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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炳隆（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推薦
李柏鋒（USA STOCK 財經部落格作者）、林宏陽（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劉梅君（政治大學勞工所副教授）專文導讀
(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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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公民提問辯論大會

現在你知道為何工資缺口自1980年以來一直不斷增加，以及此一現象如何成為全世界幾乎所有經濟病痛的元凶。面對工資缺口擴張，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該如何教育這些政治人物，要專注在供需的基本原則及決定要素上，諸如工資及生產力，而非大幅舉債呢？本章將敘述一段故事，由兩位失業勞工與三位角逐參院席位的候選人，展開公民提問辯論；其中一位是共和黨、一位是民主黨、一位是獨立黨派候選人。這是個虛構故事，不過根據的是真實世界裡長期的失業及貧窮情況。

失業勞工是威廉及羅伯特，或比爾及鮑伯。比爾這輩子都是民主黨員，而鮑伯是共和黨員。兩位從1980年以來就一直更換工作，那年國家面臨高度經濟衰退，與2007年開始的衰退類似，但沒有如此嚴重。比爾僅有高中學歷，第一份工作是1975年時擔任汽車技師。鮑伯則是大學畢業生，1978年時投入職場，擔任紡織廠經理。

三位角逐2016年11月大選的參議員候選人皆來自德州，其中有兩位是職業政客。現任參議員強納森．凱撒因為雷根的大力推舉而獲得席位，自1980年起即為共和黨效力。他有一位隨行顧問，是亞歷山大大帝級經濟學教授，來自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他的競爭對手山繆爾．斯巴達，自1978年以來即是眾議院成員，而今有志角逐參院席次。擔任其顧問的是拿破崙級經濟學教授，來自哈佛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第三位候選人漢克．侯德是位獨立參選人，也是個沒有政治經驗的歷史學家，但有膽識向大人物們挑戰，因為他已厭倦這個國家的經濟及政治萎靡，所以積極想要有所作為。他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參選。

占據黃金時段的辯論大會，由星球新聞安排播出，任何人皆可觀賞。全國上下都會守住電視機，因為這是史上頭一遭，兩位失業勞工不僅將質詢候選人對於近期政府政策的看法，還將對他們的傑出顧問提出詰問，應該做些什麼以刺激經濟成長。比爾及鮑伯十分緊張，但已有充分準備。他們透過社群網路邀集世界各地失業者一同提出問題，還製作了一張簡短的題目列表。

在熱烈掌聲中，星球新聞主持人大衛．哥利亞進入會場，隨之而至的是參議院志士們及其顧問。大衛首先介紹來賓，接著請比爾、鮑伯站上講台加入他們。鮑伯這位共和黨失業勞工，應請求向候選人提出問題，時間約半小時。

鮑伯：參議員凱撒，對於你大方同意回答我的質詢，我感到十分榮幸。我一向尊敬你，從1980年以來便一直投票給你；那年你以淺白用詞，初次解釋供給面經濟學的運作邏輯，以及它的良善立意。1978年，我開始了第一份工作，擔任達拉斯一家紡織廠的經理，卻在1981年經濟衰退時被解雇，當時亞洲來的廉價Ｔ恤大量湧入美國。我有經濟學學士學位，知道自由貿易對所有國家都有益處。然而，我和你的辦公室聯繫，對於進口貿易頗有微詞，卻被告知政府已經提供補助予進口商品的受害者，重新培訓他們投入其他行業，因此我不再多言，認真地去了解其他職業的工作內容，有幸在1982年找到頂峰電視台的工作，再次擔任經理一職。我很高興自己仍是個經理，而不必接受減薪。很快地，我便忘了家裡人曾有的心理創痛。

然而，這些惱人的進口商品不斷湧入，1990年頂峰電視台解雇所有員工，關門大吉，我得投入另一項再培訓計畫，花費整整一年時間，學習如何建造及行銷農用曳引機，最後在1992年找到艾弗利曳引機公司薪水較低的行銷工作。三年後，這間公司一樣被如山倒的進口商品勢力所擊敗。現在，我對自由貿易的信仰已經有所動搖。「得被培訓多少次，才能為家裡人求得溫飽？」我相當困惑。參議員，每次我打電話到你的辦公室，訴說我的悲慘故事，就被告知可以參加另一項再培訓計畫。過去三十多年來，我經歷了五次這樣的計畫，而每一次進口商品都讓我的新工作告吹。自從2007年失業到現在，我的失業救濟金早已用盡，我們一家與家父家母同住，生活勉強得以餬口。我迫切需要另一份工作，卻找不到任何一個。所有那些再培訓計畫只給予我些許幫助，卻毫無保障可言。我想不出還有什麼領域可以讓我再培訓，所以我對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當自由貿易一直讓像我這樣的家庭支離破碎時，為何你還如此鍾愛它？

參議員凱撒：謝謝你，鮑伯，這麼多年來始終把票投給我。很遺憾聽到這些進口商品帶給你的慘痛經歷，造成你一而再地失業。我從1980年開始擔任參議員，一直以來都有許多顧問在身旁，沒有哪個告訴我進口商品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不良影響。每當我的選民向我抱怨廉價外來品，它們是如何利用奴工以製成等等，我便詢問我的幕僚，而他們總是說，外來商品為何這麼便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便宜這個事實，對我們的消費者來說是件好事。

鮑伯：我可以插句話嗎？

參議員凱撒：當然，靜候指教。

鮑伯：從2007年開始，我一直有許多空閒時間。我有大學學歷，也持續在研讀美國經濟史。我發現一項驚人事實：整個十九世紀，我們都有極高的關稅，然後美國成為全世界的製造業龍頭。教科書告訴我，關稅會扼殺一個經濟體，所以當我發現美國產業是在關稅的保護傘下建立起來時，可想而知我有多麼驚訝。我依然不願相信，但你能夠向我解釋，為何關稅如此不好嗎？

參議員凱撒：鮑伯，非常抱歉，這逾越了我的專業，我想讓我的顧問接手，我完全信賴他。亞歷山大，你能否回答他的問題？

亞歷山大：當然，這十分簡單，就兩個名字：斯姆特、霍利。你聽過斯姆特—霍利關稅嗎？就是它造就了經濟大恐慌。我們還想再經歷一次嗎？當然不要。

鮑伯：我聽過好幾次這個爭論了，請告訴我經濟大恐慌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亞歷山大：1930年，美國在斯姆特—霍利關稅立法之下，急遽提高關稅，之後全球各地展開報復，通過各自的關稅法案，最終摧毀了我們的出口產業。如此一來，我們的衰退便成了經濟大恐慌。

鮑伯：真有那麼單純嗎？

亞歷山大：是的，就是這麼單純。事實上，你可以問一問我身旁這位朋友，他在哈佛執教，以國際經濟學研究獲得諾貝爾獎。他是拿破崙級教授，比任何人都還要了解這個領域。

拿破崙：的確，自由貿易是我的專業，而我全心全意地相信它。任何一位經濟學家都會告訴你，斯姆特—霍利關稅對我們國家及全世界幹下了什麼好事。

鮑伯：好吧，拿破崙教授，我一直在研讀歷史，發現從1929到1933年，我國GDP減幅多達470億美元，但我們的出口只從1929年的70億左右降至24億。即便我們的出口全部消失，當然這並沒有發生，GDP也不會單單因為關稅就減少了470億吧？

拿破崙：你是從哪裡獲得這些資訊的？這些數字對我來說非常陌生，我從沒看過這些資料。

鮑伯：我是從1984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發現的。事實上，我手邊就有這本小冊子。就是這裡，請看二二〇及二二一頁，分別是過去的國民生產毛額（GNP）以及當年度的GDP。

拿破崙：鮑伯，看來你是有備而來。你的確挖掘出了我從未聽聞過的內容，請讓我看看。好的，1929年的GNP是1034億美元，1933年則是585億，所以說，整整掉了476億。出口僅掉了46億。我很困惑，46億的降幅，怎麼會造成四百七十億的減少呢？啊，一定是乘數效果了。你看，凱因斯經濟學裡有個公式，是說支出的減少，會造成需求的加倍減少，從而導致GDP大幅降低。但，說句老實話，乘數規模一般都不會大於三才是。

