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台灣人其實是很矛盾的。從地理位置、國際處境，以及自然資源來看，我們應該是要很有國際觀的。因為作為一個小國，我們一定要比大國對國際情勢有更高的敏感度。可是在實際上，台灣人又非常沒有國際觀。我們的注意力往往被內部的口水與八卦所占據，對於台灣以外的事務，既沒有能力關注，也不感興趣。這其實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可是要加強國際觀，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呢？學外文很重要，對國際事務、國際文化有相當的敏感度與一定的興趣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分析國際情勢的架構。 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介紹當前國際政治幾個重要的權力板塊，以及大國與小國的互動。在過去冷戰時期，要看懂國際關係比較簡單，因為只要把「美蘇爭霸」的架構往國際事件上一套，大概都可以看出一個端倪。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關係又恢復往昔的生機與複雜。舊的衝突（如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衝突）又冒了出來，而新的強權，如中國，也逐漸浮現。在這同時，美俄之間的角力也不因冷戰結束而休兵。所以在第一部分，我們就從大架構，把這些看似複雜的權力互動，試著理出一個頭緒。
當然，國際上有許多板塊或集團，比如APEC、東協、東協加一（東協十國加上中國，或日本，或韓國，所以共有三個「東協加一」）、上海合作組織、美洲國家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南錐共同市場（南美南方共同市場）、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非洲聯盟等等，分別根據軍事、政治或經濟，將世界化成一塊一塊。不過由於這些區塊都是靜態的，很容易在網路上查到相關資料，所以本書就捨去不談。因為我基本上想寫的還是看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國際現勢資料庫或字典。
第二部分談到政經議題。糧食、貿易、災難、衝突等，都是近年來國際上的中心議題，在可見的未來也勢必是全球注目的焦點。了解這些中心議題，讀者可以看清國際事件背後，國與國之間如何互動，以及它們帶來的深遠影響。
第三部分要談的是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工具。一個國家想要達成外交政策目標，通常可以在「外交」「經濟」「軍事」「宣傳」四個工具之間作一選擇。這四個工具該怎麼運用？有哪些實例可以為這些工具提供「註腳」？大國和小國在選擇運用這些工具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本書將分章討論這四項工具。
現在，就請翻開第一部分，讓我們從中國的崛起開始談吧！
2. 誰才算大國？──強權崛起的必經之路 前面討論了大國的關係，但怎樣才能成為大國？當大國又有什麼負擔？
首先，要成為一個大國，不只要有足夠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更要其他大國願意以大國的格局相對待才行。也就是必須在一連串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中，型塑出大國的地位。
●歐債危機下的德國發展
除了中美俄這些大國外，還有哪些大國我們必須關注？
大國，或區域領導型國家的出現，往往跟國際衝突有關。一個區域有動盪，或發生了什麼樣的危機，往往都是一些國家就會順勢浮起，逐漸取得領導地位。從這個邏輯來看，德國和土耳其就是我們該關切的國家。
德國本就是歐洲強國，但她能超越同為歐盟雙引擎的法國，一躍成為歐盟的領導，關鍵在她能順著歐債危機御風而上。歐債危機發生後，德國因為是歐洲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在金融海嘯之後復甦得也最快，所以各國都巴望著德國能夠掏錢出來為大家紓困，德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也因此不斷提升。尤其德國總理梅克爾，更成為歐洲最有權勢的的女人。二○一三年三連任總理之後，任期更超過當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可是要德國掏錢出來，卻要付出接受更嚴格財政監督的代價，否則德國納稅人怎會甘願：為什麼我們辛苦工作，卻要拿那麼多錢出來，援助那些好逸惡勞的南歐人？他們為什麼不努力工作？
