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與以前歷史最大的不同，應是進入所謂真正意義的世界史──中國在政治、經濟、市場活動，以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和歐美為主導的全球擴張產生了大規模的聯結和交會。雖然歷史悠久的「中國」歷代王朝與世界的交往早已有之，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與世界聯結的紐帶和工具，大不同於以往。工業革命爆發百年後的全球傳播效應逐漸開展，交通運輸工具的進步、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通、電報和無線電訊的發明等等，這些效應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和資本的流動較以往更為緊密，各國商人、技術專家、外交官、傳教士、醫生和勞力等等，他們在跨國或跨區域港口流動奔波，全球由此捲入史無前例的人（人群）、物品、技術等物質文化交流之大潮，同時也帶來不同文明之間的衝擊和碰撞。這些變化又伴隨著歐美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完成，角逐海外殖民地所帶來的龐大的經濟利益，並由此強化歐美民族國家的榮耀和財富（日本於明治維新之後亦加入帝國主義列車）；而挾著工業革命後之科技進步裝備，近代國家間的海上霸權爭奪比起任何以往的時代都更加慘烈，它對歐洲帝國及其海外殖民地都帶來雙邊及全球性的影響。
一、中國進入近代世界秩序的特殊性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大規模海外擴張及其對美、非和亞洲的侵略結果，有些論著宣稱中國是所謂「半殖民地」。筆者認為不能忽略的是清末帝國政權始終保有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不停地進行自我探索何去何從；儘管清帝國面臨內外的騷動不安，但從推動自強運動以來，變革或改革以適應新局，始終是清帝國維持其國祚的主要思考，直到它被共和政權所取代。然而共和肇建後的民初中國仍舊是一個動盪政局的延續，無法建立一個具有現代意義之國家應有的憲政建制，根本性因素都來自中國本身的國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問題。國家治理包含內部導向和外部導向兩部分，以及兩者之間的邏輯性；我們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末歷史的演變，可以看到許多國家治理的內外問題，從清末到民初始終反覆存在，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藥石。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從裡到外的各種變遷和演化因素已是相互糾纏或相互推進，難以切割。晚清帝國所面臨之內外危機──尤其中國與世界在各種範圍和深度的接觸及其與中國內在聯繫的問題，這是過去帝制王朝所不曾出現的危機，所需的應對策略與能力也超越了大清帝國的國家機制和知識倉庫，而將整個國家與社會推向災難局勢的臨爆點。內部治理問題不僅祗有本書探討的晚清時期，還有承續自清帝國建立以後所積累的觀念、制度和文化；而外部導向則牽涉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面臨世界的大變局，前者涉及之歷史傳統的複雜性並非本書所能涵括。如同著名漢學家孔復禮（Philip Alden Kuhn，又譯「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一書所揭示的：清末帝國「其實是一種制度──一種已經無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務相契合的制度──的沒落」。它所觸及到的不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統治機制，而且是中國整個帝制制度及前現代國家的「國本」之所在。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由於危機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國帝制時代的性質，這又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歷史起始點。
國家治理的內與外
歷史學的意義是在探尋當前存在現象的淵源，國家治理的模式及其建制是其中的大哉問，它不僅牽涉世界對於中國的現代性意義，也關乎中國經驗對全世界範疇的現代性意義，如果有所謂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進程和核心價值，那麼本書主要探討的十九世紀中葉到清末帝制之消亡，這逾半世紀的歷史命題，如何賦予它對中國和世界以啟示的意義？本書的一些關懷便是在呼應這一命題。
近代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在全球征服的過程中，相對於它們在非洲和美洲建立各自統領的殖民地，在中國採取的主要是聯手合作的戰爭，例如兩次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當然，帝國主義者的貪婪和彼此的勾心鬥角，合作中的猜忌和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中英接觸開始係以對待文明國家的外交談判為程序，並非一開始就被想像或被標註成會有一場文明人與野蠻人的戰爭。鴉片戰爭爆發前的一百年間，英、法等歐洲國家對清國還是努力遵循西方自一六四八年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以來對主權國家交往的和平原則，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一七九二）和阿美士德使團（一八一二）都是以西方國際禮儀的交往原則來到中國。中英之間不得不走向一場鴉片戰爭，而其後又有兩次英法聯軍、日本維新後對中國的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等戰役，使得近代中國予人的感覺就是一場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斷的戰爭。事實上，晚清時期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戰爭，不論就戰爭持續時間、動員兵力、交戰地點和規模而言，都不算大，它不是焦土性的侵略戰爭，也沒有造成大量無辜人民的傷亡。反而是十九世紀中葉一場大規模的太平天國內戰，清王朝對政權的保衛戰和太平軍的攻城掠地，彼此激烈的交相殘殺，才造成數以百萬的士兵和無辜人民的死傷悲劇。同時，也更多是由於中國內部的動亂和農村生活之艱困不易，使得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的海外移民進入新一波的高峰。
