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忘了呢？這一天！
（記於二ＯＯ九年六月四日）
三週前，在中壢新國民醫院做胃鏡檢查，確診為十二指腸潰瘍。醫生給了三週的藥，叮囑我三週後必須回來複診。三週後，即是今日，六月四日。
那天回到研究室，通過MSN跟在新加坡的妻視訊見面，報告了檢查結果。末了，知道自己忘性大，交代妻到六月四日提醒我複診。本來妻在低頭批改作業，突然抬頭看我，有點吃驚地說：「怎能忘了呢？這一天！」我一時還醒悟不過來，但很快就明白了。是啊，怎能忘了呢？這一天！六月四日——六四！
六四！已不是一個一般的時間概念，更不僅是我要複診的日子。那是一個永恆的記憶！
二十年前，那一段日子裡，香港電視一天二十四小時播放北京學運的消息，我的電視機也一天二十四小時開機收看。到六月三日接近午夜時，正播放軍隊進城，電視機撐不住，燒了。無奈，揣揣不安入睡了。翌晨，妻要回返香港，在學校門口攔一計程車，送妻到羅湖海關。上車就發現司機脾氣大，臭著臉像人欠他二百吊錢。不想壞了氣氛，半調侃說：「一大早開心點不好嗎？」「開心個X！都殺人了！」這時，才從怒氣衝衝的司機口中得知北京鎮壓的事情。
一路上，大家不再說話，沿途看到到處刷上大大小小的標語，有在路上有在牆上也有從高樓垂吊下來。有嚴正的：「歷史永遠記住今天！」有激憤的：「血債血償！」
在羅湖海關，告別時，妻叮囑：「多加小心。」「大不了你就到新華分社靜坐吧。」「這時候還貧嘴！」妻沒勸阻，她知道沒用。
其實，我也絕不是熱血激情類型的人。學運剛起時，雖然我理解學生，但深不以為然。覺得到頭來肯定徒勞無功白費勁。於是，一點也沒有參與的念頭與興趣。學生罷課了，學校癱瘓了，沒事幹了。那時也沒有搞研究的心思。那還幹什麼？玩唄。玩桌球（兵乓球）、撞球、撲克，不過癮，便學玩麻將，天生玩家，一學就會，還很快精通了，上癮了。於是，沒日沒夜摸起麻將來。
此時，北京宣佈戒嚴了，學生靜坐了，絕食了。深圳的學生（包括我校的學生）也上街了，靜坐了。我們依然沉浸在四方城中，樂不思蜀。
一日清晨，玩了通宵麻將的我，剛剛躺下睡覺，倆年輕老師急急敲門進來說，木老師到市政府靜坐了。
本來，學校老師一直都無老師介入學運。木老師雖屬熱血青年，但也只是發發牢騷，加上經常被拉來玩桌球麻將什麼的，也一直未參與學運。那天清晨，在我校有關領導的不懈努力下，在市政府靜坐多日的學生撤回學校，並計畫要複課。這時，木老師一人撿起學生丟下的一個標語牌，一聲不吭，到學生宿舍樓下轉了兩圈，然後單身直往市政府而去。於是，學生再次奮起，重新罷課，繼續靜坐。學校有關領導眼看功虧一簣，氣瘋了，揚言要嚴懲木老師。
怎辦？兩年輕老師向我討主意。我雖然經通宵麻將，但此時腦子倒很清醒：學校要殺雞儆猴。要破學校的功，只有大家都成了雞或猴！我去了，你們自行決定。於是，涼水涮把臉，我去了。兩年輕老師也去了。陸陸續續，也有其他老師去了。去市政府門口，加入木老師與學生的靜坐。學校當然很憤怒，但顯然破功了，火上澆油的事他們畢竟沒膽做。
學生當然很高興，尤其領頭的學生還是我班上的（我任課兼班主任）。深圳政府的運作還是很有效的，很快，兩官員（一市政府一公安局）找到我，準確稱呼我王老師，知道學生聽我的話，誠懇徵求我的意見：「事情發生在北京是吧？我們理解學生的熱情是吧？我們應該保護學生的安全是吧？我們相互合作維持好秩序是吧？」我確實不想把事情鬧大。原則上同意配合他們，維持靜坐的秩序。
學生熱情起來了，呼口號，演講什麼的，挺忙，挺累。我盤腿靜坐，垂頭不語——標準的靜坐姿勢。其實我是在坐著睡覺，畢竟昨晚熬夜打麻將消耗大。
坐著睡覺，是在插隊時練就的功夫。雙搶農忙或冬季修水利時，隨便盤腿坐在田基地頭就可入睡。於是，在市政府門口，在學生的口號聲中，我就這麼不合時宜的盤腿入睡了。還做了夢，夢中還打麻將，還自摸胡了一把十三么。
公安局的官員把我從胡牌的美夢中弄醒，說有幾位北京來的學生要參加靜坐，他們認為不合適，認為會將事情複雜化。我想也是，自己的學生我可以掌握，北京來的就不一定了。於是也同意勸導那幾位北京學生離開。過後，我再次盤腿靜坐，垂頭不語……不知過了多久，悠悠醒來，看周圍的學生也都如我一般盤腿靜坐不語，但臉上依然洋溢著堅毅激昂的神采。由於大家都靜坐不語，市政府門前出現難得的一派祥和氣氛。官員們很是滿意，端茶送水來了，有點還盤腿坐下跟學生促膝談心，想必是企圖進行「思想工作」。
