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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通俗小說的石印本 《明清以來通俗小說資料彙編第一輯》導言
山下一夫
一、石印本的價值
本叢書《明清以來通俗小說資料彙編第一輯》是明清兩朝以及民國初年通俗小說石印本的影印本。這裡所說的「通俗小說」主要是指使用「白話」或者使用「半文言、半白話」寫成的，舊時的「章回體小說」（作為例外，蘭記圖書部的《圖書目錄》也被收入在本叢書當中）。所謂的「石印本」是使用放入藥品的墨汁，將文字手寫在紙上，再將手寫在紙上的文字貼在「石版」上印刷出來裝訂成的書籍。「石印本」這種技術最早於一七八九年由出生於布拉格的阿羅斯・塞尼菲爾德（Alois Senefelder）發明，十九世紀傳到中國。由於這種印刷成本既便宜又能快速印刷，所以在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的這一段時間裡，石印本被大批量製作出來。但另一方面，這種大批量印刷製作也引起了粗製濫造的現象，值得信賴的文本並不多，導致了在以往的版本學的研究當中石印本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的這樣一個結果。如果說使用「版木」印刷的東西纔稱得上是「版本」的話，那麼石印本也許稱不上是真正的「版本」。
通俗小說的研究始於民國初年，這一時期人們為了研究明清時代的小說開始了對舊版本的研究。以《水滸傳》為例，當時在中國，人們只能閱覽到由金聖嘆所「著」的七十回本，但人們並不知道《水滸傳》還有後半部分的存在。在日本發現的一百二十回本等舊版本，從日本傳回到中國之後，人們才知道在中國已經遺失多年的《水滸傳》後半部分的存在，才開始著手對其進行研究。所以，通過對明清時期舊版本的考察，探求在閱讀石印本過程中難以捉摸的「原著者的原意」，在當時已成為通俗小說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倘若是在從前，若是想閱覽通俗小說的版本，需要走訪各地的圖書館，隨著《明清全本小說叢刊》（臺北：天一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古本小說叢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等通俗小說的影印本的相繼出版，對明清時代的主要版本的閱覽變得十分方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對通俗小說的研究也有了一個飛躍的發展。
民國初年開始對通俗小說進行研究時，石印本已經在民眾當中廣泛流傳。但由於被插在影印出來的、容易閱讀的明清時代的舊版本，和已經成為通行本的鉛活字的排印本之間，石印本漸漸地不被人們問津。即便是在現在，認為「石印本的資料價值很低」的傾向依然存在。可是我個人認為，石印本對通俗小說研究有以下幾點重要的意義：
（一）關於以石印本為「初版」的通俗小說
從明代到清代中期有大量的通俗小說問世。但在清代末期、民國初年寫成的作品也有不少。特別是由「鼓詞」、「彈詞」改編而成的作品 ，差不多都是在這個時期不是作為木刻本，而是作為石印本首次被印刷出版的。但在我們研究的過程中，如果過多注重明清時代的木刻本的話，自然就會忽視這些石印本的存在。另外，民國初年的小說研究有偏重「現代文學」的傾向。這種傾向造成了一種惡果，即當時在明清章回小說的延長線上產生的通俗小說容易被人們忽視。當然近幾年來，在中國和臺灣也出版了一些排印本，但從史料批判的觀點來看，這些由近代人所編定的校訂本是缺乏可信性的。特別是那些含有「迷信要素」以及「色情要素」的作品，很多含有這種要素的作品在中國的排印本當中被人為地刪除。因此對清末民初作品的研究，是需要參考清末民初出版的石印本的。
（二）關於通俗小說文本的研究
上面提到的三部通俗小說的影印叢書，是在「盡量收錄古版本」這樣一個方針下製作而成的。這樣的方針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了解到，影印本雖然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很多方便，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影印本並不都是反映「原著者的原意」的「好版本」。就我本人的專業而言，被收錄在這些影印叢書當中的《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二十回本《濟公傳》），本本的出版年代都很早，但最多都不過只是一些由後來人編輯的刪本，相比之下，清末的幾個版本更接近「原著者的原意」 。自「三大影印叢書」出版以來，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現在對通俗小說版本的研究有必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因此，對長期以來那些被視為資料價值不高，沒得到充分重視的石印本的考察研究顯得日趨必要。
（三）關於「原著者」以外的「改作者」
