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活出不被操縱的人生
去年中秋節前不久，我回到台北住家，樓下忽然傳來敲門聲。下樓一看，是區幹事來訪，他需要我提供印章，好在一份文件上蓋章，以便請領市府發放的一千五百元敬老津貼。我驀然驚覺，原來人生已到黃昏，已經要被「敬老」了！ 我當下的反應是拒絕，不是拒絕承認年紀，而是覺得「這個經費應該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沒想到送錢來的鄉里幹部顯然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她說：「這樣我們很難處理，何況這是政府給的，你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啊！」對方如是勸我，但我最終還是堅持拒絕。
關上大門，走回房間時，一件遙遠的往事突然自記憶深處浮現。那是一九八八年，我銜命為亞都麗緻在北美籌設新飯店。當時一方面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一方面也為了孩子還小，不捨得分離，決定全家移居溫哥華。才搬好家不久，熱心的鄰居即提醒，如果在加拿大每年所得低於一個基本額度，就可以替孩子申請「牛奶金」，但這個訊息最後卻被大部分華人解讀為，只要在加拿大沒收入，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兒童營養補助費，而此項津貼會一直持續每月滙到申請人的戶頭，一直到孩子十八歲為止。我當時覺得奇怪又荒謬，左鄰右舍的加拿大鄰居卻都說：「應該申請啊！」這塵封往事提醒了我，不分台灣或加拿大，顯然全世界的政客都一樣，不吝爭取公共資源，以籠絡選民。而許多
真正該用、卻欠缺的經費，是否在這些表面上的「討好選民」政策中犧牲了？
培養不被收買的能力
當晚，我難以釋懷。身為公民，對於這類遍地揮灑的「津貼」，我們是否擁有說「不」的權利？ 或者更貼切的說，我們是否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夠想到這不應該是「不拿白不拿」，而是我拿到的錢，表面上是縣市首長為了選承諾而施捨的善意，實質上卻是國家日漸虧損的預算，下一代無法承受的債務，或是對弱勢更需要的協助，以及國家更重要的政策經費。面對有限的資源，我們採取何種態度，是一種社會良知，也是我們天天都可能碰到的價值考驗。如果我們評估自身經濟能力不足，接受政府資源協助，
理所當然。但往深一層反思，我們是否常在不必要，甚至不應該的情況下，取用不需要的資源？ 如果奮鬥一生，我們已有能力過充裕的退休生活，還需要以「資深公民」請領敬老金或不當的老農年金嗎？ 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自我節制，我們將留給下一代怎樣的未來呢？
過去十年，台灣每年平均新增的債務高達一．八五三億，如果按照這個速度惡化，二○一六年的預算即將無法編列，政府財務已在崩潰邊緣。從收入層面來看，政府在稅制設計對資本家太過寬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從支出層面來看，太多資源浪費在政客為了籠絡選民，不斷加碼大開支票也是問題所在。二○一四年和二○一六年又是選舉年，暫且不論即將參選的政治人物又將開出哪些社福支票，做為選民的我們，是否有能力看穿政治人物媚眾、不擇手段的伎倆，做出理性及對台灣永續生存有利的選擇？ 這，考驗我們是否具備不被收買的能力。
老農津貼就是標準的選舉收買。從一九九五年三千元、二○○四年四千元，每逢選舉不分藍綠共同加碼，到如今每月七千元。監察院調查卻發現，台灣目前實質從事農業的人口大約五十餘萬人，但農保投保人數卻多達一百四十萬人。許多人是在六十五歲以後才「轉職」為農民，為的就是老農津貼以及農保。面對一生辛苦耕作、守家護土的老農，每月發給一萬元都不為過，但以假農民身分請領津貼與修耕補助的投機者，每一塊錢都應該追回國庫。當各種補貼政策吃掉三分之二的農業預算大餅後，還剩多少錢可挹注於台灣的農業升級？