後來又再次遊行了。是全市諸多單位協調一致的大遊行，有十多萬人。我校是發起單位之一，於是，就在遊行隊伍前頭了。我打橫額，便自然在最前列了。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沿街穿行，市民們夾道支持，歡呼鼓舞。我們自然昂首挺胸了，慷慨高呼口號了，還唱起《國歌》《國際歌》來，可惜有些學生還不太會唱，於是我跟木老師商量以後要組織學生學唱。走走累了，沒法繼續昂首挺胸了，放慢腳步，退到後面。不多時，一摩托車停在我身邊，公安局的官員下來跟我說前面的學生要衝擊火車站，顯然要製造轟動效果。這可是違反我們之前的策劃。於是我趕上前制止了。沒必要節外生枝。
公安局照例沿途拍攝錄影存證，深圳各種媒體都出動採訪。那段時期，深圳媒體對學運的報導幾乎全是正面的。如深圳各界為北京學運募捐的熱潮啊，學運期間社會風氣特好啊，連小偷也罷偷了啊，等等。為北京學運募捐的熱潮確實感人，我就二話不說將錢包裡的幾百元人民幣全捐了出去，當時就很為自己的行為感動。去年，在中央大學第九餐廳門口，臺灣的大學生為四川汶川地震募捐，我毫不猶疑掏出錢包裡全部的幾千元新臺幣。霎時就想起來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的募捐熱潮。
深圳電視臺也派出採訪隊隨著遊行隊伍採訪，領頭的正是廣州暨南大學校友（兼老鄉）戴某。於是，戴某就假公濟私給了我好幾個特寫鏡頭（可惜不怎麼上鏡）。於是，妻在香港電視新聞看到了，過後，打電話來。我說嚇你一跳吧？妻說知道你遲早會跳出來。妻說悠著點這事不那麼簡單。我正感覺好著呢沒把妻的話當回事。
我之所以感覺好，是根本沒想到真會殺人。到頭來，卻真殺人了！還那麼慘！
北京一派肅殺。但各地卻紛紛起事：武漢長江大橋被武漢大學學生帶頭堵了，南北交通樞紐頓時癱瘓。領頭的博士生是我母親單位一老師的兒子（後來坐牢了，出獄後失業了，自己開公司）。廣州也遊行，也要堵珠江大橋。重慶燒大樓了，還有其他城市……
深圳整整兩週處於無政府狀態。政府似乎癱瘓了，公安局的人不管事。全市各單位再次協調組織了好幾場規模頗大的追悼會，北京逃下來的學生、老師及市民（深圳計程車組拯救隊到北京接來）在追悼會上控訴，又遊行了。我去旁觀，沒有參與。不知道為什麼，只覺得憤怒、悲傷、焦慮、彷徨……
學生自然繼續罷課，早被學生接管的廣播站一直播發從香港來的北京消息。學生也自行組隊參加全市的追悼會及遊行。這期間，有一場早就安排的校際足球友誼賽，賽前雙方球隊不約而同佩戴黑紗上場，賽前還列隊默哀三分鐘，觀賽者也都自覺起立默哀。
兩週後，權力系統緩過勁來了。聽說市里開始按照黑名單抓人了，聽說我校也有人進入黑名單。我想我肯定脫不了關係。但始終沒見我校有人被抓。校方有人放狠話，說要嚴懲若干老師與學生。我仗著家人在香港，無牽無掛，也放出狠話：有任何一個老師或學生被懲處，我帶頭罷教。一副死豬不拍開水燙的樣子。事實上，我也真是豁出去了。還跑到校警室打電話給妻（那時私人很少有電話），當著門衛的面告訴妻：我豁出去了，真有什麼事，就到香港新華社靜坐吧。妻說，我當然會去要我老公，其他事我不管。或許校方真怕死豬（沒聽過好漢怕賴漢？），或許校方內部有分歧（院長一直都支持學生），總之，我始終屁事沒有。
但學校還是要有動作，其實是全國一致的，就是要求每個人都要寫一個自我鑒定——交代自己在學運期間的表現。我始終沒寫，心想反正賴開了就賴到底。
校方似乎不好來硬的，就來軟的。於是就出現種種雙方鬥法的事情來：
一、晚會
六四過後，為了挽回民心，當局刻意舉辦各種歌舞晚會，以期營造一種和諧氣氛。我所在學校也如此辦理，召開晚會。並指定各班都要出節目。於是，大多數班級都是大合唱，而且，大都是唱學運期間常常唱的「革命歌曲」，包括《國歌》、《國際歌》、《血染的風采》等，好不容易有一個班級報上一支歌名《團結就是力量》，這是六四後北京當局指定要唱的「樣板歌」。有關領導興奮得帶頭鼓起掌來。然而，當該班級合唱隊聲嘶力竭且惡狠狠地唱出歌中「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滅亡」一段時，領導們已面如死灰。我真不理解為何北京當局會選擇這首歌作為六四後政治操作的「樣板歌」？SB！這時，梁，一位平日靦腆內向的女老師，主動要求唱一首樣板戲的歌，馬上得到領導允許，以為是為眼下尷尬場面解套。待梁老師上臺報出歌名，臺下掌聲雷動，領導們再次後悔莫及——梁老師唱的是《紅燈記》中李鐵梅的《仇恨入心要發芽》。
