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

名人推薦：結合了具有挑戰性的觀察和左派學識；討論的範圍從對漫畫的詼諧分析到那些無法真正實現的、改變世界的技術，揭發了這個時代在政治治理上的陳腔濫調。現代官僚制度所體現的世界觀是理性的，關於這種想法的根源，透過格雷伯敏銳的觀察，可以一路回溯至古代的畢達哥斯拉學派。
—約翰‧葛雷（John Gray，英國哲學家，倫敦政經學院教授）

（本書）向我們所有人下了戰帖。難道我們無法規避，只能接受既存的官僚制度嗎？……或者，我們其實可以想像另一種世界？
—吉蓮．邰蒂（Gillian Tett，《穀倉效應》作者）

在這本反思科層...

【附錄】論蝙蝠俠與制憲權的問題
◎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這篇附錄是原本以〈超級地位〉（Super Position）為名刊載於二〇一二年的《新探詢》（The New Inquiry）的增幅版，它表面上看來是在討論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黑暗騎士：黎明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但它其實更廣泛地處理了第三章所提及的主題，也就是主權與流行文化。在第三章裡，我提及在「國家」的概念下，其實匯聚了三股在歷史上各自獨立的元素，也就是主權、科層與（英雄）政治。不過，在第三章裡，我只稍微處理了主權的問題而已，所以讀者可能會想知道我對此所做的更多思索，而我的論述方式與之前相同。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星期六，紐約警方逮捕了七百名占領華爾街的成員，因為他們的遊行行經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的理由是抗議者會妨礙交通。但在五週後，彭博封閉了鄰近的皇后區橋（Queensboro Bridge）整整兩天，好讓諾蘭能夠完成他的蝙蝠俠三部曲最終章《黑暗騎士：黎明升起》。
很多人都注意到兩者之間的諷刺。
幾個星期前，我與占領華爾街行動裡的朋友一起去看了那部電影，他們幾乎都在十月的遊行中遭到逮捕。我們都知道這部電影其實就是個反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政宣長片，但這並沒有阻止我們，我們只想去電影院享受一下，就像非種族主義者或非納粹主義者會想看《國家的誕生》（Birth of a Nation）或《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一樣。我們知道它對我們的態度並不友善，甚至是在攻擊我們，但我們以為它應該不會是大爛片。
在此，我想先暫時思索一下，到底是什麼讓它成為爛片一部。因為很怪的是，這點相當重要。就我看來，光是試著去分析到底是什麼使得它不忍卒睹，就可以讓我們對許多事物的理解更加深入，包括電影、暴力、國家權力的本質等等。