中歐和南歐是有心結的。南歐的人多是天主教，他們比較浪漫，喜歡享受政府津貼，享受低工時，但卻不願勒緊褲帶進行改革。中歐的新教徒則比較刻苦，苦幹實幹。歐洲的重心也早已往北移，從希臘的民主、羅馬的共和，逐漸往北移到史特拉斯堡、馬斯垂克、布魯塞爾。可是德國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又不可能割捨南歐。所以對內，梅克爾必須說服德國人，德國的經濟和歐元區是綁在一起的，共存共榮，所以紓困也是救自己。對外，則必須說服那些為歐債所苦的國家，接受更嚴格的財政監督，並且力行撙節政策。德國表示，歐元發行之後，歐元區的貨幣是整合了，但卻沒有整合的財政政策，歐洲央行的權力也太小，無法發揮監督的作用。所以必須建立一套監督財政紀律的機制，也賦予歐洲央行更多的權力，足以干預到歐元區每一個銀行才行。
說德國經濟與歐元區是綁在一起的，一點也不錯。德國對歐洲相當依賴，她六九％的出口是到歐洲，其中包括了五七％出口到歐元區。二○一二年，德國對俄國、利比亞、挪威，有二百七十億歐元的貿易赤字，主要是購買能源。可是對歐元區國家，包括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塞普路斯及愛爾蘭，卻有五百四十六億歐元的順差。歐元區經濟不振，德國的出口連帶受到衝擊。
歐債國家現必須依賴「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及歐洲央行，提供便宜的資金給他們的銀行，買政府公債。但這樣一來風險就轉移到法國與德國這幾個大國了。尤其是德國，因為歐洲穩定機制也需要德國資金挹注，如果穩定機制的五千億歐元全部借出去，而債務國仍然在還債日違約的話，德國自己將負債二千八百億歐元。
所以梅克爾才堅持要加強歐元區的財政監督。如何讓歐洲走出歐債危機，本有兩種途徑的辯論，一是重發展，一是重撙節。梅克爾主張撙節支出，要求債務國若要獲得紓困，就必須勒緊褲帶，減少浮濫的支出與津貼。許多國家因此反彈，德國再度想要宰制歐洲的說法甚囂塵上。
可是梅克爾也不是每一次都能遂行其願。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峰會上，梅克爾力推各國與歐盟簽訂一個有約束力的條約，承諾進行財政改革，以交換歐盟給予更多的資金挹注。結果踢到鐵板。北方的荷蘭、芬蘭等鷹派國家，怕得罪選民，都不願再拿錢出來援助歐債國家；南方的歐債國家，發現增稅就可以解決一些赤字問題，也不想承諾做更多的改革。尤其歐洲二○一四年都將面臨大選，反歐盟、反移民的政黨各個摩拳擦掌，準備一舉拿下政權。所以債權國、債務國政府聯合了起來，一起反抗梅克爾，讓梅克爾的改革方案只有不斷延後。國內政治和國際經濟，就是這樣環環相扣，彼此相連。
梅克爾對她的理想相當堅持，但在做法上卻非常有彈性。有人拿她和當年柴契爾夫人相比，柴契爾夫人說自己是不轉彎的，她的名言是：「不！不！不！」梅克爾則比較務實，她的名言是：「一步一步來。」
看歐債危機還可以看兩個重點：
第一是看德國今後的發展。今天的歐洲固是德家天下，但以後呢？德國在金融海嘯後之所以復原得快，一大部分原因是她的產業結構。德國人主要靠製造業（所以德國的工藝特別好，技職教育也特別發達），而且是靠出口到金磚國家，尤其是中國，才讓她在金融海嘯之後迅速站起來。可是單靠製造業能支撐一個大國嗎？德國在高等教育與基礎建設上的投資會不會增加？發展路線會不會改變？這是一個看點。
第二是看整個歐盟的發展。歐盟二十八國，不是每個國家都用歐元的，像英國就沒有使用歐元。今若歐元區加強整合，歐元區與非歐元區，會不會出現雙速發展的現象？或者歐元區主導了整個歐盟的方向？
歐洲央行的權力加大以後，央行所在地法蘭克福會不會取代倫敦，成為歐洲新的金融中心？倫敦與法蘭克福的雙城情結，又會如何反映在國際政治或國際金融之上？這也是可以觀察的方向。
前面談到歐洲也有反移民、反歐盟的政黨，這裡可以補充幾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把這些政黨稱做歐洲的「茶黨」。茶黨原來是美國的名詞。本來是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反抗英國政府徵收茶葉稅而組成的抗爭集團。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深夜，五十多名茶黨黨員喬裝成印第安人，登上波士頓港運茶船，把三百四十三箱茶葉倒入海中，震動北美殖民地和英國，並為北美革命埋下了種子。
二○○九年，美國一些保守的極右派人士因為反對歐巴馬政府增稅及刺激經濟的復甦計畫，發起了新的茶黨運動。但這次不是真的針對茶葉稅，而是用了「茶」（Tea）這個字作為「已繳納夠多的稅」（Taxed Enough Already）的縮寫。