鮑伯：乘數的確有關係，它也能說明進口的減少，你可以從二二一頁看到，進口減少了39億。所以，我們的出口及進口都掉下來了；也就是說，我們的淨出口減幅僅有7億，和GNP減幅相比，實在是小到不行。請別誤導我，我確實沒有經濟學家的資歷，但始終疑惑淨出口低於十億的減幅，如何能造成GNP470億的降幅。你怎麼解釋呢，拿破崙教授？

拿破崙：鮑伯，你的確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點，我會進一步去研究。

鮑伯：這不就是說，那些自由貿易者奮力疾呼的斯姆特—霍利關稅圈套，整個就是一場騙局嗎？假如GNP減少470億，淨出口卻僅減少7億，很明顯地，關稅便和經濟大恐慌無關啊。沒有人在乎到去查一查這些隨手可得的數據，真是教人詫異。

拿破崙：我接受你的論點，不過，關稅從很多方面對我們國家造成了傷害。

鮑伯：讓我再問你另一個問題：為何廉價進口品，一如參議員所說，對美國消費者是好事一樁呢？不就是它們害得像我一樣的人失業嗎？況且，要是我們沒有任何收入，價格多寡又有何干？我心目中的英雄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說道，最好是在自己國家生產，我們才有商品，才有錢。這種想法有什麼錯嗎？

拿破崙：進口確實會造成失業情況，但出口產業會有工作機會出現，所以它們是相互抵銷，而那些保有工作的消費者們，可以從廉價進口品中獲利。

鮑伯：也就是說，出口要和進口一樣強勢，否則出口企業不會吸納所有被進口競爭產業炒魷魚的員工。換句話說，我們至少該有貿易均衡，而不是貿易赤字。

拿破崙：你又提到很重要的一點，但有時即便是貿易赤字，也會讓國家受惠。

鮑伯：你方便舉個例子嗎？

拿破崙：比如說，當進口商品的價格低廉到在國內高工資的情況下生產它們，會變得非常划不來，消費者也會感受到物價之苦。

鮑伯：你想說的，其實是低價比工作換來的高薪還要好。

拿破崙：不，不是那樣，而是長期下來，低價格會創造高實質工資，以及高生活水準。

鮑伯：好吧，進口商品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激增，也就是說，從那時起，實質工資應該要一路上升。但我的提包裡還有另一本冊子，是2013年的《總統經濟報告》。請看380頁這一欄，1972年時一週實質所得約是324美元；到了2012年，卻只有295美元。依你的理論，這是出了什麼問題？

拿破崙：我曾注意到這些數據，但是，請看381頁，1997到2011年的數值。你看，實質勞動報酬指數從75升到了115。事實上，這個指數從1972年開始就一路成長，你從其他書中也可以發現。請給我另一份報告，1984年那份。你看，266頁這裡，實質勞動報酬指數1972年時是96，1983年時則是99。

鮑伯：現在我被搞混了，怎麼2013年報告的三八〇和三八一頁都是對的呢？三八〇頁顯示實質所得大幅滑落，三八一頁卻顯示微幅上升？

拿破崙：現在我感到受重視了，這就是為何你需要經濟學家來為你解惑。三八一頁顯示的數值來自全國勞工，三八⃝頁提供的數據則只有製造業勞工，而把管理者的所得排除在外；他們當然比那些勞工賺得多。

鮑伯：現在我懂了，我想這些管理者，包括CEO們，收入大概是製造業勞工的三百倍吧。CEO和他們的同夥都從與日俱增的進口商品中獲利匪淺，也難怪當你加總所有收入時，實質工資似乎不斷增加，但那只是個假象，因為管理階層的員工少之又少。

拿破崙：你說得對。實際上，製造業勞工占勞動力比例多達80％。

鮑伯：那麼，你舉這個例子，不就顯示了自由貿易有多麼失敗嗎？這樣的政策並沒有使全國上下雨露均霑；只為了一小部分的人，卻必須犧牲絕大多數家庭：80％的勞工承受自由貿易的苦果，僅20％的人受益。這不是理論，這是歷史造就的殘酷事實。

拿破崙：那是你的意見，雖然此刻我不得不同意你，這個例子的確沒有我想的那般堅不可摧。

鮑伯：你原本說，長期下來自由貿易會讓每個人受益。從1972到2012年，足足四十年光景，這算長期了吧，怎麼絕大多數民眾仍然對自由貿易忿忿不平呢？你不會說80％的勞動力不算是絕大多數吧？

拿破崙：嗯……事實看來確實是你有理，但自由貿易有關稅所沒有的無形效益。國與國之間變得更為融洽，跨國商務造就和平氛圍，而關稅會導致戰爭，所以，我仍然相信自由貿易。

鮑伯：你的說法過於籠統，根本無法證實。儘管德國與其鄰國有廣泛的商務往來，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還是發生了。儘管有著自由貿易，英國各殖民地依然起而反抗母國。是殖民主義造就了戰爭，不是關稅。

拿破崙：我們也無法讓時光倒流，以關稅手段去解決啊。

鮑伯：這我同意你，但我們至少可以採取適當措施，讓貿易均衡發生。事實是我駁斥了你支持自由貿易的舉例，但你依然對自由貿易能夠維持國際和平深信不疑，儘管它已經將我們的中產階級殘害殆盡。你所說的是80％的勞動人口為了進口商品，應該讓其家人流離失所，並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再培訓計畫，只為了那些沒有保障的工作。這麼一來，其他20％的人就能生活優渥，世界也不會受到戰爭威脅。這輩子我都是共和黨員，不過，若這代表我必須支持自由貿易，那我寧可什麼都不是；我受夠了再培訓！現代的經濟學家竟然不肯承認一個國家應該保持進出口均衡，只因為這和創設自由貿易的大衛．李嘉圖相衝突。很抱歉我愈說愈大聲，但我不得不這樣。三十年來我受盡了折磨，只為讓這個國家20％的人，得以踐踏其他80％人民的經濟權利。哥利亞先生，我說完了，請把講台讓給比爾，他也有好多疑問。

大衛．哥利亞：比爾，該你了。

比爾：謝謝你，大衛。鮑伯和我從1992年就認識了，那時我是艾弗利曳引機公司的技師，鮑伯進來當業務員。我也一樣，工作一個接著一個換，從一項再培訓計畫再到另一項。1975年我高中畢業，踏入職場當個汽車技師。第一次被解雇是在1985年，當時汽車進口暴增，迫使我的公司關廠，然後我參加曳引機製造培訓，隔年就進入艾弗利。1995年，我和鮑伯一同被解雇，接下來十年，從一個爛工作做到另一個；不過，那時至少還有份工作。2007年開始，我徹底失業了。現在我已經六十多歲，很愧疚老婆小孩還得和我身體不好的父母同住，他們靠社會安全金和微薄的存款利息過活。第一個問題，我想問眾議員斯巴達。

眾議員，我是個熱誠的民主黨員，從1978年以來就一直投票給你。我的問題是：像我和鮑伯這樣的人，為了社會安全退休基金，繳了超過三十年的重稅，為什麼到現在，它竟然空空如也？

眾議員斯巴達：謝謝你，比爾，這麼多年來一直投票給我。相信我，比爾，即便經濟衰退2009年就結束了，你依然無法找到工作，我感到非常難過。至於社會安全基金，只要民主黨仍是執政黨，它就不會有危險。我絕對不會支持退休福利刪減。

比爾：但是，眾議員，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為何退休基金被掏空了？那些錢去了哪裡？

眾議員斯巴達：它並不是身無分文，仍然有一些錢可以支付退休金，而且如果有需要，政府也可以借錢，兌現我們對退休人員的承諾。

比爾：我們已經繳了很高的稅給這個基金了，為什麼你還要借錢去支付退休金呢？我沒有讀很多書，但最近我的朋友鮑伯給了我一本歷史書，而我記憶猶新。我記得1983年時自己非常憤怒，因為那年有人建議要提高我的薪資稅。我是個民主黨員，1980年時卻投票給雷根，當時他承諾要減輕我的稅負。1983年底，我得知接下來幾年社會安全稅會增加，不過政府會把這些稅收存入帳戶，以保障我的退休福利。現在你告訴我，政府可能得跟別人借錢來支付我父母的退休金。那個退休帳戶跑到哪裡去了，眾議員？我知道我父母靠社會安全金過得很辛苦，為什麼我們的退休基金，也讓我們像那樣過活呢？

眾議員斯巴達：我知道那個基金裡沒什麼錢了，不過你不能怪我啊，要怪就怪共和黨的總統和國會議員們，包括參議員凱撒，三十多年來他挖空那個基金，只為了給富人巨額的減稅法案。

