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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深夜讀《清晨的人》（代序）
丁邦殿
隱地筆下的西元一九七五年，那是充滿焦躁且有希望的一年，政治的、文學的、藝術的，多采多姿的開展著。那也是文學的「爾雅出版社」誕生的一年︱一家小而美卻影響無數人的出版社。
「爾雅」出版的第一本書是王鼎鈞的《開放的人生》。套用隱地的話，「是一本使我們成長的書，也是一本給我們智慧的書。」我不但自己閱讀也曾經推薦給學生，想來他們也一定會介紹給子女，那是一本影響深遠的書，許多人的生命從此不同。第二本書是琦君的《三更有夢書當枕》，如今它還是我案頭書堆中的一本，當心情低落時，當對人性失去信心時，我能從中找出一些美好，有一股暖流撫慰心頭。
今年適逢爾雅四十周年，四十年來它出版了八百種文學叢書，秉持著興趣理想與信念，在文學的花園中勤耕不輟。可是大環境的變遷，人們早已遠離書本，每天在手機上滑來滑去，寫著沒有營養的短句，點送著各式的貼圖，只有浮光掠影，細細想來當真蒼白無味，再也沒有往昔書中雋永低迴的文句，也缺乏苦澀中的甜美，哀愁中的美麗了。難怪隱地感嘆「只有演戲的人，已經沒有看戲的人」。
許多的作家，許多的作品，一一的在《清晨的人》︱「爾雅四十周年回顧散章」裡出現，那些我們曾經仰望的作家，親切的出現在我們眼前，那些讀過的或者失之交臂的作品，重新被提起被介紹，一切都鮮活過來，許多文學花園中的參天巨木，似錦繁花，讓人心生嚮往，好像聽故事一樣，嘆息一千零一夜太短了，還不停的在心中問著：然後呢？然後呢？
已經深夜一點多，爾雅的故事來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間「爾雅」出版了兩百多本書，好書不厭百回讀，多麼燦爛輝煌的十年！時間從不為誰停留，而一心投入文學出版的「爾雅」，除了個別作家的作品，也盡心在「年度短篇小說選」、「年度詩選」、「年度文學批評選」，為現代文學留下精采的紀錄。
四十年來，「爾雅」八百種書，和新詩有關的書竟有一百三十五種之多，這是怎樣的一位出版家，竟有如此勇氣，出版擺明難銷的詩集。原來是因為「人生無詩會無趣」，更神奇的是，後來連出版社老闆自己都跳進去成了詩人，五十六歲才寫詩的出版人，一樣可以大放異彩。詩人說「詩是大地上的花樹。詩是日月之光。大自然的風雪雨露，都是詩。」詩人說「任何人只要肯走進詩裡去，都會採到鮮花和陽光。」所以當「人人都有困境」的年代，隱地又丟出一本詩評集《讀一首詩吧！》。
夜裡兩點多了，「爾雅」也邁入一九九五年，社會氛圍一團混亂的一年，幸好還有一本本的好書伴我們度過長夜漫漫，「在有限的生命裡，種一棵無限的文學樹。」外在的環境再喧囂，書中自有一片靜謐的天地；外在環境再污濁，書中自有一方清淨的所在。
看看時鐘三點十五分，《清晨的人》︱「爾雅四十周年回顧散章」，也進入成立三十周年的二 五年。儘管這一年地球失控，氣象反常，但是過去的十年間，還是有許多有使命感的作家。出版家繼續努力著，寫好書、出版好書，挽救著苦惱困惑的靈魂，寫人生的悲喜，訴說生命的故事，不斷地送著禮物給苦難的人類（隱地原句是「文學藝術是老天送給苦難人類最好的禮物」）。
天快亮了，現在是二 一五年八月，我正讀著隱地《清晨的人》︱「爾雅四十周年回顧散章」的最後幾頁，臺大博士生李令儀和隱地對談「文學興旺」的年代；徐開塵訪隱地，說「爾雅五書」的故事，還有書後附了無數爾雅叢書的封面書影，往事歷歷，是一本寫不完的書。書中更強調「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余秋雨「文化苦旅」及圖文版「新文化苦旅」六冊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
掩卷沉思，那些我讀過的，還有正準備讀的，曾經豐富了我的人生，也將繼續增添靈魂的厚度。對於想要出版「全家人愛讀的書」的編者，一位作家，一位詩人，一位「生命中每一天的清晨永遠是清醒的」出版家，四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執著，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掌聲，要的；喝采，要的；更重要的是作為讀者的我們不要忘記，要永遠支持讀好書，買好書，贈人以好書。
終於，我也成了一位清晨時「還清醒著的人」。
關於作者
丁邦殿，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為臺北市立松山高商退休教師。曾任教臺北市永春國中、成德國中。現為爾雅書房讀書會生活寫作班學員。愛好旅行、閱讀。
和二 一五年說再見（後記之後的後記）
二○一○年曾是我的豐收年，一年裡居然出版了三種書︱《朋友都還在嗎？》、《讀一首詩吧！》和詩集《風雲舞山》，隔了五年，沒想到自己再一次豐收，今年我也出版了三種書︱《清晨的人》、《隱地看電影》和《深夜的人》。
這三種書，讓我年初到年尾，比二○○二和二○一二那兩年天天要寫日記的日子還忙。
忙，讓日子過得更快，幾乎上午才到辦公室，怎麼就到了下午下班時間，而清晨才醒，怎麼又到了深夜必須上床，日子和日子排著隊，二○一五年又要和我說再見了！
二○一三年是我生命中特殊的一年，先是因靜脈血管阻塞，引起眼睛玻璃體出血，接著牙病登場，又因一生都在「寫字」，得了職業病，於是拉筋整骨推拿……一整年都在進出中西診所和各大醫院，後來情況稍有改善，到了年底，寫了一本《生命中特殊的一年》，在那本書裡我也提到了透過讀汪其楣在《文訊》上的一篇文章，我認識了寫《繁花不落》的藍明姊︱當年正聲電台「夜深沉」的節目主持人，於是我們開始通信，當年一個守在收音機旁聽藍明說話的高中生，想不到超越時空，隔了五、六十年通起信來，生命確有奇蹟，我們成為年紀最大的筆友，最奇特的是，我保留學生時代到南海路參觀美新處的一張照片，照片裡西裝筆挺結著領花的帥哥副處長，竟然就是藍明姊的老公司馬笑先生。
二○一四年是我們通信最勤的一年，但二○一五年，因我日以繼夜不停地寫，以致於未能每封信都回，還好藍姊能諒解，但我心裡還是過意不去。
非但如此，許多老長官、老朋友、老同學我都忽略了，寫作讓我忘了禮數，還有，讀者的信，以往也總設法回覆，如今年紀大了真的沒有力氣，只能說力不從心。
現在，我身上尚餘的一些力氣，都給了寫作。看來我已經中了寫作的毒，戒不掉，而我，也不想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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