我認為我們打從一開始就必須認清一件事：這部片子是個貨真價實的反占領華爾街行動政宣電影。導演諾蘭在許多訪談中強調，劇本早在反占領華爾街行動發生前便已寫好，而占領紐約（「高譚市」）的著名場景的靈感來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對法國大革命的描述，而非占領華爾街行動本身。我覺得這是很虛偽的講法。大家都知道，好萊塢的劇本會隨著拍攝過程不斷改寫，以致於最後的成品跟原來的劇本完全不同；而且，若他們欲傳達訊息，只要改變一些細節，例如場景（「對了，讓班恩〔Bane〕的追隨者在紐約證交所前與警方對峙！」）或措辭（「不要用「掌控」，用「占領」），就會使得事情完全不一樣。
所以，拍出來的成品就是惡棍確實占領了華爾街，而且攻擊紐約證交所。
我所想要指出的，就是導演這股想要呼應時事的欲望，也就是他試圖處理當代最大議題的勇氣，使得它成為爛片。這點相當令人感傷，因為三部曲的前兩部《蝙蝠俠：開戰時刻》（Batman Begins）與《黑暗騎士》（The Dark Night）在某些地方確實展現了獨特巧思。藉由這兩部電影，諾蘭證明了他對於人類的心理有些有趣的想法，特別是創意與暴力之間的關係（很難想像有什麼成功的動作電影導演會對此無話可說）。但《黑暗騎士：黎明升起》更具雄心，它想要以切合時代的規模與壯麗來處理當下的議題，但正因如此，它的訊息模糊不清，只落個前後矛盾的下場。
首先，裡頭有許多啟迪人心的片刻，讓我們得以窺見超級英雄電影與超級英雄本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而這又接著讓我們得以回答另一個問題：為何這類的電影層出不窮？以致於好萊塢的主流特效巨片從科幻變成了以動漫作品為基礎的作品，就如同警匪電影在一九七〇年代完全取代了西部片，成為當時主要的動作片類型？
而且在這樣的過程裡，我們所熟知的超級英雄，為何又忽然被賦予了複雜的內心世界，包括家庭背景、情緒矛盾、道德危機、焦慮與自我懷疑等等？又或者（雖然人們很少提及這一點，但這的確是事實）他們忽然擁有靈魂的事實，似乎迫使他們也必須採取某種明顯的政治立場？有人可能會主張，這股趨勢的起源並非來自漫畫人物，而是來自〇〇七電影中的龐德（James Bond），儘管在傳統上，他是個盡心竭力阻擋邪惡陰謀的人物，但他也具有心靈深度，正如《〇〇七首部曲：皇家夜總會》（Casino Royal）所賦予的。於是在下一部電影裡，我們看到龐德阻止邪惡的跨國企業將水資源私有化的計謀，從而拯救了玻利維亞的原住民社群。
蜘蛛人也一樣採取了左派的立場，正如同蝙蝠俠採取右派的立場。這其實有跡可尋。超級英雄都是其歷史背景的產物。超人是個農場男孩，來自經濟大蕭條時代的愛荷華州：蝙蝠俠則是個身價上億的花花公子，當時正是軍工綜合體時代的開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至於蜘蛛人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則是一九六〇年代的產物，他是個來自皇后區的勞動階級天才，只是不小心讓某種毒素注射到自己體內。不過，再一次地，在最新的電影裡，原本的次文本變成昭然若揭的內容（警官說道：「你不是個義警，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在電影的高潮，也就是蜘蛛人因為警方槍擊而受傷，但所有曼哈頓的勞動階級都違抗上級的命令，協心齊力施作自己手邊的器械好幫助他。就政治訊息而言，諾蘭的作品在政治上確實別具野心，但它顯然也是最失敗的一部。原因是否在於超級英雄這種片型，完全無法與右派的宣傳相容？
當然，這並不是文化批評論者根據過去的證據所得出的論點。

