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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作雍院長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1年11月9日（三）1500-1630、2012年1月19日（四）1000-1130
地點：國防醫學院6樓生理學科6326研究室、王世濬教授紀念室
口述人：蔡作雍
訪談人：郭世清、劉士永、林廷叡
一、生涯歷程：國防醫學院與中央研究院
我1928年於廣州市附城澳溪出生，小學三年級時適逢抗戰，避難香港，後又遭遇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乃折返粵北，於流離中完成高中學業。對日抗戰勝利後返回廣州，1946年考入陸軍軍醫學校醫科47期就讀。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羅光瑞和我同期，但他因健康關係延遲畢業。盧健泰教授也是同班，他後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擔任教職。尹在信院長低我兩期班，是49期。
早年規定，軍校畢業生必須先到部隊若干年，然後才得調回學校擔任教職。我在1953年畢業，適逢此時學校奉上級特准、留六名醫科畢業生擔任助教，我有幸雀屏中選，得以直接進入生物物理學系。該系包含數學、物理、生理與藥理，員額共21人。我選擇生理學部門，逐年經講師、副教授至教授。最後，在1968-1975年期間擔任系主任。
自後，於1975年歷經兼教務處長，教育長後、升任國防醫學院副院長。最後，於1976年繼盧致德院長接任院長，就任後將學院的大學系集中分科制；如生物物理學系釋出藥理學部門成藥理學科，本身則改稱為生理及生物物理學科。1978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任院長職8年，任內奉准將原不相統屬的醫學院與三軍總醫院（三總）合而為一；三總院長成為國防醫學院首席副院長，醫院的醫療部門系所主任擔任學院相關部門主任。當時為了構想三總的全銜曾花費了不少心思。個人覺得醫院用「附屬」一詞，如「臺灣大學附屬醫院」，有疏離且附帶的意涵，因而呈准改稱為「直屬教學醫院」。後來醫院覺得這名稱不方便，乃不冠國防醫學院，而只使用「三軍總醫院」。這固然能表現三總獨立運作的一面，唯自此一般人不一定知曉三總有以教育及學術為主的國防醫學院在背後支撐。
回憶在任期末，當時的軍醫局局長正準備退休，有意推薦我接任局長；但我深知行政非自己專才，能盡力提昇醫學院的發展，並在學術領域專心經營已不容易，因此婉拒其好意。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接任軍醫局局長成為事實，則原已為上級宋長志總長核定、在水源地原地整建的計劃可能就不會改變，但或許因而自己以後就不會到中央研究院服務了。
按原地整建計劃為拆除部分舊建築物，分別在學院與三總兩院區，按發展的需要各新建一十層大樓。兩院區則經由「學人新村」建一地下道貫通，相互連結。預算：三總20億，學院8億，建築在4年內完成。
榮民總醫院（榮總）和陽明醫學院（現陽明大學）之籌設均由國防醫學院教授群効力促成。盧致德院長主要擔任國防醫學院院長職，榮總是兼任，但他任職多年。後來覺得榮總若能自己有一醫學院支持，效果會更好，故籌辦陽明醫學院。這計劃得到政府支持，遂設立籌備處，盧院長擔任召集人，我任執行長，實際處理大小事務。據說，當初與上級協調好的腹案是盧院長自榮總退休、出任陽明醫學院首任院長，但結果出乎意外，教育部委派韓偉教授（國防醫學院自費生，教育部首屆公費留學）出任（1979-1988）。自此，陽明便與本學院各有不同隸屬，顯得疏離，日後，2009年奉行政院核派臺大醫學院畢業的林芳郁擔任院長，榮總亦疏離了。另本學院原在榮總使用美國醫藥援華會（ABMAC）捐助經費所建造、設置的柯伯（Alfred Kohlberg）紀念館實驗室，產權也因而轉移。該館實際是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之發軔地。
再談談我的同事和學生。尹在信院長是浙江人，國學根基深厚、文筆優雅流暢，是我從事行政最得力的副手。尹院長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跟隨勃羅貝克（Brobeck）教授從事研究，並獲得博士學位。羅貝克教授是國際神經學名師S.W. Ranson的門生，與我的業師王世濬教授為同窗。尹氏後來接任醫學院院長，再任軍醫局局長，資歷完整。李賢鎧院長的歷練亦十分豐富，他從學生開始，到醫學院院長及軍醫局長，幾乎各種重要職務都曾擔任過。我當系主任時李院長是生物物理學系的助教，由我一手安排出國深造。由於我與王世濬教授的師生關係，乃推薦李院長到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並請王教授指導，以優異成績獲授博士學位。
早期國防部規定出國必須符合兩條件：一是年滿28歲，另一是已成婚；但出國時不能攜眷同行，以免出國後滯留不返國。在美攻讀博士學位要四年，因此遊子獨居異鄉勤學，辛苦之心境可想而知。
郭重雄、陳幸一和林茂村三人是我早年直接指導的研究生，也曾分別安排他們赴美進入名校，隨國際級名師攻讀，如郭至哥大解剖科隨M. B. Carpenter；陳至密西西比隨A. C. Guyton；林至耶魯隨J. D. Hardy，均以優異成績獲授博士學位。陳幸一教授的資質尤為特出，他回國後擔任學院生理學教授並兼學系主任。我曾提名他競選中研院院士數次，可惜都未成功。現在想起來，在林可勝、盧致德兩位院長之後，我雖然和他們一樣，有幸能當選院士；但可惜幾十年下來未見後有來者，誠屬不幸。盼望現今在軍醫局服務的司徒惠康將軍：一位飽學之士，未來很快有機會再為國防醫學院爭取到一席院士之位。
在從事教學與研究過程中，值得記錄的回憶，乃隨余南庚及錢煦院士協力建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1943年對日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已委請第一屆院士，時為軍醫署長林可勝在南京開始籌備醫學研究所，但1949年國府遷臺後、事務即中輟停頓。我在國防醫學院擔任教務處長期間，知道中研院在大陸曾設立「醫學研究所籌備處」，唯不幸此單位未隨中研院遷臺，因此立志為恢復此單位奮鬥。有幸此事得以達成，草創醫學研究所籌備處，感到非常欣慰。
鑒於中研院主要從事研究工作，所以醫學研究所籌備處在臺重新恢復時，便把名稱更改為更具包容性的「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生醫所）」，並廣與各大學醫學院和醫院合作，期許基礎與臨床能夠互相配合，以增進研究成果。
建所過程略述如下：由於國防醫學院早與中央研究院有深厚的合作關係，1980年院士會議期間，余南庚院士建議在院內成立主要著重於醫學研究的生醫所，遂於1981年組成籌備處，由余院士擔任主任委員兼籌備處主任，我為委員之一。生醫所兼顧基礎與臨床醫學，1982年起與臺大、榮總及三總合作，成立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第一座大樓由我規劃監督，於1984年動工，1986年完成。1991年中研院生醫所與國防醫學院簽訂合作協議，設立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培養研究人才，在提升師資、教育的品質，和研究方面，皆獲致豐富成果。另籌備處成立不久就與臺灣大學、陽明大學訂定建教合作。日後，繼續擴及全臺各大學，較顯著的如臺北醫學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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