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天安門

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的負責人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
北方褐黃的土地沐浴在陽光裡，與起飛時刻籠罩在濛濛細雨中的江南田野，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1997年12月29日下午，出得首都機場，上了計程車，我對司機說：去天安門。
採訪天安門，是我許久的願望。我翻閱了1988年1月2日的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顯著位置，登載了天安門城樓元旦那天向著普通公眾開放、遊覽的消息，還刊登了國內群眾以及外國朋友登上天安門「第一人」的大幅照片。我將採訪時間定在了1997年年末，也就是天安門城樓開放十周年紀念日。
計程車司機問我：到天安門「哪裡？」我回答：到「管理部門」。
天安門城樓前及西端很長的地段內不能停車。司機告訴我，繞道走護城河那邊，可以直接送到故宮的午門前面。車子從天安門城樓前經過的時候，我抬頭望去，城樓上燈火通明，有參觀的人影為閃動。這時已經是下午4點多了。
我來到城樓西側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辦公室北面牆上，貼著巨大的天安門地區俯瞰照片。一位女工作人員正向各有關處室打電話，通知明天天晨8點半處長開會，「討論明年元旦廣場升旗的事情」。
辦公室負責同志藺炳奎接待了我。我向他表明採訪動機與大致想法。他說：我們有很嚴格的採訪紀律，必須請示有關領導。我懇切地對他說，我剛下飛機，就立即趕到這裡，就為今天能夠聯絡上，明天正式開始採訪；並請他現在就給聯繫。他考慮後說道：你等著。他進了裡屋。一會兒，他出來對我說：聯繫過了，同意你進行採訪的要求；你到對面的城樓管理處去，具體要求跟他們說。對面，就是城樓東側。待到我與城樓處將採訪的有關事宜聯繫妥當，已經是暮色朦朧，過了下班的時間。我與他們握別，感謝城樓處的大力幫助；被指定明天具體接待我上天安門城樓的工作人員林維加說道：要經過「請示同意」，那是因為「天安門前無小事」。
出得天安門，正逢廣場上進行降旗儀式。我站在金水橋上，看著一列雄壯的隊伍向著天安門整步走來，廣場上和金水橋邊人頭攢動，四處頻頻亮起相機的閃光燈。我身邊年輕的警衛戰士，著綠色呢子上衣，立正姿勢，神情莊嚴。
天安門城樓神聖依舊，但它也有著「現代遺憾」
30日上午，我來到城樓處，工作人員林維加帶領我登上天安門。
林維加在1985年復員後被分配來天安門管理處。他說起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感覺，「那真叫神聖，開國大典在這裡舉行，勞動節、國慶日，國家領導人在這裡進行盛大的慶典與集會。鄧小平曾在這裡舉行隆重的閱兵儀式。再往前數，這是當年皇宮的大門，中國兩個朝代的統治者就住在這裡面，老百姓別說上這個樓了，這個門都不能進，在橋那邊就被趕得遠遠的了。」
工作人員指著那金碧輝煌的屋簷與山牆介紹說，1970年重修天安門城樓的時候，請來許多專家，其中一位就指著「屋子」激動地這麼說道「這就是國家」！工作人員解釋道，在「國家」後面他省略了「象徵」這兩個字，可老百姓多少年也就是這麼認為的呀，咱們用的錢上都印著國徽，國徽圖案中央就是這天安門。
