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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盡滄桑一文人
一、
葉榮鐘生於一九○○年，其時日本據臺已有五年；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他四十五歲，一九七八年去世，七十八歲。前半生生活在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後半生生活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下的臺灣，可說是生不逢時的臺灣知識分子。像這樣的臺灣知識分子，人數可謂眾多，但葉榮鐘卻有極其獨特之處。他沒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漢文教育，也從未去過中國大陸，臺灣光復前沒有機會學習中國普通話，但他卻能夠寫出非常流暢而有味道的中國白話文，在整個日據時代，在同樣的條件下，應該只有他一個人做得到。另外還有兩位出生於一九○○年的臺灣文人，其中他的好朋友洪炎秋白話文也寫得很好，但洪炎秋在北京大學讀書，長期居住在北平，他能寫出這樣的白話文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另外一位，吳濁流，就只能用漢文寫舊詩，一般的文章和小說只能用日文寫。葉榮鐘的白話文完全是自修的結果，是經過長期努力才得到的，在日本殖民統治那麼艱困的條件下，他最終能夠把中國白話文修練好，我認為，這一件事最能反映他作為殖民地知識分子的特質；後來在國民黨的嚴酷統治下，這一特質也決定了他所要走的道路。
在白話文尚未通行之前，要學習漢語的古文寫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古文是一種書面語，跟漢語的各種口語沒有直接的關係。學習古文寫作的唯一方法，就是背誦許多古文，讓自己熟悉這種文章的句法和構詞，才能寫出適宜的句子。除了句子之外，還要揣摩古文的謀篇和布局，才能寫出像樣的文章。古人常常要耗費極大的精力，才能成為一位古文名家。
白話文盛行後，很多人以為寫文章就是把嘴裡講的寫出來就可以了，其實這是極大的誤解。有很多人口才極好，講起話來淊淊不絕，寫起文章來卻不知所云，就是最好的證明。寫白話文也要有謀篇和布局的功夫，意思才能清楚；同時還要從古文裡面學習如何讓文字簡練，讀起來才不會讓人覺得囉嗦，這都不是可以輕易習得的。白話文的造句以口語為主，和古文相比，這是唯一的長處。只有這個長處，還是很難寫出好文章的。
如果一個人在成長時期，既沒有時間和機會熟讀古文，又只能講漢語的方言，而沒有機會學習普通話（這是白話文的基礎），這樣要能寫出通順的白話文已經非常困難了，要想寫出好文章，那就好比想要登天一樣。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一直生活在臺灣的日據時代的文化人，只有葉榮鐘一個人做到了，這實在是長期的、堅毅的努力的成果，沒有聰明才智、沒有非常好的記憶力、尤其沒有堅強的意志，是不可能達到的。
二、
葉榮鐘雖然出生於地主之家，但由於父親早逝，家道隨即沒落，只有在八、九歲時正式學過漢文，只讀了《三字經》和《論語》兩部書，以後的漢文都是零零星星學來的。十七歲的時候，鹿港的舉人莊士勳在文廟開夜學，葉榮鐘跟他選讀《大學》和《春秋左傳》，對《左傳》的文字感覺津津有味。他說，他頭一次對讀漢文感到興趣。對一般人來講，《左傳》是中國古籍中比較簡奧難讀的，但如果讀懂了，就會覺得《左傳》的文字有一種獨特的味道。葉榮鐘讀漢文不久，就喜歡上了《左傳》，而且一生都是如此，証明他對漢文有獨到的領悟能力。十八歲的時候，葉榮鐘與幾個朋友合辦《晨鐘》迴覽雜誌，他在雜誌上寫了一首七絕：
傷心莫問舊山河，奴隸生涯涕淚多。
惆悵同胞三百萬，幾人望月起悲歌。
據葉榮鐘自己說，這首詩在同仁間傳頌一時，這證明了，他有寫舊詩的才情。以上兩件事，可以看出，葉榮鐘具有漢文的文學才華。
才華引起別人注意，受到稱贊，就會更激發學習的興趣。我們對葉榮鐘學習漢文的過程不是很清楚，但從他的〈我的讀書經驗〉一文中可以略知一二。他從施家本和林幼春那裡聽說，閱讀舊小說，乃是國文進修的有效方法。施家本推薦他讀《東周列國演義》，但他說，這本書頭緒紛繁，實在弄不清楚，而且文字呆板乏味，讀來全無興趣。他認為舊小說中對進修國文最有用的是《三國演義》，因為《三國演義》文字簡明通順，如果能夠善於閱讀，一定受益不少。我個人相信，這是他的親身閱歷，舊小說中的《三國演義》和古籍中的《左傳》是他學習漢文的過程中，受益最大的兩部書。
