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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李鴻章的是是非非
友：談洋務運動離不開李鴻章，可他至今仍是眾説紛紜的人物。真想聽你吹一吹。
袁：的確，李鴻章後半生的歷史就是洋務運動興起和衰敗的縮影。他生前已是毀譽參半，而近四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史家幾乎眾口一詞，諡之為賣國殘民的反面教員，直到這幾年雖然罵聲未斷，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卻似有增加之勢。要把諸多歧見理出頭緖真不容易。但歧見往往蘊藏着學術發展的契機。所以，這是值得聊聊的話題。
一、擺正個人與環境的關係
友：問題的癥結在哪裏？
袁：我想，仍然離不開時勢與人這個古老的歷史之謎。不能脱離具體的社會環境去評判歷史人物。抽象地説，許多史家都同意這個原則。但在看待李鴻章這樣複雜的歷史人物時，無意中往往忽視了這個原則。
他同曾國藩一樣，都以鎮壓太平天國為時賢所咎。但這個結論包含着一個前提：太平天國比清王朝更先進，從而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發展。可是，這僅是個沒有成為事實的假設。而近年來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證明，《天朝天畝制度》本身帶有很大的落後性；太平天國政治上實行的是中世紀式的專制統治；經濟上或是實行摧殘生機的平均主義，或是照舊完糧納税；先進的《資政新編》懸諸高閣，洪仁玗實際執掌權力的時間很短。太平天國也是一個宗法專制政治集圑，其活動的後期尤為明顯。如果無法駁倒上述結論，那麼，太平天國同清政府的戰爭不過是兩個宗法專制集團之間的搏鬥，曾國藩、李鴻章如何定位不是要重新考慮了嗎？
此外，如果如實地把李鴻章看作特定的社會政治勢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觀察他所活動的年代全部社會政治結構，就應該具體分析和對比各派代表的主張，從中引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多年來，人們熱衷於譴責洋務派「賣國」，但是，我們卻很少看到對這些「賣國」主張賴以出現的社會背景的分析。於是，李鴻章之流彷彿是天生的「賣國」胚子。如果慈禧別具慧眼，選擇了另一愛國志士執掌實權，中國近代史似乎就將面目一新。這樣的推論，能令人信服嗎？
友：任何有影響的歷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島中的魯濱遜。不過，光發牢騒還不成，還得結合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談。
袁：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戰爭。而從七十年代起，李鴻章都是這些戰爭的當事人之一。我們不妨透過這些戰爭來看李鴻章的是是非非。
二、海防塞防之爭的實質
友：七十年代最大的戰爭莫過於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這是中華民族在十九世紀唯一取得重大勝利的愛國壯舉。在這次戰爭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張放棄新疆的李鴻章被目為賣國，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袁：收復新疆無疑是正確的愛國壯舉。李鴻章在新疆問題上同左宗棠意見相左。但兩者的分歧是不是愛國與賣國之爭？
賣國是指背叛國家或為了個人及小集圑的私利出讓國家權益的嚴重罪行。它應該有嚴格的界説，不能隨意混淆。同時，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一定要有實事求是精神，不能離開歷史環境和全面情況作出簡單、片面的論斷。
左宗棠、李鴻章等人是在甚麼情況下提出各自的主張的呢？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三月，日本藉口台灣居民殺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灣。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因學習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視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帝國，震動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籌，朝廷命軍政大員詳細籌議。李鴻章於十一月初二上《籌議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此摺內容豐富，稍後再作全面分析。這裏先看看他關於新疆的主張：
「近日財用極絀，人所共知。欲圖振作，必統天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師老財痛，尤慮生他變。曾國藩前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可否密諭西路各統帥，但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一面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回酋，准其自為部落，如雲貴粵蜀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可矣。……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1朝廷既沒有採納李氏的意見，也沒有贊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張，而傾向於海防塞防並重。而左宗棠在稍後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見，實際是主張全力西征。因為在他看來，海防沒有現實的危險：「竊維泰西諸國之協以謀我也，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謀……商賈計日求赢，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難端。自輪船開辦，彼挾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廣求善事利器益為之備；謂彼猶狡焉思啓，顧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2
既然西方各國無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夠的準備，海防不足為慮，言下之
意就是應該全力西征。以上是當時海防、塞防之爭中雙方的主要觀點。
老弟看看，這像不像愛國與賣國之爭？左宗棠倒認為「此皆人臣謀國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見自封者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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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鴻章：〈籌議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一八－一九頁。