站在城樓上，氣勢恢宏的天安門廣場鋪展在我的眼前。臨城牆寬寬的過道是隔離區，用繩索隔離著，工作人員告訴我，天安門城樓4000多平方米面積，其中有近2000平方米屬隔離區，遊客免進。
工作人員指著城樓中間的那塊地方說，毛澤東當年就是在這個地方，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現在參觀者就喜歡站在這個位置上留影，有的還照著樣子揮手喊上兩聲呢」。這話說得我們兩個都笑了起來。
工作人員指著那窗戶上金色的裝飾花紋跟我說，這不是塗的漆，都是貼的金鉑。他又說起他剛到天安門那會兒；這漢白玉欄杆真叫白啊，被精心保養得一塵不雜。今天的欄杆，因為參觀者喜歡用手去撫摸，向上的部分已經變成了灰色。
進到城樓裡面，偌大空間，豎立著數十根「頂天立地」的紅色圓柱。工作人員介紹說，來參觀的許多人都不相信，這麼粗大的柱子真是木頭的。1970年的重建，為的就是建有500多年歷史的天安門，經專家鑒定有幾根木柱「不行了」，要換。現在使用的木頭，是進口的，外面再結結實實地包上了麻，再用金屬箍把它「捆緊」。經指點，在休息廳後排的柱子上，我看到了一道道金屬圓箍凸出的痕跡。
城樓裡分有五個廳，中央那個，就是毛澤東當年休息的地方。現在廳內朝南擺放著繪有青松紅梅的巨幅國畫，正中放有四張雕龍的寬大紅木椅子，兩邊各有三張。兩側的廳裡，格局相似，規模則小些，正中擺著三張紅木椅子。再兩邊的廳裡，擺有長條桌與靠背水椅；廳內還擺放著落地大鐘。
當年這裡擺放的是沙發，現在的擺設風格，主要是為了與這古建築相呼應。
我來到西邊的樓梯處。為避免因眾多參觀者來往的過度磨損，過去的大塊青磚被拆除，改換成了現在的長條石階。在電影《開國大典》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鏡頭，是在後面端門的青磚梯上拍的。工作人員指著那兩重屋簷說道：你看到那些金黃色的「瓦當」了嗎，原來這上面的圖案都是「龍頭」，而1970年重建的時候，正值「文革」，改換上去的是「葵花」。我仔細一看，果然。
這是一個遺憾。天安門三百年才重建一次，要換下這些現代「葵花」，恢復天安門城樓古建築的真正原樣，還得多少年？
在城樓管理處的辦公室裡，處長鄧少焊接受了我的採訪。
處長說，天安門是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象徵，也是目睹了以往封建王朝興衰更迭的見證人；如今它是共和國的標誌，我們的國門。在30多年的時間裡，天安門城樓是黨和國家進行重要政治活動的場所。能夠在那樣的時刻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一般群眾」，都是對國家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勞動模範和各界傑出人士。「凝固」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政治性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將天安門城樓作為北京的、以至是中國的文物景點，向國內外群眾開放，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們國家堅持改革的決心和開放程度。天安門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然而，從政治到旅遊，從集會到休閒，現在「九‧九」重陽節老人登高，就有組織到天安門「這個高層建築」來的，這些都標誌天安門城樓在改革開放後發生著的重大變化。「可以這麼說，天安門依舊神聖，但是它已經不再神祕。」
