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選舉的第一次：日治時期的議員選舉
翻開早期的歷史著作，提起臺灣選舉，常常從戰後講起，但實際上，臺灣民主啟蒙，是從日治時期開始。「明治維新」後開始引入民主政治的日本，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卻未將民主運用在臺灣，這讓臺灣到日本讀書的年輕人，尤其是在「大正民主」潮下洗禮者非常不滿。1920年1月11日，留學生與霧峰林家的林獻堂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新民會」，向東京的帝國議會請願，希望能成立臺灣人為主的「臺灣議會」，決定臺灣自己的事務。
此一請願雖然馬上被議會否決，但獲得臺灣民眾的大力支持，同時開啟了追求臺灣民主的腳步。在此情形下，林獻堂與蔣渭水等人在1921年（大正10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鼓吹爭取臺人權利。「臺灣文化協會」透過巡迴演講、電影宣傳，啟蒙臺灣人的民主概念，一時蔚為風潮。
臺灣文化協會獲得廣大民眾支持後，卻也產生了路線的分歧，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許多醉心社會主義者掌握大權，林獻堂、蔣渭水因此離開文化協會，另組「臺灣民眾黨」，但林獻堂與蔣渭水之間也同樣因發展路線問題，再次分裂，林獻堂等人於1930年自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此時戰爭陰影籠罩，日本軍方勢力崛起，無法容忍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團體，除「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外均被取締。但日人為安撫台人，遂於1935年（昭和10年）正式開放各州、縣市議員之選舉。總督府先於1920年於各級行政區設置協議員，然均為官派，並無民主內涵，1935年雖開放民選，但怕危及政權，僅開放一半名額，另外一半仍是官派，且選民資格有財產、性別的限制，這也對台籍民眾不利。無論如何，這仍是臺灣民眾的選舉初體驗，也是許多臺灣先賢所力爭而來。
日治時期的選舉共有4次，但實際上1935年與1936年的選舉是密不可分，因為1935年所選出的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隔年（1936年）由他們選出州會議員，一般具有選舉權的合格選民只能投1935年那次票，一般焦點也放在1935年的選舉，我們的介紹也將以1935年為主。而這些議員的任期是4年，因此同樣的情形在1939年、1940年再度上演，後來因戰爭關係，原訂1943、1944的選舉被取消，臺灣在日治的選舉，也就只有這4次，本章則就1935年及1939年選舉分別敘述。
處女選戰
今日臺灣，從總統到小學的班長，通通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在這個習慣投票的國家，大家是否知道，臺灣人第一次投票選出民意代表是什麼時候呢？
其實距離並不遙遠，剛好距今80年。1935年11月22日上午8點，這場破天荒的選戰揭幕，選的是各市市會（當時有9市）議會及各街庄的協議會員，就相當於今日的直轄市議員及其他地區的縣市鄉鎮議員。
這場當時稱為「處女選戰」的投票，雖然是臺灣人爭取許久而來，但並不是人人都有投票權，而是充滿限制，只有男性、25歲以上，並獨立生計，繳納一定稅額者才具有投票權。這使得能投票的人數並不多，且日人大於台人。以市會議員來說，日人選民總數為26,479，佔9市25歲以上日人的60.9%；台人選民總數為24,578，佔9市25歲以上台人的19.7%，總額居然日人還大於台人。
種種限制是為了降低臺灣人的投票人數，讓在臺灣較少數的日本人能佔得上風，臺灣總督府也害怕萬一有那個議會真被「反對派」掌有過半數席次，就很難施政，於是規定選舉產生議員僅佔一半，另外一半由總督府指派，讓「過半數」完全不可能發生。
除了這些綁手綁腳的限制外，這次投票也跟現在差別甚大，選舉點不像現在每里都有，全台僅有292個，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走到投票所。到了投票所，要出示「入場卷」（投票通知單）跟印章才能入場，走進投票所，也不是在印有眾多候選人名字的投票單上蓋章，而是要拿起筆，寫下候選人的姓名，如果寫錯了，可是會被列為廢票。
儘管如此，「第一次」總是讓人期待，選戰當天，台北市不到5點半就有人在投票所外等待，選舉會場外（規定要遠離200公尺以上）則豎立著各候選人的看板，候選人跟助選員拼命跟要來投票的民眾拉票，熱烈氣氛與今日相同，而全台投票率更高達九成以上（市會議員92%、街庄協議員97%），這種今日難得一見的高投票率，也反映了臺灣民眾對這次「處女選戰」的期待。開票時也是如同今日，有許多民眾在旁關心，基隆市甚至發生工作人員與民眾衝突，最後民眾被趕出會場的插曲。
這次的選舉也出現了臺灣首次的「做票」與「買票」，基隆市的候選人千䆴直哉，因其為鐵路主管（基隆機車庫主任），他先去蒐集180張「入場卷」發給下屬去投票。另一個是高雄市的陳天道，他的助選員向選民允諾，如果陳天道當選，可幫其減戶稅，兩者在東窗事發後均被撤銷資格。
80年前的這場選舉，開啟了臺灣的民主，也看到許多與今日相似的身影，80年來，我們就用一張又一張的選票打造了臺灣社會，也從充滿限制，變成生活的一部份，這一張張的選票，也是臺灣歷史的縮影。
大戰下的選舉
日治時期的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任期為四年，因此在1935年所選出的第一屆議員，在1939年面臨改選，此時因1937年的中日戰爭爆發，臺灣籠罩在大戰下的陰影，加上「處女選舉」的新鮮感已經消逝，使得這次選舉不像1935年那麼引起注目。
1939年的選舉是在11月22日舉行，整體而言，因為人口增加，所以議員名額增多，但有意參選者卻比上一次還少，所以不管是市會議員或街庄議員，當選率均有所上升，高達77%，甚至像是彰化、臺南、高雄及屏東四個城市的市會議員，日人當選率居然是100%。這從今天看來，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數字，也說明這次選舉的競爭並不是如此激烈。
之所以如此，當然與處於戰爭動員階段有關，尤其當官方特別強調此次是「理想選舉」與「肅正選舉」，因此在市會選舉上，原來最能引起選戰熱烈氣氛的逐戶訪問被取消，使得選戰焦點集中在政見發表會及文書宣傳上，尤其是臺北市最為激烈，政見發表會也常被警告，甚至中止。但在街庄協議員的選舉，由於仍然能夠逐戶拜票，因此政見會甚至比1935年還減少。
在戰爭陰影下，雖然臺灣的議會是半官派、半民選，不太可能有違背政府的意見在議會過關，但臺灣總督府仍是小心翼翼，在官派議員上更加增強日人比例。以市會議員來說，臺灣九市共有136名官派市會議員，日人高達101名，占74.3%，台人僅35名，佔25.7%，加上民選時，日人的當選率都提高，在第二屆的議會中，日人的勢力逐步擴大，政府對於議會的控制也更為加強。
依據規定，本屆議員應該在1943年任期屆滿，但在1943年，日本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也無心辦理選舉，因此這批議員就自動連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臺灣第一階段的議會選舉也就劃上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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