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5.）
從去年十二月到現在這半年期間，羅被揭露出來以後又提出了彭、陸、楊。沒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學習。
在這個期間我聽到主席七次指示。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講到《海瑞罷官》問題要害是罷官。是與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有聯繫的，提出文化學術界必須從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場說，作了調查，與彭德懷沒有聯繫，彭真出來後造謠說：主席說了兩個月以後作政治結論。（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綱，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綱，拿到常委會上，匆匆忙忙的當場發了，叫許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認為是向主席彙報過了，也沒有說明是作為文件向全黨發出，欺騙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彙報，說常委已通過，欺騙主席，主席問吳晗算不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彭說不能算，主席沒有說話，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說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關鋒在一九六二年寫過幾篇雜文，彭要整左派的風，主席說三年以後再說，主席表示很不滿意，彭說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趕快發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擴大會議，主席說《前線》也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鬥，到底有多少馬克思主義。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講到嚴慰冰這個反革命，他們是穿的一條褲子。講彭羅陸楊經常把主席講的話與自己要講的話分不清楚，把主席講的話與自己要講的話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變成自己的，講到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複講到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當權的問題，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還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是困難的，講到書記處也是分化的，彭陸楊譚等當過書記處的書記，是不斷分化的，合乎辯證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觀願望，中央有，各省也會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講到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歷史教訓並不是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攻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衛「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黨內來的渺小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西風落葉下長安」。告訴同志們「不要無窮的憂慮」。
「灰塵不掃不走，階級鬥爭不鬥不倒」。贊成魯迅的意見，經本不可不讀，不可多讀。不讀人家會欺負你，現象是看得見，本質也要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訴阿爾巴尼亞的同志，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講彭，黨內矛盾是正常現象，有矛盾就要鬥爭，這是辯證法。彭經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們要好好學習沒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四大家族」的共同特點：（1）反對主席是偉大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2）反對主席是全面發展了馬列主義，是當代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3）完全反對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別不同意向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4）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是簡單化，庸俗化，貼標籤。

為什麼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一百多年來，可分為三個時期：（1）馬克思主義時期是資本主義時代，沒有出現社會主義。（2）列寧主義時期是帝國主義走向沒落時期。（3）毛澤東思想或者是毛澤東主義時期，毛澤東思想全面發展豐富了超過了馬列主義。
從馬列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來看：哲學大大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人的正確思想從何而來是馬列主義的精華，精神變物質，一般到具體（林彪同志插話：工人說學習主席著作要占工作時間，這是加法，精神變了物質，這是乘法。）主席批評恩格斯的三個公式：品質互變不對，否定之否定不對，是否定了又肯定，核心是對立的統一，不能三個平列。列寧強調了對立統一，沒有批判恩格斯的斯大林搞成四條，主席否定了。概括為對立，統一，簡成一分為二，是主席第一個這樣講的，大大發展了超過了馬列主義，用矛盾論解決黨內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四大家族的解決也是矛盾論的運用，工農兵學習哲學把學習推向新階段是件大事。

政治經濟學。彭說有資本論就夠了，還能再提高？這是不承認主席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現在有這麼一個人正在寫資本論和帝國主義論。主席一開始就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了土地問題，農民問題，主席提出了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兩個中間地帶十大關係的理論，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經濟學，又是哲學，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奔向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政治掛帥，自力更生，群眾路線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的典範，經驗豐富的很。

科學社會主義。毛主席有獨特的創造。革命的一切問題是政權問題，槍桿子出政權，這是最高的概括，是萬古長青的，贊成還是反對這句話是革命派是與反革命派的分水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說有階級鬥爭，但列寧說的是社會主義初期，斯大林也說有，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有，到一九三六年只有因素，一九三六年以後就沒有了，到快死了又說有階級鬥爭，主席認為階級鬥爭是貫串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領域中。一九五七年主席說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建成共產主義。前人沒有回答的問題，主席作了回答，三月二十八日同日本人講話又發揮了。他說即使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打倒了，各個國家都成了社會主義，什麼時候建立共產主義還很難講。因為資本主義還要復辟。要經過長期的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

