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裡的男人》
專文推薦 寶萊塢亮麗下的殘酷現實
電影《貧民百萬富翁》開頭前十分鐘，一個跟隨孩子從孟買機場奔跑到貧民窟的鏡頭，帶出了這新崛起經濟體的城市風景——孟買國際機場是連結西方世界最大的門戶，但鄰近它的卻是最大規模的貧民窟，當飛機俯降孟買時，旅客們所看到的大片大片印度政府頭痛的「不體面」，這種不體面，對任何一個有野心的政府或發展者來說，都是必要剷除的。但對當地居民來說，他門的需求想望總是被忽略的。
而對大部分印度人來說，孟買這個第二大城，難道不該像「上海」？畢竟，它現在已是經濟大城，更因寶萊塢聞名。
孟買發展的速度很快，《貧民百萬富翁》中的主角就歷經了它飛速發展。主角傑默的哥哥薩林站在一個正在興建的大樓上，對這失散多年的弟弟說：「你看，那裡本來是貧民窟，現在都是高樓。」
如此的孟買，正是印度作家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第二部小說作品《塔裡的男人》的背景。故事中的大建商沙赫說：「這個城市有一條黃金線，一條讓人發財的線。」在他的構想中，聖塔克魯茲機場、班卓科勒金融中心和達拉維貧民窟連成一個黃金線，為什麼是黃金線？「航空業正在蓬勃發展，飛機多了，遊客也多了……班卓科勒金融中心無時無刻不在擴張。接著，政府開始在達拉維進行都市更新，亞洲最大的貧民區將變成亞洲最富有的貧民區。這個地方錢潮滾滾，每天都有人來……。」
不過，在這個建商大肆收購土地建造大樓、大部分居民也屈從這樣的發展主義的故事中，被收顧的土地住宅非真正貧民窟，而是鄰近於此的中產階級社區。和貧民一無所有不同，中產階級擁有一些資本卻也並非那麼多，有人脈但無法為所欲為，有知識不見得能夠拿來當武器；也和貧民毫無選擇不同，中產階級面對的通常是很多選擇、不同級數的選擇。他們生活算好，但渴望「更好」，他們可以在金錢和原則中做選擇，他們也可以在抵抗和順從中選擇。
於是，難免有人不願放棄自己的生活記憶和歸屬感，挺身當了「釘子戶」，但在官商勾結和人民貪婪自利、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下，故事結局未必如歷史演義或童話故事般完美。
亞拉文．雅迪嘉並沒讓故事人物扁平、二分化，他筆下每個角色都富有血肉，有其卑鄙也有其可憐，有其惡念也有其善良，那是一個人想要活成個人的掙扎體現，所以協助貧民戶的左派居民翻臉之快卻讓人不訝異，所以故事中最強勢的同意戶再不擇手段，但念著她對流浪狗的悲憫和對唐氏症兒子的愛，也不忍苛責。就連一般通俗故事中最擅長小奸小惡的那種角色，在亞拉文．雅迪嘉設計中，卻是撤腿最快、最是反省的人；最庸常無害的，反而可能是面不改色為惡者。
故事中那位堅持到底的「釘子戶」，是一位教師。原先為了挺老朋友而加入反對陣營，但最後只剩他一人，為的只是對抗「這種風氣」——在精打細算的世界裡見縫插針的風氣。
亞拉文．雅迪嘉成長於門格洛爾（Mangalore），中學時移民澳洲雪梨，求學期間深受英語文學經典影響，也期待自己像福婁拜、狄更斯或巴爾札克等作家一樣，透過文學去揭櫫當代社會的不公不義，「這不是要對抗自己的國家，而是一種巨大的自我檢驗過程。」而記者的資歷，更幫助他在虛構小說中，構築大量非虛構的骨架——他的印度沒有綺麗的異國風情，而是真實露骨的印度當代社會，並且能和世界各國的當下對話。
例如建商沙赫收購土地支持的建案名稱，就叫「上海」。沙赫在收購土地過程中，不停提到中國：「那些中國人有全世界最堅強的意志，而在這裡，自從獨立之後，我們的意志力連十分鐘都撐不到。」每當遇到挫折，沙赫便稱，在中國這些都不會發生，只要政府財團要幹嘛，一定都做得到。
有趣的是，亞拉文．雅迪嘉在前作《白老虎》中，也是以給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信為架構，並在文中屢屢暗示中國儘管經濟再好，擁有強權，但這個國家無自由民主無人權，印度再不堪再比不上，至少有個虛假的民主制度。這位深受西方影響的印度裔作家，恐怕是對這兩個名列金磚四國的兩大亞洲文明古國，有著同樣的期待，於是便給予同樣的毒辣批判吧。
阿潑（文字工作者）
《白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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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確不是平的
站在「第一世界」觀看的湯瑪斯‧佛里曼，曾以「世界是平的」的角度，讓「第三世界」的印度在國際經濟價值鏈上成為新焦點，他眼中的外包聖地——印度班加羅爾正是平了的世界起點，但是在印度裔作家亞拉文．雅迪嘉的眼中，班加羅爾卻是「世界的確不是平的」的具體證明──班加羅爾的印度人因為幫美國人做事，就自覺高人一等、有了明顯的傲氣。