我們是否雙重標準
但是，是誰選出這些極力籠絡選民的政客呢？ 選票握在每一個公民手中，也就是你和我身上。我常認為台灣的民主只做了一半：只在前半段投票選出候選人。我們自豪於台灣的民主制度，卻讓民主停在投票的那一天。如果我們只是選出立委（或各級民意代表），卻不去監督，以及引導他們做出正確的事，最終的惡果是大家一起承擔。在憲政結構下，行政首長由民意代表監督，能制衡民意代表的卻只有選民。大部分的我們，大部分的時刻都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對現況無奈，卻毫無行動力。
身為公民，除了應該關心公共政策，對民意代表善盡積極監督之責，也該自省是否無意間抱持了雙重標準？ 一面批評政策和民意代表不該媚俗，向民粹式民意妥協，一面卻成為「不拿白不拿」、各項「福利」的上癮者？ 甚至為了自身利益進行不當關說，誘導民代將個案的關說美化成選民服務，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地破壞了體制，也誤導了真正代議士的功能？
或許有些朋友會認為這樣陳義過高，太過理想化！ 但就讓我們拿相對文明、先進的北歐四小國來看。佛里曼早期參與英國等大國共同開發北海油田之前，丹麥是一個完全沒有自有能源的國家，百分之百依靠能源進口，也因此沒有課徵能源稅。但北海油田開始開採出產的同時，丹麥意識到世界能源危機，以及地球暖化的問題，因此，議會遂通過了一個法案：認為地球暖化、石油枯竭是全人類的問題，雖然他們自有能源不再匱乏，卻決定必須開始課徵能源稅，以節約能源。最後丹麥整體的能源消耗，在石油開採後的總用量，居然低於開採之前。這樣的國家、這樣的議會，讓我們見識到了做為世界公民的真正素養。另一種卻是濫用資源、是非不分，健忘而短視近利。
太多自由行的旅客體驗到台灣溫暖的人情味與從容的生活態度，留下美好的回憶。例如，知名大陸作家韓寒深深被台灣人感動了，素不相識的小眼鏡店老闆主動送上立可拋隱形鏡片替同行友人解圍、熱心計程車司機幾小時內主動奉還他遺失的手機。韓寒筆下「太平洋的風」如此溫暖、和煦、細膩，盡訴台灣可親、美好的人情味。
一位在兩岸活躍的企業家朋友告訴我，二○一三年八月，在台灣引起沸騰的洪仲丘事件，也在大陸企業家之間激起不少迴響。當十幾、二十萬台灣人民在酷熱的夏日夜晚，走上街頭，穿上白衣表達憤怒與追求真相未明的公義，情感雖然激昂，訴求雖然凝重，但過程卻如此平和，參與者如此莊重自持，看到台灣這樣高素質的公民運動，讓一些大陸企業家朋友好生羨慕，甚至在微博上說：「趕緊賺錢！ 將來移民台灣。」這場遊行的訴求也許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樣屬於北歐四小國的挪威，開採到石油後，不主張把所有石油收入納進當年的預算，因為他們意識到這些收入終有一天會枯竭，而子孫如果慣於這樣輕易獲取的收入，終將無法延續未來的競爭力，於是將很大一部分收入預存為
國家準備金。因此，當歐洲風暴、金融風暴產生時，挪威仍然擁有充沛存糧，不但幫助自己，也幫助了歐洲的金融市場。
回頭過來看我們台灣，例如，全民健保是台灣的驕傲，台灣人就醫的方便和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超越許多歐美國家。但是，醫療資源被濫用正危害健保的財務健全，我們的年平均就診次數高達十五次（先進國家平均在五至七次）咳嗽、感冒等小型疾病的費用，占去了大部分的醫療資源，甚至醫院急診室人滿為患，就醫品質低落，原因之一竟是在保險業務激烈競爭下，許多看診者為了申請保費，硬要待滿六小時才願離開。如此濫用，終於逼使衛生福利部和金管會保險局使出殺手鐧，規定新售保單將不准再提供「急診保險金」的理賠。
公民素養方向一：清澄、冷靜判斷是非的能力
