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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 金雄白
在每一本書正文的前面，照例應該有幾句廢話。這次我破例用了這自白兩字。「自白」就是被指為一個犯罪者的供辭，是的，我確曾為了參加汪政權而被作為罪犯；而且，又確曾於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寫過自白。以自白體來為序文，因為有過這一段太寶貴的經驗，我自信或許可以寫得更為勝任愉快。
我曾經執業為律師，代人寫過無數的自白書，而不料最後竟為自己寫自白書了。我又曾經為無數的罪犯辯護，但當我為自己辯護時，卻並不曾發生一絲效力。我當年寫的自白書，原期獲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結果反而被拿來作為「犯罪」證據。現在我再寫自白，是呈獻給我所有的讀者，而且願意接受讀者們不論怎樣的裁判。
我家聖嘆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殺頭，至痛也！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卻犯了殺頭的罪名而結果並不曾殺頭，不亦尤其快哉？聖嘆又說：「抄家，至慘也！無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與紅樓夢之賈府媲美，亦無意得之也，又豈不快哉？為此沾沾之喜，因樂於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書中，應該沉痛地表示出若干懺悔之意，我現在衷心懺悔：懺悔於一生中搞政治，為報人，做律師這三項無可補救的錯誤。
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為什麼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腸的人，又為什麼要站到政治圈的邊沿？「國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為什麼想管？「天坍下來，自有長人去頂。」中國既有那麼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麼東西？又為什麼也想去幫著頂？而顧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書毒，不問那時是什麼時代，什麼世界，又是怎樣的一個現狀？盲人瞎馬，胡闖亂撞，最後的為罪犯，寫自白書，還不千該萬該！
過去我以為報人是一項清貴的職業，清得號稱為指導輿論，貴得自命為無冕帝王。因此，我選擇了這個職業。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間，使我知道報紙只是政治的工具，有時且是一個政權的幫兇。同一個人，同一枝筆，於局勢多變的時代，可於炎涼易勢之中，顯出臧否無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為「罪犯」——報紙更添油加醬地指責你的罪狀了。我罵完了別人之後，不意竟讓別人罵我。我懺悔！我得到了報應！我選擇錯了一個專事吠聲的職業。
我一向天真地視法律為莊嚴神聖，甚至我費了多年的時間去加以研習。當時我做律師的時候，也儼然以保障人權自負。但我忘記了中國「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話，有錢好使鬼推磨，我曾為了保障人權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們關說賄賂，而得邀網開一面。但至自己被指為罪犯時，一樣也行賄求情，雖荷末減，卻又並不能網開一面。我經過了一次體驗，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為欺世惑眾的工具則可；以之為立國之大本，社會之準繩，將無異如癡人之說夢。一場官司，卻給了我十分寶貴的啟迪。