比爾：共和、民主兩黨好像都盡力在責怪對方。民主黨人怎麼能夠全身而退呢？你們不是應該好好為我們的利益把關嗎？我是說，若沒有民主黨人逮住機會加以支持，法案就不能通過啊。所以，沒有你們的協助，共和黨怎麼有辦法偷渡基金呢？

眾議員斯巴達：不，我從來沒有幫忙偷渡基金。

比爾：但你的確投了減稅法案一票。

眾議員斯巴達：讓我想想……是的，我的確這麼做過，但我後悔莫及。我也發過誓，只要我當選參議員，他們絕不能再碰社會福利金一根汗毛。

比爾：你是否曾投票支持過宣稱可以解決預算赤字的一九八一年減稅法案？

眾議員斯巴達：是的，我曾經投票支持。那時我被供給面經濟學的花言巧語說服，以為刪減所得稅率能夠刺激經濟，平衡預算。

比爾：然後你以及共和黨員們，在1982、1983年時，又投票支持加稅？

眾議員斯巴達：是的。

比爾：減稅思維出了什麼問題嗎，眾議員？怎麼你會在1981年為刺激經濟而投票支持減稅，接著又在兩年後投票支持大幅加稅呢？不論減稅還是加稅，每項稅收都來自人民的收入。所以，你投票支持減低所得稅率，然後又轉了個彎，以其他項目稅率的提高作為補償。

眾議員斯巴達：此時此刻，我不知道自己為何投票支持增稅了。要是我知道福利金帳戶會被挪用，我就不會這麼做。

比爾：我可以問參議員凱撒一樣的問題嗎？

參議員凱撒：恐怕你也會讓我為難了。好吧，說一說你的問題。

比爾：我們已經證實，你在1981年時刪減所得稅率，然後提高諸多讓低收入戶負擔沉重的稅項。這不就是將稅負從富人身上移轉到窮人身上嗎？為什麼你那麼憎恨窮人？

參議員凱撒：比爾，我能體會多年來你一直沒有工作，也感到憤懣不平。但請相信我，我投票支持減稅，不是為了傷害貧窮或中產階級，只是想依照我的經濟顧問建議的那樣去整頓經濟。我真心以為我們是在修復受損的社會安全體系。

漢克．侯德：哥利亞先生，我可以加入討論嗎？我知道許多關於社會安全險的歷史，而參議員及眾議員所說的，恐怕都不是實話。

大衛．哥利亞：哇！討論真是愈演愈烈了。星球新聞網一向致力於讓選民了解實情，而今日由我們獨家播出的盛事，實現了我對公開公共資訊的承諾。是的，漢克，請務必加入論戰。為什麼你覺得參議員及眾議員都沒有對我們坦白呢？

漢克．侯德：讓我告訴各位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故事很長，但我會長話短說。就在雷根宣誓就職總統之後，他隨即提出個人及公司所得稅巨減計畫，且說這麼一來會使預算平衡，甚至可以減低赤字，不過沒什麼國會議員被他的話語說服。但他才剛取得壓倒性勝利，民主黨不太想反對總統的第一件立法法案。經濟病入膏肓，大規模失業及二位數通膨如影隨形。社會亟需一項新措施，而富人對於高稅負反感已深，雷根於是在1981年中讓減稅法案通過。

新法案通過後幾個禮拜，一些自作聰明的經濟學家拿起他們的計算機，估算出1982年的預算赤字，結果在金融市場掀起狂風巨浪。赤字估計值不僅跨過1千億美元大關，還越過了2千億，可說歷史上絕無僅有，因為直到1980年，赤字都不曾超過750億。利率原本就因為巨幅通膨而呈兩位數，如今更往上衝。我還記得曾聽到房貸利率高至18％。所以，即使在雷根的法案生效之前，經濟就已嚴重衰退。政府支出驟增、稅收劇減，赤字估計值成了自我應驗的預言。

拉低利率的唯一辦法，就是降低赤字，不過那需要提高稅率，因此國會議員們，包括參議員凱撒及眾議員斯巴達，選擇了提高燃油稅及薪資稅。社會大眾不情願地跟隨政府，因為執政者保證給付未來退休金，也承諾開立帳戶安放退休基金，但國會議員都知道，這絕對是天方夜譚。1983年的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授權總統以任何方式支用新稅收，於是他把錢拿去減少赤字，沒有把它存進基金帳戶；這個帳戶甚至到一九九二年以後都還沒有動靜。所以說，我們尊敬的參議員及眾議員們，在投票支持提高薪資稅時，就已知道退休基金永遠不會累積。事實上他們提高稅賦，只是為了填補刪減的所得稅，而那些減稅優惠，早已給了富人，還有他們自己。

大衛．哥利亞：漢克，這可是對這些國會議員及許多人的嚴厲指控，部分議員仍在參眾兩院任職哦。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每次宣稱已經對1980年代的社會安全險作出一番整頓時，其實都是在空口說白話嗎？

漢克．侯德：的確，他們撒了謊。既然所得稅減低造成了1982年的預算赤字大增，他們就該把所得稅加回去，好讓赤字降低。結果，他們反而選擇增加其他稅賦，從中低階級身上榨取金錢，去幫助那些像他們一樣的有錢人。曾經承諾過的基金帳戶從未實現；不僅如此，2001年當他們投票支持降低所得稅率時，又再一次地偷渡基金。1999年後，退休基金好不容易開始累積，卻因為再一次的所得及公司稅降低而遭到虛擲。對於共和、民主兩黨讓社會安全險未來堪慮的種種作為，我非常氣憤，所以我才成為參議員候選人。現在，我聽說參議員凱撒及茶黨想要刪減退休福利金，以降低聯邦赤字，這根本是火上加油。

參議員凱撒：我們無法改變歷史。現實是我們的負債已如脫韁野馬，不得不有所行動。

漢克．侯德：可是你們為什麼總是找上社會安全險呢？因為那個基金就是個金雞母，隨時可以被揮霍嗎？

參議員凱撒：我用一個問題來回答你的問題。你為什麼要搶銀行？因為錢都在那裡嘛！我是在開玩笑，但那似乎就是過去發生的事。有好多好多錢投入退休基金，所以我們全部人，共和、民主兩黨都一樣，選擇將它汲取殆盡，再把多餘的收入還給人民。但這的確惡劣，也不應重蹈覆轍。

漢克．侯德：不過，參議員，多餘的收入你大部分都還給了有錢人，而不是一般民眾。至少此刻別再試圖刪減退休福利金，又一次地把中產階級擊垮。勞工們已經繳了重稅給這個基金，倘若刪減他們的退休保證金，而這些退休金的來源主要又是他們自己的錢，這樣公平嗎？我不知道有哪家私人保險公司，會在收了幾年保費之後拒絕支付理賠金。倘若他們真的犯下這種詐欺罪行，相關從業人員可是會去坐牢的。

哥利亞先生，我可以再多說幾句嗎？

大衛．哥利亞：當然可以。

漢克．侯德：我學的是歷史，對於經濟學所知甚少，但我確實有些常識。每當廉價進口品摧毀美國的就業時，我們便要求辛苦的公民一次又一次地參與再培訓計畫；對我來說，這毫無道理。我完全能夠體會比爾及鮑伯的心情；一輩子參與一項再培訓計畫，我想還可接受，參與了五項計畫，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職業政客已經與一般美國人漸行漸遠，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人被解雇時，心理所受的創痛。當人們被開除時，他們的家庭得經歷一場混亂及不確定。相反地，即便政客們輸了選舉，還是有優渥工作等著他們，所以，失去生計是什麼感覺，他們渾然不知。比方說，如果我贏得了這次的參議員選舉，凱撒先生的贊助者會幫他找一份工作，他不必經歷任何再培訓計畫。為何我們的勞工得一直面對職業政客及名經濟學家不必面對的麻煩，這實在沒有道理。

［一陣靜默……］

大衛．哥利亞：漢克應該是說完了。比爾及鮑伯，你們還有其他問題嗎？

鮑伯：我有。亞歷山大，據我所知，芝加哥學派常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提並論，而以總體模型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你，正是主要的支持者。

亞歷山大：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此派思想的主要發言人，但你說得對，芝大許多學者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深信自由市場的力量。