台灣人彷彿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一種是樂於助人、善良體貼、追求正同，但發起者、街頭參與者的初心與表現，卻無庸置疑讓大家感動了，驕傲了。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台灣內部近年政治與經濟的內耗空轉，媒體繪聲繪影推波助瀾，民意代表的荒腔走板，讓國民的信心與憂慮指數節節高升。台灣社會正在失去互信，許多過去不敢相信會發生的事情一件件爆發，許多我們引以為傲的信念與價值，也一塊塊崩塌。台灣，愈來愈像是放在爐上的壓力鍋，內在沸騰翻滾，外在吱吱噪音不絕。
但外在噪音愈紛亂，就愈需要清明的思辨；當民粹式民意鋪天蓋地之時，更需要培養看出問題背後的能力，才不會被牽著鼻子走。這方面的判斷力很難由「生活與倫理」，或是「公民」課本學習而成。而得靠不斷的以切身的公眾議題，引導正反思辨，學習是非對錯的理性辯證。但我們的教育，最缺的就是獨立思考與反省能力的養成，換言之，公民素養的修練幾近空白。我們的中小學老師在原本培訓過程即缺乏相關訓練，考試與遴選機制更篩選不出來。當老師自身都無法確切掌握公民素養的價值觀與共識，如何要求他們轉化出教導學生的方法？ 我個人認為，公民素養絕對是攸關台灣能否走向永續的最重要課題，這一塊的公民教育一定要補足！
還記得菲律賓公務船射殺我漁民事件嗎？ 當時，國內各大眾媒體、社群媒體一片不理性的撻伐抵制之聲，政府也在強大民意壓力下派出軍艦護漁，祭出各項包括暫停引進菲勞等制裁行動。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到中部一個高中演講，談到菲漁事件。看著年輕稚嫩、眼神發亮的年輕一代，我問：「政府該不該派軍艦護魚？」「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是不是不惜一戰？」同學們的反應幾乎一面倒贊成。我再問：「如果我們把對象轉換成大陸，我們會用同樣的方式嗎？」同學們卻陷入沉默與思考。於是我再追問：假設越界捕魚的是大陸漁民（其實這類事件經常發生），而在追緝中誤殺對方的是我們的海巡署，大陸網民群情憤慨，主張不惜一戰，甚至於與我們斷絕經濟往來，請問我們
將用什麼態度面對這個問題？ 再從經濟層面來說，台灣自菲律賓每年進口約十億，卻出口八十億之多。停止一切貿易往來，我們打人一槍，自己卻要挨上四彈，到底是誰蒙受較大的損失呢？ 如果同樣的事件轉化為兩岸的關係，以目前台灣從產業到觀光等，都重度倚賴大陸讓利的現實下，這豈不是更不堪想像的議題？
再回頭來談自以為占上風的台菲關係，如果台灣不讓菲勞進來，在經濟逐漸好轉的開發中國家一一停止外勞輸出政策的當下，台灣何能用如此傲慢的態度對待完全無辜、為台灣人付出心力的菲勞？ 當然，政府表達嚴正的態度與立場是必要的，但於此同時，公民心中也必須要學習建立一個明確的標尺。我告訴年輕孩子，應該就事論事，而不是如此煽情化、煽動化。這樣一面倒的「同仇敵愾」，其實是告訴我們台灣社會沒有判斷能力，公民素養不足。如今，時間過去，熱潮消退，大眾媒體早把追逐焦點放在其他熱點，即使菲漁事件已在司法、外交、受害家屬接受理賠以及放下仇恨等各方面，得到堪
稱圓滿的解決，但做為社會知識份子的老師及媒體，卻失去了給國民上一堂最好公民課的機會。如果每次遇到重大事件，張揚的民粹氛圍繼續主導，難保有一天會將台灣與大陸或國際的關係，帶向無法彌補的境地。
公民素養方向二：培養不被操縱的能力
台灣媒體一窩蜂煽動、炒作，讓台灣的重大公共議題走向「非黑即白」、「非藍即綠」的兩極對立，理性討論空間幾已喪失殆盡。然而，怪罪媒體永遠是最簡單的。我們自己呢？ 我們是否花了很多時間，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電視評論性節目，跟著名嘴的表演而情緒忽高忽低、忽左忽右？ 我們願意花時間主動去研究思考，蒐集正反面資料，分析與驗證各類主流、非主流意見嗎？ 簡單地說，我們具備了獨立思考嗎？