際此書發行之際，我應先感謝讀者對我的包容。為了償付每天的文債，每一章都是倉卒成篇。為了顧慮周遭的環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隱約其辭。而讀者厚我，本書於出版之後，更紛紛對我加以督責與鼓勵；更承日本時事通信社長谷川才次先生經多方審查，尚不以我筆下所寫的為臆造，要求將日文版的版權讓渡，且已與我簽署契約，現正延請名家，從事日譯，預定趕於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發行。使汪政權的一段往事，能夠讓日本方面的朋友讀了，於事過境遷的今日，或許為之啞然失笑。這更是我一項意外的收穫。
最後，我更得對政府道達我的無限愧謝之意。當年讓我置身牢獄，我是律師，恰如做醫生的更多了一次臨床實習的經驗；我是報人，更使我有實地採訪的機會。政府慷慨地讓我獲得那麼多見聞，吸收了那麼多資料，真是萬分成全了我，使我於現在飄泊潦倒之中，得以摭拾舊聞，療饑易粟。更使本書得以詳敘收場之經過，而無負於讀者之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馬之意乎？是為白。
西元一九六○年七月 金雄白寫於香港旅次
一○七、冒險家樂園裡的冒險家
上海地區長江之口，外洋巨舶直通黃浦，環繞於周遭的又是江南的一大片沃土，先天上已得地利之勝。英法等國經過近百年不斷的全力經營，兩租界繁榮日甚。自清末以來，雖變亂頻仍，咸同間洪楊之役，東南幾無一片乾淨土，而租界以彈丸之地，獨能巍然自保。光緒末年的「紅頭」股匪作戰，鄰邑都遭蹂躪，租界以內，還是匕鬯不驚。以後民初革命，鈕永建等率黨人攻打南市華界的製造局；民十三江浙督軍齊燮元盧永祥構釁，民十六國民革命軍驅除軍閥，直搗淞滬，對租界都一例秋毫無犯。反而時局愈動盪，愈增加了租界的繁榮；國勢愈衰弱，愈顯出了外人的威力。到了「一二八」的淞滬抗日，「八一三」的全面抗戰，上海四周，火網交織，炮聲震天，而租界以內，熙熙攘攘，笙歌不輟。居民們爬上屋頂，以悠閒的心情，遙望炮彈掠空而過，火焰直沖霄漢。租界四周的一條短短的鐵絲網，楚河漢界，就劃分出地獄天堂。
兵燹中，各地難民扶老攜幼，從各地蜂擁而至，或求苟全性命，或圖保全財產，滿坑滿谷，以生以息。一世紀中就把上海造成為避亂的桃源，經濟的中心，工商業的集中地，全國的第一大都市，以及冒險家的樂園。但是好景不常，八一三後四年的極度繁盛，也只是迴光返照。「一二八」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宿之間，百年的租界，立成為日軍閥的佔領之地。昔日威風凜凜的英美等國人士，都向日軍登記，最初手臂上纏上一條白布，上面標明著姓名和國籍，神色沮喪，到處受到日軍的盤詰與凌辱。以後一聲令下，拋棄了奢華舒適的家庭，放棄了辛苦經營的事業，一律禁閉到集中營去，以等候不可知的命運的支配。市區中心靜安寺路旁的跑馬廳，數十年中，一向是歐美人士馳騁豪賭之地，也成為「反英美大會」的會場，數以萬計的群眾，在日人指揮之下，振臂高呼：「打倒英美」「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而又是短短四年以後，再看到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大戰後的情景，又是數以萬計的日本在上海的居留民，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被召集在過去是西洋人的娛樂勝地，一度成為反英美會場的跑馬廳，垂頭喪氣地肅立著，日皇昭和無條件投降的廣播，像利刃一般地每一句刺在日本人的心上，沒有賽馬時瘋狂的呼叫了，沒有反英美時響徹雲霄的口號了，除了日皇的廣播錄音以外，死一般的沉寂。漸漸的啜泣聲起來了，幾乎每個人取出手帕，拭著像泉水一樣湧出的眼淚，勉強掩住了口鼻，不讓悲聲高縱。廣播停止了，日本人對「御詔」行超過九十度的鞠躬時，那時真已泣不可仰了。唯有戰爭，才會不斷出現那樣的場面，胸頭塊壘，眼底滄桑！也許那時每個人神經都給刺激得有些麻本了，誰也說不出所目擊那一幕又一幕的演變，如打翻了一個五味瓶似的，辨不出究竟是什麼一種滋味！