跨國技術和知識在中國的全球聯結
本書作者更在乎的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案例對全球史意義的特殊性。這個具有古老歷史文化傳統的東方文明帝國，它如何進入國際大家庭和全球化世界，不僅對亞洲秩序帶來巨大的改變，也使得中國本身被迫或主動的參與世界，由此開展了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清末中國門戶被打開之後向西方學習的過程，是工業革命後的歐美技術專家和顧問最早來到中國，協助被歐洲國家打敗的清帝國所進行的一波改革。雖然明清之際早就有耶穌會士來華服務於中國朝廷，對中西文化交流大有貢獻，但它和清末開展的自強運動是大不相同的。自強運動時期的洋顧問是工業革命後更加專業化分工的各種技術專家顧問，他們或曾受聘於該國海軍或具有工程背景而被清政府以高薪聘任。傳教士仍然在自強運動的學堂中擔任教習教員、或從事西學翻譯工作、或參與外交翻譯事務，甚或是醫療傳教士，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和傳福音策略顯然和明清耶穌會士大不相同，而且活動範圍更深更廣。一批工業革命後的各種技術專家不僅受雇於朝廷，也出現於中國主要港口或租界，甚至遠赴西北協助基礎設施的建設。例如一八七九年左宗棠在西北時就以高薪聘請德國工程師米海厘（Herrmann Michaelis）到文殊山挖金礦；後來沒有挖到金礦，卻發現甘肅玉門附近貯藏油礦。在當時雖以粗略的技術開挖和有限的科學方法進行分析，但這些帶有技術專業的外籍工程師所考察區域之偏遠荒涼和行經路程之險惡，以當時的交通工具和技術挑戰都是極為艱鉅的。由於《中法天津條約》開放傳教士可以赴內地傳教，不論天主教或基督新教來華的傳教士都愈來愈多，教會系統普遍投入醫療救助以傳播福音，同時教學校也逐漸設立起來。十九世紀末的通商口岸和租界同樣也出現了洋人的新職業群體，例如工程師、律師、會計師或真正的專業醫生（非傳教士兼任）等等。這些來華的西方人士不見得都是歐美帝國擴張的積極代理人，卻在中國參與世界的過程中扮演文化、技術、轉介和傳播知識等重要角色。
過去的歷史研究強調帝國主義在殖民擴張，以及直接塑造了殖民主義的手段和工具：即蒸汽機、火槍與海底電纜的發明和普遍應用，使其向海外擴張的動機能夠順利地付諸於實施，以最少人力和資金投入就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軍事征服、殖民開發與資源掠奪。過去的論述似乎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將技術性的西方與非技術性的東方分開來，認為西方人通過將他們在西方發明的技術帶到東方，從而實現了對東方的探索、殖民、統治與剝削。近年來在有關帝國與殖民的歷史研究，已有諸多學者對帝國的歷史提出反省和批判，一些著作強調去殖民化的本土觀點，認為儘管大多數現代技術是在西方被發明，但當它們出現在非西方世界之後，當地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自然而然地會對這些技術產生影響，以使它們更加適應在地的情境。因此，技術在非西方世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並被重新詮釋於本土化的脈絡中。不僅技術流通如此，對西方思想文化或物質文化如何向非西方世界的「擴散」，近年來也有諸多研究更強調異國文物的本土化或在地化轉譯的脈絡。在地化的技術、物質、思想與當地社會之間的互動催生出了新的文化範式、身分認同、社群組織，以及對政府治理的新挑戰等等。因此，近代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是多層次的，在各個層次間相互滲透，最終影響了國家如何面對這一全面劇變的治理方針。
一九九○年代以後因為全球化的快速演變，全球史和跨國史的研究取徑受到學者重視。全球史是將全球的發展做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一方面從全球一體化視角來考察人類的歷史，另一方面也強調全球各區域的跨國聯繫和跨國流動，可視為全球化進程的歷史敘事。近來學界更普遍將全球史／跨國史兩個詞相聯運用。不論是帝國／殖民模式，或者強調不同主體的共有旅程，都可將研究的議題置於全球史／跨國史的研究取徑之中。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一詞，帶有超越民族國家（beyond nation state）或跨越邊界（cross boundary）的意味，但並非指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跨國史在研究上更彈性地運用，在國家邊界中「穿越、之間、超越」（across, between, beyond），既要打破國家邊界，但也解釋這些聯結國家和區域之間的跨國／區域現象。在當前全球化浪潮所顯現的個人、群體、國家和世界所交織的既相互糾纏又依賴共存的關係網中，全球史／跨國史的研究視野可能是最契合當下全球化議題的一種研究取徑，一方面希望將民族國家移出歷史的視角，但是也不否認國家做為聯結跨國之間的重要紐帶，本書的一些寫作構想也是這樣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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