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的歷史地位
清朝與現代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八旗勁旅直入北京，時人遭逢「天崩地解」的劇變；對懷抱強烈漢族中心意識的人而言，更是繼元朝（一二七一—一三六八）之後，中國再次「亡國」。士人同時面對忠奸和夷夏的抉擇，拒絕接受「異族」統治的「遺民」，將「亡國」和「亡天下」、「治統」與「道統」加以區分，或寄望於「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選擇和新政權合作的「貳臣」，則藉由元朝統治下漢文化大放異彩的論辯，推翻「宋亡而中國亡」的說法。
關於「改朝換代」一詞，「改朝」固然是指政權更迭，若將「換代」作「世代交替」解，意味著新政權尚需經過一段時間，才會被人民接納。當清朝展現恢復秩序和重建社會的能力後，遺民的立場也出現鬆動，並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之論，不再堅持儒家「忠奸之辨」、「夷夏之防」的核心價值。大約在三藩戰爭（一六七三—一六八一）前後，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已趨和緩，部分遺民接受「博學鴻詞」科的徵召；抗節自持者雖拒不出仕，卻不禁止子弟參加科舉，「遺民不世襲」也成為共識。降及晚清，社會上有「不分滿、漢，但問旗、民」的說法，滿、漢的族群畛域漸泯，但有身分、待遇的不同。
十九世紀後期，在西力衝擊下，激起中國的排外、反外意識，熱情的革命運動家則將之催化為排滿、反滿情緒。這股風潮並未因清朝覆亡而暫歇，緊接而來的中、日戰爭，再掀反日、仇日的聲浪，加上否定清朝的「革命史觀」推波助瀾，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成為詮釋清史的主流。因此，清史研究深受現實政治影響，也是史家與時代互動的例證。
清朝統治對現代中國而言，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一、疆域，不論是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民國，或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規模都繼受自清朝。二、族群，不論是孫文革命成功後所宣傳的「五族共和」，或是今日中國的民族識別有「五十六個兄弟民族」，族群成分也都奠基於清朝。
中國史的清朝
一九六七年，何炳棣從清朝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意義，論述清朝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他的主要論點有：
一、自一六○○年至一八○○年間，滿洲統治者在治理邊疆的同時，將帝國凝聚成地理的和種族的實體，締造現代中國的基本型態。
二、帝國人口空前成長。糧食產量增加、手工業發展，以及清初幾位皇帝福國利民的政策，開啟長達百年的全盛時代，人口也暴增至三億。
三、早期的滿洲統治者採行有系統的漢化政策，使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儘管漢化和儒家化使滿洲付出喪失民族特質的代價，卻換得空前繁榮的盛世。
四、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機制日趨成熟。就政治制度而言，在機構間的協調、文書的分類與傳遞、決策和執行的程序，以及官員考核等，顯得審慎而有序。在社會、經濟方面，雖然在制度上少有創新，但大規模的跨區域整合與交流持續進行。
五、物質文化與藝術發展的成就。在和平與繁榮的世紀中，國家纂輯、出版大量書籍，宮廷收藏無數的藝術品，社會也出現一批版本目錄學家和藝術鑑賞家。
以上含括的層面極廣，是了解中國現狀淵源的重要指引；強調「漢化」對清朝統治中國的作用，則影響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清史研究。其後，若干討論清朝在中國史地位的論著，雖舉出更多的事例，仍不出上述架構。縱使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出現對「漢化」觀點的質疑，何炳棣仍對自己在三十年前發表的「複雜的宏觀史學觀點」充滿自信，並認為拒絕「漢化」則難以在中國史中為清朝定位。
歷史比較的清朝
「比較」是認識、分析事物或現象的重要方法，可以從中探知研究主體所代表的意義。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稱清代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所謂「文藝復興」（Renaissance），是指歐洲在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化運動，從恢復古典文化出發，進而建立新的文化基礎和社會體系；結束中古時期，並開啟近代文明。梁啟超認為，清代學術的特徵在「對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其動機和內容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似，而文藝復興在歐洲所發生的新影響，正在清末民初的中國醞釀。
梁氏立論的要旨有五：一、考據學派冷靜縝密的傳統，性質近於科學。二、學者對佛教哲學過度發達的批判，正是宗教改革。三、學者將經世致用的傳統擴大為改良社會，注重生計問題，一如社會主義。四、文學、美術的雄厚根柢，一旦與西方文化接觸，必定創成新派。五、在復古之餘，將來亦應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簡言之，將清代的學術發展建構成由復古而解放，由主觀的演繹進而為客觀的歸納，正與歐洲文藝復興若合符節；但清代學術並未使近代中國免於衰亂，則其說不免流於附會。即便如此，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官方獎崇文教，人文主義學者醉心學術，而盛清時期朝廷偃武修文，私人研史窮經，藉由比較，清朝的「世界性」意義猶可凸顯。
二○一一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推出「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流」特展，也是從歷史比較的視角，將同一時代的兩位君主因文化交流所產生的影響並呈。康熙皇帝（玄燁，清聖祖，一六五四—一七二二，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與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一六三八—一七一五，一六四三—一七一五在位）同為十七世紀著名君主，兩人都是沖齡即位，集大權於一身，軍事、文化各有成就，康熙皇帝開創清朝歷史的「康乾盛世」，路易十四在位期間則被史家譽為輝煌無比的「路易十四時代」。
