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序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在1818至1829年之間做過一系列的「美學講座」。他提出人類擁有六種藝術：建築、雕塑、繪畫、舞蹈、音樂、詩歌。1911年前後，常年旅居法國的早期意大利電影理論家卡諾多（Ricciotto Canudo，1877–1923）提出電影是一種新的藝術，是「空間的節奏（美術）和時間的節奏（音樂與詩歌）的完美的契合」。1923年，他的著名論文〈對第七種藝術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Seventh Art）正式發表，正式確定了電影作為「第七種藝術」的地位。
電影誕生於1895年聖誕節前後，由盧米埃兄弟在巴黎格蘭特咖啡館放映他們拍攝的短片之時。當時，美國的愛迪生公司也擁有拍攝電影的技術。1896年，愛迪生公司的僱員就已經來到了香港，拍攝了香港的街道和人情。接着，電影又很快傳遍台灣、北京和上海，東西電影如是接軌。因為電影起源於歐美，所以對於亞洲人來說，它最初只是西方舶來之物。但是相比起其他西洋玩意，電影傳播速度驚人，而且從一開始就彰顯了其跨越語言文化障礙的優勢，成為娛樂、教育的新媒介，電影很快就在不同的民族土壤中生根，發展成帶有地方色彩的藝術。
在電影傳到中國之前，最接近的表演藝術除了各種地方戲劇表演，還有皮影戲。所謂皮影，就是用一盞燈，把用驢皮雕刻出的人偶投射在一塊幕布上。觀眾坐在幕前欣賞，幕後有人說、唱、彈奏鼓樂，演出古今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幕前是充滿無窮遐想的觀眾，幕後則是手執木杆，操縱人偶的演出者。正因如此，早期人們把電影稱為西洋影戲。1905年，北京的豐泰照相鋪老闆任慶泰，為了紀念京戲巨星譚鑫培的六十大壽，用攝影機記錄了一段譚老闆演出的折子戲，中國人的第一部電影由此誕生。電影在中國此後幾十年的發展，一直以戲劇中的各種方法與成規為依託。根據中國著名電影評論家鍾惦棐所說，華語電影發展至80年代才「扔掉了戲曲的拐杖」。
電影誕生之初，是新技術、新媒介，誰都可以利用它大顯身手，把魔術、幻想、故事、日常生活中甜蜜、滑稽、令人驚奇的片段記錄在菲林上，然後通過放映機投射出來，讓觀眾驚訝與讚嘆。電影提供觀眾體驗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這就是電影最大的魔力！回望電影120年的歷史，電影從來就充滿活力和創意。在不斷接受技術革新與思想衝擊的同時，講述着每個民族、每個刻骨銘心的故事。雖然地域、種族、語言的差異不斷限制人們的實際生活，但電影卻一直跨越着各種邊界，生動地記錄着、反映着人類的過去與未來、現實與夢想、以及人類最慘痛的記憶和最執着的追求。
本書旨在彌補現有電影史和教科書中經常忽視的內容。首先，橫向來看，通用的世界電影教科書常常只重視西方、而不重視東方。講述世界電影發展的書籍，其章節內容則往往各不相關，很少論及東西方電影之間的相互影響。其次，縱向來看，雖然電影十分依賴科技，而發展中國家的電影技術會相對發達國家滯後很多年。但像中國、伊朗等國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電影「新浪潮」時，首先會在西方被認同和欣賞，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第三，因為電影利用視聽語言敍事，相比起繪畫、攝影、音樂、戲劇等藝術有更好的傳播性，使它一直都是文化創意產業中最為國際化、傳播最廣的商品。各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時時受到全球資產流動與分配的影響，作者會在論述之中，提示讀者電影製作中資金帶來的利與弊。第四，本書會自覺地把各國的女導演及她們的作品，納入到電影發展的表述之中，補充大部分電影史中常遺漏的女性導演的貢獻。最後，本書亦會討論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的關係，探討紀錄片發展中的大事件對於劇情片風格的影響。
筆者有多年教授電影歷史、文化與製作的經驗，本書文字上力求通俗易明，內容不拘一格，包含鮮為人知的電影大師、電影運動、片廠制度背後的傳奇故事，同時討論促成各種電影運動的藝術、經濟、社會要因，讓讀者能夠做到諸類旁通，不會再把電影看成是孤立的、只為教化或娛樂為目的的媒體。電影與人類的社會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這本《東西方電影》也可以看成是了解東西方文化的入門讀本。在筆者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很多導演和友人都給與了支持，在此特別感謝為本書提供導演肖像、工作照、以及劇照的居住在美國的伍錦屏女士、黃文約先生，居住在香港的黎錫先生、羅卡先生，還有張婉婷、譚家明、黃真真、游靜等諸位香港導演；住在內地的彭小蓮、李少紅、寧瀛、胡玫、劉苗苗、李玉等導演；住在台灣的黃玉珊、周美玲等導演；以及住在日本的羽田澄子、河瀨直美等導演。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陳明慧女士，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筆者的研究助理戚苗苗協助參與了大量文獻和編輯工作，吳柳瑩協助了圖片編輯工作，在此一併表示十二分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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