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華文新文學史（三冊一套）：中國現代文...

緒論
一、斷代的文學史
史學是一種記錄過去的事蹟，並彙整過去的資料加以評斷的學問，其中包括史料與史觀。史料的重點在事蹟的真實性、資料的正確性，而史觀的重點則在評斷的客觀性。追查已經過去的事蹟、蒐集已經散遺的資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具有史學訓練的學者都有基本的細密功夫和審慎的態度，唯獨評斷的是否客觀則非常困難。任何一位學者都不能不受到家學、師承、時代與環境的影響，他的評斷多少總帶有這些影響的痕跡，如何從其中跳出來，全視他是否有自知之明，清楚表示出自己所下評斷的根據以及可能的侷限，這恐怕是在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客觀的情形下尚可接受的客觀態度。
早期之史多為一般通貫之史，記述人類的各方面活動，尤其強調上層社會或統治階層的言行以及其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因此常以朝代區分，而產生改朝換代、歷史興衰之感。近代在社會愈趨複雜之後，遂有斷代史、分門別類之專史出現，前者把重心放在某一個時間階段，後者重心限於某一種領域，譬如社會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學史、藝術史等等。其中文學史，就是專記文學發展、文學家的傳承、流派，以及作品之評價的分類史。文學史既是分類史，也可以是斷代史，本書就是專門記述二十世紀一百年間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之史。二十世紀是一個人類大播遷的時代，有的是經濟原因，為了求生，從貧瘠之地流向較為富裕的地區；有的是政治原因，為了逃避迫害，從專制獨裁之地逃往較寬容自由的地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二十世紀是一個科技發達、交通便利得時代，各國、各洲之間的通商、遊學、旅遊、移民已經成為常態，因此華人除了海峽兩岸、港澳、星馬之外，已經遍布歐美各國，在各地均形成重要的華人群落，是故中國文學也已經不只限於海峽兩岸及港澳、星馬華人世居之地，即使在歐美各國也有出眾的華人及華文作家以及不可忽視的華文作品。本書含容了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及作品，而成為一部「世界華文的新文學發展之史」。
文學史，不論是通史，還是斷代史，當然也需要資料的正確和觀點的客觀。過去也有人認為在文學史裡根本無所謂客觀的史實，即使在史料的選擇中也難免有價值的評斷（例如韋勒克在《文學論》中的意見）。正如上文所言，我們認為這應該是一個程度認定的問題，含有某些不自覺的主觀成分，絕不能與故意的主觀與自擇的立場同日而語。我們希望達成的客觀，是自覺的放棄個人的好惡與成見，同時且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以期在自覺的範圍內盡量求取客觀與公正。維持客觀也常常通過某種客觀的理論作為敘述與詮釋的基礎而達成，例如十九世紀法國的文學史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93)在他的鉅著《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一書中就提出「種族、環境和時代」(la race, le milieu et le moment)作為敘述流變及詮釋作品的基準，對後世治文學史者的影響很大。近代的中國文學史家，除了曾接受泰納的理論外，也常潛襲或公然地採納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及「階級鬥爭」的理論，潛襲的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公然的如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文學史。固然馬克思的史観有一定的洞見，可以彰顯一部分文學發展的真相，但是也勢必遮蔽其他方面的真相。如果萬人一聲地採用同一種理論，那麼所遮蔽的比所彰顯的就要多得多了（如參照台灣周錦的《中國新文學史》和香港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就足見其所蔽之處）。所以應用多樣的客觀理論，對彰顯全面的真相肯定更有效益。在這種態度主導之下，我們也極需要一種可以幫助我們達成客觀之目的的理論作為燭照的明燈，這盞明燈就是「兩度西潮」論。