超級英雄政治學
那麼，我們該怎麼描述這種超級英雄文類所蘊含的政治學？檢視漫畫似乎是個合理的起點，因為它們是一切的源頭，包括電視節目、漫畫連載還有大規模的電影。漫畫超級英雄原本就是個中世紀的產物，而如同其他中世紀的文化現象，它們其實都可以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方式來進行分析。也就是說，只要任何備受歡迎的虛構作品，論及了人性或人類動機，那麼，我們都可以用通俗的佛洛伊德方式來加以分析。有的時候，這再明顯不過，例如美國一九五六年的科幻電影《禁止星球》（Forbidden Planet），我們可以說「怪獸來自本我（id）」；不過，大多時候，它都屬於次文本。
艾可（Umberto Eco）曾經說過，漫畫的運作機制與夢想相當類似：它們的基礎劇情幾乎都一模一樣，而那種重複性根本到了強迫症的執迷程度；不管故事的背景是大蕭條時代，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抑或是戰後的繁榮時期，但主角不管是超人、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青蜂俠（Green Hornet）還是奇異博士（Dr. Strange），他們似乎永遠處於當下，不會老化，幾乎總是一模一樣。基本的劇情如下：有個壞蛋，可能是犯罪組織的頭目、但通常是同樣具有超能力的超級惡棍，想要進行征服世界的計畫，他們要麼是想要征服世界，不然就是毀滅世界或偷取其中的珍寶，又或者他們想藉此進行勒索或從事報復。英雄將會隨著眼前的危機而進行改變，了解自己到底面對了怎樣的危機。經過多次的試驗與危機之後，英雄總能在最後一刻阻止惡棍的陰謀。於是，世界又回歸正軌，直到下一集同樣的事情又再度發生。
就算你不是天才，也可以了解這裡面這到底是在搞什麼鬼。英雄完全是「反動的」（reacationary），而此處我所謂的「反動」，是完全按照其字面上的意義而言：他們只是隨著事情的發展做出反應，根本沒有什麼自發性的計畫。（更準確地說，*作為英雄*，他們的計畫根本與自己無關。例如當超人變成其凡人的化身肯特〔Clark Kent〕時，他大可以不斷試著得到蓮恩〔Lois Lane〕的青睞，儘管他不斷受挫，他還是可以不斷努力，覺得自己終有一天能夠得到青睞。然而，當他變身為超人時，他完全是「反動」的。）事實上，超級英雄幾乎都沒有任何想像力可言。儘管蝙蝠俠韋恩（Bruce Wayne）是世界巨富，但他似乎想不出來什麼方式來對抗惡棍，除了創造出更加高科技的武器來對抗歹徒，不然就是把錢花在偶然出現的慈善場合裡。超人也是一樣，他似乎從來沒想過自己可以輕易地解決世界的飢荒問題，或是從山谷裡創造出奇幻的自由城市。幾乎所有的超級英雄都沒有想到自己可以打造、創造或興建任何有利大眾的事物；相較之下，惡棍的創意似乎無所無盡。惡棍的心中總是有各種計畫、想法與理念。當然，在一開始時，我們出於潛意識，我們會認同惡棍。畢竟，他們才是能夠帶來樂趣的人。然後，我們通常會因為自己的初步認同感到內疚，轉而認同英雄，覺得當超我（Superego）把本我的那些狂想打入常軌時，自己能夠享受到更多的樂趣。
當然，在你主張漫畫含有更深層的訊息時，你一定會聽到這樣的駁斥：「它們不過就是種廉價的娛樂形式！它們根本無法告訴我們任何與人性、政治或社會的事情，就跟摩天輪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屬實。流行文化之所以存在，並不是為了要說服我們什麼，而是要提供樂趣。儘管如此，若觀察得夠仔細，我們就會發現，絕大多數的流行文化其實也會把這樣的樂趣拿來作為一種論據。這種伎倆施展得最粗糙的例子，就是恐怖電影。基本上，恐怖電影的劇情就是關於逾矩與懲罰的故事——虐殺電影（slasher film）或許是恐怖電影裡最純粹、最露骨、最張揚的片型，而你總是能在裡頭發現一模一樣的情節鋪陳。如同克洛佛（Carol Clover）在經典作品《男人、女人與電鋸》（Men, Women, and Chainsaw）中老早就指出的，虐殺電影一開始都默默地鼓勵觀眾認同殺人狂（鏡頭幾乎都是以殺人狂的角度進行拍攝），觀眾跟隨著他逐一消滅「壞女孩」的腳步，但接下來，角度轉移成同時帶有陰陽特質的女主角的觀點，而女主角最終將會消滅殺人狂。這種電影的劇情永遠很單純，就是關於逾矩與懲罰而已：壞女孩犯錯，她們做愛，她們沒有通知警方肇逃事故，或許因為她們就是一群惹人厭的屁孩，於是，她們被人開腸剖肚。接著，保有處女之身的好女孩供出了真正的犯人。這一切都符合基督教教義且深具道德訓誨意涵。她們犯下的罪過或許微不足道，而遭到的懲罰卻是完全不成比例，但終極訊息如下：「當然，她們該被如此懲罰。因為我們都一樣，不管我們披上什麼文明的外表，追根究底，我們都是一樣腐敗與邪惡。你要證據嗎？那麼，看看你自己。你不邪惡嗎？若你不邪惡，那麼為何你在看這種虐待狂的爛片時卻會覺得興奮？」
這就是我為何說樂趣是種論據形式的原因。
接下來則是看似人畜無害的超級英雄漫畫。在許多面向上，它確實如此。如果說漫畫只是要告訴青少年，每個人心中都有造成混亂與騷亂的欲望，然而，這樣的欲望需要受到控制，那麼，這裡頭所帶有的政治意涵並非特別險惡。尤其是因為這項政治訊息仍然帶有健康的正反意涵，如同我們在所有這些當代的動作片英雄身上看到的，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在砸毀郊區的購物商場之類的東西上。絕大多數的我們，都會想在一生中至少擁有一個砸毀銀行或商場的機會。正如巴枯寧（Mikhail Bakunin）所言：「毀滅的衝動，也是種創造的衝動。」
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至少對於絕大多數的漫畫超級英雄所引發的騷亂而言，它們都確實帶有非常保守的政治意涵。為了解釋何以如此，我得稍微離題，轉而探討制憲權的問題。