近期重看殷海光老師近三十年前的大作《思想與方法》，感觸良多。他用辛辣之筆直言：「人，既然是一種會思想的動物，就要抓一點東西在腦子裡，他以為所做所為滿有道理的樣子。這樣，他才不感到空虛，才有個行為指針，甚至覺得『理直氣壯』。不過，可惜得很，在我們的地球上，最大多數的人在他們較多數的時間內，他們的腦袋簡直是一座未設防的城市！ 人真是一種奇怪又有趣的動物。在城市裡，我們看，庭院深深深幾許，家家戶戶把門關。可是，我們一般人對於自己的思想園地，卻是這樣漫不經心，全無一點管制設備。」另一篇宏文是「從有顏色的思想到無顏色的思想」，他指出，「有顏色思想」是屬於「祖宗遺訓」「傳統」「宗教」「意識型態」之類的思想，從古至今往往侵犯知識的疆界，產生許多社會政治的問題。它的對立就是「沒有顏色的思想」，由知識構成的思想，「它沒有情緒、意欲、個人成分、地域特點攪雜其間。因此，它有普遍的效率。它是素淨的。」旨哉斯言！ 殷老師那時當然不知道現在政黨的顏色。我認為，放在此刻台灣，「沒有顏色的思想」，或許也正可呼應，我們希望年輕人、知識份子，以及一般公民，應學習保持立場中立，暫時不要非藍即綠，以清澄、冷靜的思維，直視問題的核心、判斷是非。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能代表絕對的正義。
只有當選民能夠監督好自己選出來的人，給與他們足夠的要求與壓力，才可能讓這個社會走向真實的正義。
因此，我常常在演講場合告訴讀者，事實上，選民中真正的藍綠黨員都屬少數，往往都是在比較中做出選擇，所以，我們不但要監督別人選出的民意代表，更要嚴格監督我們自己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當我們看到選出來的民代有任何脫序的表現或媚眾行為，只有我們最有權利把壓力加給他們，一封公開信、串連的不滿，都可以讓他們收斂。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台灣開始出現獨立監督、致力推動政治資訊透明化的數位公民團體。
以下是一個實際的例子，就發生在我為一群高中生上公民課的體驗中。有同學發問：「宗教難道不是有色彩的思想嗎？」我的回答是：每個人都有宗教自由，但在信奉自己宗教的同時，不能帶著有色眼光看待別人的宗教。不能說我是佛教徒，就認為所有的回教徒都是危險份子、極端份子，當然也不能因為我是回教徒，就否定基督教、天主教的存在。每個人都可以有信仰自由，但是碰到判斷是與非的關鍵，就必須回到清澄無色的思想能力，要有能力看到別人的錯誤，更要有能力反省自己的缺點，宗教如此，政治當然更該如此！
《思想與方法》出版三十年來，台灣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 我們擁有華人世界最值得驕傲的民主制度，卻快被民粹綁架了。家家戶戶愈來愈懂得保衛自家的安全門禁，但為什麼我們腦袋裡的東西，顏色卻愈來愈鮮明？ 愈來愈容易人云亦云，跟著社會氛圍起舞亂跑？ 即使如此，我仍然是樂觀的。我相信，眼前挑戰愈急切難解，我們愈應回到基本，去做對的事情。而教育，就是基本；公民素養，就是對的事情。
一個國家，如果不能透過教育的潛移默化，培養基本的公民素養，豈能奢求擁有高素質的選民？ 光有民主制度，卻沒有相對應的監督文化，思維中立的媒體文化，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將是一場永無終點的馬拉松。除了不被操縱的能力、不被收買的能力、冷靜判斷的能力，最後我想強調，公民素養的核心體現是「堅持是非」的勇氣。當支持的人犯錯時，不放過，以同樣的標準監督；當不認同的人做出對的事時，大聲支持，絕不以人廢言，以顏色論是非。而我們更要保持警覺，只要任何公眾平台形成一個夠大的
力量後，自然就會有人企圖操縱，唯一能夠擺脫的關鍵，就是建立在每一個人共同的價值觀以及清澄的思辨力。就讓我們一起活出不被操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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