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之死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天是外景拍攝。前一天製片就提醒大家要多穿一點;西濱公路上風大,整個星期氣溫低,看來明天也是一樣。這時一定要懂得在戲服內貼上暖暖包取暖,拍戲時期最怕的就是生病。 自從地球暖化情況加速,台灣香港幾乎不再有寒冬。毛衣、大衣搬出搬進,許多去年買的吊牌仍掛在衣服上,天氣暖和得穿不上身。可想做服裝的商家有多麼頭痛。但二○二三年進入十一月就出現一些不尋常的現象;秋天缺席,夏日霸氣延續,甚至威力不減。人處在呼吸辛苦,不自覺脾氣暴躁和焦慮中。而當大家預測這將會是暖冬時,突然一股寒流由大陸吹來,氣溫急速下降十幾度,令人措手不及。我從香港到台灣拍戲,帶來的衣服有限,只能層層往身上裹,連最難得用到的毛線帽都戴上。一面禦寒,一面開心好久沒有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冬天。尤其我們的這個故事幾乎三分之二是發生在紐約,但經費有限,導演只好把一些內景放在台灣拍攝,假扮紐約,之後帶小團隊加上我和林嘉欣兩個演員去紐約拍攝所有外景。 一月中的紐約,寒冷!冰凍!一想到我已經立刻打了個寒顫。但立刻又想到Pizza and coffee!只有紐約才有,可以把起司拉到手臂那麼長的披薩,我少女時期的最愛,靠這個回憶溫暖了我的擔心。 沿著海岸線,一路上看著雲層巧妙地變呀變,我相信一定是有一個畫家在天上作畫;有時畫蠍子,有時畫一條會飛的魚,有時是鳳凰,有時四不像……活潑極了。上天如此眷戀著《女兒的女兒》的拍攝,衪為我們決定了這是一場陽光普照、溫暖輕快情緒的戲。 拍戲空檔,瞥到新聞快報:「韓國影帝李善均陳屍公園。」高知名度的四十八歲韓國男演員,自殺身亡。媒體蜂擁而上,各種臆測、說法,有關他近期負面新聞的剖析,頓時鋪天蓋地。我不禁想起了死亡這件事。我想起四十五年前的谷名倫之死。當時的我,二十五歲,新婚,無憂無慮。死亡對我來說,是再遙遠不過的事。死亡,是屬於年長者的故事,雖傷心難過,但可接受那是人生必然的終點。而年輕生命的終結?未曾想過。但就在那個一九七八年的冬季,LA街頭的我扎扎實實被這個年輕生命的殞落重擊了一拳,死亡猝不及防地來到眼前,我愣了不只是一會兒,而是好長的一段時間。 他是一個正直的孩子,用盡全力做一個好兒子、好演員、好朋友、好青年。好……好……好……好多的好,卻堆疊出一個悲傷的句點。對當時發生的事,始終有很多說法,但我相信任何一種說法,都只是拼圖的一角。他究竟走入了一個怎樣的絕境,讓他對人生絕塵一望,再無眷戀,一躍而下。我不懂。對著螢幕裡的李善均,我問,你懂嗎? 有一天,我和一位心理醫生朋友聊天。遇到心理醫生,總免不了訴苦。講到最後,醫生笑咪咪地說:Be a little bad, be a little naughty !(壞一點,調皮一點) 啊?他讓我壞一點?我難道不自覺地被「好」綁住了?我希望扮演一個「好」角色,還是我希望演「好」所有的角色供人觀賞?一個人到底能多坦然誠實地面對自己,這把尺,似乎應該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在他人眼裡。 谷名倫離開已四十多年,我有時會想起他的家人和朋友,父母親還健在嗎?張璐再嫁了嗎?我相信有人會記得他,也有人會害怕想起他。如果他還在世,我想對他說:「涵涵(谷名倫小名) ,別把『好』字戴在頭上,be a little bad!」