法律源自非法行動
終極而言，身著特定服飾的超級英雄乃是以法律為名而對抗惡棍——儘管他們的行動往往超脫嚴格的法律框架。但對於現代國家而言，法律的地位本身就是個問題。原因在於一個根本的邏輯弔詭：任何體系都不可能自我產生。任何能夠創造法律體系的權力，它本身都不會受到該法律體系的限制。所以，法律必須來自其他源頭。中世紀的解決之道很簡單：上帝創造了法律秩序，而正如舊約所闡明的，上帝這種存有並不受法律約束，甚至，任何可知的道德體系也無法束縛祂（這同樣站得住腳：若你能創造道德，那麼，就定義而言，你就不可能被道德束縛）。假如法律秩序並非直接來自上帝本身，那麼，它就是來自神授的君權。然而，英國、美國與法國革命推翻了這一切，因為它們創造了主權在民的構想：它們主張過去國王所擁有的權力，現在已屬於另一個實體，亦即「人民」。這馬上就產生一個邏輯問題：因為就定義而言，「人民」乃是由一群個體所組成，而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組成這樣的實體，乃是因為法律規定。那麼，究竟是在怎樣的意義上，他們創造了這些法律規定？當人們首次在英國、美國與法國革命之後首次提出這個問題時，答案似乎很明顯：就是因為革命本身。然而，這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革命原本就是個破壞法制的行動；武裝起義、推翻政府並創造嶄新的政治秩序，完全是不合法的。事實上，還有任何行動會比這些更加不合法的嗎？事實上，若依據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或丹頓（Georges Danton）賴以成長的法律來看，他們都明顯犯了叛國罪，而如果他們想在自己創立的新政權二十年之後，又想要再次進行同樣的革命，那麼，他們也會因為新的法律而被判叛國罪。
因此，法律源自非法行動。這與現代政府的概念本身完全扞格，因為現代政府的概念假定只有國家，才能壟斷使用暴力的正當性（也就是說，只有警察、獄卒或得到授權的私營保全，才擁有可以把你痛打一頓的法律權利）。警察暴力之所以具有正當性，是因為是他們是在執法；而法律之所以具有正當性，是因為它們源自憲法；至於憲法之所以具有正當性，是因為它來自人民；而人民則是透過非法的暴力行動才創造出憲法。因此，昭然若揭的問題如下：我們該如何區辨「人民」與暴民？
答案是沒有任何明顯的標準。
對於這個問題，主流的可敬答覆，是盡可能不想去回應這個問題。他們的標準答覆如下：革命時代已成往事（除了某些矇昧之地，像是加彭或敘利亞）；我們現在可以透過法律手段來變更憲法或法律標準。當然，這意味著基本的結構永遠不會改變。美國憲法便是一例，直到現在，它仍然維持國家的架構以及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與兩黨制，儘管這在一七八九年是個十分進步的政治發明，然而，從現代其他國家的角度看來，這跟阿米許人（Amish）的生活沒什麼不同，彷彿馬車仍然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它同時也意味著這整個體系的正當性，乃是建立在兩百年前曾生活於美國的人們的同意之上。至少在美國，所謂的「人民」老早就死光了。
於是，我們所經歷的法律秩序來源如下：一開始它來自上帝，接著它來自武裝革命，之後則是完全來自傳統——「這些都是先人傳承下來的習慣，你以為你是誰，竟敢質疑他們的智慧？」（當然，為數不少的美國政客表明，他們確實想把這個源頭再次回歸給上帝。）
正如我所說的，這是對於制憲權的主流看法。基進左派與威權右派則認為制憲權並非是個僵固的議題，只不過在暴力的基本問題上，他們採取完全對立的路線。左派記取了二十世紀災難的教訓，所以他們大體上不再認同過去所讚頌的革命暴力，轉而支持非暴力的抗爭形式。想要以高於法律的理由為名來發動抗爭的人們之所以具有正當性，正是因為他們並不是一群引發騷亂的暴民。另一方面，就算經歷了法西斯主義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崛起，右派始終認為，革命暴力有其特殊之處並與一般的犯罪暴力有所不同的想法，只是自以為是的廢話。他們認為暴力就是暴力，不過，這並不表示一群引發騷亂的暴民不能成為「人民」，因為暴力本來就是任何法律與政治秩序的真正根源。因此，只要暴力的運用能夠達成目標，它們都是制憲權的展現。如同班雅明所言，這正是我們不得不讚賞「偉大罪犯」的原因：因為正如諸多電影海報的宣傳詞所說的，「法律由他所創」。畢竟，幾乎所有的犯罪組織都會設立屬於自己的內部規則與約定，而且它們往往相當繁瑣。犯罪組織必須這麼做，因為若不如此，它們只能以完全隨機的暴力方式來控制它們所掌控的一切。不過，從右翼的角度看來，這就是法律的精髓所在。法律是管控暴力的工具，儘管法律正是出於這樣的暴力，而且法律得以伸張的最終依據，正是這種暴力。
很多人無法明白在罪犯、幫派、右翼政治運動與國家武力之間，竟有如此緊密的關連，但藉由闡明上述這一點，這就都昭然若揭了。終極而言，它們的語言都是一樣的；它們都是以武力為基礎來創造自己的規則。所以，這些人基本上都有著一模一樣的政治觀。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或許掃蕩了黑手黨，但黑手黨仍然視他為偶像。在當下的雅典，貧困移民區的幫派老大、法西斯幫派與警方則是有著積極的聯繫。事實上，在這個事例裡，其實有個明確的政治戰略：由於擔憂人民會反抗右翼政府，警方不再保護移民幫派，轉而默默地支持法西斯主義者（於是一個完全主張納粹主義的政黨快速崛起，而據說有一半的警察在上次選舉裡都把票投給納粹政黨）。不過，這只是極右翼的政治運作方式。對他們而言，這不過就是個各種超乎法律的暴力（而就警方而言，它只是偶而受法律約束）互相搶奪地盤的場域而已，而正是藉此，嶄新的權力以及秩序形式才得以出現。
（未完待續）