我在上面闡述了對「舊版本」的重視是基於對「原著者的原意」的追求。這種認識的背後蘊藏著下面這樣一種觀念。這種觀念把通俗小說與西方的NOVEL視為同一種東西，主張作品的中心應放在「原著者」上面，即主張「作家中心主義」。但通俗小說本身是包含集體創作的元素的。單憑某一位作家而寫成的作品並不是很多。鑑於這種原因，我們應把後來對原作品進行改寫的那些「改作者」視為集體創作隊伍當中的一員。這些「改作者」與寫出「原意」的作者是擁有同樣的價值的。以上面提到的《水滸傳》為例，明代時期確實已經存在《水滸傳》的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等優秀作品，創作出這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作者當然也是優秀作家。除了這些之外，金聖嘆「創作」出了《水滸傳》的七十回本。這七十回本具有與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不同的文學價值，所以這七十回本作為優秀作品、金聖嘆作為優秀作家是應該予以認可的。對這些「原著者」以外的「改作者」等作者的研究，包括對石印本在內的多種版本的考察研究是不可忽視的。
（四）關於文本研究的範疇以及與戲劇的關係
《中國文學史》中的「清末民初」部分，當然記述了這個時期創作的諸多作品，但這個時期的人們在欣賞與自己同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的同時，也會欣賞從前的作品。鑑於明清時代通俗小說的石印本被大量印刷出版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可以推測明清時代的通俗小說一定是與清末民初時期的作品參雜在一起在民眾當中流傳，這種參雜流行的結果導致了清末民初時期大眾文學的形成。因此，我們在考察清末民初時期的文化發展情況時，不能忽視這些通俗小說的存在。明清小說不只屬於明清兩代的民眾，也極大地影響了後來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小說與戲劇的關係。清末民初這個時期也是各地的地方戲極為興盛的時期，各種各樣的明清小說被改編成戲劇在各地上演。在改編這些戲劇的過程中，人們參照的是既不是收錄在「三大影印叢書」當中的「好版本」，也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排印本」，而是參照了這一時期社會上廣泛流傳的石印本。因此在我們研究地方戲的劇目時，是有必要參考這些通俗小說的石印本的。另外這一時期臺灣的布袋戲和歌仔戲的一些劇目也是根據從中國傳入的通俗小說的石印本編排而成的，日本統治臺灣時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存在。
（五）關於插圖
除了正文以外，有一些通俗小說當中還併有一些插圖。特別是在石印本當中可發現有大量的插圖存在，「石印」本身就是一種適於繪畫印刷的技術。可以說石印本的卷頭部分一般都是有插圖存在的。而且文本所敘述的內容與插圖所繪製的內容，很多時候是不相一致的。
以濟公為例，濟公手持團扇的形象是現在人們對濟公的一般印象，這個形象源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首次公演的京劇《濟公活佛》，以後這個形象漸漸固定下來。在此之前手持團扇的濟公形象在清初的《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以及光緒年間的《評演濟公傳》等文學作品當中都不曾出現過 。但在京劇《濟公活佛》上演之後出版的《評演濟公傳》石印本（本書第三冊收錄）當中，手持團扇的這個形象雖未出現在文本的正文裡面，但卻出現在了卷頭的插圖裡。顯而易見這是受到了京劇當中濟公形象的影響，而繪製到卷頭當中來的。另外我們也可以認為石印本採用插圖的結果，在客觀上推廣了手持團扇濟公像在社會上的普及。
插圖不僅反映了畫工對文本的理解、出版商對作品的考慮，也包含了讀者對文本當中出現的人物的想像、當時社會的風俗習慣等諸多要素。所以插圖不只是從圖像學的角度研究文學故事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從事歷史學、民俗學、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資料。
由於清末民初的石印本使用的紙張質量很差，現存的石印本保存狀況令人擔心。自石印本出版以後已經過去了一百年之久，石印本的保存狀況惡化不止。即使只是去翻動它，也很容易破損，有一些石印本雖可在圖書館閱覽得到，但由於破損嚴重，很多都不能讀到最後。所以在完全破損以前，為便於今後閱覽，現在去做一些拍照存檔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收藏在中國、臺灣、日本等地的通俗小說的石印本的數量極為龐大，完整地、系統地影印出版是十分困難的。本叢書的大部分由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所收藏，一部分由我個人收藏。本人希望《明清以來通俗小說資料彙編第一輯》的出版能喚起學術界的注意，能夠有更多的人參加到石印本通俗小說研究的行列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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