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進擊的社會學家：社會學觀點以及社會學、民主和公民參與間的關聯
你曾想改變社會嗎？從小到大，是否曾希望對事情應該怎麼做有發言權？若是，那你選對學科了！社會學會幫助你理解社會如何運作，以及如何讓社會變得更好。
身為社會學家，我們看到人們如何塑造社會，又如何被更大的社會力量所形塑。藉著培養出所謂的社會學之眼（sociological eye）（Collins 1998; Hughes 1971），我們得以看透表象，探知社會運作的真實面。例如，經由社會學之眼，我們認識到文化對個人的巨大影響。試想若生長在瑞典、衣索比亞、孟加拉或其他文化上與我們大相逕庭的國家，你可能是什麼模樣？長相或許相同（雖然習性、語言、髮型及衣著可能不同），但價值觀、規範、信仰將不一樣。你對各種事情的看法，比如：合宜的性別角色、宗教或俗世的價值觀、生涯目標、教育……等，都是由你成長的社會形塑而成。
看看身邊家人與某些有錢或沒錢親戚之間的差異，這是社會階級所造成的嗎？抑或這些差異決定了我們的階級？想想你的男性親戚與女性親戚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看法，他們住在同一個世界，甚至住得很近，然而經驗卻截然不同，因此有人甚至開玩笑說：男人及女人來自不同星球（Gray 1992）。「社會學之眼」使我們以獨特角度看社會，察覺常遭忽略的現象，看出一般人未留意的日常事件中各種模式的關聯。藉此，我們得知不同的組織、制度、社會如何發揮功能，社會力量如何形塑個人的生活及觀念，而人們又是如何塑造組織及制度。
透過社會世界模型（social world model）的觀點來看社會，我們能研究大小不同的社會單元之間的互動。舉例來說，若要研究民主參與，我們可以檢視人際及地方組織，例如：校園中學生的政治行動主義、大學共和黨、大學民主黨等社團；較大型的組織及機構，例如：全國性的民主黨團、共和黨團、州選委會；以及全國或全球社群，例如：美國總統選舉或聯合國千禧年宣言（the UN Millennium Declaration）的執行狀況。我們會依據研究對象的規模，使用不同的分析層次；研究人際及地方組織，用微觀（micro）分析；中層（meso）分析用於研究較大型的組織及機構；而國家或全球社群的研究，則使用鉅觀（macro）分析。然而不論何時，我們都會留意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連；舉例來說，使用「社會世界模型」，會讓我們看到個人如何與同學、政黨、國家、全球社群相互影響。
「社會世界模型」同時讓我們看出社會上一直存在的運作模式，這些模式不但損害某些團體的權益，且會導致制度上的歧視（有意或無意的結構性歧視）。例如，直到1981年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任命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為大法官之前，存在於美國社會超過兩百年的最高法院，未曾有過女性大法官。社會學家經由「社會學之眼」認清，全由男性組成的最高法院，只是性別歧視的部分結果。這些歧視，有的是故意的，由人們的性別觀念而來；有些是出於政治考量，基於算計公眾對提名女性擔任這種職位的反應；有些則甚至與一項事實有關，那就是我們文化傾向用類似的語言及觀念描述領袖特質（leadership qualities）與男子氣概（masculinity），因此想到領導能力，人們往往會聯想到男性在此方面展現的特質（Schein 2001）。探討性別角色、社會化及性別歧視關聯的社會科學研究，像是傅瑞丹（Betty Friedan）1963 年所著《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打破女性只能從為人妻或主婦角色獲得滿足感的迷思，成為大眾的知識，並為1960及1970年代的婦女運動提供論據。這項運動最後為奧康納的任命營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也促成後來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urg）與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等女性大法官的任命。
運用「社會學之眼」亦有助於說服政府官員，促使他們提出政策來解決社會不公。看穿政府運作的表象，讓我們得以回答下列問題：政府官員最可能回應誰？為什麼？要如何運用這些資訊來確保他們有回應？是何種社會力量迫使我們最保守的總統之一，同時也不是女權擁護者的雷根總統，選擇女性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1998）指出，運用「社會學之眼」為社會學的兩個「核心承諾」之一；另一個為社會行動主義（social activism）。一旦了解社會如何運作，我們即有義務盡一己之力積極改善社會。「社會學之眼」與「社會行動主義」相輔相成；「社會學之眼」讓我們成為有效能且積極參與的公民，這是經訓練所得，就如同透過重量訓練增加肌肉。越是訓練自己成為社會學家，你的「社會學之眼」就會越敏銳，也更能使自己的社會行動有效且有建設性。本書列出許多行動中的社會學家（sociologists in action），這些人均練就敏銳的「社會學之眼」，並成功運用技巧創造社會變革。