鮑伯：那麼你為何支持寡占或獨占資本主義呢？根據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觀點，在無法主導工資及價格的小型公司之間，自由市場才會蓬勃發展。今日的大型企業集團，卻是在給付低薪且索取高價，看看油價和藥價就知道了。

亞歷山大：我固然相信亞當．斯密，但時代已經不同了。我們身處全球經濟體之中，必須與印度、中國這類低薪國家競爭。他們也有大型公司，足以超越我們規模最大的公司。可見競爭是相當充足的，只不過競爭的本質是全球性的。在全球的脈絡之下，市場仍然是自由的。

鮑伯：那麼，你就是同意了我們的工資是因為廉價進口品才停滯。

亞歷山大：我不相信我們的工資是停滯的，你給拿破崙看的經濟報告，不就證明了全體勞工的實質勞動報酬指數是與時俱增的嘛。

鮑伯：這些報告同樣指出80％的勞動人口實質工資一路下降，所以，我們怎麼能說進口競爭一直以來對大家都好呢？它不就摧殘了中產階級嗎？

亞歷山大：我所關注的是國家整體。

鮑伯：你剛才說在全球的脈絡下，市場仍是自由的。換句話說，如果有來自國外的激烈競爭，即便本地一些寡占企業基本上都是洪水猛獸，也無大礙。好吧，讓我問你另一個問題。你相信所有失業都是自願的，是嗎？

亞歷山大：是的，大部分都是自願的。

鮑伯：也就是說，2008、09年失去工作的八百萬民眾，都是自願離開職場的。

亞歷山大：你這是在造謠生事，意圖要激怒我了。讓我解釋為何所有失業都是自願性的。假設你快要餓死了，難道你不會隨便找份工作，填飽自己的肚子嗎？即便你是以工程師的身分失業，你也會接受微薄薪水，到麥當勞這樣的公司上班。倘若你不會，你就是選擇性失業。

鮑伯：意思是說，每個人都是選擇性失業，不應該得到政府的補助囉？

亞歷山大：是的。如果你快餓死了，你就該有心理準備，到麥當勞這樣的地方工作；如果你不要，就是自願失業，不應該得到政府救濟。

鮑伯：說得真好，亞歷山大。2011年，我這樣一位以最優異成績畢業的大學生，嘗試在麥當勞找份差事，但當我得知這間公司才剛裁掉五千名員工，我便放棄了。我想說的是：在經濟衰敗之時，失業情況屢見不鮮，縱使不計酬勞，也可能無法找到工作。經濟大衰退剛過不久，幾乎沒什麼人被雇用。如果你是對的，那麼，所有那些八百萬人民只是把工作辭掉，想靠失業福利救濟在家打電動，盡情地享受生活。

亞歷山大：你又在造謠栽贓了。

鮑伯：我也有些問題想問拿破崙。你相信這種自願性失業症候群嗎？

拿破崙：雖然我十分尊敬芝大的同事們，但恕我直言，我不相信。鮮少有人在工資低落時辭掉工作。事實上，幾乎所有失業都是非自願性的。

鮑伯：對於修復我們的經濟體系，以及恢復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你會怎麼做？

拿破崙：我會做得比總統2009年以來所做的還要多。我會提高科學研究、基礎建設及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如此能夠增加需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也能保住我們身為全球科技領導者的地位。

鮑伯：這樣不會進一步提高聯邦負債嗎？況且，這不是在嚴重浪費資源嗎？截至2014年，總統增加國債8兆美元，就業水準卻沒有超出二⃝⃝七年多少。總統說如果不這麼做，事情只怕會更糟，但我們不是應該關注消費需求多過政府需求嗎？我是說，拜託，8兆美元的國債增額，是我們的GDP將近一半耶，如此開支所得到的，竟只是就業保持在一定水準。倘若你把八兆除以被創造出的工作數量，每份工作的成本高達數百萬，聽起來還真是瘋狂。既然每年的平均工資都低於5萬美元，那麼，付錢給失業者，讓他們留在家裡，我們搞不好還比較有錢。

拿破崙：鮑伯，你只是個大學畢業生，而不是博士嗎？你很擅於以平淺易懂的方式解讀事實數據。的確，負債十分龐大，政府資源浪費亦是前所未見。不過，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鮑伯：你聽過這個新的失業理論嗎？它在獨立評論網站 Truthout.org 出現過幾次，此刻則在社群網站和網路上廣為流傳，叫作工資—生產力缺口理論。

拿破崙：我沒聽過，它說了什麼？

鮑伯：它說，當生產力提升速度高過勞工的實質工資時，裁員便會發生，因為生產力提升使得生產增加，而停滯的工資則造成欲振乏力的需求，如此才導致生產過剩，裁員出現。所以，避免失業的唯一方法，就是採取縫補工資—生產力缺口的政策。你覺得這個想法如何？

拿破崙：讓我想一想。這聽起來像是凱因斯經濟學，認為失業是在供給超過需求的情況下發生，但它的治策又不太一樣，不是藉由提高政府赤字來創造就業。

鮑伯：沒錯，這個理論寧願選擇提高最低工資，好讓實質工資追上一九80年以來生產力的巨大升幅。

拿破崙：我也同意提高最低工資這個想法，不過國會不會附和我。這個理論還提出了什麼建議？

鮑伯：這個理論還說，我們應該解散那些石油巨擘，以便將油價拉低至自由競爭市場的水準。事實上，它建議我們拆散所有大型公司，引進自由市場以降低價格，如此才能刺激消費需求。

拿破崙：喔，不！即便這個想法奏效，國會也不可能接受它。不過，這個理論頗有意思，我會去 Truthout.org 看一看。

鮑伯：你是說，這不做事的國會，真的能夠做些什麼，阻止我們朝自由市場邁進嗎？那我們可得想盡辦法跳過國會，好好利用那些他們曾經通過的法案。

拿破崙：祝你好運！

大衛．歌利亞：結束了嗎，鮑伯？

鮑伯：是的，感謝各位與會。

大衛．歌利亞：我也是，我們的辯論就到這裡。

1. 譯注：即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由共和黨參議員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及眾議員威利斯．霍利（Willis C. Hawley）共同提出，為了保護美國製造業免於外國競爭，從而制定這項貿易壁壘政策，對三千餘項商品課以60%重稅，導致其他國家實行報復性關稅，美歐貿易規模因此急遽萎縮。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這是經濟大恐慌的開端。

【導讀】
供需平衡是全球經濟困境的最佳解方

◎李柏鋒（本文作者為「USA STOCK 財經部落格」作者）

經濟學最簡單的供需法則，其實就是拯救全球經濟的最佳解方，可惜的是，在私利引誘之下，這樣的解方乏人問津，就像是買方總希望價格可以更低，賣方總希望價格可以更高，就算有一個對買賣雙方都有好處的最佳價格，也沒有人願意以這個價格成交。本書作者提出了「工資缺口」（wage gap）理論，試圖說明各國經濟為什麼陷入困境，又要如何逃脫。

簡單來說，一個國家的生產力代表的是該市場的供給，一個國家的勞工薪資代表的是該市場的需求。如果生產力的成長與勞工薪資的成長接近等速，那麼供需平衡的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經濟就會跟著生產力與薪資一起穩定成長。如果真能如此，那麼大家現在就不需要擔心各種經濟問題了。

個人信貸與政府舉債，讓供需失衡延遲出現

這麼完美的供需平衡並沒有發生，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觀察到各國都出現生產力的成長高於勞工薪資的成長，這就是所謂的工資缺口。如此一來因為生產力的成長而出現了過多的商品與服務，而勞工的薪資跟不上則造成了對這些商品與服務的需求下滑，問題也就產生了，供過於求的商品與服務，帶來的是一連串的惡性循環，有些勞工將會被解聘而失業，而即使大多數勞工能保住工作，但是因為勞動力過剩，也讓他們無法獲得更好的待遇，於是薪資的成長開始停滯，造成了工資缺口日益擴大。

那麼政府做了什麼事情呢？對於商品與服務的過剩，解法有很多，應該做的其實是促使工資的成長腳步可以跟得上生產力，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卻採取了兩個動作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透過消費信用貸款來創造需求，工資成長不足，取而代之的是以貸款來消化過剩的商品與服務，如此一來可以維持勞動力的需求，失業的情況將會延遲出現。其次，政府會開始舉債來創造需求，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國家赤字的快速增加，這些赤字則會相對應的變成企業的利潤，但是勞工卻只能保住薪資停滯成長的工作不至於失業。