茶黨運動有很多支脈，但總結來講有三個共通點：第一是認為現在的統治菁英完全不了解美國二百多年前建國的理想；第二是聯邦政府膨脹得太大，已經變成一個巨獸；第三，非法移民對社會秩序是一個威脅。所以他們反對增稅，反對開放新移民的政策，反對大政府的意識形態。
這種極右派的勢力在歐洲也有，不同的是，在美國，茶黨是共和黨裡面的一個派系，過去也常綁架了共和黨的政策。在歐洲，茶黨運動則是在主流政黨之外的小黨。他們有不同的名稱，對歐洲政局一樣有不同程度的衝擊。
二○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歐洲有了一個新的變化，那就是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勞工可以在歐盟區找工作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二○○七年加入歐盟，可是這兩個國家太窮，歐盟一些富有的國家擔心，若開放這兩國的勞工自由在歐盟區找工作，他們一定會往富有國家移民，結果分掉了很多富國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所以包括德國、英國、法國在內的九個國家，一致決議限制這兩國的勞工七年，七年之內不准在這九國家找工作。現在這個限令在二○一四年一月一日到期，大批經濟移民摩拳擦掌，準備到有錢的歐盟鄰國謀求生路。而這些有錢的國家則隨時準備應變，甚至想設立新的障礙，阻止新移民享受某些社會福利。
這也對一些國家的政制造成衝擊。以德國為例，梅克爾第三任是左右共治，屬於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就認為應當善待這些新移民，因為歐洲一體化本就是德國支持的政策，而且一體化對德國自己也有利。可是右派的基督教民主黨，主要是它的盟友，巴伐利亞邦的基督教社會聯盟，他們就反對給與新移民那麼多福利。這會不會影響到左右共治的大聯合政府運作？值得再觀察。
英國內部也有很多檢討之聲。當年工黨執政，他們低估了中歐、東歐移民到英國的數量。二○○四年前工黨做的研究，結論是就算開放移民，中歐、東歐來的，一年最多五千人到一萬三千人。結果二○一一年做了一次人口普查，發現二○○四年後進到英國的外國移民，光是波蘭人就達到五十二萬一千人之多！
這些驚訝和衝擊，都會反映到歐洲的選舉，茶黨運動的興衰，以及歐洲的整合之上。二○一四年歐洲議會選舉，極右與極左的政黨就是在這種氛圍下崛起。他們反撙節支出，反移民，反對歐洲的進一步整合，這都會影響到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關係，以及美歐自由貿易協定的推展。
●融合伊斯蘭和西方文明的土耳其
另一個因為區域情勢動亂，與國內政局改變而冒出頭的國家是土耳其。
土耳其在中東處於一個微妙的地位。一個美國學者說有一次他到伊斯坦堡，土耳其人問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麼，他說中東問題。土耳其人搔搔頭，問：「那你來土耳其做什麼？」意思是說，土耳其又不是中東國家，你來做什麼？
我們大致來了解一下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世界從中亞到地中海東岸、到阿拉伯半島、到北非、東非，一大塊地方，當然還包括了東南亞的印尼和馬來西亞。包括的人種有馬來人、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還有非洲的黑人。這些人未必彼此相善，從古代開始就是這樣。當年成吉斯汗攻打花剌子模，周圍其他穆斯林國家並沒有幫花剌子模對抗蒙古，就是因為花剌子模是突厥人，而旁邊那些國家是阿拉伯人。他們早對突厥人不滿，巴格達的阿拉伯統治者甚至還把擄獲的十字軍送了一些給成吉斯汗，幫助蒙古人打突厥人。只是蒙古人是騎兵，那些十字軍是步兵，派不上用場，後來蒙古人就全給他們放了。
土耳其過去一直不太願意強調自己的中東屬性。許多阿拉伯人將伊斯蘭世界之所以落後基督教世界的原因，歸罪於鄂圖曼土耳的腐敗。所以土耳其一九二三年革命之後，全力和西方靠攏，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唯一的穆斯林國家。她可以做為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橋梁，但卻不願認同自己是中東的一部分。
但現在情勢改變了。土耳其經濟起飛了，這讓土耳其變得有自信起來，敢於回顧歷史，也敢於在中東問題上發聲了。土耳其執政黨正義發展黨是經濟起飛的主要推手。
原來土耳其在一九二三年革命，建立共合國之後，就決定走世俗路線，憲法也賦予軍方相當大的權力，作為世俗路線的捍衛者。可是誰知二○○二年選舉，居然選出一個宗教性的政黨—正義發展黨。一下子，軍方和文人政府之間的關係緊繃起來，國內外都用狐疑的眼光看著這個新上台的政府：他想把土耳其帶到哪兒去？也都在猜，當軍方對其不信任的時候，這個政府能挺多久？