【附錄】論蝙蝠俠與制憲權的問題
◎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這篇附錄是原本以〈超級地位〉（Super Position）為名刊載於二〇一二年的《新探詢》（The New Inquiry）的增幅版，它表面上看來是在討論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黑暗騎士：黎明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但它其實更廣泛地處理了第三章所提及的主題，也就是主權與流行文化。在第三章裡，我提及在「國家」的概念下，其實匯聚了三股在歷史上各自獨立的元素，也就是主權、科層與（英雄）政治。不過，在第三章裡，我只稍微處理了主權的問題而已，所以讀者可...

他們強逼我們服從，而我們絕不讓步
－－導讀《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
◎蕭育和

科層，或黑格爾被遺忘的洞見

警治（或，公共權威）會傾向把一切可能的事物都圈入它的管轄中，因為在這一切物事中，也許會有一些要素可能在某個面向是危險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治的工作可能不太能變通，會干擾人們的日常生活。儘管這一切相當煩人，卻無法畫出一條客觀的線來。
--G. W. F.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234, Add.

在進入格雷伯（David Graeber）這本嚴肅但不失有趣，反思「科層」（bureaucracy）現象的《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前，也許我們首應重拾黑格爾（G. W. F. Hegel）對「警治」（police）或「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其實也就是廣義的科層、行政與官僚的洞見：以市場為核心的市民社會，如果要能自我治理，個體需要的交流要能相互滿足，財產權要能得到保障，乃至於事物的流通狀態要能維持常態，我們免不了得需要「不太能變通，會干擾日常生活又相當煩人」的科層。而讓這位據說勘破歷史終結的思想家有點苦惱的是：我們甚至不知道怎麼為科層惱人的干涉畫下界線。

為了保護市場教條，市場至上論者把現代社會中科層的擴張，歸咎於民主政治，就像米賽斯（Luwig von Mises）被奉為經典的《科層制》（Bureaucracy）中所說，在經濟市場中失敗，但在政治民主中有投票權的魯蛇，加上想用行政手段解決魯蛇社會問題的善意，才造就了通往官僚集團失控膨脹的地獄之路（p.32）。實情是，在市場與效率原則幾乎宰制公共政策論辯的今天，我們得做更多的文書作業，應付更多的科層行政人員，一次次在表格文書往來之間，覺得自己像個笨蛋。而科技的發展並沒有改變這樣的困境，我們只是換成在網上填寫各種表單，在電話中不停被轉接。