二、兩度西潮的立論
多年前我出版了《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一書（馬森1991），即以兩度西潮作為中國現代戲劇產生與發展的基礎與歷史背景。其實在構思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之前，我所想到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馬森 2002：178-187）。就更大的範圍而言，也就是中國近世所遭逢的西化或現代化。很早我就對中國的現代化極感興趣，曾長久思索這方面的問題。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上看，如沒有西潮的東漸，中國何有西化或現代化呢？
西潮指的是自從明朝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東來攜帶來西方的文明，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國家以武力蠻橫輸入西方的事物所形成的一股強大潮流。這股潮流強勁有力地衝擊著中國的固有文明，使中國被迫在發展的道路上改弦易轍，走上西化（或現代化）的路途。鴉片戰爭是西潮東漸的關鍵年代。中國戰敗後，不得不與西方國家訂立不平等條約，因而被西方的強權打開了門戶，再也無法閉關自守，從此遂走上一條噩夢連連又無能躲避的現代化的道路。
現代化，當然不是中國一國的問題， 而是從十八世紀以降，逐漸由歐洲向世界其他地區蔓延的一次史無前例的浪潮(Eisenstadt 1966)。推動此一浪潮的主要動力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科學研究、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這樣的動力自然並無種族與國界的侷限，所以自十九世紀以降愈來愈成為人類共同追求的標的。現代化雖無種族與國界之限，卻難免受到文化的制約，例如在中國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古文明長久浸潤下的人民，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開始都不能認同或不能完全認同源起於西方的種種現代化的標的，因此精神上難免感受挫折，遂使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猶如連串的噩夢。對今日的中國人而言，現代化雖說並不盡然等同於西化，但在中國最初接觸現代文明的時候卻的確是首先看到西方的榜樣而踏著西方世界走過的腳步前進的(羅榮渠 1990)。正因為在那時候中國人眼中的「現代化」就是「西化」，才會發生排拒的心理，進而滋生無數的困擾。
若從人類學上的「進化論」(evolutionism)與「傳播論」(diffusionism)著眼，就可以看出來，人類的歷史演進正多所依賴文化的傳播（Harris 1968）。嚴格地說，真正完全孤立的文化是沒有的，不論任何閉塞的地區，都曾多多少少受到鄰近其他地區的影響，只有程度不同而已。值得注意的一項觀察，一般較開放或不太具有排他性的地區，現代化的速度較快，程度也較深，歐美各國和東方的日本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正因為曾經具有強大的排他性，以致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從中國的近代發展看來，中國人對現代化的看法大概有三種態度：一、堅決排外，例如以義和團為代表的保守的農民精神；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技術官僚的觀點；三、全盤西化，以胡適、陳序經等為代表的西化派的知識份子的主張(陳序經 1934)。這三種態度同時也代表了三個發展的階段，大概在二十世紀以前，企圖閉關自守的排外傾向仍然佔據上風。但1900年八國聯軍擊破了義和團的神話，使中國人不得不承認學習西方文明的必要。但是在民族的優越感尚未完全粉碎以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似乎是一個折衷的辦法。全盤西化的主張雖然表面上並未贏得多數國民的認同，但在知識界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士認為在學習西方上不必設限，學得越多、越徹底越好。到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對固有文化的批判與譴責達到一次高潮，無形中助長了全盤西化的氣焰。自此開始，西化（或現代化）的腳步逐漸加快，一直到1937年日軍大舉進攻中國，阻絕了與西方的交往溝通為止，形成了我所稱的「第一度西潮」。
為什麼兩度西潮？因為西潮的東漸並非一貫，中間曾有所阻斷。如說西潮東漸從鴉片戰爭後形成波濤洶湧之勢，那麼到五四運動達到第一度的高潮，使中國的文明轉向西方的道路，勢難回頭。但是到了1937年，日軍侵華，中國對外的海空交通全為日軍所封鎖，切斷了中國與西方的交通，以致在物質條件上使中國失去了與西方溝通的管道，精神上忙於抗戰，逃命之不暇，也無力繼續吸取西方日新月異的現代文明。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長達八年間大致可說是西潮的停頓期。不幸的是，1945年後中國沒有獲得和平，馬上又捲入國共的內戰，一樣使人民流離失所，無暇向西方取經。直到1949年國府戰敗撤退到台灣而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止，這四年毋寧是西潮停頓的延續期，所以西潮的停頓大致上有十二年之久。正因為有所中斷，才有所謂的「二度」。
做為「反共堡壘」的台灣，為了防禦中國共產黨的來犯，不得不立刻建立與美、英、法、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經貿關係；其中與美、日的關係尤其密切，在經貿、外交外，也建立了軍事的聯盟。由於與西方國家的重新結盟，西潮遂得以暢達直入台灣。另一方面，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開始只與蘇俄與東歐結盟，視具有現代文明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敵對的陣營，嚴加防範，故而西潮對中國大陸而言仍處於中斷時期。此一情況直到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垮台，鄧小平執政，1978年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才有所改觀。從此以後，中國大陸不但替代台灣與西方國家逐一建立了外交與經貿關係，而且與蘇俄、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日漸疏遠，直到蘇聯本身解體、東西德合併、東歐諸國轉向，而大陸政權也不再排拒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止。如今的中國大陸不但接受西商與台商的投資，更歡迎西方的技術輸入，自然不可避免地又受到二度西潮的衝激。
就歷史的發展而論，不論是台灣，還是中國大陸，都曾接受過兩度西潮的衝激，第一度西潮從西方傳來了以寫實主義為主體的文學，第二度西潮傳來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西方文學，這兩次潮流都深深地影響了海峽兩岸文學的創作與發展，使兩岸的文學漸次與西方文學的趨勢合流。
三、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的分流
今日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極為微妙而敏感。中國大陸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希望不久的將來雙方實現統一。但在台灣，眾所周知，正有兩種力量在較勁：一是雖然不見得「反共」，但主張脫離中國而獨立的所謂「獨派」，一是雖然「反共」，但主張與大陸統一的所謂「統派」。這兩種力量旗鼓相當，相持不下，台灣將來的命運端視海峽兩岸各種力量的消長。如果目前在認知上承認台灣仍與中國一體，那麼中國的第二度西潮應自1949年始；否則也可說始自1978年。
我們相信文學史並非由無數個別作家的碎片連綴而成，而是一條無法切斷的河流，有其源頭，有其所接受的外來支流，當其匯而成一條主流時，自會挾帶著各色各樣的成分，但也必定會表現出一種共同的顏色和形貌，湯湯然流向未來，因此現當代文學的整體性也是本書企圖把握的重點。書寫現當代文學史，就是描繪一條河的流動狀貌。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雖然還是個新的領域，對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自上世紀中期以來卻並不算冷落，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更見熱絡，出版的已經很多（註1）。較著名的，例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3）、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1994）、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郭志剛、董健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87）等。這些著作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分別書寫，二是很諷刺地與大陸官方所主張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恰恰相反，在這些文學史中完全不見台灣、香港及海外文學的影子。上世紀末及本世紀初大陸上又出版了多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諸如傅子玫編的《中國新文學史》（1994）、蘇光文、胡國強的《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1996）、黃修己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1998）、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1999）、周思源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綱》（2007）、曹萬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2007）、嚴家嚴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2010）等，其中已經注意到台港也有質量均可稱道的中國文學的存在，但是依然將台港文學吊在車尾、當作附錄，或點綴式的敘述；致於海外的華文文學，則完全付之闕如。