為了化解國內外的疑慮，總理厄爾多安選了兩條路線作為施政重點，一是經濟發展，一是民族主義。這是最容易獲得支持、不引起爭議的路線。 所以他一上台就全力發展基礎建設，讓土耳其跟中國一樣，從中東的工廠，再變為中東的市場。到二○一三年經濟翻了三倍，GDP達到七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經濟發展的成功，讓厄爾多安一再連任。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革命九十週年的時候，土耳其又作了一項傲人的宣布，就是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馬拉馬隧道通車了！這是鄂圖曼土耳其蘇丹一八六○年就有的夢想，終於在這一代土耳其領導人手中實現！
隧道總造價二十七億七千萬美元，有一點四公里在海床上，距水面六十二公里。日本的資金參與一起建造。隧道建成後，從北京到倫敦可以搭鐵路到達。可以想見當總理厄爾多安宣布隧道通車的那一剎那，他有多得意！厄爾多安更雄心勃勃地宣布，二○二三年土耳其百年國慶的時候，他要讓土耳其成為世界十大經濟體之一！
經濟發展了，人民信心來了，這就是推展民族主義最佳的時機。厄爾多安從二○○九年開始，跟周邊國家和解，並對過去鄂圖曼土耳其時代，屬於土耳其帝國的國家給予免簽證待遇。並積極參與穆斯林國家的事務，比如巴爾幹半島波士尼亞的重建，以及伊拉克第二大城巴斯拉的重建，都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影子。 過去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歐盟，但歐盟老以種種理由阻擋。究其因，還是歷史因素作祟。因為歐洲人認為，幾百年來，歐洲都是基督徒的歐洲。從十四世紀末，塞爾維亞人在柯索沃戰爭阻擋土耳其勢力從巴爾幹北上，一直到十九世紀哈布斯堡王朝和鄂圖曼土耳其兩大帝國的對峙，歐洲都保住了她基督徒歐洲的屬性。怎麼能到了二十一世紀，反而開了大門讓伊斯蘭教徒長驅直入呢？
美國因為是新興國家，所以不管這些。她只是擔心，如果歐洲找出種種理由阻撓土耳其，結果土耳其轉而加入俄羅斯陣營，或倒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那不更糟？所以一直遊說歐盟，讓土耳其加入。
現在情況改變了。歐債危機發生後，加入歐盟已經變得沒那麼大吸引力了。土耳其也走出自己的路，發展出她自己的圈圈。接著就是阿拉伯之春發生，許多阿拉伯國家陷入了長期動盪。於是土耳其站出來，表示她的政治模式可以供他國參考。因為她代表的是伊斯蘭教與西方民主價值成功的融合。
伊斯蘭教和西方文明能否融合，從九一一開始就為人所探討，也引起激辯。阿拉伯之春發生後，許多採取開明專制，且執政多年的世俗領導人紛紛垮台，民主與伊斯蘭教是否相容的辯論，變得更為激烈。
其實國際上有兩個成功融合伊斯蘭教與西方民主價值的例子，一個是印尼，一個就是土耳其。其中土耳其比印尼更為人關注。因為印尼執政黨屬於世俗派，和西方價值融合比較容易。土耳其的正義發展黨則屬於宗教派，她在軍方隨時可能政變的壓力下，靠經濟與民族主義走出自己一條路的經驗，對其他中東國家應更有參考價值。
所以土耳其一下子變成中東導師了，也重新找回她中東的認同。有的中東國家買帳，比如突尼西亞，就說要採土耳其模式；有的阿拉伯人則說，我為什麼要聽你突厥人的？比如說埃及。但土耳其不管，她不但在政治發展上想成為其他國家的表率，在中東事務上也因為更有自信，而不願事事與美國同調。
比如過去土耳其與以色列相善，以土兩國都是美國盟邦，所以也構成美以土三國的鐵三角。可是現在情況變了，土耳其希望能取得幫中東弱勢者發言的地位。所以當以色列因屢受哈馬斯組織攻擊，而長期封鎖加薩走廊時，土耳其在二○一○年五月以人道理由，默許補給船衝撞以色列封鎖線，以國攔截之下，造成九名土耳其人死亡。土以關係一下跌落谷底，直到二○一三年五月歐巴馬訪問以色列，敦促以色列總理納坦亞胡跟厄爾多安通電話道歉之後，雙方關係才有緩和跡象。這個事件也使美國有所警覺：土耳其翅膀硬了，不太一樣了。
可是也有人擔心，當經濟發展帶給厄爾多安信心的時候，他會不會把土耳其從世俗的方向，又逐漸往宗教的方向帶？或者日漸傲慢，而逐漸走向威權？土耳其的世俗派、自由派，甚至軍方一些勢力，會不會抓住這個時機反撲？伊斯蘭教義和西方民主政治的完美結合，會不會因此破局？這是我們相當關切的。
還有，過去我們都習慣用世俗與宗教兩股勢力的較勁來看伊斯蘭政治。但二○一三年年底土耳其爆發貪瀆醜聞，許多官二代被抓，三個部長下台，內閣接著改組，十名閣員遭到撤換。支持這波調查行動的，是另一個宗教領袖。一個宗教領袖，站出來對抗一個宗教性的政黨，顯示宗教勢力內部也會有矛盾存在。這也可能牽動土耳其的政治發展。也都是土耳其能否繼續往前邁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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