截至12月29日，1997年登上城樓參觀的人數是2833655人次。10年來大抵有近兩千萬參觀者登上天安門城樓。在國慶等重大節日，人們排隊等著購票、等著參觀，處長幽默地說：「人那個擠啊，都想在城樓上單獨照個相，而實際上拍下來的都是與不相識的人的集體照。」
我問起有關票價的問題，他說，1988年就定為國內遊客10元，外國旅遊者30元；當時參觀故宮的票價才五角。定下這個當時國內「領先」的價位，是經過了慎重考慮的。首先是因為天安門擁有的特殊地位，「物有所值」。其次就是為了讓這個票價「降低一點人數」，有利於減輕環境壓力，保護文物。1997年的8月4日，經上級批准，國內與國外參觀者的票價「並軌」，一律15元。
我說，在商品經濟前提下，利用市場價位來調節參觀人數與環境可能等等矛盾，這對天安門而言，真是歷史性的巨大變遷。
高希武老人說：原本我不是第一個
30日下午，我的任務，是找到當年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高希武老人。
1988年元旦登上天安門的時候，高希武已經77歲，今年該是87歲高齡了。管理處的同志告訴我，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與高希武還有聯絡，近況就不太清楚了。根據資料，我來到東四隆福寺街的人民市場，這裡正在翻建高層商廈。在留守的經理辦公室，幾位中年人也已全然不知高希武是誰。當我說到登天安門的「第一人」時，終於有位女同志幡然「醒悟」：有這麼個人，原先在這裡賣體育用品的。
又是電話又是呼機，忙乎了好一陣子，我得到了老人的地址。女同志說，退休20多年，低一輩的人不太知道他了。
我來到東四七條胡同，敲開一扇窄窄的木門，一位鬚髮花白的老人站立在我的面前。與記憶中的相片比較，年近九十的老人真是老了。當我表明來意，老人滿是皺紋的臉上，頓時笑開了。
在典型的北方小平房裡，高希武老人對我講道：其實，原本我不是登上天安門的第一人，我也根本沒想要做「第一」。那些天，我看到報紙上說，天安門要開放，老百姓也可以去看看，我就尋思著要上去。元旦那天，我早早起床，遛達著走到廣場，到售票處才6點多鐘。我前面還排著5、6個外地年輕人。8點售票，票價10元，這在當時是很貴的，外地年輕人一商量，就沒買，散了。我想，再貴我也得上去呀。當我把10元錢遞進售票窗口，四周的人就把我圍起來了。
老人還保存著當年「包圍」他的人們的名片，有北京市政府和旅遊局的，還有新華通訊社和好幾家報社記者的。作為同行，我知道，這就是我看到的當年報紙上那些消息的「製作者」。那天，待問清老人的大致情況，人們便簇擁著他登樓；同時，管理處又馬上跟老人的原單位東四人民市場聯繫，「你們單位的人上天安門了」，而經理們還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
老人現在跟小兒子一起過日子，兩間房，兒子夫婦住一間，老人與15歲的小孫子住一間。小孫子睡沙發。在老人床頭，擺著一個很大的棕色景泰藍花瓶。高希武告訴我，那天元旦參觀完了，旅遊局的同志專門請他到北京飯店吃飯，並且贈送了這個大瓶子。當時，服務員小姐說，這人好運氣。老人說，我想上天安門，可沒想著有這個的呀。
旅遊局用專車把老人送回了家。
小屋牆上，滿滿騰騰的鏡框裡，排列著老人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的16張照片，這也是旅局後來特地送來的。鏡框左側，掛著毛澤東主席在城樓揮手的畫像，右側是毛主席與劉少奇、周總理、朱德委員長等人在城樓上的畫像。