從上述來看，怎麼能說沒有超過呢？怎麼能說不是頂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呢？主席對農民問題發揮的很多，懂不懂農民問題，是能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問題，是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能不能鞏固政權的問題，特別是土地問題的理論是個大發展，這是能不能取得政權的問題，人民軍隊的理論是馬列主義中所沒有的，主席創造了與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是偉大的創舉，農村包圍城市有世界意義，有普遍意義。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理論是發展馬列主義很重要的部分。軍事問題恩格斯有著作，是唯武器論，沒有人民戰爭思想。列寧死的早，沒有講，斯大林有，但說的不清楚。林彪同志《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是很重要的。（伯達同志插話，對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要有批判態度，馬克思說，英國可以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因為英國沒有地主官僚制度，沒有軍國主義。這種說法不符合具體情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當時是正確的。這和他理論本身就是矛盾的。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中批判過，說不能和平過渡了。）英國有一教授來中國幾次，他說：主席大大超過了馬列主義，提出了四個來源，加上中國古代哲學，在中國辯證法從來沒有中斷過，（總理插話：中國武裝鬥爭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國的哲學與打倒是分不開的。）稱讚工農兵學哲學，他對京劇改革很感興趣，他說到希臘去宣傳。改革他的戲劇。這十年主席是反修旗手，反修的理論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論黨和黨的建設理論大大發展了，把黨的建設與馬克思的世界綱領結合起來。主席揭示黨內矛盾和解決矛盾的辦法，沒有矛盾就沒有鬥爭，黨的生命就要停止，這是深刻的。把矛盾的普遍規律運用到論黨和黨的建設上是有重大意義的，把黨性提高到哲學理論的高度。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是主席第一位提出來的，理論上入黨，思想上沒有入黨。解決黨內問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主席插話：在馬列主義中沒有說過。）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可以保證永不變色，超過了聯共黨史結束語，也超過了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的鬥爭。十中全會主席說：有人利用小說反黨，傳播輿論，這是他們的一個大發明。學校的歷史系不出歷史，文學系不出文學，哲學系不出哲學，要重新寫。我們要站在孫悟空這方面，支援左派，現在好像孫中山與康有為（保皇黨）的鬥爭，要建立起左派的優勢。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6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5.）
康生對北京大學同學的講話（1966.6.5.）
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學全校辯論會上的講話（1966.7.25.）
康生接見八個高等院校的同學時的講話（1966.7.26.）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1966.7.27.）
康生在北京大學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7.27.）
康生接見部分學校來訪學生時的談話（1966.7.28.）
康生、陶魯笳對中國人民大學部分革命師生的講話（1966.7.29.）
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8.4.）
中央首長在來自全國各地革命師生歡迎大會上的講話（1966.8.16.）
康生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鬥爭林楓會的指示（1966.8.19.）
康生接見部分來京串聯同志時的講話（1966.9.8.）
康生給江蘇鎮江農機學院紅衛兵、赤衛隊的覆電（1966.9.9.）
康生、謝富治、楊成武與北京航空學院「紅旗」代表談話（1966.10.6.）
康生對新疆少數派「紅二司」戰士的講話（1966.11.15.）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12.4.）
中央首長談工交系統文化大革命：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李先念等首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1966.12.18.）
康生對某部一個學習簡報的批語（1966.12.21.）

1967
康生對北大學生崔子明等人兩封信的批駁（1967.1.3.）
中央首長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座談紀要（1967.1.4.）
康生與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青訓班的談話（1967.1.10.）
康生對青島市造反派談兩條路線鬥爭（1967.1.19.）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一）（1967.1.22.）（存目）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同體育界座談紀要（1967.1.23.）（存目）
康生陪同阿爾巴尼亞希斯尼‧卡博與清華大學學生座談的講話（1967.1.25.）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講話（1967.1.27.）
康生、王力接見中共中央某部機關革命造反總部代表的談話（1967.2.2.）
陳伯達、康生、江青審查一九六六年國慶影片時的講話（1967.2.4.）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團時的談話（1967.3.2.）
陳伯達、康生談蕭華（1967.3.3.）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3.5.）
康生對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指示（1967.3.8.）
中央文革參觀八一學校「聯動罪行展覽」時的講話（1967.3.8.）
康生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3.10.）
康生接見安徽奪權代表時的講話（1967.3.17.）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3.18.）
中央首長第二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記錄（1967.3.21.）
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1967.3.24.）
周恩來、康生接見安徽各方代表的講話（1967.3.28.）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古黨委代表談話紀要（1967.3.30.）
中央首長與福建省赴京代表團的談話（1967.3.31.）
中央首長在四川彙報會上的講話（1967.3.31.）
中央首長接見宜賓地區代表時的講話（1967.4.1.）
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4.6.）
陳伯達、康生與呼和浩特市農民代表周文孝的談話（1967.4.7.）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駐軍及幹部群眾代表的講話（1967.4.7.）
中央首長第五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4.12.）
康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3.）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4.13.）
康生、江青在接見四川赴京代表時的講話紀要（1967.4.17.）
中央首長在解決山西核心小組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67.4.22.）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1967.4.23.）
周恩來、康生等談山西問題（1967.4.23.）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代表時的談話（1967.4.25.）
周恩來、康生接見山東代表團王效禹、楊得志等人的講話（1967.4.26.）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赴京上訪人員時的講話（1967.4.27.）
周恩來、康生接見國際關係學院代表時的講話（1967.4.28.）

康生研究文獻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資深獄吏：康生與「文革」（Ⅰ）

資深獄吏：康生與「文革」（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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