本書主張將台灣與大陸的文學發展視為一體之二面，從1895年清廷割讓台灣始，台灣即與中國大陸分離。然而就文學而論，日據五十年間的台灣文學並未脫離中國文化與中國傳統。二十年代台灣初始的新文學，可說是直接受到五四運動波及，與中國其他省分無異。日據晚期，雖有少數作家受到更多日本文化的影響，開始用日文寫作，但為時甚短，人數不多（註2），並未形成台灣的日文文學氛圍，在日本文學中也從未贏得實質的注目，對台灣後來的影響可說有限。1949年起，情況大為改觀，一方面從大陸各省有一大批文人來台，其中不乏五四前後已經成名的學者作家，如傅斯年、羅家倫、梁實秋、蔣夢麟、許壽裳、董作賓、錢穆、牟宗三、臺靜農、毛子水、蘇雪林、謝冰瀅、杜衡（蘇汶）、張道藩、黎烈文、胡秋原、徐復觀、雷震、殷海光、陳紀瀅、紀弦、王平陵、姜貴等，加上後來的胡適、林語堂，可說五四新文學的播種者不少渡海而來；另一方面，台灣的本土作家，諸如吳濁流、楊逵、呂赫若、鍾理和、呂訴上、巫永福、龍瑛宗、楊雲萍、黃得時、葉石濤、鍾肇政、廖清秀等也奮起承續本土的文學傳統，兩股力量彼此衝激、交融，加上後起之秀，不論是本土或外來，自六0年代而後蓬勃興起，終於造成二十世紀晚期在台灣一段不分省籍的光輝燦爛的華文（或漢語）文學現象，足與當日的大陸文學分庭抗禮。這時候台灣與大陸的文學因為政治的影響而有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別，兩地開始分流。至於何時匯於一體，則端視台海兩岸未來的發展而定。此一觀點與大陸上文學史家將台灣文學另外處理或台灣有些文學史家視台灣文學為與大陸文學無關的獨立個體的態度均不相同。因此我所謂的「第一度西潮」始自鴉片戰爭，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止。第二度西潮始自國府撤退來台的1949年至今，而非始自大陸對外開放的1978年。
兩度西潮是一種歷史的真實過程，在此一框架下，自然更容易看出二十世紀海峽兩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演變的狀貌。
四、台灣文學的定位
何謂「台灣文學」？對這個問題海峽兩岸的作家和學者曾澆潑過不少墨汁，至今尚無大家完全認同的共識。我在〈台灣文學的地位〉（馬森 1993）一文中曾概括為下列五種釋義：
（一）跟台灣有關係的華人作家所寫的非社會主義的文學（大陸研究者的觀點）。
（二）居住在台灣的作家所創作的中國文學（台灣的外省籍作家及具有統派思想的本省籍作家的觀點）。
（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寫台灣經驗的文學（大多數本省籍作家的觀點）。
（四）反抗外來勢力（包括荷蘭、日本和中國大陸）追求民族自決的人權文學（具有獨派思想的台灣作家及學者的觀點）。
（五）用「台語話文」寫作的文學（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及排他性的台獨作家及學者的觀點）。
以上五種觀點代表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及不同的政治立場，雖然界定的幅度極不相同，然而其中最大的公約數即是都承認台灣文學不同於大陸文學。台灣從1895年割讓給日本到1945年光復，其間為日本統治，其文學創作有日文、漢文兩種，後期的意識形態也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自與大陸文學有所歧異。如果以此繼續發展，則台灣文學應該會成為有別於中國文學的另一種面貌。可是1945年的光復，使台灣文學又回歸到中國文學的主流，不論所使用的文字，或文化內涵均屬中國文學的傳統。為什麼會不同於同時期的大陸文學呢？主要是由於政治的因素：台灣的作家不獨不使用簡體字及社會主義的種種詞彙，而且作品中也沒有社會主義的內涵。海峽兩岸隔絕至今，兩地所實行的不同的政治及經濟制度逐漸改變了兩地人民的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加以第二度西潮的先後不同，幅度不同，在兩地遂形成了可以辨識的兩種文學也就不足為怪了。因此海峽兩岸的學者習慣上對台灣文學都另案處理，像大陸出版的多種「台灣文學史」（白少帆等 1987，劉登翰等 1991，王晉民 1994），或像台灣學者另立的「台灣文學史」（葉石濤 1987、陳芳明 2011）。這些著作都十分專業，令人佩服，同時使人感覺海峽兩岸的學者也並非沒有獨立對待台灣文學的理由。但是大陸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卻多半並不包括台灣的作家及作品，再與以上獨立的「台灣文學史」對照觀之，給人的印象是海峽兩岸的學者都在有意無意之間認為台灣文學似乎並非「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尤有甚者，大陸上有的學者常常視「台灣研究」為「國外研究」，視「台灣學者」為「國外學者」，例如《國外中國戲曲研究》（李逸津等 1999）一書即執此一觀點。這與台灣李登輝先生的「兩國論」有何分別？
我所以不能完全同意以上的觀點，實際上乃基於政治的與文化的雙重考量。從政治的立場論，中華民國仍屬中國（雖然並不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獨立的台灣國，所以不應像美國文學史獨立於英國文學史之外，除非將來台灣真正成為獨立的國家。雖然台灣文學有其獨特性，仍然可以比照地區文學，像北京文學、上海文學、山東文學、陝西文學、湖南文學、四川文學等等，這些地區也都具有某些或顯或隱的特性，但都是組成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從文化觀點論，台灣文學不但用的語言是漢語，文字是中文，作家的文化涵養與思維均與大陸其他省分的作家類似。尤其就文學的傳承與影響上著眼時，台灣文學與早期的大陸新舊文學以及當代文學均有千絲萬縷斬不斷的關連（除傳統文學外，五四一代的作家，特別是魯迅對台灣作家的影響，以及並未在台生活過的張愛玲對台灣女作家的影響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非要一同論述，不足以彰顯其完整的面貌。
若從西潮的衝激來看，大陸文學與台灣文學不過是一體的兩面，第一度西潮所形成的中國新文學的河流自然也曾流到過台灣，但是到了1949年之後，中國新文學的主流實際上已分為兩個支流：一條流在台灣，一條流在大陸。將來如果海峽兩岸落實了三通，或有重歸統一的一天，那麼這兩條支流才能夠再度合二為一。如若台灣將來真正贏得獨立，那麼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就如同美國文學之與英國文學的關係了。
五、港澳及海外文學
除台灣外，港澳也是個特殊的地區，長達一百多年的英、葡殖民地，不但欠缺國內戰亂的影響，也沒經過社會主義的考驗。但是由於抗日及內戰期間常有文人、作家南下避難，有的且長期居留，自然會把國內的文學傳統帶來兩地。不過，此兩地，特別是香港，畢竟是商業重鎮，缺乏純文學滋長的土壤，反而使通俗文學一枝獨秀。金庸的武俠、倪匡的科幻、亦舒的言情等不但在香港膾炙人口，且暢銷海內外，為大陸與台灣均所不及。
海外的華文文學也不容忽視。美國一地就有十多個華文作家協會的組織，新馬與菲律賓也是海外華文文學的重鎮，歐洲與加拿大近年來移居的華文作家也日漸眾多，其中聞名的作家不在少數。華文文學外，尚有以外文寫作的華人作家，諸如美國的哈金、法國的程紀賢、英國的張戎等，均係在國內成長，半路出家，但成就不凡，因此書寫中國文學不容缺此一角。但他們多數已成長久的海外移民，或逕入外籍，故宜於以華文文學概括所有以中文寫成的作品，以華文作家概括所有以中文寫作的作家。
六、兩度西潮的意涵
西潮東漸對中國的衝擊既然是全面的，文學自然不能例外。從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文學追隨著西方的物質文明，伴隨著西方的傳教士、商人、官員以及中國回歸的留外人員等傳到中國，給予中國文人很大的刺激，使中國文學不聲不響地醞釀了一次重大的蛻變。經過長達七十多年吸收、發酵，到了五四運動，受到西方文學滋養日益壯大的蛹，終於醞釀成熟，破繭而出，蛻變為多彩的蝶：白話新文學。
五四以來的新小說、新劇、新詩、新散文，無不沾染了西方文學的色彩。特別是新劇（話劇），更是西方現代戲劇的移植，與中國傳統的戲曲大異其趣。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沒有西潮的東漸，沒有西方文學的借鑑，就不可能產生五四以來的新文學。
做為新文學肇始的一九一九年，剛剛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的第八個年頭，國人一面痛心批判中國固有的封建糟粕，一面急於學習西方的科學、民主以及現代化的諸般事物，可說百廢待舉，正面臨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就文學的美學趨向而論，在時機上，西方的浪漫主義已成過去，現代主義尚在方興未艾，卻正好承接著在西方大盛於十九世紀後期的寫實主義（法文的réalisme或英文的realism一詞在1949年後大陸上譯為現實主義，但其含意有所差別）美學。寫實主義美學恰巧正具有反映現實與批判現實的雙重作用，比其他的任何美學導向都更符合當時文人一心企圖改革社會的心理需求，因此除了浪漫主義美學在新詩和新劇上有一些表現外，文學的主要導向是傾向於寫實主義的。
今日反顧五四以降的新文學成果，雖見作家們欽羨西方寫實主義美學的心懷昭然若揭，然而達到西方寫實主義所已達到的美學標準的作品卻如鳳毛麟角。究其原委不外對寫實主義的客觀與冷靜的不介入態度並未真正的瞭解與把握，以致成為筆者所稱謂的「擬寫實主義」的另類美學（馬森 1985）。
第二度西潮的台灣，所面對的西方文學已不再是寫實主義，因為西方國家從二十世紀二0年代開始，現代主義(modernism)已取代寫實主義佔有了主流的地位（Eysteinsson 1990）。雖然五0年代，台灣流行的「反共抗俄」文學仍不出「擬寫實主義」的美學傳統，但是到了六0年代，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其他反寫實主義的種種美學潮流都甚囂塵上，成為一時的顯學。七0年代後又有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美學的輸入（羅青 1989，鍾明德 1995，馬森 2000），引介而後繼之以模仿，正如第一度西潮時仿寫實主義一樣的熱烈與傾心。這也正是使六0至八0年代台灣文學有別於同期大陸文學的重要表徵。
大陸自1978年對外開放之後，在文學上所走的道路雖然並非追隨著台灣文學的腳蹤，但是也因受到二度西潮的衝擊，不由得不趨向西方現代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美學了。
七、結語
過去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多半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無法顯示個人的獨特見解。其實，中國本有私人立史的傳統，即使是史官，也有董狐之筆，並不一定非要按照一時官方的立場撰史不可。可惜的是近半個世紀，少有人敢於對抗政治權威（我們也瞭解其中的緣故），以致所見的現當代文學史百人一面，眾口一聲，如出於一人之手。文學史既重史實，又需詮釋，不可能不要求撰寫者的見識與觀點。個人所見雖說難以周全，然而眾口一聲尤其偏頗，真理需要多方面的關照與解釋，故個人立史有其需要。沒有一個人敢於自詡掌握到全部真理，唯一可行之策，即各抒所見，以俾逐步接近真理。
筆者「兩度西潮」的立論乃基於歷史的真實經驗，自然是描述現當代文學的重要途徑，但其中亦難免或有不足之處；唯其大方向、大原則應該是正確的，故在此一立論的觀照下，筆者以為可以看出更多的史實，也能夠詮釋與理解更多的作家與作品。
本書含括海峽三岸以及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與作品，作者有意識地排除了「大中原心態」及「分離主義」等偏頗的思維主導，以俾使此作更為客觀與公正，這也是以前各文學史家所未曾嘗試的。