一般的上海人當大平洋戰爭發生，日軍進駐租界以後，起初是有些驚惶，惴惴於本身未來的安危，及至看到日人既並不續演南京大屠殺的傑作，除了繁盛地區及日軍機關門口派有兵士站崗，行人走過，必須向「皇軍」一鞠躬敬禮而外，日軍也且無意於變更佚樂的海派生活。在表面上看，汽油是實行配給了，普通市民有過一個時期停止使用，但不久木炭汽車出現街頭，汽油從黑市中又能隨時買到，一切也就恢復了戰前的狀態。上海市民好似一百年中已習慣於為外人所統治，而上海人更充滿著一份自傲，以為不論滿洲人、法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只要長期居留在那裡，上海人一定會以物質與聲色來誘惑，一定可以把異族同化。各界各業的人，於是與過去同樣地活躍，冒險家的樂園裡有了更多的冒險家與更多的冒險事業。滬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很快就成為過去的法國人或英國人了。反正祖國離得已很遠，抗戰從東南大撤退，只是撤退了作戰的軍隊。土地、人民以及物資，一樣也沒有帶走。人類有爭取生存的權利，更有享受物質條件的欲望，又以在殖民地主義下久受薰陶，國家民族思想，在腦海中久已淡薄。只須戰火不直接燒到自己身上，管他是英國人或日本人；也不管它是蔣政府或是汪政府。酒樓、戲館、妓院、舞廳中，依然充滿了歡笑，上海人有一句俗話：「天塌下來自有長人去頂」，留滬的大資本家們與汪政府中人，誰都去勾勾搭搭，希望能獲得他們的垂青，能夠向日本軍人直接發生關係的，自然更成為天之驕子了。工廠照常開工，商店利市幾倍，投機市場更是大進大出。赤貧的人們，則以負販為生活，走單幫蔚為一時風氣，把鄉間的土產交換都市中的日用品，一往來之間，就可以解決幾個月的生活。火車上擠滿了單幫客，公路上也儘是負販的人潮。女人以天賦的本錢，博取物質上的收益，那時對有勢力的日本人，她們都情情願願地以身相獻。交際花、影星、舞女、妓女，以及坤伶等，有幾個敢說當年不曾受過日人的「雨露」之恩的？
但是，統治者也不會放鬆他的統治手段，表面上做得很寬大，暗地裡偵查得卻很嚴密，租界以內，有多少憲兵隊與特務機關駐紮在那裡？被認為與重慶有聯繫，或者有抗日思想的人，隨時會遭到逮捕。憲兵隊裡的各種酷刑，使人戰慄，皮鞭、口鼻中灌水、老虎凳、用擅長摔角的武士把人摔撲，這種種太平常了。在一間斗室中，放進幾條兇猛的警犬，咬得你體無完膚；水牢裡水深過胸，浸你個三日五日，使你周身腫脹；嚴寒的隆冬，剝光了衣服直挺挺地跪在雪地上，旁邊還加上一把風扇；盛夏的暑天，炎炎烈日之下，四周還開起幾個電爐，等你昏過去了才停止。十八層地獄裡尖刀山血污池，樣樣俱全，不肯招供，則周而復始，請遍嘗一切的刑罰。女人給脫得一絲不掛，給大兵們指點調笑，羈囚的處所，男女不分，某一位影星在憲兵隊中時，起臥、飲食、大小便，就一直與男人在一起。憲兵隊就是閻王殿，中國人的性命是他們作為洩忿取樂的對象。許多事實說明當丈夫被捕以後，憲兵借調查為名，脅迫其家屬，榨取資財倒也罷了，有幾個以殺死她的丈夫為威脅，強迫姦淫。「皇軍」的威風，真是不可一世！
這還不過是個人所遭受的悲慘命運罷了！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決定了以戰養戰的政策。中國地大物博，戰後幾年，日軍已佔領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區，米糧、五金、鋼鐵、皮革，任何與戰爭有關的物資，予取予求，一律在搜括之列。日本政府所成立的「中支振興會社」下的各種國策公司，商人組織的「三菱」「三井」等大財閥的大洋行，都是榨取的機構，民間是無力反抗的，汪政權則在主權獨立的名義下，成立了「全國經濟委員會」、「商業統制委員會」等，暗中予日人以掣肘，盡量加以牽制，不讓日人隨心所欲的竭澤而漁。然而人們只知道這是汪政權幫助日人搜括的機構，誰也不會體察到汪政權暗中所發揮的作用。
足使原來是租界內的人民怵目驚心的，則是局部的封鎖問題。凡是任何一個地區發生了暗殺事件，只須預先在街道安放的電鈴鈴聲一響，日本憲兵立即出動，用麻繩將出事地點的廣大四周封鎖，畫地為牢，在屋內的不許跑出門外，在街頭的直立著原來地位不准走動一步，等候檢查身分證，接受盤詰。封鎖的時期，有長至數星期的，大馬路貴州路一段一次大封鎖中，且有餓死人命的事件發生。中國人為了想活下去，口頭中也在說親善，表面上在竭力敷衍，而私室中談話，則稱日本人為「蘿蔔頭」，意思是有朝要他們像蘿葡那樣放在俎上切成為一段一段，這只是徒作阿Ｑ式的咒罵而已。
一○八、為物望所歸的上海三老