2 左宗棠：〈覆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摺〉（光緒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三－三四頁。
3 同上，第二一一 一頁。
【第十一章】 千古遺恨，失足何處
袁：不弄清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對曾國藩、李鴻章的了解仍然是片面的。我們應該花點時間聊聊這個問題。
一、西方列強扮演的是甚麼角色
友：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同時起步，卻結果迥異。是不是西方列強厚彼薄此，壓力集中到中國以至難逃大劫呢？
袁：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西方列強在晚清扮演的是甚麼角色。學術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答案。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史家幾乎異口同聲一再確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國家獨立的最主要障礙。而近年有的則走向另一極端，把西方列強武裝侵略視作催促中華民族覺醒的必要條件。我不同意後面這種觀點。原因非常簡單：這種侵略行徑對雙方都是恥辱和發展中的重負。中國因戰敗而賠款割地固是奇恥大辱，為販毒而戰、焚燒和劫掠文化珍寶、敲詐弱小民族也是號稱文明之國無法磨滅的恥辱。同時，對侵略者説來，這不僅是道義上的罪行，而且必然遭到歷史的懲罰。日本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再殘酷掠奪中國，導致它畸形發展，令日本和許多國家的人民都飽嘗戰爭苦難，且種下了一九四五年大失敗的根源。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發展的嚴重障礙更是洞若觀火的事實。在西方列強的炮艦威脅下，中國失去了關税自主權，從而喪失了落後國家保護自己經濟的重要屏障。例如，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間，僅中國各港口每年正式進口的鴉片就值二千三百萬至三千七百五十萬両白銀，相當於每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果加上走私部分，數額更加驚人。又如，清政府歷年的對外賠款，不計利息便達七億多両，約等於一九一一年全國廠礦全部資產的七倍（純外資企業除外）。僅此兩項就猶如兩條巨大的吸血管，令中國人民淪為替外國侵略者賣命的苦力。至於西方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賦予他們的各種特權對中國發展生機的摧殘，更難以數計。
不能混淆來自外部的兩種衝擊。一是武裝入侵帶來的社會震盪。其影響主要是負面的。另一是先進文化輸入引起的回響。戰爭只令人們看到西方的船堅炮利；而真正幫助中國人比較全面地了解西方、推動中華民族覺醒的正是這種和平的文化交流。比較一下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站在歷史潮流前列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的巨大飛躍。要是説前者繼魏源之後主要就經濟上如何學西方提出建議的話，後者則已就系統改造中國社會使之現代化提出了全面綱領。而就發行數量及影響大小來説，後者也遠勝前者。同時，在六十年代初，與馮桂芬有共同認識之士寥若晨星；而經過三十年間中西文化多渠道的交流，至九十年代初要求系統改革中國社會的明達之士已此呼彼應，見識在鄭氏之上者也大有人在。那種認為沒有外國侵略者的暴力敲打，中華民族就不可能奮起的觀點是膚淺和片面的見識。
正如前人已一再指出的，西方列強在中國的作用是複雜的。形象地説，他們既是引路的先生，又是攔路打劫的強盜。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中世紀宗法專制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是近代中國前進的兩大障礙的論斷是正確的。不過，中國發展的快慢歸根到底取決於內部狀況。除了外敵入侵的戰爭時期以外，近代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也來自內部。因此，差不多同時被迫打開國門，外部條件也大體相同的中日兩國遭遇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兩國自身。
二、錯誤的發展道路
友：流行的説法是洋務運動所以失敗，在於它企圖以不改變原有體制為前提去學習西方。你同意嗎？
袁：這個論斷過於籠統。如果把它理解為應該首先集中精力推翻清帝國，恐怕有點過於武斷。太平天國失敗後至戊戌變法期間，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均不具備，不能説這時任何改革都必然失敗，而在於改革的內容和方法是否恰當。但「改變原有體制」的內涵如指的是系統改造原有社會運行機制，那自然不無道理。換句話説，問題不在於曾國藩、李鴻章、恭親王等人不應該發動洋務自強運動，而在於他們沒有找到改革舊體制，實現國家富強的正確道路。洋務運動所以失敗，是由於它犯了三個致命的錯誤：
第一，以官辦和辦軍火工業為主，經濟失去自我發展的活力。
據經濟學家們估算，至一八九四年為止，全國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業的資產總值六千七百四十九萬元；其中官方資產為四千七百五十七萬元，佔百分之七十。而在官辦企業中，屬輕工業的只有紡織行業的四百九十萬元，佔官辦企業總資產的百分之十點三。1
這種狀態導致國內消費品市場很大一部分被外國商品所佔領。例如，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三年間，每年輸入的棉布便達二千八百四十九萬至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元，成了除鴉片之外的最大宗進口貨；而同一時期輸入的棉紗也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一公擔上升至七十萬公擔。2諸如此類的消費品通常技術較易掌握，投資省而利潤高，本是富國裕民的重要基礎，當時拱手讓給別人，反成了中國又一大漏卮。
更嚴重的是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把種種官僚病帶進經濟活動過程，使之喪失了推動經濟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企業充塞着腐朽的衙門作風，機構臃腫，冗員甚多，官派的總辦、會辦等大員，大部分是不懂經營管理而又不願認真學習的庸碌官僚，再加上企業的盈虧盛衰與這些官僚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營私舞弊倒能飽填私囊，其前途也就不卜而知了。特別是那些投資最多的造船製炮的軍事企業，從購置設備、原材料至員工薪金均向官府報銷，產品也由各地官府備款具領或撥交各軍使用而抵扣軍費。這些企業雖然擁有比較先進的機器設備，但愚蠢地割斷了它與巿場的聯繫，經營管理停留於「前現代」的水平上，無一例外失去了自我發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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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一○五七－一○五八、一○六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北京。