葉榮鐘又說，沒有國文基礎的人，最苦的就是辭彙的貧乏。所以查閱字典和辭典，也是獨學自修的好辦法。假使能夠把《辭海》或《辭源》常常帶在身邊，有餘暇的時候隨便翻閱一下，多少也是會有收獲的。辭書的內容雖然彼此沒有聯繫，但你可以隨時記它三五句，總是有用的。葉榮鐘說，他做事不能持之以恆，記性也不夠好，在這方面努力不夠，不論這是否謙辭，但我也相信，這是他學習漢文的方法之一。
葉榮鐘還說，林幼春曾經告訴他：「你腹中如果有十篇八篇的古文能夠朗朗上口，落筆時就不致眼高手疏，想說的話有說不出來的困難了。」對此，葉榮鐘評論道，即使你把四書五經都整套背了下來，執筆行文，也未必就能得心應手，因為寫文章是需要一翻布置和剪裁工夫的。這就說明，葉榮鐘是理解林幼春的話的，背誦古文是為了理解古文的謀篇技巧，而不是死背文字而已。
葉榮鐘成長時期，鹿港文風猶盛，他雖然家境不好，但仍然有許多前輩可以隨時請教。他理解《左傳》的文字魅力，也能體會古文的剪裁工夫，說明他的領悟力確實高人一等。在零碎的學習過程中，努力尋找對自己最有用的書籍，還隨時查辭書，增加自己的辭彙能力，他的長期摸索恐怕也很少人做得到。這就是他的漢文能力不斷進步的主要原因。
三、
少年時代對漢文的特殊體會，自己所寫的舊詩受到前輩和朋友的欣賞，這些都進一步促發了葉榮鐘學習漢文的興趣。但我以為，葉榮鐘所以長期不懈的學習漢文，最主要的因素，恐怕是他的強烈的民族意識。
葉榮鐘在他的回憶錄〈我的青少年生活〉中，有一段談到他和日本雇主的關係，非常動人。由於家境沒落，公學校畢業後，他就不得不到外面工作。其中有一段經歷是這樣的：他到台中一家日人經營的撞球場作記點員，主人浜田有個姊姊對葉榮鐘很好，他所來往的日本人，即使跟他爭論過，也沒有特別厭惡他，但他總是覺得很痛苦。有一天恩師施家本來看他，葉榮鐘不禁眼淚雙流，泣不成聲。葉榮鐘說：
其實令我痛苦的並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臺人對日人的問題，不過在當時的我也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只有漠然感覺被日人差使是很可悲的，為日人做工而得報酬是很可恥的，浜田一家待我不錯，我個人對他們並無惡感，但是以臺灣人的立場而言則他們也是我所厭惡的對象。
十五歲的葉榮鐘對日本人有這麼強烈的內、外之別，好像會讓人感到意外，但如果我們參考葉榮鐘的另一段回憶，也就可以了然了。
葉榮鐘談到，日人設立臺灣銀行，發行臺銀券，每張臺銀券可兌換銀元一圓，但臺人一拿到銀元券，寧可立即兌換銀元八角半，即使吃虧一角半，也不肯持有臺銀的銀元券。葉榮鐘認為，這其中雖然表現了臺人對銀元的偏好，其實更重要的是，臺人根本不信任日本人。我們可以說，日人治臺之初，確實需要一段時間來取得臺人對他們的信任，這是任何外來統治者必經的歷程，葉榮鐘是很明白這一點的，在他的回憶錄中分辨得很清楚。因為他還提到另一件事：他在辜顯榮所經營的盬務總館屬下的運輸機構工作，有兩個日本人（佐藤和吉田）感受到葉榮鐘對他們並不特別低下的態度，對他很不滿，有一天藉故生事，用柔道的手法把他拉倒，並踹他一下。葉榮鐘說，
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被人用暴力侮辱的記錄。這事情並不加強我對佐藤等的仇恨。因為我認為這是整個臺人對日人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臺人要如何來掣止日人暴虐這一問題使我加強關心，著意去思索。
這就更加顯示，葉榮鐘的民族意識比起臺人在日人治臺初期對日人的不信任感還要來得深，那確實是對於他者暴力的反抗，他自己了解得很清楚。他認為，除了臺人自立自強之外，別無他法，這是他決心到日本念書的原因。從這種態度也可以理解，這也反過來加深了他對於漢文的認同感，這就是為什麼他會長期閱讀漢文書籍、加強他的漢文寫作能力的主要原因。他在這方面的表現，比起他的好朋友、同樣非常堅持民族立場的莊垂勝，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確實是非常獨特的例子，因為在他的文人氣質底下還埋藏了一種「火烈」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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