二、評獎
學期末，按照慣例要開表彰會，給優秀教師、班主任頒獎。這些獎是經過各系評選後送到學校定案的。這個過程本來在六四前就進行。我被系同仁評為優秀教師，是說我課上得不錯。是個榮譽啊，有獎品獎狀什麼的。但六四後，聽說校方要將我優秀教師的獎拿掉。我聞風而鬧，宣稱這獎我要定了，要拿掉得給個說法！最後說是有個妥協方案。什麼方案，不知道。到頒獎那天才得知，原來有領導執意要拿掉我，也有領導（主要是院長）堅持保我，於是，換了一個優秀班主任獎給我。我接受了，竊笑，優秀班主任？是政治思想做得好才有獎啊！這不抬舉我啦！當我上臺領獎時，掌聲經久不息。令我很陶醉了幾分鐘。
三、分配
那年我是畢業班的班主任。給我優秀班主任獎確實很諷刺，因為我班上好幾位同學是深圳「高自聯」 的積極分子，還負責一些工作。於是，畢業分配時，受到學校某些領導（主要是人事處長——一個軍隊轉業幹部）的刁難，執意要將這些同學分配到邊遠地區。我急眼了，跑到人事處跟處長拍桌子大吵。撕破臉地開罵。始終無法改變分配方案，那幾位同學還是被分配到邊遠地區。至今我對這幾位同學深感內疚。
木老師在六四後大病一場，高燒數日不退。他班上的幾位學生（也是學運期間的戰友）輪流伺候照顧他，其中一女生更是情意殷殷。到我出國時，該女生已成為準木夫人。大家都為木老師高興。
老實說，深圳當局還是較為柔性的。聽說只是迫於上面的壓力捉了幾個人。那時香港電視報導港澳各屆人士組織起來，實施「黃雀行動」，拯救被通緝的學運領袖。不時傳出成功偷渡到港的消息，很令深圳人興奮與驕傲。因為擺明了，深圳是偷渡的必經之路。近日有報導說，娛樂界大姐大梅豔芳也參與其事。雖然當時深圳當局也曾怎怎呼呼大動作搜捕偷渡的學運人士，但一直沒有任何成果。沒想到年底風聲已過時，卻傳出在文錦渡海關捉到一位學生領袖。那是該領袖藏身一香港貨櫃車，在文錦渡海關等候通關時，正好是邊防執勤部隊換班，刷刷跑過那輛貨櫃車。領袖以為人家跑來抓他，沉不住氣，從藏身處竄出欲沖關。人家知道你誰呀？總得攔住啊就這麼落網了。這事令深圳人很沮喪很沒面子，不少人怪這領袖使深圳「晚節不保」。
雖然 深圳局勢還算可以，但整個國家的局勢確實讓人心灰意冷。於是給已聯繫一段時間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去函，要求能儘快入學，原因就直說，六四後感覺不好。新加坡國立大學真的就加快了審批程序，很快就寄來了入學通知書，大概是一九九Ｏ年四月份吧。於是，馬上到上海簽證，回來即辦理護照申請等手續。沒想到麻煩又來了。那年出國辦護照要加上一條新規定——必須有「六四鑒定」。這鑒定得單位人事處出具，不用想就知道，我們學校人事處長會給我出具這鑒定？軟硬兼施，把院長也請出來給他施壓，該處長才出具一份一句話的鑒定：「該同志在學運期間未發現有違法亂紀行為。」心不甘情不願的。太簡單了是吧？我靈機一動，將上述優秀班主任獎附上，以示我政治表現積極。居然順利得到護照。當我揣著護照步出市公安局時，在大門迎面遇上學運期間一起「配合」多時的那位官員。看他對我似理不理似笑非笑的樣子，我似乎悟到些什麼。
好事多磨。出境時竟然還鬧了個虛驚一場。妻女跟我一起到羅湖海關，還有幾個在學運期間「共過事的」學生執意要送行，到了海關，妻女從「港人」通道過去了，我得從「國人」通道過關。送行的學生不能走近海關，我獨自前行。檢查護照，被扣下來。不讓過關，也不讓回去，就讓我獨自一人晾在關口，也不說明任何原因。真令我心裡發毛了。心想難道就在此地此時「落網」？那可真叫冤啊！
一個多小時後，才給我護照蓋上章，通關放行。直到走過邊關中間黃線，我才回頭看看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心中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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