藝人之死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天是外景拍攝。前一天製片就提醒大家要多穿一點;西濱公路上風大,整個星期氣溫低,看來明天也是一樣。這時一定要懂得在戲服內貼上暖暖包取暖,拍戲時期最怕的就是生病。 自從地球暖化情況加速,台灣香港幾乎不再有寒冬。毛衣、大衣搬出搬進,許多去年買的吊牌仍掛在衣服上,天氣暖和得穿不上身。可想做服裝的商家有多麼頭痛。但二○二三年進入十一月就出現一些不尋常的現象;秋天缺席,夏日霸氣延續,甚至威力不減。人處在呼吸辛苦,不自覺脾氣暴躁和焦慮中。而當大家預測這將會是暖冬時,突然一股寒流由大陸吹來,氣溫急速下降十幾度,令人措手不及。我從香港到台灣拍戲,帶來的衣服有限,只能層層往身上裹,連最難得用到的毛線帽都戴上。一面禦寒,一面開心好久沒有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冬天。尤其我們的這個故事幾乎三分之二是發生在紐約,但經費有限,導演只好把一些內景放在台灣拍攝,假扮紐約,之後帶小團隊加上我和林嘉欣兩個演員去紐約拍攝所有外景。 一月中的紐約,寒冷!冰凍!一想到我已經立刻打了個寒顫。但立刻又想到Pizza and coffee!只有紐約才有,可以把起司拉到手臂那麼長的披薩,我少女時期的最愛,靠這個回憶溫暖了我的擔心。 沿著海岸線,一路上看著雲層巧妙地變呀變,我相信一定是有一個畫家在天上作畫;有時畫蠍子,有時畫一條會飛的魚,有時是鳳凰,有時四不像……活潑極了。上天如此眷戀著《女兒的女兒》的拍攝,衪為我們決定了這是一場陽光普照、溫暖輕快情緒的戲。 拍戲空檔,瞥到新聞快報:「韓國影帝李善均陳屍公園。」高知名度的四十八歲韓國男演員,自殺身亡。媒體蜂擁而上,各種臆測、說法,有關他近期負面新聞的剖析,頓時鋪天蓋地。我不禁想起了死亡這件事。我想起四十五年前的谷名倫之死。當時的我,二十五歲,新婚,無憂無慮。死亡對我來說,是再遙遠不過的事。死亡,是屬於年長者的故事,雖傷心難過,但可接受那是人生必然的終點。而年輕生命的終結?未曾想過。但就在那個一九七八年的冬季,LA街頭的我扎扎實實被這個年輕生命的殞落重擊了一拳,死亡猝不及防地來到眼前,我愣了不只是一會兒,而是好長的一段時間。 他是一個正直的孩子,用盡全力做一個好兒子、好演員、好朋友、好青年。好……好……好……好多的好,卻堆疊出一個悲傷的句點。對當時發生的事,始終有很多說法,但我相信任何一種說法,都只是拼圖的一角。他究竟走入了一個怎樣的絕境,讓他對人生絕塵一望,再無眷戀,一躍而下。我不懂。對著螢幕裡的李善均,我問,你懂嗎? 有一天,我和一位心理醫生朋友聊天。遇到心理醫生,總免不了訴苦。講到最後,醫生笑咪咪地說:Be a little bad, be a little naughty !(壞一點,調皮一點) 啊?他讓我壞一點?我難道不自覺地被「好」綁住了?我希望扮演一個「好」角色,還是我希望演「好」所有的角色供人觀賞?一個人到底能多坦然誠實地面對自己,這把尺,似乎應該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在他人眼裡。 谷名倫離開已四十多年,我有時會想起他的家人和朋友,父母親還健在嗎?張璐再嫁了嗎?我相信有人會記得他,也有人會害怕想起他。如果他還在世,我想對他說:「涵涵(谷名倫小名) ,別把『好』字戴在頭上,be a little 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