老人跟我講，現在年紀大，耳旁有點背了；每天還上街「遛個彎」，身體挺好。
我請老人穿上大衣，抱上景泰藍瓶子，在自家胡同門口照個像。當年的高希武老人就是從這兒出來，在10年前元旦的早晨，悄然走向天安門城樓，成為中國第一個登上皇宮正門的普通老百姓。
在有關天安門城樓的文字記載上，有如此這般的寥寥數筆，就是由這位老人在不經意中書寫的。
十年前第一位參觀者是老人，十年後最末一位參觀者是小孩
12月31日下午，參觀天安門城樓售票處貼出告示，這天3點半停止參觀，3點15分停止售票。3點，我與城樓管理處處長一起來到售票處，共同迎候開放十年來最後那位遊客的光臨。這個人究竟是誰，我們無法預測。
從3點10分開始，我就將每一位購票的遊客攝入自己的相機鏡頭。儘管遊客還在不斷走來，但這時的每個人又都可能因為「後無來者」，而成為「最後一個」。面對即將揭開的謎底，售票處裡面已是人頭濟濟，興奮的表情洋溢在工作人員的臉上。
處長和我站在一起。當一對年輕夫妻，推著嬰兒車來到售票處前面，處長說，規定的停止售票時間到了。待那個年輕妻子把買票的20元錢遞進視窗，處長通過報話機告訴「裡面」正在售票的人：這是十年的最後兩張票，售完就「關窗戶」。
我走到這對夫婦的面前，簡略地說明情況，他們臉上的表情，從開初的驚諤慢慢地變成了喜悅，最後那妻子笑出了聲：這是真的？太幸運了！
這位年輕的女性，叫鍾淑嫻，出生在台灣台北市，1974年在13歲時去了丹麥，現在她開設在丹麥的餐館，名字就叫「台灣飯店」。她這是第一次到北京來，丈夫叫傅書偉，原北京市人，是兆龍飯店廚師，幾年前去丹麥。兩年前結婚，此刻嬰兒車裡睡著的是他們的兒子，才14個月。小孩子的英文名字是「Mads」，漢語名字叫「又陸」。我問起這漢語名字的由來，妻子看了眼丈夫，說道：「又到大陸嘛！」
我攝下了城樓處領導與他們的合影。處長指著他們手中的票說，這是十年最後的兩張票，明天就換另一種樣式的票了。我和這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一起上天安門，處長則用報話機跟城樓上的工作人員聯繫：立即準備一張登樓證書，注明登樓時間，這是十年來的最後遊客。
孩子還在睡著，夫婦兩人抬著嬰兒車登樓。
身著紅色呢子大衣的女服務員在樓梯口等候著我們。傅書偉和鍾淑嫻夫婦推著嬰兒車，信步走在城樓上。鍾淑嫻告訴我，10來天前經過9個小時的飛機，他們從丹麥抵達北京，還準備待3個星期。「我們剛才在故宮參觀，正巧碰上一個丹麥來的旅遊團，他們計畫待一周，我跟他們說，這麼多景點太美了，一個星期能夠看完嗎？」
3點半到了，工作人員開始清場。經過特許，我讓年輕的夫婦站在城樓裡中央休息廳的前面留影。傅書偉彎下身來，把兒子紅紅的小臉從裹著的被子裡露出來，鍾淑嫻手上握著的，是剛剛發給他們的紅封面登樓證書。
下得樓來，在天安門城樓管理處辦公室裡，城樓處領導說，天安門開放10年，東南亞臨近各國的遊客多，像丹麥這樣北歐一帶的遊人就相對要少一些。鍾淑嫻說出了自己在北京10餘天的感想，她真不知道北京是這樣的美麗，「應該加強宣傳呀！」我們交談時，他們才14個月的兒子，穿著小小的棉衣褲，在辦公室裡忙碌地跑來奔去。
處長說：「十年前，天安門城樓的第一個參觀者是個老人，這十年後的最後一個遊客，是個孩子，這就叫作『圓滿』。」
暮色中，傅書偉夫婦給我寫下了丹麥的地址，要求我把刊登文章的報紙給他們寄去。
我再次感謝天安門城樓管理委員會和城樓處對我這次採訪的安排。我說，我這就飛回上海去了。城樓處領導對我說，他們的工作人員還不能下班，因為今天是1997年的最後一天，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們要到天安門城樓上來，拍攝廣場上的辭舊迎新的夜景。