2 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七四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北京。
【第十二章】 戊戌維新與慈禧、康有為的兩面性
百日維新，百年滄桑。百年前的戊戌變法既是系統改革的英勇嘗試，又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群眾性啓蒙運動（維新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運動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竊以為甚至當前的一些思想文化爭議，亦可從當年的成敗中得到有益的啓示。
一、從誰是罪魁禍首談起
是誰斷送了戊戌維新？這是史家們至今仍聚訟不已的問題。
政變是慈禧的斷然措施，老佛爺自然難逃罪責。不過，百年來不斷有人為她辯解。史家們認為，沒有慈禧首肯，光緖皇帝根本不敢幹這麼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國是詔》在內的不少「聖旨」，下達前都曾送慈禧審定。康有為呈遞的變法條陳和《俄彼得政變記》、《日本變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均曾由光緒帝「恭呈慈覽」。1百日維新期間，光緖帝曾十二次專程赴頤和園朝拜慈禧，這些會見絕不僅是禮儀性的。越來越多人認為，把慈禧説成完全因反對維新而發動政變，最少是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看得過於簡單了。
康有為是戊戌維新的領袖和主要策劃者。除了堅決反對變革的頑固派訾之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維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辦壞了的也大有人在。對康氏的指摘集中在這麼幾點：
1、不顧客觀條件，不分主次，冀圖短期內「全變」。百日維新期間發出有關的「上諭」竟達一百一十多件，絕大部分成為各級官員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號，輕實質，重形式，輕內容，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輕率地侵犯傳統的神聖符號，授人以柄。他認為，只要皇帝駕臨乾清門，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簽名具表，咸去守舊之謬見，力圖維新。……重罰一人以懲其後……一日之間，風雲倶變，更月得數詔頒下，則海內皆動色奔走矣。」2服式、髮式、紀元都是無足輕重的形式，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卻一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種神秘意義的象徵。清帝國建國之初，便有「留髮不留頭」之説，那條辮子，尤其敏感。時至九月，維新事業已岌岌可危，康有為偏偏鄭重其事上書，請求「皇上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並「大集群臣誓於天壇太廟，上吿天祖，下吿臣民……即以今年改元為維新元年」！3他甚至鼓動皇帝，把國號改為「中華」二字。4這些雖未被光緖皇帝採納，已流言廣佈，徒增阻力。諸如此類稚拙言行，無非表明他缺乏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駕馭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聖武行之，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時的言詞鼓動下，光緖皇帝在條件不成熟之時，匆忙裁減和嚴厲處理官員，四面樹敵。沒有通盤籌劃和妥善安置、耐心説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閒散衙門和冗員。有知情者寫道：「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5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員面臨被裁的威脅，一下子把眾多官員推向反維新陣營。與此同時，因禮部主事上書受到壓制，把該部滿漢尚書和其他主要官員全予革職，新舊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勢孤力單的維新派，陷於日益孤立的困境。
4、熱衷於軍事政治投機，沒有切實做好基礎工作。
任何有顯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變革為先導。甲午戰敗後，辦報、辦學、組織學會的熱潮雖然有助於一些官僚、士紳特別是年輕士人的覺醒，但這個基礎非常薄弱。康有為等人沒有以轉變觀念特別是「開官智」為中心環節，而把力氣花在無益大局甚至極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學術與政治，在並非必要的情況下主動去觸犯主流社會的大忌，嘩眾取寵地鼓吹「託古改制」、「三世」説、「偽經」説，疏遠了一大批有可能參與維新的大臣和士紳，引起革新派的衝突和分裂。6再則致力於軍事、政治投機，開創了近代中國的惡劣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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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祥吉：〈百日維新失敗原因新論〉：《戊戌維新運動新探》，三六○頁，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2 康有為：〈請御門誓眾摺〉，湯志鈎編：《康有為政論集》，二九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北京。
3 康有為：〈請斷髮易服改元摺〉，《康有為政論集》，三六九頁。
4 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同上，三四二頁。
5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一），四八五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6 汪榮祖：〈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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