貨幣寬鬆政策對整體經濟復甦並不具實質效果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了美國在金融海嘯之後，聯準會數度的量化寬鬆，帶來的情況就是失業率的降低以及企業利潤的創新高，但是實質工資卻幾乎沒有成長，甚至貧窮率還攀升到過去五十年來最高的水準。而更諷刺的是，大多數的經濟學家竟然對於以更多的負債來處理因為債務而產生的問題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對勁。

事實上，所謂的寬鬆貨幣政策只幫助到金融業者，利率低到接近零的水準，但是信用貸款的利率卻依然居高不下，創造的需求太弱，而退休族仰賴的是存款的固定收益，也因為利率過低而僅能勉強度日，不管有沒有在工作，都創造不了需求，這就是為什麼看似天文數字的寬鬆，反映在經濟數字上影響程度卻微乎其微。

問題不只這樣。金融業者獲得紓困之後並沒有實質去協助產業或投資企業，而是進行投資炒作，而其結果就是造成原油等資產的價格居高不下，這麼一來使得經濟的復甦更為遙遠了。

好，這些問題該怎麼解決呢？既然我們知道問題的源頭不是經濟的運作從成長轉為衰退，而是工資缺口的擴大，而那些搶救經濟的作法卻只是減緩問題的發生或是製造更大的泡沫，那麼政府真正該做的，不就是讓工資缺口可以縮小嗎？再說一次，工資缺口指的是生產力的成長與工資的成長，生產力隨著科技與產業的創新與發展而成長，這不是問題，但是工資沒有跟上生產力的成長速度才是造成一切問題的根源。

以自由為說詞遂行貪婪的壟斷性資本主義
為什麼工資沒辦法跟上生產力的成長呢？作者的觀察是「壟斷性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也就是當企業規模愈來愈大，甚至有獲利能力的企業卻互相併購而不被限制，問題也就誕生了。

首先，這些企業的併購會帶來裁員，失業問題於是誕生，工資的成長也如緣木求魚。其次，這些大型企業擁有影響政策的能力，不但實質上取得減稅等優勢，更控制了媒體聲量讓大眾相信所謂的下滲理論：「當富人愈富，將會一點一滴嘉惠下層的大眾。」
然而，就美國的實際數據，當公司所得稅下降，投資率也跟著下降，因為稅的降低換來利潤的提高，這些公司的競爭壓力減小了。更嚴重的是，最高級距的個人與公司稅率下降，政府並不會降低預算支出來因應，而是提高其他的聯邦稅賦，最後受害的都是一般民眾。從實際數據來看，當所得稅降低，其他社會安全、燃油和銷售等聯邦稅提高之後，一般民眾的儲蓄率是大幅下滑的。很多人都以為美國人及時行樂、熱愛消費而不想儲蓄，但是在1980年以前，美國個人儲蓄率通常都超過10%。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如此，應該讓勞工以工會組織去力抗企業，爭取可以跟得上生產力成長腳步的工資成長啊！很遺憾的，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大企業對工會的要求，不見得會願意接受，反而是直接將工作外移。換句話說，這些壟斷市場的寡頭，實際上是以自由市場之名，行壟斷之實。

在國內，他們拒絕面對競爭而是以併購的方式讓自己取得獨大而壟斷的地位；在國際，他們也不是參與競爭，而是以大規模的資本掠奪廉價的勞動力，讓成熟市場的勞工無法與新興市場的勞工競爭，也讓新興市場的企業無法與成熟市場的企業競爭。所謂的自由貿易與開放競爭，其實只是假象，我們觀察不到競爭，只看到了壟斷，而最終的苦果，則是以貿易赤字的形式呈現。

眾所皆知，美國有所謂的反托拉斯法案，其主要功能就是用來防止企業的壟斷現象阻斷了市場的競爭，只有持續的競爭，企業才會持續的投資與創新，勞工才能獲得合理的薪資與福利，經濟才能持續成長。但是作者在書中舉了相當多的例子，像是艾克森與美孚兩大石油公司的合併，像是全球只有少數幾家大型藥廠在市場上呼風喚雨，凡此種種都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壟斷式資本主義已經主宰了市場，而自由競爭早已不復見。

聽起來作者像是希望政府插手干預市場的經濟學者，但是作者的本意卻是希望讓市場呈現出真正的自由競爭而非維持現在的寡頭壟斷。聽起來那些巨頭企業像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卻又只是一再利用自由市場的說詞來遂行自己壟斷的貪婪。由此可知，其實從單一國家內部的所得稅率降低，到跨國性的自由貿易，都不是搶救經濟的苦口良藥，甚至是副作用極為嚴重的毒藥。

對於大眾型資本主義的想望：限制購併、炒作控制、提高工資
那麼該怎麼做呢？作者也意識到了如果要透過國會通過法案，那麼要扭轉現狀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作者認為，不需經過國會就能開始做的事情其實就已經足夠，包括政府不應該核准大型且獲利飽滿的公司彼此合併，如此一來就可以維持市場上的競爭，同時避免工作的流失。另外，應該逐步提高最低工資，讓工資的成長速度可以跟得上生產力的成長，但是阻力也一定很大，因此政府可以率先要求接下政府標案的承包商，應提高工資，而在競爭市場，此舉就能帶動整體薪資的成長，讓工資缺口逐步降低。

而對於油價的控制，作者認為不應該繼續放任銀行炒作原油期貨，因為油價的高漲對於經濟的復甦一點幫助都沒有，但是只要把原油期貨交易保證金從6%提高到50%，就可以讓油價恢復到自由市場的定價，作者並且預期油價可望降到20美元。最後，作者的理想是創造自由市場，但是要把所有的企業集團都分割為小公司，阻力與難度都太高，因此可以先做的是在關鍵產業內創造出自由市場的效果。例如前面提過的利率已經這麼低，消費信貸的利率卻仍然居高不下，政府可以讓聯邦存保銀行創設過渡銀行來加入競爭，讓信用卡的循環利率從15%降到5%，一步一步瓦解壟斷，創造出競爭。

當然，美國是成熟市場，對於新興市場所面臨的問題截然不同，這些建議即使有效卻不見得派得上用場，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樣的。作者提供了散工制與大眾資本主義兩個建議給新興市場。

目前的工廠制度需要大規模的資本去建造廠房與辦公室，同時也會把勞工從鄉村集中到都市，不但解決不了鄉村的貧窮問題，也造成了都市的擁擠與失業問題，目前中國和印度都已經受困於這些難以處理的難題。而作者認為最好的方式是採用舊時的散工制度，只需要稍加以修正即可。

傳統的散工制度，包買商提供原料與設備給勞工，讓勞工在家工作後再取回成品或半成品，或是在村內成立小型作坊，運作得宜的小型作坊則可以轉行為規模化的工業，彼此會有良性競爭。但是包買商是主要的問題來源，因為他能壟斷而以勢力壓榨勞工。

因此修正的散工制度是讓政府取代包買商，提供勞工最新的設備以大幅提高生產力，同時也承擔銷售產品的任務，讓勞工取得合理的報酬。傳統資本主義，資本財由個人或企業持有，但是作者提議的大眾資本主義，則是油村莊勞工向政府購買設備，資本所有權會迅速擴及基層民眾，如此一來鄉村貧窮問題得以解決，都市的失業與過度擁擠等問題也得以緩解。

然而，這樣的建議只適用於新興市場嗎？其實作者並沒有提及像是美國這樣的成熟市場是否也能以大眾資本主義來取代壟斷資本主義，不過我的看法卻是相當正面的，因為隨著零邊際成本時代的來臨，或許大眾資本主義也會成為成熟市場的主流，甚至不再需要政府作為提供設備以及承擔銷售的角色，因為大眾募資以及電子商務都是比政府更為理想的解決方案。

【導讀】尋求勞工大眾能充分且普遍享受經濟成長果實之可能：導讀《搶救失業大作戰：我們如何擺脫失業、負債與貧窮》

◎林宏陽（本文作者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本書作者拉斐‧巴特拉教授，其主要著作多在探討當前自由主義經濟所創造的諸多不公平現象，對於促進人類社會之平等有卓著貢獻。其中，2007年問世的《新黃金年代》（The New Golden Age）為經濟學者中少數幾位能大致準確預測2007年到2010年之間經濟蕭條的發生；但認為其結果將引起2010年到2016年之間的美國政治、經濟與社會之寧靜革命（revolution），則仍待觀察。即便如此，房地產大亨川普（Donald Trump）宣布角逐共和黨美國總統大選提名之列，使選舉結果或也代表當代資本主義消長的關鍵。