如果市場至上論者表面上的教條是「市場與科層絕不相容」，背後的潛台詞是「自由與民主也不相容」，所暗示的是我們其實只有兩條路走：要麼選擇市場帶來的自由，要麼選擇民主帶來的科層。格雷伯要用這本書破除的就是這個迷思，他強調，科層在當代的擴張與市場原則取得宰制地位密切相關，正是堅持用市場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的貧乏想像，才創造出一個令幾乎所有與之打交道的人都挫敗不已，「科層最糟糕的元素，與資本主義最糟糕元素，惡夢般結合」（p.29）的愚蠢體制，格雷伯將黑格爾對於市場與科層的洞見，改寫成「自由主義鐵則」（The Iron Law of Liberalism）：「任何市場改革、任何政府打算減少文書作業並強化市場力運作的計畫，最後都只會導致這樣的結果：法定規則、文書作業與政府官僚的總體增加」（p.34）。

同樣語出黑格爾：「凡是現實存在的，必有其理據」，科層體制的當代擴張並不是天外飛來的意外，當中反映的，不只是我們所生活的新自由主義境況，還有把暴力隱藏起來並常態化的宰制結構，更涉及我們對「政治」的根本思考與想像。

這是格雷伯從「自由主義鐵則」出發，所探討的三個主題：（1）科層體制的全面擴張與資本主義從七〇年代以來的「金融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金融資本主義的「新積累過程」中，以「經理人階級」為主體的科層體制，在規訓、穩定與掠奪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的重要作用。對於當代新自由主義如何運作有興趣的讀者，無疑可從導論與第二章中得到啟發；（2）支撐科層運作，窒息一切想像與溝通，導致「結構性愚蠢」（structural stupidity）的暴力。不管這是物理上直接的暴力，還是層級體制中的結構暴力，所造成底層對於「詮釋勞動」的負擔，都鞏固了既有的不平等。關注暴力隱而不顯結構的讀者，則可以在第一章中看到格雷伯對於這個問題的深刻反思；（3）從科層現象延伸出來，對於各種涉及暴力、制憲權與法的後設「政治」論題。對政治理論的研究者來說，從第三章與附錄的《黑暗騎士：黎明升起》影評，以及格雷伯所說的「主權、行政與政治」三分思考，則別有跨領域的思想激盪。

債務人就是經濟人的最高階段

「人不再是被禁錮的人，而是負債之人……一種新的宰制體系正漸漸地全面襲來。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通過在監禁處所對抗種種規訓的歷史經驗，而串連起來的工會是否還有一席之地？能適應新的控制社會嗎？還是得讓位給新的抵抗形式？對於未來的抵抗形式，我們又已經做好準備了嗎？我們能夠抵抗營銷學話術嗎？有許多年輕人對於『被激勵』有莫名的渴求，他們一直在找出奇的培訓與延續不斷的學習，就像上一輩人得耗盡心力，才能發現誰真正從規訓中獲益的人，他們的任務是得要發現他們到底是為了什麼做這些事。蛇的紋路遠比鼴鼠的洞穴複雜。」
--Gilles Deleuze, “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 pp.181-82.

去年（2015）是《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上映的三十週年，三十年後我們不免細數，三十年前所構思的科技成真了多少，結果令人沮喪。我們沒有倒進垃圾就能啟動發電的家用能源反應器，只有自助加油沒有自動加油機器人，體感遊戲至今仍只存在科幻電影中，更不用說懸浮滑板與飛天車了。不過，雖然沒有遛狗機器人，但我們有了無人機，類似指紋辨識的技術也已廣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顯然有些科技實現了，有些仍舊是幻想，這當中的差別何在？

這並不是因為某些科技構想實在太天真，而是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內在的運作邏輯，決定了科技發展的方向。格雷伯這麼說：「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似乎出現一個重大的轉向：資金不再投入與另類未來相關的科技，而是投入可以強化勞動規訓與社會控制的科技」（p.120，譯文略有修改）。所有可能導致社會動盪，挑戰權威結構的「詩意（poetic）科技」，幾乎都沒有進展，反之，一切強化管理與控制的「科層科技」則有長足進展，無論是用於戰場的無人機，還是實現各種編碼的生物辨識技術。

科層體制在晚近三十年的成長，必須從七〇年代開始的「金融（生命）資本主義」（financial (bio)capitalism）轉化的角度來理解，資本更多是被挹注到對於非物質勞動──生產非物質性財貨，像是服務、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的勞動──的規訓與組織 ，而不是被挹注到改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直接生產過程上。而企業的獲利，主要也不再來自於市場，不管是商業的流通或者產業的發展，而是來自於將非物質勞動的產物，各種交流、社會關係與合作形式，納入複雜的金融算計中並榨取其價值。例如，格雷伯非常關注的美國教育體系產業化，就是藉由學生借貸體系，從學生「未來的勞動」這個典型的非物質勞動中搾取利潤。或者，就如格雷伯直白的說法，這是：「來自於他人的債務」（p.51）。