上海的租界，雖然完全是外國人的勢力，但為了最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國人，外國人也不能不對若干有聲望的紳士加以籠絡。紳士們為了中國人的利益，有時也出來講幾句話，以表示出他的紳士身分。所以到日軍進入租界以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實上就是英國的上海租界政府）也已在形式上安插了幾名華人董事，為了維護華人利益的，更有納稅華人會。但是抗戰後國軍撤退，租界已經成為孤島，原來最有力量的地方團體——市民協會的正副領袖，史量才在滬杭公路上，已被人槍擊斃命，杜月笙先留香港，後已赴渝。另一上海人所熟知的虞洽卿，也因了他所經營的三北輪船公司，船隻給徵用的徵用，被擊沉的擊沉，業務無形停頓，更以向海外採辦米糧經營得不好，虧累太鉅，遠赴重慶，一走了之。市商會會長王曉籟，那時也早已離開了上海。社會上似乎完全失去了可以獲得民眾信仰的有重量的人物。當時既並沒有人推舉，自然更並無人組織，忽然有了一致公認的聞蘭亭、林康侯、袁履登的三老出現。
他們既並沒有擔任什麼崇高的職務，又並不憑藉像「三大亨」那樣政治或幫會的勢力，在淪陷期間，也並不與任何日人勾結，用一句最通俗的話，是民眾心理中認為年高德劭的三位。是社團，都請他們擔任一個名義，有糾紛，請他們出而排解，有婚喪喜事，請他們點主證婚。他們在上海社會中數十年，有著他們在社會上一定的地位，但是他們同樣過著清貧的生活，這或許是他們所以能夠贏得民眾信仰的原因。
淪陷區的老百姓，那時像是失怙的孤兒，人們相信三老不會媚敵賣國。尊重他們，就像為了獲得內心的一種安慰，於是尊呼三老是表示內心的崇敬。雖然後來有一個名叫徐鐵珊的自居為四老之一，但是只招來了社會上的嗤笑。三老當時的所以肯任勞任怨，除了為社會為民眾服務這一個目的以外，我相信絕不會有其他理由。以我平時與他們晉接的觀感所得：三老的個性，總評一句，蘭老是方正，康老是通達，而履老則是忠厚。
聞蘭亭是江蘇武進人，民國三十七年逝世時，是七十九歲，他幼時就從家鄉的常州來滬習紗布業，漸漸的在本業中有所建樹，當民十上海交易所正在風起雲湧的時候，最大的一家是虞洽卿主持的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聞蘭亭就是常務理事，另外一家華商紗布交易所則擔任理事長。誰都知道在民國十年左右，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革命又陷於另一個最低潮的時代，經費異常枯窘，許多黨中重要人物，都蟄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來為革命經費的挹注之方。陳果夫、孫鶴皋等均曾為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連蔣介石氏也時常出入其間。虞洽卿固然對於革命曾經有過勞績，即聞蘭亭也不無贊助之功。
當日軍進入租界以後，汪政權想抵制日人的獨佔經濟政策，而成立了「全國商業統制委員會」，又必須延攬一個方正而熟悉上海商場的人物，自然以聞蘭亭在上海商場中的地位，為最適當的人選了。蘭老一生不直接參加政治，敬業樂業以外，惟以社會福利為事。他於三十餘歲喪偶，即不再續弦，茹素念佛，寡欲清心，在現代為物欲所蔽者太多，蘭老倒確是一個難得的人物。他雖然不是上海的土著，但他早以上海作為他的第二故鄉，為保全物資，減除商民痛苦，他覺得義不容辭。當時他提出兩個人能幫他的忙為條件，一個是大陸銀行的葉扶霄，一個就是林康侯，經他幾度的登門勸駕，林康侯剛自香港被俘後解往上海不久，他覺得以他在上海的社會關係，無論那一方面，都不會讓他永遠韜光養晦下去的，以蘭老的盛情難卻，於是答應了擔任「商統會」的秘書長。
商統會下面有「米糧」、「粉麥」、「紗布」、「日用品」等五個分業委員會，蘭老在那時對物資的保全，確是厥功匪淺，尤其如我在前面所述，收購紗布後的不為日人所運走，他的擘劃之功，不應抹煞。事實上以聞蘭亭那樣很剛的個性，更以他的高齡，要他周旋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環境中，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讓他做得得心應手，他出任商統會的理事長時期並不久，即毅然辭職，以後由唐壽民陳國權等先後繼任。事實上，蘭老最多的精力是用諸市民福利會方面。關於冬賑、回鄉等的幾次救濟運動中，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愛麥虞限路他的家裡，而且還設著一個秘密電台，為他的乾兒子余祥琴與軍統間通報之用。而勝利以後，他也被捕下獄了！起初羈押在福理履路軍統優待所。每天他以打坐與念佛為排遣他心中的憤怒，有時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反躬自省，為了百姓，為了國家的物資，我是漢忠，而決不是漢奸！」最後被解往提籃橋監獄。