下滲經濟學背後的政治經濟意涵
《搶救失業大作戰：我們如何擺脫失業、負債與貧窮》一書，係在《新黃金年代》之論述基礎上，以更為嚴謹與完整的經濟理論，陳述當代失業與貧窮議題的癥結所在，並提出可逕行解決問題的方案。依其論點，當代失業與貧窮議題係因1981年開始，美國雷根政府單獨強調供給面經濟（Supply-side Economics）論述，亦即以資本家之生產為經濟發展主要動能，且終使勞動者普獲其益的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以解決當時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及大規模的長期失業問題。與此同時，1981年亦發生一項在政治經濟學上同等重要的事件：智利的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憑藉美國政府之力，在1979年推翻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之執政，其後於 1981年依據該國畢業自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之學者的供給面經濟論述，亦即著名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大力推動國營企業與公共退休基金之私有化政策。其結果，則是造成各產業與基金公司之寡占與獨占。
以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系榮譽退休教授、與同為國際社會安全協會顧問的梅薩拉戈（Carmelo Mesa-Lago）對智利與拉丁美洲各國在1980年代以後的基金公司系列研究為例：前幾大的基金公司盡皆為美商公司，且每每控制該國過半以上，甚或高達七、八成的退休基金總額。此後，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大力讚許智利的經濟與退休金政策之成功，並將智利模式推廣至全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全球化的允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中，提及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甚且以執行私有化政策做為開發中國家政府向其借貸的條件之一，也因此擴展至各開發中國家。雖帶來一定程度的繁榮景象，但過於專注下滲經濟學的論述與相關政策的結果，則帶來1990年代中期以來多次的經濟衰退：包含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2年拉丁美洲諸國退休基金崩解，乃至於2007年以來之大規模泡沫經濟崩潰。

未能隨著生產力同步提高的工資，將侵蝕購買力及有效需求（中標）
在此期間，貧富差距兩極化以及長期失業人口數的擴大為世界各國主要的社會問題；而巴特拉教授亦同時發現，資本家的利潤率卻同時達到歷史高點。對此，在嚴謹的經濟學論述抽絲剝繭下，發現生產力與工資水準間的差距，亦即工資缺口的擴大為其關鍵因素。工資缺口的擴大，主要歸因於下滲經濟學論述所欲促進的全面壟斷性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與製造業外包模式，甚至影響工會團結率。由於資本家並未如下滲經濟學所持之論述充分與勞工分享利潤，導致勞工即便努力提高產能，甚或加班以行，其薪資之調整仍至為有限。以近期所揭露的全球各國平均工時與生產力等數據，顯示台灣位居全球前茅，但平均薪資水準則明顯不相稱，為一著例。依循逐步受到世界各國嚴厲檢視的下滲經濟學論述，我國總統甚且於2012年11月8日的國民黨中常會中論及「薪資不能加，是因為廠商覺得錢賺得不夠」云云，顯然與客觀事實漸行漸遠。在工資未能依照勞工所貢獻的勞動力相稱成長之下，除了勞工所賺取的實質工資逐漸下降外，亦進一步侵蝕其購買力及整體社會的有效需求（aggregate demand），最終將造成商品的堆積與服務需求的縮減，而導致大幅裁員。此等衰退景象將形成循環，並隨著乘數效果使其幅度更深，速度更快。
在壟斷性資本主義方面，巴特拉教授認為，在整個經濟體中，最重要者莫過於貨幣與金融業、零售業、原油與汽油業、醫療與健康照護業以及國際貿易之諸多產業等。由於涵蓋範圍與影響所及至為廣泛與深遠，故各國政府應致力於維持各產業領域的自由競爭，而非鼓勵寡占甚或獨占。古老的智慧，諸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分別於《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與《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之經濟論述，乃至於歐洲與美國在19世紀晚期以來的諸項競爭法案，或謂反拖拉斯（antitrust）法案，在在說明完全競爭市場於一經濟體系的重要性。

獨占市場成為無良資本家的沃土
質言之，在勞動力需求方面，市場的寡占甚或獨占，必然會形成勞動力的買方市場，並進一步壓抑工資。再者，大型企業主的論述，亦往往左右勞動力的價格。以台灣為例，除了政府相關部門無意於關注勞工之勞動條件外，又往往只聽到資本家斥責台灣勞動力之技術層級與耐受力不足等單方面論述，復拋出台灣勞工在未來每月僅值15K的待遇云云。如此一來，資本家只消不斷地貶抑勞工之自信與價值以維持其利潤率，更別提思考產業升級之必要性，故而培養出懶惰與無良資本家的沃土。另外，以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勞動的產出水準更無明確的衡量基準，使勞動條件受到壓抑。對此，巴特拉提出相關的數據，佐證隨生產力提升工資水準必然促使資本家提升其產品及服務水準。另一方面，寡占與獨占廠商可逕行訂定其服務與商品的價格。以信用貸款負債（亦即「卡債」）為例，台灣各銀行所推行的信用卡循環利率普遍為15%以上的高額利率，使有資金需求卻又無力提供擔保的經濟弱勢者，背負著龐大且不合理的生活壓力。即便市場上提供低利率的信用貸款，但也僅適用於具有穩定工作且工資具一定水準者。在巴特拉教授的論述中，工作貧窮、長期失業以及不合理的信用貸款利率等加成效果，將導致有效需求逐步下降，並在經濟退縮時期更甚以往。
自由貿易與外包生產方式，則營造出一國生產力依然強盛的假象。若由李嘉圖的比較利益法則觀之，將商品設計保留在勞動技術層級與成本較高的國家區域，而將製造的廠房設置於原料取得相對便宜且勞動成本低廉的區位從事生產，抑或外包由他國廠商負責生產製造，為必然的趨勢。屆時，均衡的自由貿易政策將為必要之措施。一方面，資本家能夠擴大其產量並獲致一定利潤；另一方面，政府需透過相對的關稅，限制本國廠商於海外設置廠房所生產的低廉價格商品回銷至國內，以免傷害本國勞工的工資水準與就業機會。自由主義的充分自由貿易論述，造成中國以其低廉勞動成本囊括諸多高價與低價商品的生產而有世界工廠之稱，並使低廉售價的商品充斥各國社會。然而，在不均衡的自由貿易底下，巴特拉強調，在進口廉價商品的同時，也進口了國內勞工的長期失業。換言之，製造業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於各國大幅成長並建立進口限制，造就各國社會的經濟榮景與普遍大眾的財富積累；但在關稅撤除與所得稅的設置及提高的兩相消長下，資本家得以獲致高額利潤並依據稅制規避賦稅。廣大的勞工反而擔負國家賦稅的中堅，但卻同時在工資上遭受資本家的壓抑，使得國家的稅基不斷流失。因此，巴特拉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呼籲以所得稅取代關稅之舉，顯然為其給予當代各國社會主要且永恆的「貢獻」。