緒論
一、斷代的文學史
史學是一種記錄過去的事蹟，並彙整過去的資料加以評斷的學問，其中包括史料與史觀。史料的重點在事蹟的真實性、資料的正確性，而史觀的重點則在評斷的客觀性。追查已經過去的事蹟、蒐集已經散遺的資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具有史學訓練的學者都有基本的細密功夫和審慎的態度，唯獨評斷的是否客觀則非常困難。任何一位學者都不能不受到家學、師承、時代與環境的影響，他的評斷多少總帶有這些影響的痕跡，如何從其中跳出來，全視他是否有自知之明，清楚表示出自己所下評斷的根據以及可能的侷限，這恐怕是在不可能...

序
這本書在心中醞釀已久，真正開筆的時間是筆者於一九九八年在成功大學退休以後的那一年，到全書完成的二○一四年，驀然驚覺已過了十六個年頭。一本書如何拖延如此之久？第一自然是內容太過龐大、資料太過繁多；另一方面，筆者並非只集中精力寫此一書，而是同時做了別的事、寫了別的書；再加上求備心切，不願急就，正好在筆者退休之後的悠遊歲月，容許筆者在時間上不惜揮霍。
其實早在一九九一年筆者出版《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的時候，已經覺得「兩度西潮」的立論，不能只針對中國的現代戲劇而言，更應該包括中國的全部現代文學在內，甚至於擴大到中國整體現代文化的層次，成果才會更加顯著、視角也才會更加完備。如今由於資訊的暢達與交通的便利，華文文學已如英語文學一般，不再能受國籍及地域所限，而形成在世界上遍地開花的現象，所以立志以兩度西潮的觀點寫一部含括世界各地華文文學在內的世界華文新文學的發展史。這本書在理論上仍然從「進化論」（evolutionism）和「傳播論」（diffusionism）出發，視華文現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為中國整體社會、文化的現代化的一環。傳播在人類的文化發展上是常態，並非例外，即使較為封閉的中國大陸，早期也受到過中亞、印度，甚至美洲的影響，例如胡樂、佛教、玉米等的傳入。但是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後西潮東漸的規模之大、聲勢之壯卻的確是空前的，再加上西方帶來的科學技術縮短了傳播的空間和時間，使中國無所選擇地追隨西潮而下，在不到百年的時間，漸次調整本體的機能，以致改弦易轍，遠離了故有的軌道。
正因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這第一度巨大西潮東漸，強力扭轉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再經二十世紀中期的第二度西潮沖激，可以說已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組織、生產方式、文化面貌，甚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這兩度強勁的西潮，雖然為中國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和挫折，但是也為中國人造就了脫胎換骨的機運，使原來自給自足的封閉族群不得不敞開大門與其他異族的文化交流，擴大了眼界，進而加入世界前進的行列，成為世界上組成的重要一員。在整體的下層建構和上層的文化及意識形態上是如此，在文學上當然也是如此。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就不只是反映了這一段中國人民反抗強權、奮鬥自強的歷史過程，同時，更重要的是呈現出這一段艱苦的生命過程中國人內心的曲折和自由創造心靈的奔放。
其實多年前筆者曾經抱著不受政治及意識形態干擾與友人合撰過一本企圖純從學術觀點立論的《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1997台北駱駝出版社），無奈那時只負責導論、結論和戲劇文學的部分，雖然也擔負了最後通讀及彙整全書的工作，但仍無法掌控全局，以致全書完成時在結構、章法、觀點上都難以達到統一無瑕，可說是一次不多麼成功的經驗，因而更加強了筆者獨力完成這樣一部著作的願望。
文學史既是歷史的一種，當然首先須有史學的基本常識，即以正確的史料蒐集為基礎，然後再加以客觀的詮釋。所謂正確的史料，指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資料和可信的學術文本，必須排除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和具有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偏見的論述。所謂客觀的詮釋，是指不依附學術以外的意識形態及思維架構，並非排除學術性的理論。當然有人也可辯說：沒有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如韋勒克在《文學論》中認為在史料的選擇中難免就有個人的價值判斷。這其實是一種程度認定的問題，含有某些不自覺的主觀，絕不等同於具有自覺的偏見。此處所謂的「客觀」，是指自覺地放棄個人的好惡與成見，讓正確的資料說話，盡量顯示歷史的真相。
目前中國大陸所見的現當代文學史，諸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3）、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1994）、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郭志剛、董健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1980）、張鐘、洪子誠等主編的《當代文學概觀》（1980）、山東大學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80）等，其中都有些可信的資料，可惜整體的思維架構在當日大陸的環境中尚不能擺脫特定意識形態的左右，故勢難達到學術客觀的要求。加以令人感到諷刺的是，與大陸政府所倡導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恰恰相反，在這些文學史中都不見台灣文學的影子。台灣文學的這一部分，在大陸通常是另案處理的，如白少帆、王玉斌等主編的《現代台灣文學史》（1987）、公仲、王義生的《台灣新文學史初編》（1989）、劉登翰、莊明萱等主編的《台灣文學史》（1991）、黃重添的《台灣新文學概觀》（1991）、王晉民主編的《台灣當代文學史》（1994）等。此一現象與葉石濤所撰《台灣文學史綱》（1987）、陳芳明所撰《台灣新文學史》（2012）視台灣文學為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另一種文學如出一轍。到了九〇年代大陸學者發動重寫文學史運動後，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以後所出版的文學史，除陳思和主編的《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1949-1999》（2001）因標明「大陸」二字，可以名正言順地排除台灣文學外，其他現當代文學史作，如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1999）、曹萬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2010）等作，倒是都涉及到了台灣文學，不過卻把台灣文學吊在車尾（末一章），完全無視文學發展的前後次序與文學作品的輕重分別。儘管大陸政府的政策一再聲明「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大陸的學者卻毫無顧忌地把台灣文學從大陸文學中分割出來；不然就另眼看待，放在書末，一如與大陸的文學沒有瓜葛。只有朱壽桐主編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1998）用了一編的篇幅來書寫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而且放在香港的現代主義文學和大陸開放後的現代主義文學（諸如朦朧詩、尋根派及先鋒派的小說、探索戲劇等）的前面，可說例外地具有時序與繼承、影響的觀念。這主要也是因為第二度西潮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首先沖激到台灣，使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領先了大陸同類作品二十多年的緣故。但該書仍免不了在〈導論〉中說：「中國現代主義進入正常復蘇和全面發展軌道的是八十年代」，而認為在台灣的現代主義不過是一種「偏隅」的發展，因而不願承認五十年代開始台灣發展的現代主義文學其實就是整體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鋒。