1997年12月31日～1998年1月8日

自序　感謝緣分，感謝遊走

（一）
2010年末，我關閉了博客。約是十年前了，我給博客起名：相送柴門。「桃李競華開又落」，「自掩柴扉咬菜根」（元‧呂思誠《無題》），人在職場，心向八荒，提前「相送」後的「自掩」意思，已是相當明顯的。關閉博客，以示與自己三十餘年的記者「錄播」生涯告別。猶如一個演員，大紅過的，小紅過的，沒紅過的，都會有個封箱的日子，從此不再打開。
未料想，第二年到台灣旅遊，高雄港的早晨，正望著那棵銀光粼粼的金屬大樹出神，接到原黑龍江兵團的滬籍「知青」劉國強手機短信，特告：「荒友」子蘊─戶口姓名為劉湘─出書，代我要了一本，書不是白給的，約寫書評。
這位劉湘是京城貝滿才女，當年身在「上層建築」，是農場政治處報導組的大筆桿子。我只是個跑基層連隊的物資助理員，在那時的「政治概念」裡，農場報導組與「市委寫作組」級別相同，是翰林院，是御書房，是殿前跨刀行走，是兩報一刊社論。北國寒徹，塵世雲彌，三十多年過去，驀然間劉湘大作問世，真是應了「機遇從來只青睞有準備的人」這句話。
回上海，讀子蘊書。在作者轟轟隆隆又清清淒淒的傾述裡，當年的她「不回家，不回城，獨一人，向荒原，迷濛的路上，蒼穹呼嚎」，以決絕的勇敢去尋找自己的「未來」。對「知青運動」，子蘊的「不歌唱」，與我的「絕不歌頌」，站在了同一塊歲月的基石上。我寫完讀後感，用郵件發給劉國強，他在「阿劉」博客上刊出。子蘊的感謝，也在第一時間出現在博客的留言欄裡。
我在「子蘊文本讀後感」的第一段裡，這樣寫道：大陸書稿出版在台灣，大陸人行走在台灣，途中，被約寫「大陸人台灣版著作」的讀後感，這是屬於海峽兩岸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背景的天幕已經更迭」。這樣的開場白，有點高飄的時政味道，而心中更想表達的，是我對朋友的和一己的那份滄桑，紮紮實實的飲泣和並不高亢的慶幸。
網路世界，萬里咫尺，友人間有個「感」，道個「謝」，還要勞駕仲介（當然是免費的）傳來遞去，讓「瞬間，我們就老了，我們老了，但並不麻木」的我，面子上實在OUT了，於是再開博客，重登江湖，把讀後感登上自家「版面」。老朋友紛紛蒞臨指導，我才明白，原來「黑幫」們在高科技領域的熱鬧，早已不是一天兩天了。一個個認識的人兒，都起了網名，貌似潛水，弄得像從事地下工作的。這般的假面舞會，誰蒙得了誰啊。
滬上柴門和京城子蘊的聯繫，就這麼結束失聯，連結上了。
一個後來接著一個後來，劉湘的書很快再版，我的讀後感榮幸地成了再版序。再隨後，呼朋喚友，京滬重逢。兩年中，子蘊多次提議：你應把自己多年的文字編輯成冊，再出本書。年初一日，她與台灣出版界朋友在京聚會，從席上打來電話，直接請秀威的朋友與我通話。我明白，微醺的語言是發燙的，更是真摯的，撿拾昨天，打理成輯，裝訂成冊，這事情要做起來了。
今年六月，西藏歸來，用一個多月時間，從移動硬碟深處和報刊泛黃的版面上，搜尋曾經的署名文字；手頭實在找不著的，就到市級圖書館去，向陌生人付費申請，「打撈」自己。郵件來往，秀威老總和同行言簡意賅，動作專業而迅捷，透出我非常熟稔的業內氣息。
我請劉湘寫序，理由充分：她既認得昨天的我，也認識今天的我；當年知青，當下的「檻外人」，早沒有業內業外的界限；三十餘年的相隔，生疏孕育了一份新鮮，重逢會發酵一份對比，推薦人作序，「這活就你來幹了」，且「不許推脫」。
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也得有幾個喝酒的朋友。荒友阿劉連通京滬，約寫書評，後來成為《我的名字叫知青》的再版序，我的千字文由簡體變成了繁體字。京城劉湘手牽兩岸，讓我的20多萬字轉換為繁體字。短短而匆匆的三年，老友新朋愉快往來，這就是緣分了吧。