工會團結下降，讓資方更能壓抑勞動價值與工資
世界各國工會團結率緩步下降，以及當代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大幅增加對工會團結率之打擊，使資本家在貶抑勞動價值的過程中更為順利，加速工資缺口的擴大。就世界各國的工會功能觀之，除能在一定的團結率下維持與提升勞工與資本家議價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之外，亦能透過工會的凝聚與教育功能維繫同業工作者的情感與增進其技術水準。對於諸如各國最低工資（minimum wage level）政策，係透過勞工之集體力量得以建立，據此提供低技術工作者或體力工作者的工資保障，維持一定之生活水準。在議價的部分，工會藉由檢視企業每年的經營成果討論資本家應與勞工分享之利潤水準，以決定當年度提升工資之幅度，或能針對企業現況與整體經濟發展共同討論相關的經營決策，而建立穩固的社會伙伴（social partner）關係。甚或於必要時與政府等三方共同討論經營與政策議題，以健全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機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2007年以來的泡沫經濟崩潰期間觀察世界各國的社會安全制度（social security schemes），並於2009年11月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專欄文章「Free to Lose」中，檢視德國短工津貼制度（Kurzarbeitergeld）何以能有效維持勞工之就業狀態、工資水準與整體經濟之有效需求。此外，亦彰顯相對高的工會團結率在過程中的角色，以及德國整體社會共同度過經濟衰退期間的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信念。因此，並非如台灣政府一般，大規模容許企業採用無薪假以為因應，嚴重削弱勞工生活水準乃至於總體社會的有效需求。再者，過去的典型僱用方式能提供長期的雇用與穩定的勞動條件（employment conditions），有助於工會團結率的維持。但在1980年代初期以來，自由主義論者基於彈性化論述所大力鼓吹的契約工（contract employment）與派遣工（dispatch employment）等非典型僱用，就業場所、工時與各項條件不再穩定，也逐步拆解勞工之間的團結力量。據此，非典型與典型僱用勞工形成事業單位內的雙元勞動力市場，使雇主得以壓抑非典型乃至於典型僱用勞工的勞動條件，並進一步破壞勞工的團結。由此可知，普遍維持高工會團結率的歐陸國家相對能夠透過社會伙伴關係與社會對話機制安然度過經濟衰退時期，但缺乏上述條件的社會環境則往往由政府與資本家之論述所引導，而進一步貶抑勞動價值與工資水準。如此一來，工資缺口或將持續擴大，而無益於當前諸多社會問題的解決。
資本家論述不能作為一國經濟政策的基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教授曾於1996年發表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的文章〈國家並非公司〉（A Country Is Not A Company）中，提醒執政者切勿以資本家之論述，做為一國經濟政策的基礎。畢竟，資本家與為其服務的經濟學者，係以其經營與獲利為考量；但一國的經濟政策則對金融、就業與失業、社會安全制度乃至於全體產業之影響既深且遠。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綱納‧謬爾達（Gunnar Myrdal）在其1969年《社會研究的客觀性》（Objectivity in Social Research）一書中，業已提及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普遍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體系存在偏好（predilection），故往往在推導經濟論述的過程中隱含自由放任主義的正當性與必然性，從而缺乏社會研究應具備的客觀性。當結果往往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政策的社會研究而言，以欠缺客觀論證基礎所擬訂的政策將導致災害性的崩潰，且是全面性的崩潰。
巴特拉教授於本書檢視下滲經濟學之眾多經濟論述，及其相對應的經濟政策如何導致勞動生產力與工資水準之缺口不斷擴大之結果，並進一步造成泡沫經濟的破滅。其解決的方案，除了應再次創造完全競爭市場之環境、重新檢視自由貿易對就業安定與勞動條件的危害外，亦須盡力提升勞工之團結、促成社會伙伴與社會對話機制的建立，並著眼於促進社會連帶之思考：應有整體社會相互牽動的認知，而不應僅獨厚經濟能力相對強勢的資本家。簡言之，保護人口眾多的勞動力、提升其消費能力、維繫整體社會與經濟的有效需求，才是使全體社會與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道路。

【導讀】
循著主流經濟模式，對於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
◎劉梅君（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無論我們是不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或批判者，大概都「恭逢其盛」地目睹甚至親身體驗到資本主義這套經濟社會體系的影響威力。暫且不談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石油危機、福利危機及金融風暴，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更是變本加厲地危機連連，短短十五年內就接連出現影響這個地球絕大多數人民生存及福祉的危機，先是2000年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泡沫化，繼之於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及一年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這些牽一髮動全身的事件，不僅重創資本主義國家危機治理的能耐，更讓全球數十億人民承受朝不保夕的苦難，導致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全球82個國家951個城市自發響應。
顯然資本主義所導致的社會破壞不是理論上的預言，而是現實裡的真實存在，如同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於1944年出版的《大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這本經典大作中，深刻地提出資本主義這套經濟體系對於社會的毀壞，但七十年來這本巨著如同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只存在於極小的學術及運動圈子，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情況大概以嗤之以鼻來形容是雖不中亦不遠矣！這種情況在長期反共親美的台灣社會更是嚴重。筆者多年前曾在一場博士論文口試的現場，被某教授問到：《資本論》這本一、兩百年前的著作，還有閱讀的價值嗎？言下之意，這本書早就過時，應該資源回收了！若此理成立，那東西方諸多大哲千年以前的著作難道也早就應該從書架上清空？
所幸，歷史的浪濤終究會淘汰糙粕，還給經典該有的歷史定位。2008年這場全球金融浩劫，讓《資本論》鹹魚翻身，一時間洛陽紙貴。甚至曾貴為美國聯準會主席長達19年之久的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於2013年出版的《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危機、人性，以及如何修正失靈的預測機制》（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2.0: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中，也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這套體系存在著重大缺失，此舉對向來極力維護自由市場的葛林斯班，無疑很具指標性意義。歐美經濟學界這幾年也出現愈來愈多對資本主義體系之社會後果的批判之言，其中仍未退潮的當屬法國經濟學者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2013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對富人執行社會主義及對窮人執行資本主義」

本書作者巴特拉教授是執教於美國的經濟學者，繼《葛林斯班的騙局》及《新黃金時代》這兩本大作之後，又一本對資本主義今日種種問題之批判的大作。作者在本書中詳細舉出壟斷企業高層與政府高層相互為謀獲取暴利，但卻陷升斗小民於痛苦中的實例，書中大量運用長期統計資料進行實證分析，逐一駁斥幾點不同於西方主流經濟學之論。例如作者指出美國經濟學家認為二十世紀初期的大恐慌，是肇因於錯誤的政府政策，包括關稅、高負稅及貨幣流通不足等，因而當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衝擊後，美國於1981年接受主流經濟學家提供的解方，採取高度累退稅制，公司稅負及所得稅率大幅降低的作法，然而這麼做的同時卻讓社會安全稅、自雇稅、燃油稅及部分特種銷售稅全數攀高。作者的批判是：這些舉措抒解了富裕階級的負擔，但卻轉嫁到中低階級身上，使得中低階級的稅負大幅加重，結果卻是壓縮了消費需求，東西賣不出去，從而造成投資卻步，導致經濟停滯。
事實上，這類以全國稅收逆向補貼大財團及其CEO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大家記憶猶新的2008年金融風暴，當時是小布希總統，而他的財政部長是金融家亨利‧保爾森（Hank Paulson），這位老兄也是高盛證券的前CEO，華爾街人脈豐沛，因此後來以全民納稅所編列高達7,000億美元之TART（問題資產紓困計劃），最終紓困的對象竟是這些極小撮且罔顧社會責任的金融巨獸及其CEO們，此種現象被嘲諷為「檸檬社會主義」（lemon socialism），其意正如同1960年代的一句諺語：「對富人執行社會主義及對窮人執行資本主義」（Socialism for the rich and capitalism for the poor，更直白說：企業獲利是放到大老闆口袋，虧損了則老百姓承擔）。

以主流經濟模型解釋失業，卻又能跳脫主流詮釋角度

再舉另一個例子，主流經濟學家對失業的解讀不外是勞工自願性失業，無論是工資低或工作環境不良的原因。但巴特拉教授以「供給=需求」這個經濟學的主流模型來解釋，卻提出不同於主流的說法，作者認為當僱主提供勞工的薪資，與勞工勤奮工作，教育訓練及技術提升帶來得生產力不相稱時，失業就會發生，亦即「總產出超出了總支出，生產過剩就一定會發生，因此才會裁員」，接下來作者以非常淺顯易明的方程式，來說明政府如何以舉債或印鈔票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來掩飾累增的危機。具體言之，當需求無法趕上供給時，政府會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首先是鼓勵消費信貸，以填補需求之不足。以方程式來呈現則是：供給=需求＋消費信貸。然而當透過消費信貸仍無法消化供給時，則政府會再度出手，以編列預算的手法來調整供需失衡，亦即以下的主流解方：供給=需求＋消費信貸＋政府預算赤字，亦即政府以負債來達成供需平衡，但實則是拖延了失業問題，但確保了企業利潤，讓政府舉債看似一舉兩得，一方面討好了選民，另一方面也確保政客得以連任。但任何對公共事務關心的人士都知道，這種高預算赤字帶給富人的是鉅額收入，結果只會讓政府債臺高築，遺禍下代子孫！作者以前述主流模型來解釋失業，卻能跳脫主流將失業歸因於勞工個人的說法，指向結構因素的提法，很令人耳目一新。
循著供需模型，作者也以此批判新古典理論認為當實質工資過高，則失業就會發生的說法。對此，作者從是從消費端提出反駁，他的主張是認為，如果工資被壓低，則需求也跟著下降，結果是需求小於供給，裁員隨之而來。另一種情況是，生產力提升，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因生產力提升導致供給增加，但若薪資沒跟隨生產力提升，則供給仍會大於需求，也會發生失業。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另闢蹊徑的反駁主張特別有意思，因為即使援用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例如供需），卻也不必走向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的那種單向度之解釋。