因為台灣於清末甲午之戰後割讓給日本，長達五十年之久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光復後又與大陸隔離至今，故台灣文學是有其特殊性。其中長久受到殖民影響的部分，在大陸的文學作品中是少見的；特別是第二度西潮，台灣文學擔負了先鋒的作用，引領了大陸七○年代末期對外開放之後文學的走向。這是有異於大陸文學的地方，然而就傳承而論，台灣早期的漢詩、漢文固然完全是中國的傳統文學，光復後的台灣文學所使用的語文及作品的內涵並不出中國文化的範圍，而且在章法、風格上明顯地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傳統；即使日據時代，接受五四白話文運動影響的白話文作品也是那時代台灣文學的主流。
因此，台灣文學如不與大陸及海外的中文文學整體合觀，實在難以解說台灣文學的來源及其傳承、影響的脈絡。另一方面，倘若大陸文學少了台港與海外部分，也成為殘缺不全的面貌。整體的文學觀固然是文學通史的基礎，斷代的文學史也不容許殘缺，否則便難以顯示那一個時代的全貌。而且文學史不是文學辭典，並非由無數個別作家與作品連綴而成，文學史要表現的是文學來源、發展、繼承、傳播、影響等等以及文學家的成果、特色及流派，就像一條河流，有它的源頭、流域、主流及支流及其所流經的各地風光，湯湯然流向未來。書寫華文現代文學史，就如描繪一條河流的流動狀貌，在水紋、水速、水色等細節之外，也需描述河流的整體狀貌及沿途的景色。
文學史寫的是文學的歷史，既不是社會史，更不是政治史，雖然與社會與政治有所關連，但重點仍在文學。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主要乃來自自由的創造心靈之噴放，並不是宗教的傳播或政治、政黨的宣傳，也不應該如此，所以能夠忠實表達文學的產生與發展的文學史也不應該依附於宗教的教義或政治、政黨的理念或教條。但當然可以有某種學術理論的指導原則或框架，譬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93）的《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iase, 1863）就曾提出「種族、環境和時代」（la race,le milieu et le moment）做為詮釋文學作品的準則，一向為學術界所稱道，而對後世的文學史書寫影響巨大。近代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家採取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或「階級鬥爭」的理論做為指導原則，在學術上本無可厚非，無奈事實上並非學術的認同，而係出於政治暴力的脅迫，只要政治風向一轉變，其所憑藉的理論就立刻跟著轉向，這就是吾人不能不引以為戒的前例。
本書的理論基礎「兩度西潮論」，既非來自宗教的教義，也非政治的理念，而係歷史的史實。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所帶來的第一度西潮，到五四運動達到高潮，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大舉侵華西潮因而中斷八年，繼之國共內戰四年，前後中斷有十二年之久，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開始第二度西潮進入台灣，二十八年後，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第二度西潮進入大陸，這都是歷史的真實軌跡，不容置疑，本書中論之甚詳。以此作為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發展的框架，絕對更能彰顯此一階段中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新文學之所以發生、壯大，以及海峽兩岸文學的繼承、影響、分合關係等種種複雜的問題。
任何理論都會有其重心與焦點，相對地，也會有其盲點與偏頗，故所有的學術著作，包括文學史在內，都須要有不同理論與觀點的並存及交互辯難，庶幾見其真相於萬一。筆者的觀點自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不過自認態度公正、視角客觀。筆者出生在中國大陸，成長在寶島台灣，以後遊學於歐美等地長達三十多年，歷經日本侵華戰爭、國共內戰、資本主義集團與社會主義集團的冷戰、韓、越兩地的熱戰，以及台灣從強人政治走向民主的過程和所引發的族群分裂等等，對二十世紀這一個地區以及世界大環境的發展和所遭遇的問題有相當的瞭解和掌握。由於這種個人的生活和學習背景，使筆者有能力跳出狹隘的族群觀念、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既能擺脫自我中心的大中原心態，又無關分離主義的台獨意識，可以客觀而宏觀地從歷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的中國著眼來處理二十世紀兩岸三地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這裡所說的「中國」是從先秦以來所形成的觀念，指的是地理的中國、文化的中國、血緣族群的中國。在歷代王朝中，「中國」二字從未見於國號，直到中華民國建國，始有中國二字在內。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也有中國二字，因此才會發生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的論爭。如果我們拋開一時的政治立場，純就歷史、地理與血緣立論，那麼就只有一個五千年來光耀著人類歷史文化的中國，兩岸的人民都是這一個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書中的章節以歷史進度為序，緒論外共分三編，上編西潮東漸，首先敘述十九世紀中葉第一度西潮對中國所造成的衝擊及其影響；然後是西潮的高峰─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所形成的新文學的蠭起及第一代的新文學作家。中編戰禍與分流：西潮的中斷，講日本侵華戰爭與國共內戰所造成的西潮中斷及戰時的新文學發展及第二代的新文學作家、上海孤島及解放區的文學以及台灣與大陸文學的分流、台灣光復前的新文學及大陸上的社會主義文學。下編分流後的再生：第二度西潮與現代／後現代主義，此編涉及的是國民政府遷台後五○年代台灣文學的第二度西潮（有別於第一度西潮的崇尚寫實主義，第二度西潮以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為主流）、台灣當代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蠭起的現象及作家、港澳的新文學及其通俗文學，然後是七○年代末期大陸對外開放後第二度西潮下的現代主義文學及文革後的新生代作家、海外的華文作家的成就，最後以二十一世紀跨越地區疆界的新生代作家的網路文學及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作結。除非有個別作家出道特早或特晚，書中所有作家的敘述主要以世代及年齡為序，以見其傳承與影響的關係。每位作家的名下均附有簡介或小傳，雖嫌瑣碎、單調，但做為一本參考書還是必要的。
本書除重視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脈絡外，也同樣重視每個個別作家的成就。文學既然是語言文字的藝術，當然語言文字的是否運用適當、恰如其份、有無創意，有無形成文字的風格，是基本的評價標準（屬於中文的特質是不能翻譯的部分）；其次則看作品的人文向度、思想深度與廣度、情緒的掌握；致於有關文學技巧種種，只不過是附帶的條件。有的作家寫作生命長，有的短，表面看來前者的貢獻應該較大，但是有時寫作生命長的不一定就寫出重要的作品，寫作生命短的也不一定就寫不出重要的作品。有的作家名聲響亮，有的隱而不彰，前者更易引人注目，但名聲響亮的不一定都名實相符，隱而不彰的可能也有值得發掘的寶藏。有的作家寫的是自以為的純文學（或嚴肅文學），有的不否認自己寫的是通俗文學（或大眾文學），同樣的道理，自以為嚴肅的不一定就真正嚴肅，自稱通俗的，也可能含有嚴肅的價值。
