敵偽文化機關圖書及陳群澤存文庫48 。復員後對古籍的蒐集更形積極，並迅速展開業務。該年6月24日，南京總館閱覽室正式開放，設有普通閱覽室、參考室、期刊室、日報處及出納處49 ，新闢中區及北城閱覽室，並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於南京，分設辦事處於上海50。37年冬，本館擁有中外書刊852,745冊，其中普通圖書602,942冊，善本書153,414冊，西文圖書21,867冊，日文圖書74,164冊，金石拓本358冊，7,568幅51 。
37年秋季，徐蚌會戰後，首都感受威脅，本館奉令精選珍藏文物裝箱運臺。37年12月26日、38年1月9日、38年2月22日分3批運臺（由徐鴻寶選定），共計644箱52 ；「此次運臺雖未能如數運出，但善本已全部運出，計有121,300餘冊，金石拓片也有5,600種，其他尚有甲骨殘片、銅陶瓷器、漢簡、寫本經卷、報紙雜誌等。重要珍藏都已來臺，所缺者為
一般圖書及期刊」53 。運臺善本圖書文物先存臺中糖廠的倉庫，38年10月，政府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本館縮減為該處的中央圖書館組；39年4月再移藏臺中縣霧峰鄉北溝庫房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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