（二）
遙遠年代，我離開學校去東北兵團，給初中同學寫下留言：站在最前線。這是真話。其中一半的真，是我在「火紅」歷史中下定的決心。另一半的真，就是小小年紀的我，以為去到「最」什麼的地方，也就是與被審查中的父母距離最遠，肩負的家庭陰影也就會越輕。這般無邪，知青真是無知。
務農十年，高考恢復，當年政策限制，25歲以上的考生，只許報考文科。27歲的我，就這樣踏進了大學中文系。畢業「鳥獸散」，彼此揮灑筆墨，我寫下的留言是：真實是很難寫出來的。十年曠野，四年宿舍，即將脫離「前線」再回家鄉，涉過冷酷冰封和逼仄喧囂，多多少少積澱起薄薄一層社會經驗的我，在心頭默念：直面巨變，我擁有審視的資格，囿於震盪，堅持自衛的警戒，對以後可能的「書寫」職業，樂觀些；但心頭更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慨歎。
從兩次留言可以看到：影響我，以及我們這一代人行動的根由，都是當時的「輿情」指向。把這兩句話連接起來，可謂一語成讖，描畫了我後三十年的軌跡：到「最前線」去，很難地採訪和記錄「真實」。
30歲出頭的「大齡青年」，我轉輾來到上海青年工作系統的一家報社。人生誤差總是疊加的，大學教授說，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也培養不出作家，而當年大陸蓬發的政治反思，對翻天覆地大變遷的勾勒，「說真話」在贏得最高尊敬，這般的中國，在締造有史以來最多的作家和「寫字愛好者」。喜好文藝，成為當齡女性徵婚的必須條件。作家主旨是闡發內心感覺，記者任務則是記錄外部世界，前者唯恐不細膩，後者就怕太小氣。而我初到報社寫下的幾篇稿件，卻被「譽為」：這個大學生好像不大行。
我不會再回「前線」了：人們只有退至無可再退，歷史才會念起它的魔咒─這裡就是羅陀斯，這裡才有玫瑰花，你就在這裡起步，就在這裡起舞（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打量是互相的。
當年報社有篇範文，稿件名曰《祖國，您的兒女回來了》，報導一對從事科技研究的夫婦，從境外回內地「報效改革」，讀者效應轟動。相隔年餘，我想再去探看他們的現狀，來到上海科學院所屬研究所，卻被告知，這對夫婦又回去了。
他們回去的原因簡單，內地行政程序繁瑣，級級請示，層層彙報，科技研究和「口腔運動」格格不入，實在「難以適應」，故而「又回去了」。為鄉情計，為成就感，也為謀生故，憑一技之長來往於世界，這是個成年人的當然課題。「回來」一文，為解脫劫難的大陸做了注釋，很自然，因陌生和差異的離去，實際也同樣自然。媒介的標籤文字，地球村裡俯拾皆是，另具隻眼的報導，應該自然且漂亮地擲下一文：理解離去，並對自家土地上的落後和不足給予檢視。回報社探討，為什麼「您的兒女又回去了」，無人呼應。當年思維的單向慣性，回來是愛，回去就是「不愛」；作為萬物生靈之首的一個人，其形象似乎只能類同月球，永恆的非正即反，黑白分明。
幾十年來，世界頂尖的科學家、文學家以及普羅大眾，無數次地往返於中國大陸，回頭看當初，那是我們多麼幼稚的重生童年。
一艘名字叫「神州號」的貨輪在港口泊位維修，因底艙電焊不慎起火，一名青工墜亡。媒體記者蜂擁而至，我連夜趕工，撰寫了四千餘字的稿件，卻被說為「分量不夠」。當班編輯將我的小標題刪去，改成「我們來了，我們來了」，說：這樣改動文章氣勢就出來了。清樣即被取走，報紙付印。