班加羅爾的成功就像德里的不成功一樣，讓有感覺的印度人傷心，因為他們知道成功與不成功的理由都是一樣的：社會階級。無法撼動的社會階級加深了成功者與不成功者之間的鴻溝，財富並沒有給印度社會帶來普遍的改變，反而加深了也強化了強度社會本來的階級落差。雅迪嘉對這無法改變的印度傷心，強烈到他甚至不能責備，不能咒罵，只能諷刺──愛有多深，恨就有多強烈，恨太深，諷刺，就停不下來。在這些表面風趣內在顫抖的文字裡，讀者看到心如刀割的印度人，和「金磚四國」的樂觀光明完全不同；和充滿威脅動能的《世界是平的》也完全不同。
其實，從奈波爾到伊蘭達蒂‧洛伊（《微物之神》），關於印度，這些年讓人有愉悅之感的文學作品真的不多。因為，就像《白老虎》所描述的，這個世界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印度：光明的和黑暗的，清明的和混沌的，富有的，以及窮乏的。印度的真貌就是有讓人開心不起來的地方。
印度，古老的恆河，佛陀的國度，智慧的源頭，在雅迪嘉的筆下卻是無望的「雞籠」，印度「黑暗區」的廣大窮人像雞籠裡待宰的雞，明明看著一隻一隻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陸續被拉出去，卻還是安於現實和現狀，絲毫沒有想過要離開這個雞籠，甚至於，當其中某隻雞動心起念要脫離時，雞籠裡的其他雞還會聯手幫「主人」把這雙雞追回來。這樣認命、次第排列、牢不可破的社會階級秩序，才是真正讓人絕望的地方。
雅迪嘉在這本拿下曼布克獎的小說《白老虎》裡寫就是這樣一個絕望的故事。在印度貧民窟長大的孩子巴蘭，為了擺脫貧窮，一路努力向上、精心布局；然而，因為印度的種姓與階級制度根深柢固、滴水不漏，巴蘭最後選擇殺死他的雇主（留學美國的印度富豪之子），並帶著雇主的錢跑到班加羅爾，成為一名成功的外包企業家。
很顯然的，佛里曼看到的班加羅爾和雅迪嘉看到的班加羅爾並不相同。當佛里曼說「世界是平的」的時候，他掛心的是，班加羅爾會搶走多少美國人的飯碗？請注意，飯碗是從美國人手中「搶」過來的哦；雅迪嘉看班加羅爾卻充滿反諷冰涼，出身貧民區的巴蘭竟然必須用殺死雇主的決絕手段才能脫離貧窮、加入班加羅爾的外包行列，成為顛倒生活配合美國人作息的外包企業——在一個窮人的命運早成定局的社會裡，機會散發出的致命誘惑，為貧富不均的森然秩序舖排出人性善惡模糊的空間，這是小說動人的地方──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讀者認同的並不是巴蘭殺人的邏輯，讀者是為巴蘭不認命的決心怦然心動並且心疼。
殺人者，天理不容，那麼，巴蘭的心中是否有一絲一毫的悔意？殺人者會招致在鄉下家人滿門抄斬，那麼巴蘭的心中可曾有一絲愧咎？
表面上，巴蘭不懼不悔，雅迪嘉甚在結尾處讓巴蘭打算生孩子來暗示他在班加羅爾重新開始的生活已經豐裕美好到他想要延續下去，但骨子裡，巴蘭怎麼想呢？殺死有權有勢的主人後，他已不再看報紙、不看新聞，怕的就是會突然看到家鄉的消息，像什麼某某村落某一家族全數遭到滅口之類的新聞，雅迪嘉讓巴蘭不看的東西，正是他要讓讀者看到的東西。《白老虎》裡處處都是這種「留白」，透過「沒有敘述」，讀者感受到的是瀰漫的肅殺，以及與這種肅殺對抗的生命韌性，也才真正了解巴蘭為了改變命運，巴蘭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小說以寫給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七封信貫穿主角巴蘭從貧民區的生活一路到成為企業家的歷程。好了，為什麼這些信是寫給溫家寶呢？書裡面一再提到的、可能的理由是：印度的民主選舉。「中國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民主」，巴蘭真的想跟中國炫耀印度的民主嗎？當然不是的。小說裡，「印度式的民主」根本是一場悲劇式的鬧劇，完全不足取。這些信，從這個世界上人口第二大的國家寫給人口第一大的國家；從一個窮人基本上不可能翻身的黑暗國度， 寫給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改革新天地；從一個世人賴以開悟重生的宗教原鄉，寫給金融海嘯過後新的世界救世主；從一個古老的國家寫給另一個同樣古老的國家……，這當中，有許多不言可喻的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以及，更可能的，一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情練習。因此，信的收發兩端，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內在人道暗示。
白老虎是保育類動物，雅迪嘉的《白老虎》既已寫成，或許就提醒了世人，印度的白老虎瀕臨絕跡，世人聯手保護 ，刻不容緩。這部小說在讓人發笑的同時也讓人落淚，在讓人落淚的同時，又催生了更深刻的諒解，以及，行動的力量。
彭蕙仙
（本文作者為記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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