社會學的想像
要了解如何影響社會，須先了解我們如何受社會影響；米爾斯（C. Wright Mills, 1967）將此能力稱為「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當我們開始把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連結起來，也就是把個人生活連接到周遭的社會事件，就是在使用「社會學的想像」。
舉例而言，本書兩位作者均經歷父母離異；雖然這只是我們各自的個人煩惱，但運用「社會學的想像」後，則可看出自己只是跟同為1970年代的美國兒童一樣，都經歷了美國離婚率劇增的這段時期。若生長在1870年代，則我們的父母極有可能維持婚姻關係。然而，1960及1970年代，法律賦予的權利及保護使更多女性得以走出婚姻關係、宗教虔誠度下降、生活負擔增加迫使更多女性必須進入職場，這些變遷造成離婚率增加，我們的父母也在這段時間分道揚鑣。我們個人的煩惱（父母離異）與公共議題（整體社會離婚率上升）直接相關。
現今，作者之一在為青春期女兒買衣服時倍感辛苦，因為很難找到不像希爾頓（Paris Hilton）衣櫥中那種衣服。身為人母，她覺得很可怕，竟有人期望小女孩（尤其是她的小女孩！）穿得如此暴露；可是身為社會學家，她能以美國的服飾店及廣告為觀察樣本，並立即認知到這只是整個社會物化女性（即便是非常年輕的女孩）的一環。她於是開始研究，為何一個像我們這般長久以來一直有「道德標準」的社會，竟會如此一致且近乎具侵略性的物化女孩。她可能會檢驗下列研究假說：這種社會行為係因時裝設計及行銷高層相對缺乏身為人母的工作人員；若研究結果顯示確實如此，她就可運用這項發現進行社會改革，讓這些職場對兼具母親身分的時裝設計及銷售人員更開放、更有吸引力。
正如米爾斯的定義（1959/2000），社會學應有的其中一項功能為：「將個人煩惱轉為社會議題。」一旦開始應用「社會學的想像」，並透過「社會學之眼」與「社會世界模型」觀看世界，你很難不注意我們個人與社會運作模式之間的聯結。想想你大學畢業後想做的工作，領的是年薪還是時薪？提供完整的健康保險給付嗎？還是沒有任何保險，所以你只能祈求自己身體健康？若你找到一份「好差事」，你的好運是否只因別人正好沒有這份運氣？全球血汗工廠工人的私人煩惱是否和全球公共問題有關呢？
在血汗工廠工作，面對的是奴隸般的工作條件，很少或根本沒有工作防護措施，並被雇主恣意責罰，所得卻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血汗工廠不提供保險，沒有病假及退休保障，也無法防止突然關廠。表面看來，血汗工廠與大學互不相關，然而如果深入了解（或看看你及同學所穿的衣服），就可看出其中關聯。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學生就這麼做了：得知有「杜克」標誌的衣服大多由工作條件嚇人的血汗工廠製造時，學生動員起來，組成「反血汗工廠團結學生聯盟」（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經由他們與學校一些行政人員（特別是杜克商店營運部門〔Duke Store Operations〕主管）的努力，在杜克校園開始討論「血汗工廠」，探討學校當局是否有責任確保印有「杜克」標誌的衣服均「非血汗工廠」製造。結果，杜克大學在 1997 年成為全美第一間採用行為守則的大學，要求所有與他們交易的服裝公司，必須接受對其工廠工作條件的獨立監督；次年，杜克成立了獨立的「勞工權利協會」（Worker Rights Consortium, WRC），協助落實學校與來往成衣商間設定的行為守則；到2009年，共有186所高等教育機構加入杜克大學學生發動的這項運動，並成為WRC 的成員。
社會學與批判性資訊消費
除了擁有訓練有素的「社會學之眼」及運用「社會學想像」的能力，社會學家面對四面八方源源不絕的資訊，也是知情且具批判力的消費者。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教我們怎麼研究，如何詮釋他人傳達的資訊。由於瞭解優秀的研究應如何執行，我們得以評估社會上流傳的資訊，知道哪些新聞來源值得信賴；在努力了解及改善社會時，這些技巧將對我們有所助益。第三章會更詳細說明，社會學研究方法在這方面可如何應用。
社會學與民主
閱讀此書並做練習題，你將學會怎麼看穿社會事件的表象，將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關連起來，並知道哪些訊息來源值得信賴，然後運用這些社會學工具強化社會，使國家更民主，並且確保全球人類的權利與福祉。雖然各個學者對「民主」的定義不同，但他們有志一同地指出，這是一種將國家權力歸於人民而非政府的治理制度。本書將呈現社會學可如何使公民（正如你！）變成民主社會中有智識、主動且有效能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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