這至少是歪曲。也許，在撲滅火災的現場，會有人呼喚「我們來了」，跌跌撞撞的口吻源於驚慌，也含有救人的勇氣；而我採訪中聽到的，是救援人們在煙霧中的大喊：有人嗎?!人是都懼怕災難的，人是會互相拯救的，可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地將災難「昇華」為一幕豪邁的風景？
第二天翻讀各家報紙，另一報社的報導標題是「神州輪大火燒出神州精神」。初來咋到，人微言輕的我，在心裡說：人命關天，全世界有哪家企業願意用火災來培育職工「精神」的？用一個年輕生命的消亡製造光環，讓企業運行的管理缺憾在光環中淡出，甚至故意省略，媒介的職業規則又在哪裡？
世情蕪雜，業態搖曳，保持理性，我對紙面的一切「確定」持不確定態度，就是這樣開始的。
對真實的頑強尋找，即使是對殘缺的局部真實的尋找，也在同時開始了。
（三）
三十多年特稿記者的生涯，我不承擔專門條線的任務，沒有單位「線人」（即基層報導通訊員）的提前告知，也少有被優先發送到郵箱的相關資料。除卻布置的任務，我依靠的，是每日報紙和電視播發的漫天資訊，在閱讀中大海撈針，捕捉「我有興趣」的「隻紙片語」。上帝關上一扇門，同時也打開了另外一扇窗，對報導範疇，我沒有條條限制，也沒有塊塊桎梏，處在大轉型時期的中國大陸，天地翻覆，既雲蒸霞蔚，更雨驟風狂，任何引動我注視的人事冰點、熱點、焦點，都是我的「落腳點」。
還有，「功夫在詩外」，對社會著作的超量閱讀，是我挖掘和修煉業務能力的重要路徑。隨著資質遞增，逐步積累的朋友網路，是提供各類通報的人脈資源。
我相信，遲到者能夠衍化成獨到者。
頻繁的搶點飛行，我「把飛機坐成了大巴」。
再用嚴格的標準訓練自己，讓手中握有一支聽話的筆。
報紙版面是千金之地，性格「吝嗇」，千字文往往已是「大作」。所處年代，慶賀重生是天然的，詛咒劫難也是必定的。沒有人說要選擇性遺忘，但報導必定經歷嚴格地篩查，文字審慎，乃至「統一」。報導的標題常常是結論式的，文中簡述前因後果，而過程和細節，在字數的限制下一掠而過。如是報導帶來的另一個陋習是，簡略成為表面化的當然理由。
上世紀80年代大陸的報告文學，一隻腳站在言之有物的新聞界裡，一隻腳站在有感而發的文學圈內，身兼兩職的社會效應，就是這樣起始和被成就了的。我這個「記者兼作家」形而下的記錄曲線，與所處時代形而上的求索曲線，很多處是疊合的。
我關注一個人的命運轉折，我關心某件事的成敗緣由。轉折，就是揚棄；緣由，就是辨析。當針砭的，針砭，該讚美的，讚美。人性幽深的，探究幽深，前途明亮的，奉獻歌唱。
2007年盛夏，我讀到版面縫隙裡一條不到百字的文藝消息，按照慣例，廣東在年末舉辦國家級音樂金鐘獎頒獎儀式，「屆時將舉行馬思聰先生骨灰安葬儀式」。馬思聰先生當年「外逃去國」，被定性為「國字第一號叛國案」，他遺骨的今日歸來，此中「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唐‧杜甫《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的萬千曲折，是大陸近四十年世事的風雲縮影。我即刻飛赴廣州，找到已經躺臥在病榻上的機構辦事人員，追根尋源，寫成近一萬字的報告文學《馬思聰去國返鄉記》，公開刊發。
那時，距離退休還有近三年時間，我卻有了一種身心「放空」的感覺。快三十年了，我經歷著：從京城到邊陲，從戰場到特區，從衙門到陋室；我觀察著：從高官到平民，從前輩到後生，從「鬼」到人或從人到「鬼」，諸多世相，當下即成歷史，歷史卻從未隱身。也許是「國字第一號」的繩索，被我悉悉索索地解開，「一」的前面，真的就是零了。