對這些作品的評價，除了我個人的觀點外，當然需要參考其他評論家的意見，這就是本書也不能忽略二十世紀海峽兩岸三地及海外文學評論家之貢獻的道理。除了有專章介紹外，也大量引用具有洞見的評論家的意見，譬如清末民初的梁啟超、王國維、梁漱溟、陳寅恪、章士釗和五四時代及稍後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劉半農、錢玄同、毛澤東、瞿秋白、茅盾、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歐陽于倩、巴金、老舍、沈從文、鄭振鐸、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蘇雪林、陳序經、馮友蘭、洪深、阿英、曹聚仁、李健吾、曹禺、夏衍、陳白塵、陽翰笙、胡風、周揚、馮乃超、臧克家、蘇汶等，他們的論述如今已經成為歷史紀錄，但是對早期的文學有重大的影響。大陸的現當代文學史家，諸如劉大杰、王瑤、唐弢、董健、田本相、劉登翰、王晉民、楊義、朱棟霖、曹萬生、朱壽桐、郭志剛、陳思和、古繼堂、沈用大、賴伯疆、評論家如錢鍾書、張庚、謝冕、溫儒敏、嚴家炎、曹順慶、陳平原、胡星亮、古遠清、沈奇、朱雙一、喻大翔等，有的也已進入歷史，但多半都還建在，他們雖非全為作家，卻都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學者，他們的意見極具參考價值。至於台灣的文學史家葉石濤、陳芳明、詩人洛夫、余光中、郭楓、瘂弦、張默、蕭蕭、簡政珍、文學評論家姚一葦、齊邦媛、顏元叔、尉天驄、張漢良、高天生、黃克全、古添洪、林明德、龍應台、呂正惠、鄭明娳、鍾明德、龔鵬程、李瑞騰、李奭學以及海外的評論家夏志清、余英時、李歐梵、葉維廉、唐文標、關傑明、劉紹銘、王德威、劉再復、黃維樑、楊松年、鍾玲、顧賓、鄭樹森、蘇煒等，這一長串的名單都是對兩岸的文學曾有過深入研究的學人，他們的評論也都是本書引用與借重的對象。可以看出來，其中有自由主義者，也有左派文人，筆者不會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而忽視他們看來正確或雖不正確但曾發生過影響力的意見。同時，也可看到在第一度西潮時，尚很少純粹的學者評論家，文學評論多出之於作家之手。到了第二度西潮才顯出學者評論家的本色。文學史家及文學評論家本身雖非作家（當代尚有少數身兼作家者），但文學評論也是另一種創作，對作家們常有意想不到的影響，故一部文學史絕不能忽視評論家的貢獻。
文學評論與詮釋，當然是文學史重要的組成部分，筆者根據以上所提的評論標準盡量發揮了個人的見解。唯中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早已汗牛充棟，而且隨時都有新材料增加，絕非任何個人在有生之年可以盡閱，這也是必要借重其他文學史家及評論家的意見之處。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國現當代及台灣文學史作外，兩岸及海外的現當代文學史資料，諸如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1934）、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35）、楊一鳴編《文壇史料》（1944）、曹聚仁著《文壇五十年》（1955）、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現代中國文學參考資料》（1959）、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65）、劉心皇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971）、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1975）、周錦著《中國新文學史》（1976）、陳瘦竹主編《左翼文藝運動史料》（1980）、蘇雪林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1983）、張毓茂著《二十世紀中國兩岸文學史》（1988）、於可訓等主編《文學風雨四十年》（1989）、劉文田等編《當代中國文學史》（1991）、喬福生等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1992）、余漢等編《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1994）、傅子玖編《中國新文學史》（1994）、皮述民、馬森等著《二十世
紀中國新文學史》（1997）、徐瑞岳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綱》（2001）、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2011）以及個別文類史料諸如田漢等主編《中國話劇五十年史料集》（1958-85）、呂訴上著《台灣電影戲劇史》（1961）、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林非著《中國現代散文史稿》（1981）、趙霞秋、曾慶瑞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84）、田仲濟、孫熙昌主編《中國現代小說史》（1984）、吳若、賈亦棣編《中國話劇史》（1985）、陳白塵、董健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1985）、張華主編《中國現代雜文史稿》（1987）、趙霞秋著《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1987）、嚴家炎著《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1989）、古繼堂著《台灣小說發展史》（1989）、葛一虹編《中國話劇通史》（1990）、黃會林著《中國話劇文學史料》（1990）、高文升編《中國當代戲劇文學史》（1990）、張炯編《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1990）、馬森著《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1991）、《當代戲劇》（1991）、《燦爛的星空─現當代小說的主潮》（1997）及《台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2002）、柏彬著《中國話劇史稿》（1991）、葉子銘主編《中國現代小說史》（1991）、汪名凡主編《中國當代小說史》（1991）、蕭蕭著《現代詩縱橫觀》（1991）、張默編《台灣現代詩編目》（1992）、洪子誠、劉登翰著《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田本相主編《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1993）、楊義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93）、楊渡著《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1923-1936》（1994）、張德厚主編《中國現代詩歌史論》（1995）、王新民著《中國當代戲劇史綱》（1997）、傅謹著《新中國戲劇史》（2002）、陳思和著《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002）、彭耀春著《中國現代戲劇影視史論》（2003）、胡星亮著《當代中外比較戲劇史論》（2007）、董健、胡星亮主編《中國當代戲劇史稿：1949-2000》（2008）等作都曾經是本書參考過的資料。當前，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者並不只限於海峽兩岸，也不只限於華人，西方學者對此領域也表現了相當的熱衷，故本書也盡量參考了歐美各國有關的外文著作，以擴大吾人的視野。致於有些階段文學的成果曾經引生過不同的觀感與評價，譬如五十年代台灣的反共文學，本書會同時呈現不同的評價。也有些富有爭議性的作家，像無名氏、紀弦、王文興等，本有正負兩極的評論，本書也會保留不同的評家意見，以便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為了讀者查閱的方便，本書並附有關鍵詞和人名索引以及本書所引用的中外文著作詳細的書目及篇目。同時也為了讀者的方便，現當代文學重要的歷史文獻，諸如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周作人的〈人的文學〉、魯迅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梁實秋的〈文學與革命〉以及筆者有關本書重要的文學評論等，也都附於有關篇章之後。