兩位君主的交集，源自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Societas Jesu）傳教士至中國。後藤末雄指出，康熙皇帝懷柔傳教士，使其成為中國文化的崇拜者，以致路易十四對清朝的政治野心無法遂行；傳教士將中國的德治思想介紹回法國，則成為伏爾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等人抨擊天主教和專制政治的材料，是導致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一五八九—一七九二，一八一四—一八三○）沒落的原因之一。透過比較，可以覺察異文化間互動的其他面向。
全球史的清朝
二十世紀後期，著重整合和差異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興起。全球史的範圍不必然是「全球」，而是以宏觀的視角，超越政治或文化單元，強調議題的相關性，注重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心歷史事件的同步性，以及去中心化的研究取徑。從「漢化」的角度，清朝誠然具有「中國」特徵；若置於全球史的脈絡，以其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性質，則清朝不應只是「中國」而已。
岡田英弘認為，蒙古帝國的領域東自日本海、西至俄羅斯大草原，在範圍內的居民都成為帝國的一分子，其後又孕育出可以連結到今日、嶄新的民族和國家，乃提出「世界史是從蒙古帝國展開」的概念，而大清帝國則是其繼承者。清朝的皇帝有多重身分，既是漢人傳統式的皇帝，也是滿洲部族會議的領袖、蒙古的大汗、藏傳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施主」，以及東突厥斯坦穆斯林的保護者。大清帝國的本質，是五大種族的「共主邦聯」國家，也是能夠統治廣大疆域長達二百餘年的關鍵。
美國從非漢民族觀點出發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學者，挑戰「漢化」的說法，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據以檢視清朝皇權的建構，則認為是中國與內陸亞洲兩個不同政治體制的混合體。他們將清朝對蒙古、新疆、西藏的軍事征服，及其統治邊疆的政策，與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等「殖民帝國」作比較，指出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同樣面臨控制、擴張、正當性等問題。
二、不同視角的清史論述
同化的「漢化」關於「漢化」，學界迄今仍未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般分為兩個層面：一、寬鬆的定義，指非漢民族與漢民族接觸後，接受漢文化的成分，如藝術、風俗等，至於該民族是否放棄原有的文化與認同，不在考慮之列。二、嚴格的定義，則與人類學的「同化」（assimilation）同義，是指兩個族群因長期接觸，導致文化從屬群體放棄其原有文化，並全面接受文化主宰群體的文化，且與之融為一體。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學者多將「漢化」等同於「同化」，總認為進入漢地的非漢民族，都會被漢文化同化。基於此一信念，激烈的漢民族主義者更發展出「歷史上凡以武力征服中國者，終將為中國所征服」的「鐵律」，完全漠視非漢民族的歷史地位。
曾任戶部郎中的漢人劉體智（一八七九—一九六三）指出，歷史上曾經統治中國的「異類」，除蒙古尚有遺族外，其餘「未幾即與之俱盡而不復見」。雖然滿人「不求文學，惟重騎射」，八旗「不與居民雜處，不與漢人聯姻」，但是二百年間，「滿人悉歸化於漢俗，數百萬之眾，僉為變相之漢人」。他的政治立場是同情清朝的，卻持同化的觀點，認為漢化是無法避免的趨勢，遂有「茫茫禹域，真亡國滅種之利器」之嘆。
「征服王朝」理論
一九四九年，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據人類學的「涵化」（acculturation）觀點，即不同文化持續接觸，受影響的一方會主動調適吸收或排斥抗拒，提出「征服王朝」理論。他將帝制中國分為典型中國朝代，以及征服王朝、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指五胡十六國〔三○四—四三九〕、北魏〔三八六—五三五〕、北齊〔五五○—五七七〕、北周〔五五七—五八一〕等，在華北以半和平滲透方式所建立的政權）。
所謂征服王朝，是指某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的部分或全部居住地所建立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有遼（九一六—一一二五，契丹）、金（一一一五—一二三五，女真）、元（蒙古）、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滿洲）。他們統治中國期間，既強調本民族特質，又實施二元統治，展現「社會文化二元性」特徵。以游牧為主的契丹、蒙古和已經發展農業的女真、滿洲，由於文化性質不同，對漢文化有「文化抗阻力」強弱之別，遼與金分別代表征服模式的兩大類型，遼為「抗拒型」，金是「讓步型」，清則是兩者的「中間型」。
滿洲在征服、統治中國的過程中，雖然主動汲取漢文化因素，但也採取若干保障政治權力的措施，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社會特權；舉凡推行八旗制度、控制官僚組織、提倡滿洲語文、堅持軍事價值、維護滿洲禮俗等，在在顯現清朝的社會二元性特徵。然而，清朝的複雜程度，又遠遠超過遼、金、元三朝。以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族群屬性為例，契丹、女真或蒙古征服者，可以清楚地區分「本族人」與「非本族人」；對於以女真族為核心，並具有民族共同體特質的滿洲而言，從政治、經濟或社會的旗、民分治原則來看，雖能劃分出「旗人」與「非旗人」，惟此係從制度觀點，並非就族群而論。
在八旗制度中，包括滿洲、蒙古、漢軍三大族群，其地位高低自有等差；然在「入旗」、「改旗」以及「出旗」的辦法下，族群身分亦能調整。漢族在滿洲政權中，實兼具征服者（漢軍）與被征服者（民人）的角色，與以往北亞民族征服漢族的模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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