他起初不肯出庭，禁卒來傳他時，他閉目趺坐著，不聞不問，紅紅的面色，飄拂著的一部銀絲樣的長鬚，有凜然不可或犯的莊嚴。禁卒不敢強制他。而經同難的人苦苦勸他，既然抱著我佛入地獄的宗旨，儘管去受審，看國家如何對待你？雖然他到庭了，而還是一言不發。結果似乎判處了他五年有期徒刑，罪狀自然是「通謀敵國，不利本國」了。他的被判為「漢奸」，上海人都曾為他呼冤。他在勝利以前，本已尿道有結石的病症，不久終於在獄中病倒了，終算法官一念之「仁」，交保後送入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而病勢已經有進無退。
民國三十七年的初夏，我出獄後去探望過他一次。病榻上的他，已經失形了，他睜開眼一看到是我，口中不住地說：「咦！咦！咦！是你！是你！你回來了！」他再也沒有別的話，兩行熱淚代表了他心中的無限悲傷。當我不堪刺激，來港作小住的時候，噩耗傳來，他撒手西歸了，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中的一面，竟是永隔人天的最後訣別。
林康侯是上海人，前清秀才，清季任南洋公學的小學校長，旋又主上海時報筆政，以後棄儒服賈。宣統末年，一直至民國二年，他與張菊生、沈曾植、唐蔚芝等創辦蘇州鐵路，以後由政府收回，改為寧滬鐵路。又與張謇、王丹揆、湯壽潛、梁士詒等創辦新華儲蓄銀行，對於國內交通金融事業，不特開風氣之先，也有過很大的貢獻。民十七以後，一直擔任著上海銀行公會的秘書長。抗戰國軍自東南撤退以後，他目擊情勢不穩，來港僑寓，不幸為日軍所俘，押解返滬。固以聞蘭亭的促駕，而在鐵騎橫行之時，確有敬恭桑梓之意，除出任商統會秘書長外，他為社團奔走，盡瘁於慈善事業。人民賴其掩護保全者不少，而日軍於予取予求之際，他與蘭老同心同德，為國家保全元氣。乃和平之後，被捕入獄，先押南市拘留所，受到非人的待遇，經親友的奔走營救，始改押「楚園」軍統優待所。
那時政府似乎不問功罪是非，只論形跡，而他既不曾擔任汪政權中的官職，而終於不免渡過了幾年的牢獄生涯。康老今已八五高齡，現僑寓香港，精神矍鑠，杖履清健，猶在為蘇浙同鄉會等奔走盡力，不但是當代的人瑞，而對其不幸的遭遇，且絕無一句憤懣之辭，前輩丰儀，自更非我輩能望其項背了。
袁履登是浙江寧波人，他本是教會學生，又為聖約翰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一生以樂育英才為其素志。他在上海社會中，有人緣，亦負時望。先後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納稅華人會理事等職。其所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寧紹保險公司等，為上海大企業之一。為人和平敦厚，桃李遍於滬濱。在淪陷期間，他出任了米糧統制委員會及保甲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於民食治安，頗多勞績。日軍投降，履老亦以名重閭閻，難逃縲絏，我還記得他在法庭上說：「我出任米糧的事，以必須按期配給民食為條件；我出任保甲的事，以不許再封鎖為條件。」是上海曾處身於淪陷區的人，都知道那時的米糧於海運中斷以後，是何等的重要，日軍劃地為牢的封鎖辦法，是何等的慘酷，他在庭上的口供，真是披肝瀝膽之言，然而一朝被逮，誰也難逃罪責。如三老而負「漢奸」之惡名，未免太忍心了！履老於中共南下之初，一度來港，旋又返滬，即以病卒，死時年七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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