在其後與職場「若即若離」的年頭裡，我邁入陌生的經濟領域。我知道，經濟是基礎，是一切社會情狀如此而非彼的最終源頭，但對於「眼看著起高樓」的內裡情景，卻始終隔膜。應朋友邀，到滬上製造的第一支柱企業上海汽車集團公司採訪，為期16個月，從政府現職高階官員的訪談，到高幹病房談判元老的叩問，從董事長數次，每次長達七個小時的錄音交流，到每一任總經理的悉心述說，更有基層技術工人的聚會回憶；我見到了批准中德合資的原始電話記錄文本，做出這個批准的人，是鄧小平；我粗略地理解了資本和股比，懂得了溢價和雙贏，體惜到「壯士斷腕」的悲涼，也明白市場與技術的交換，是大陸與國際接軌的途中，一場必須平衡的經濟戰爭。
2009年，二十多萬字，嵌有一百多幅照片的《世界是圓的─上海汽車工業三十年》出版，被作為當年中秋節上汽集團全球合作夥伴盛大例會的唯一禮品。我把這本書，看作在職生涯的完滿句號。管中窺豹，國計民生、經濟建設、開放運行，我從中文系的「人文」終點，反向走過社會生活物質運行的全過程，抵達「資本」的起點，我覺得，雙腳落地了。
（四）
教科書的立論，記者是個去魅的職業，筆墨客觀，確保真實。從我理解的「說文解字」講，記者乃「言己者」，在劫難泥濘中重複了十年翻滾運動，感觸頗多的我輩，進入到享有話語權的業界，不自言自語幾句，是不可能的。
讀回憶沈從文的文章，深有感觸：沈老購置舊式家具，多從「地攤」上購得，「別人求新，求完整，沈則注重式樣、花紋，至於有無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僅僅是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記者筆下新聞，哪怕是前一分鐘發生的，實質都已是「損耗」過的舊聞，堅持追尋和複述，就為展示它的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身在職場，我能做的是：探索局部，接受殘缺；這世界沒有哪個人能夠觸摸到世相的全部，更何況我又遲到了十年。
從業越久，心中越明：個人太渺小了，腳頭快，筆頭勤，所涉領域也只能是滄海一粟罷了。勝不矜，敗不爭：天下風雲一報人，是業界理想；沉重的翅膀，是現實。
宋人張元幹曰：天意從來高難問，近人魯迅說：文章得失不由天；先人就「天」博弈，後輩立地惝恍。既然享有這片段的生命，那記者就是旅人，採訪就是邂逅，懂得源於慈悲，心證無須太多。感謝緣分，感謝遊走，不回頭。

2014年9月19日於滬上

目次

推薦序／劉湘
自序

輯一青春回憶：自此光陰歸己有
高考是長夜後的燭光
畢業
走出光環
我們是很優秀的——紀念我們4 0歲和返滬1 0周年
星光，今夜依然
異國血未冷──休士頓知青的故事
「世貿」遭襲時，我在白宮前
七天七夜，從紐約回到中國
站在同一塊基石上的感念
只有一個翅膀的飛翔

輯二台榭人生：蒼山負雪，浮生未歇
人生的舞臺
化劍為犁，草原作證——中國退役原子城採訪記
採訪天安門
歷史不再是「孤證」
走近巴金
1976年.保健醫生.中南海游泳池
重訪海南島汽車事件——雷宇採訪記
探訪深圳二奶村
暗訪廬山別墅
在尊嚴和酸楚之間——宗福先採訪記
落日之墓
袁庚：往前走別回頭
重走胡志明小道
馬思聰去國返鄉路
瞬間芳華今猶在--訪言慧珠之子言清卿

輯三故國周遭：三百年間同曉夢
大陸第一站
義薄雲天著眼未來
金門廈門門對門何時過來串串門——廈門灣掃雷紀實
尋找父親
陳潔如魂歸故土
半個世紀後的歸來

向前走，別回頭：陸幸生報告文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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