序
這本書在心中醞釀已久，真正開筆的時間是筆者於一九九八年在成功大學退休以後的那一年，到全書完成的二○一四年，驀然驚覺已過了十六個年頭。一本書如何拖延如此之久？第一自然是內容太過龐大、資料太過繁多；另一方面，筆者並非只集中精力寫此一書，而是同時做了別的事、寫了別的書；再加上求備心切，不願急就，正好在筆者退休之後的悠遊歲月，容許筆者在時間上不惜揮霍。
其實早在一九九一年筆者出版《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的時候，已經覺得「兩度西潮」的立論，不能只針對中國的現代戲劇而言，更應該包括中國的全部現代文學在...

目錄
緒 論
一、斷代的文學史
二、兩度西潮的立論
三、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的分流
四、台灣文學的定位
五、港澳與海外文學
六、兩度西潮的意涵
七、結語

上編 西潮東漸：第一度西潮與寫實主義

第一章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
一、現代化的意涵
二、現代化或西化的曲折
三、中國現代化的噩夢

第二章 中國面臨西方文化的挑戰
一、中國的屈辱與轉機
二、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背景
三、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
四、中國走上了現代化的不歸路
五、戰敗的挫折與身心的損傷
六、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
七、農業優先抑工業優先：步向西化的坎坷
八、下層建構與生活形態的變革
九、上層機制與意識形態的變革

第三章 第一度西潮東漸：西方文學的介紹與擴散
一、譯書與留學
二、西方文學的譯介

第四章 從桐城古文到口頭白話
一、走出桐城古文的藩籬
二、梁啟超的新文體
三、章士釗、胡適、陳獨秀的貢獻
參考文獻：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1917年2月）

第五章 敘述文體的遞嬗：清末民初的小說
一、西潮影響下傳統說部的轉變
二、晚清民初的小說
三、從傳統到現代：兩位作家的個案

第六章 晚清到民國詩歌的蛻變
一、廟堂之作與民間之作
二、西潮東漸與西詩中譯
三、詩界革命與《詩界潮音集》
四、庚子之變的憂憤詩與南社的成立
五、舊詩的餘響與新舊並存

第七章 新劇的肇始與文明戲的興衰
一、新劇的肇始
二、文明戲的興起與發展
三、文明戲的興衰

第八章 第一度西潮的高峰：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
一、五四前夕
二、五四運動
三、第一度西潮高峰中的新文學
四、新文學初期的反對派
五、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標誌
六、五四以後新文學的分期
參考文獻：
周作人〈人的文學〉（1918年12月）

第九章 新文學期刊及社團的蠭起與發展
一、五四前後的文學期刊與社團
二、「左聯」的成立及其影響
參考文獻：
魯 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1930年4月）

第十章 新小說的風采
一、啟蒙者魯迅
二、文學研究會諸家的小說
三、創造社的小說
四、周氏兄弟的景從者
參考文獻：
魯 迅〈吶喊自序〉（1922年12月）
第十一章 白話詩的提倡與發展
一、胡適與劉半農、康白情
二、革命詩人
三、文學研究會的詩人們
四、湖畔詩人
五、新月派
六、象徵派

第十二章 話劇走進了文學的領域
一、戲劇觀念的變革與西方戲劇的引介
二、直接向西方取經的新劇
三、文學劇作的湧現
參考文獻：
洪深〈從中國的新戲說到話劇〉（1929年5月）

第十三章 白話散文與雜文
一、抒情與敘事文
二、論說文
三、小品文
四、魯迅的雜文與詩化散文

第十四章 新文學作家的思想轉向
一、俄國十月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二、左派文學社團的崛起
三、針對左派觀點的批評
四、魯迅與左翼作家聯盟
五、「左聯」成立以後的文學論爭與走向
參考文獻：
郭沫若〈革命與文學〉（1926年5月）
梁實秋〈文學與革命〉（1928年6月）

第十五章 新小說的的開花與結實
一、蔣光慈與革命作家：革命+愛情的急就章
二、丁玲：從小資產知識份子到革命戰士
三、茅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四、巴金：對封建遺存的反擊
五、浪漫主義的遺緒
六、沈從文：唯美的追求
七、老舍：幽默＋寫實
八、李劼人：寫實主義的碩果
九、其他的寫實者
十、魯迅的追隨者
十一、現代派小説