對於供給面經濟學的嚴厲駁斥
另一精彩之處為作者對美國聯準會及歐洲央行2008年後不計一切後果地為金融機構紓困之舉大力抨擊，他以實際數據駁斥供給面經濟學的說法，供給面經濟學認為對高所得者課以輕稅，可以刺激儲蓄、辛勤工作與投資，同時刺激經濟成長，但作者以實際數據顯示高所得稅傷害經濟成長的說法與事實相抵觸。實證數據顯示，當最高所得稅下降時，投資率也跟著下降，反而中產階級的稅負增加，工資缺口也更形惡化。例如1986年時，富人面對的是28％的稅率，其他較低收入者竟然是33％的較高所得稅率，在美國政府不斷降低資本利得稅及為富人減稅的同時竟然選擇對失業福利金課稅。另外作者也以數據戳破一般人認為股市漲跌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想法，例如美國在2010-2014年間，失業狀況沒有好轉，GDP僅成長2%，明顯低於過去衰退期過後會出現的5%，但同時期企業利潤及股票交易卻屢破紀錄。特別是2013年企業利潤率及股票市場都非常蓬勃，然而美國的貧窮率卻站上五十年來歷史新高。當年勞工實質工資沒有成長，甚至負成長的同時，這些寡頭企業的CEO薪資卻不斷陡升。書中提出的一個實際數據是，1965年一位CEO的工資是一位勞工的20倍。到1995年後該倍數竟然高達123倍，2000年時竟是383倍，即便2008年後受到金融風暴的衝擊，2012年的比值仍是273倍。因此作者非常反對政府以全民稅收來紓困大企業，也不認為大就是美，因為企業追逐市場占有率，無論是擴張或併購的結果，犧牲掉的總是勞工的工作機會及勞動條件，因此他是堅決的反托拉斯！
總之，本書第6章及第7章舉出的具體實例及佐證數據非常精彩，作者沒有鸚鵡學舌的附從主流經濟學的說法，而是對這些所謂供給面經濟學主張大力駁斥，以統計數據清楚的指向美國自80年以來的行徑是赤裸裸的劫貧濟富！對數據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詳細地閱讀這兩章的舉證。
經濟學訓練出身的作者，以「供給-需求模型」及實證數據來駁斥主流的說法，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不將失業歸因於個人，而指向流通領域中的供需失衡的說法，故已較一般庸俗經濟學者高明許多，但供需失衡的說法仍無法解決現實中工人失業的問題，因為政治現實狀況是，政府對企業壓低工資（甚至放無薪假），或工資不隨生產力提升而調漲的問題，一直無法有效（或不敢）介入，導致前述問題持續產生甚至惡化。

資本主義的危機根源何在？
近一二十年來，由於景氣循環的週期愈來愈短，危機愈來愈頻繁，導致主流經濟學的一些學者也開始看到並承認資本主義體系是存在一些問題，然而其核心思想仍然不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種剝削體系，因為工資乃勞動對價，既是勞動對價，哪來剝削？一如兩三百年前政治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及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也認為勞動創造價值，但市場等價交換規律，使其無法看穿等價交換規律下的剝削事實。這點根本的差異也導致主流經濟學在看待資本主義的危機時，與馬克思不同。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乃內生於這套體系內，不過本書作者的看法顯然認為危機是外生的，因其對今日資本主義之危害所下的診斷是：「壟斷資本主義」，因而他提出的解方是「自由競爭市場」，亦即國家出手干預讓市場恢復自由競爭狀態，則一切今日所見之弊將消失。先不論「自由競爭市場」是否是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除弊機制，這種提法似有一廂情願的天真，以下分別從理論、歷史經驗及政治現實三方面來說明。理論上，既是資本主義體系，營利企業追逐利潤率是其天生的本能，擴大積累（concentration & centralization）是確保利潤率於不墜的法門，因而「金權政治」於焉出現，影響政客及法制規範走向，以便企業能擴大其市占率，因而在逐利的內在動力下，完全的自由競爭終將淪為歷史的陳跡！次從歷史經驗來看，如果資本主義是市場商品交易的必然產物，則壟斷資本主義就是市場激烈競爭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初發跡時期，的確存在市場的完全自由競爭，但進入十九世紀後半葉，隨著資本主義競爭愈來愈激烈，優勝劣敗的結果，壟斷資本嶄露頭角，二十世紀以後更是壟斷資本擅揚的年代，富可敵國的企業巨人更是國家元首的座上賓！也因而在政治現實上，政治附從經濟，紅頂商人指揮國家施政走向也就見怪不怪了，在這個現實底下，如何期待官方硬起來，拿回政治主控權，為絕大多數百姓謀福利？
前述提到的法國經濟學者托瑪．皮凱提也有同樣的問題，亦即在理解資本主義的危機上，並沒回到資本主義這套追逐利潤的內在邏輯上，因而他提出對治資本主義之弊的解方是採取重分配的手段，例如主張課遺產稅及資本利得稅。老實說，在今天資本已坐大的現實底下，這類重分配手段對單一國家政府談何容易？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發展來看，政治菁英集團與經濟菁英集團關係的水乳交融（金權政治的現實），讓我們不得不佩服馬克思對「國家」不過就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的先知卓見！
也因此，從歷史經驗來看，資本主義從高度自由競爭走向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集中及積累這個內在驅力的必然結果。無論是個人或法人組織，面對的是高度競爭的市場，不進則退！激烈競爭讓雇主不得不想方設法來取得市場的競爭優勢與壟斷地位，以實現利潤目標，無論是採取節約成本的手段，或是企業購併的方式，或是藉由非經濟手段影響政策立法以鞏固既得利益。逐利的動力是內建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內，因而任何企業老闆無一能擺脫利潤率的計算！也因該運作的內在邏輯，使得財富及經濟力量必呈現高度集中的趨勢，這些極少數的人主導並操縱國家社會的走向，而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卻無法共同決定影響他們集體命運的事務。

期待國家力量的良性介入，是否是種妄想？
雖然西北歐所發展出來的「統合主義」傳統（corporatism）及「社會民主」傳統，勞資政三方的協議架構讓國家不致淪為赤裸的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但資本全球高度的流動能力的確也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大大削弱了國家相對於資本的影響力！作者何以仍寄望於國家可以有效干預？
再回到作者在本書提出的命題：失業的根本原因是來自壟斷資本主義。這點說法與歷史經驗事實不符。早在19世紀競爭性資本主義時期，就已頻繁地發生工人砸毀機器的事件，為什麼工人要砸毀機器呢？因為工人眼見他本人及他的工人伙伴紛紛被機器取代，致使失業工人及其家庭流離失所的悲慘。換言之，大規模失業不是二十世紀後的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就已經清楚地分析說明：失業是資本主義面對激烈競爭導致利潤率趨於下滑的現實底下，必得提高生產力以避免被淘汰的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失業與資本是否取得壟斷地位，沒有因果上的關連，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或許危害更烈！
在這篇導讀最後，我想引用美國社會學家Eric Olin Wright於前年出版的《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針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提出的十一項批判，來與讀者分享，這十一項批判是：資本主義讓人類不必承受的苦難持續存在，也阻礙了讓人類蓬勃發展的條件普及化，更違背了自由平等主意的社會正義原則，對環境的破壞，對社群的侵蝕，對民主的限縮，資本主義商品化威脅了廣為推崇之重要價值觀，更提供軍事主義及帝國主義火上加油的機會，偏向消費主義，以及在某些重大面向上沒有效率，讓個人自由及自主性中原本可以消除的缺點持續存在。誠哉斯言！我們身在其中卻習焉不察這套資本主義體系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毀壞，這實在是當前全世界人類共同面對的大敵與挑戰。

致謝
前言
PART1診斷
1介紹
2不做事國會
3 失業：危機
4 壟斷資本主義及自由利潤理論
5究竟是什麼造成失業？
6泡沫使人愁
7 壟斷資本主義及擴增的工資缺口
8公民提問辯論大會

PART2治療
9 自由市場效果：銀行與金融
10自由市場效果：原油及石油
11自由市場效果：大藥廠及對外貿易
12解除全球貧窮現象
13自由市場宣言
附錄：關於失業的新理論
Notes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