為了讓複雜的金融財務算計體系可以運作，並保證非物質勞動的再生產條件，新型態的「市場」反而需要更多的「管理」，因此，市場去管制化表象的背後，其實是為了更綿密控制各種非物質產生產的社會關係，企業也從這個規訓與組織的過程中獲利，伴隨這個過程出現的，是更多的管制、法令規章與認證，結果就是科層管理組織的膨脹。

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盲點突破，我們總下意識認為「企業管理」代表效率，但卻沒有意識到，要讓企業化的管理可行，得先建置一組行政管理程序，以及一個終日與各種表單、評估、文憑、證照與認證文書為伍的管理階層，上述種種結合起來，其實就是我們認為最沒有效率的科層 。

格雷伯用「全面性科層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來指涉這一整個公私部門逐漸融合，充斥各種規約與規範，終極目的是以獲利之名搾取各種財富的過程（當然，他更偏好稱之為「掠奪性科層化」）（p.44）。他強調，對於科層的批判，得要關注這個「金融化、暴力、科技與公私部門融合，彼此之間是如何交織成一個自我維繫的網絡」（p.75）。

在這個網絡下的新時代科層，它的典範形象不再是我們熟習的，在卡夫卡小說裡面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死氣沉沉的「官僚」；而是以企業「管理」者自居的「經理人」；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眼中，讓我們的年輕人鎮日培訓、學習與「被（迫）激勵」，操持「營銷學話術」（格雷伯稱之為「光彩奪目但空無一物」的各種企業慣用語：願景、優質、利害關係人、領導統御、卓越、創新、策略目標、最佳方案）的各種人力激勵、資源與策略部門 。

大學也沒能在這波「企業化管理」的浪潮中倖免，格雷伯的經驗談是大學師生花在行政文書作業上的時間，在過去三十年呈現爆炸性成長，讓師生耗費最多心力的不是學術研究與討論，而是應付各種據說可以增進效率與產能的評鑑、進修與研究計畫。

這個由龐大企業化科層支撐出來的「市場」，已經不再是古典自由主義與經濟學所推崇、藉由個人私利與交換而有效率滿足需求的體系。得自己想辦法透過各種認證的人力資本化，取代了勞動，而「維持競爭力」的訓令則取代了交換 ，國家與社會政策的首要考慮則是極大化收益（通常只是複雜的會計遊戲，特別是在承接銀行債務後大喊國家債務危機，再緊縮公共支出，聲稱使用者付費的偽善把戲），換個角度來看，新的「市場」型態其實不過是一個全面滲透到個人社會關係，以效率、競爭力與企業精神為號召，再從各種虛擬或實質債務中獲利的「管理」體系 。
（未完待續）

他們強逼我們服從，而我們絕不讓步
－－導讀《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
◎蕭育和

科層，或黑格爾被遺忘的洞見

警治（或，公共權威）會傾向把一切可能的事物都圈入它的管轄中，因為在這一切物事中，也許會有一些要素可能在某個面向是危險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治的工作可能不太能變通，會干擾人們的日常生活。儘管這一切相當煩人，卻無法畫出一條客觀的線來。
--G. W. F.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234, Add.

在進入格雷伯（David Graeber）這本嚴肅但不失有趣，反思「科層」（bureaucracy）現象的《規...

【導讀】他們強逼我們服從，而我們絕不讓步
－－導讀《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 ◎蕭育和

【導論】 自由主義的鐵則與全面官僚化的時代

CHAPTER 1 想像力的乾涸之地：論結構愚蠢

CHAPTER 2 飛天車與利潤率的下降

CHAPTER 3 規則的烏托邦，或為何我們其實真的喜愛科層制

【附錄】論蝙蝠俠與制憲權的問題

【導讀】他們強逼我們服從，而我們絕不讓步
－－導讀《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 ◎蕭育和

【導論】 自由主義的鐵則與全面官僚化的時代

CHAPTER 1 想像力的乾涸之地：論結構愚蠢

CHAPTER 2 飛天車與利潤率的下降

CHAPTER 3 規則的烏托邦，或為何我們其實真的喜愛科層制

【附錄】論蝙蝠俠與制憲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