第十六章 話劇的茁壯與成熟
一、劇社與演劇
二、話劇的期刊與論著
三、劇作的豐收
四、話劇的高峰：曹禺的劇作
五、話劇的普及：熊佛西的農民戲劇運動

第十七章 匕首與投槍vs.幽默小品
一、雜文：匕首與投槍
二、幽默小品
三、抒情與敘事文
四、遊記
五、報告文學

第十八章 現代的惆悵與革命的號角
一、後期新月
二、現代派
三、漢園三詩人
四、革命的號角：中國詩歌會
五、人民的聲音

第十九章 從寫實主義到現實主義：擬寫實主義與革命文學
一、從寫實主義到現實主義
二、擬寫實主義與革命文學
參考文獻：
馬 森〈中國現代小説與戲劇中的擬寫實主義〉（1985年4月）

中編　戰禍與分流：西潮的中斷

第二十章　西潮的中斷：抗戰與內戰時期的新文學
一、西潮與世界主義
二、日本的侵華戰爭
三、第一度西潮的中斷與國共內戰的影響
四、抗戰時期的文學發展

第二十一章　抗戰與內戰時期的戲劇
一、抗戰時期戲劇的宣傳與娛樂功用
二、曹禺的劇作
三、夏衍的劇作
四、田漢的劇作
五、陳白塵的劇作
六、宋之的的劇作
七、吳祖光的劇作
八、戰時的歷史劇
九、戰時的喜劇
十、上海孤島的劇作
十一、右派的劇作家
十二、老舍與茅盾的習作
十三、戰時的劇團與演出

第二十二章　抗戰與內戰時期的小說
一、抗戰前已有成績的老作家
二、抗戰時期中生代作家的成績
三、東北流亡的及未流亡的作家
四、上海孤島崛起的作家
五、抗戰時期步入文壇的新秀

第二十三章　抗戰與內戰時期的詩與散文
一、為抗戰而吶喊的朗誦詩
二、成名詩人的表現
三、散文化的七月詩
四、現代派的九葉詩
五、報告文學
六、幽默散文
七、抒情與記事
八、批判的雜文

第二十四章　解放區的文學
一、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二、解放區的氛圍與文人的命運
三、解放區的詩文
四、解放區的戲劇
五、解放區的小說
六、小結
參考文獻：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

第二十五章　中國文學的分流
一、國共內戰的結果：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
二、文學家的流亡
三、海峽兩岸分治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
四、反共文學vs.社會主義文學

第二十六章　光復前的台灣文學
一、台灣的左翼文學運動
二、寫鄉土與台灣話文的爭論
三、台灣新文學的濫觴
四、台灣新文學的發展
五、台灣新文學面臨戰爭的威脅

第二十七章　光復初期的台灣文學
一、光復初期的小說
二、光復初期的戲劇
三、光復初期的詩
四、光復初期的散文
參考文獻：
紀弦〈現代詩宣言〉（1953年2月）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序〉（1991年）

第二十八章　社會主義與個人獨裁對文學的影響
一、文學體制化後的大陸文學（1949-1965）
二、文革十年（1966-1976）

第二十九章　社會主義的詩與散文
一、文革以前的新詩（1949-1965）
二、文革時期的詩（1966-1976）
三、社會主義的散文

第三十章　社會主義的戲劇與小說（1949-1976）
一、現代戲劇與小說的政治工具化
二、前輩成名劇作家的作品
三、新進劇作家的作品
四、前輩小說家的作品
五、新進小說家的「正確」作品
六、新進小說家的「問題」作品

下編　分流後的再生：第二度西潮與現代／後現代主義

第三十一章　第二度西潮的衝擊與影響
一、何謂「第二度西潮」？
二、何謂現代主義？
三、中國在現代化中所遭遇的現代主義文學
四、台灣的二度西潮與現代主義文學
五、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的波折
六、台灣的後現代主義
參考文獻：
馬森〈台灣文學的中國結與台灣結─—以小說為例〉（1992年3月）

第三十二章　台灣的現代詩
一、現代詩運動
二、超現實主義在台灣現代詩中的轉折
三、軍中的戰鬥詩歌
四、對現代詩的批判
五、詩社群及詩刊的興起
六、未結盟詩人
七、八○年後的現代詩

第三十三章　台灣現代小說與海外作家的回歸
一、現代主義在小說中的發揚
二、海外小說家的回歸

第三十四章　台灣現代小說的眾聲喧嘩
一、軍中小說家
二、現代主義中的鄉土
三、女性小說家與女性主義
四、通俗小說家（歷史、言情、武俠、偵探、科幻、鬼怪等）
五、從現代到後現代

第三十五章　台灣的現代與後現代戲劇
一、台灣的新戲劇：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戲劇的濫觴
二、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美學的商榷
三、八○年代的小劇場運動及實驗劇
四、前衛劇場
五、傳統的遺緒及社區劇團
六、商業劇場的嘗試
七、政治劇場的出現
八、兒童劇場
九、多元美學的競進
十、戲劇與文學
十一、戲劇的交流

第三十六章　台灣的當代散文
一、柔性散文
二、剛性散文
三、學者散文
四、文化社會評論
五、報導散文
六、專欄散文
七、旅遊散文
八、田園、環保與自然散文
九、飲食散文
十、資料性散文

第三十七章　台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一、第二度西潮中西方文學理論的衝擊
二、台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參考文獻：
馬森〈台灣文學的地位〉（1993年5月）

第三十八章　港澳的文學
一、港澳的特殊性
二、戰後初期的香港作家
三、香港當代的通俗（大眾）作家
四、香港當代的嚴肅作家
五、香港當代的劇作家
六、澳門的文學

第三十九章　大陸對外開放與盛放的敘事文學（1977-）
一、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鬆綁
二、第二度西潮的衝擊
三、傷痕與反思小說
四、知青與尋根小說
五、知青與先鋒小說
六、女性與女性主義小說
七、新寫實與通俗小說

第四十章　大陸對外開放以來的劇作、詩與散文（1977-）
一、大陸開放以來的新戲劇
二、大陸開放以來的詩
三、大陸開放以來的散文

第四十一章　海外華文文學
一、美洲的華文文學
二、歐洲的華文文學
三、澳洲與紐西蘭的華文文學
四、亞洲地區的華文文學

第四十二章　新世代華文作家
一、難以地域界定的新世代作家
二、網路文學與ebook

第四十三章　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

附錄
引用資料：
中文書目
中文篇目
外文書目
外文篇目
作者著作目錄

索引　
關鍵詞索引
人名索引
圖片索引

目錄
緒 論
一、斷代的文學史
二、兩度西潮的立論
三、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的分流
四、台灣文學的定位
五、港澳與海外文學
六、兩度西潮的意涵
七、結語

上編 西潮東漸：第一度西潮與寫實主義

第一章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
一、現代化的意涵
二、現代化或西化的曲折
三、中國現代化的噩夢

第二章 中國面臨西方文化的挑戰
一、中國的屈辱與轉機
二、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背景
三、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
四、中國走上了現代化的不歸路
五、戰敗的挫折與身心的損傷
六、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
七、農業優先抑工業優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