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重拾追尋之旅
到了中年時期的某一段時間，我再度重拾追尋之旅，或者該說是把問題還原到最單純的狀態：到底我十七歲那年發生了什麼事。在某些夜晚，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處理越來越多我必須負責的人事物――截稿期限、活動舉辦、運動推展、學術研究、母親職責――的時候，我會回想起青少年時期的那場經驗，因為那實在是太奇怪了，我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語彙描述它，而不是冠上「精神疾病」或某種暫時性的認知錯亂這樣缺乏解釋力的標籤，然後被永遠埋葬。就像如今我們常在車站聽到的廣播一樣：「如果你看到了什麼，就應該要通報」，而我確實看到了什麼。沒錯，它是某種難以言說而不怎麼正常的東西，是在某種我也說不清的意義上簡直是有生命的東西。但這跟矽電極電位的震盪那件事一樣，我仍然有責任把情況呈報出來，在有必要的時候也必須冒著被嘲笑的危險，好好傳達出世人不想聽或甚至是無法理解的訊息。
我選擇「重拾」這場旅程的時候，情況其實並不怎麼好。我投入超過十年以上的那場運動正在眼前分崩離析。隨著先前的同志們逐漸離去（有的去做自己的事業，或是在某些情況下進入邪教或監獄），我已無法再想像自己是個戰士。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名士兵，頑固地緊咬著「社會改革」這個大計劃不放，即便當那已經意味著要在最乏味地妥協了的所謂「左派」的剩餘碎片之下工作，設定的目標也不再是要引燃「群眾」的熱情，而是去奉承（因此希望可以影響）比我們更有影響力的人物。我把越來越多時間投注在女性主義運動上，但這項運動也同樣往往被無用的討論淹沒，例如要決定「團結方針」。我撐過那些冗長會議的方法（往往是長達整個週末，在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裡舉行），是試著計算有哪些數字是質數，而且一路算到兩百。
同時，我父親也被阿茲海默症擊倒了。原本那個聰明而複雜的男人，如今宛如一座半邊已融掉的蠟像，講出來的話越來越僅限於一些聽起來像是字的聲音，或根本只是模糊的咕噥聲。又或許，不只是阿茲海默症，連同養老院本身也是讓他變成這樣的原因之一，因為如果你把伴隨著一個人的所有文件、工作和對話溝通都拿掉之後，最後看到的會是一個人蹲在馬桶旁拿塑膠湯匙攪拌自己的大便，或者我只是倒楣才會撞見這種景象。
每隔幾週我會搭機到丹佛去看他，而每一次旅程都宛如進入人類想辦法用塑膠、金屬、短毛而好清洗的地毯把自己包裹起來的醜陋之中：包括機場、飛機的內裝、千變一律到連免費提供給住客的餅乾都永遠一樣的連鎖飯店。此外還有養老院本身。我之所以如此心情沮喪，是因為父親快要死了或已經形同死去（看你怎麼看待「活著」這件事）而感到難過，還是因為我必須在這樣的地方待那麼久？（這裡讓死亡都顯得是眼前唯一較好的選擇，除非你實在還有其他很想做的事要去做。）養老院的主色調是苔蘚綠和鮭魚橘（顯然被認為是一種不冒犯人、中性化的色彩組合），唯一的例外只有為了要提醒我們季節變化的那些海報――春天是綿羊加花朵，秋天是南瓜，時候差不多了就換成雪花。而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提醒，因為新鮮空氣是不被允許進入養老院的，一定要透過空氣清淨機才行。
在更早些時候，也就是當情況還算順遂――運動蓬勃發展，我的父親還沒變成一個空殼子，孩子們還沒變成要窮盡一切努力跟我不一樣的青少年，彷彿我代表了某種可能會傳染的疾病――的時候，我還能面對一個沒有超現實經驗或有關超現實經驗的記憶的世界。但在上述一切發生之餘，又再加上我第二任丈夫（現在回想起來，他可以說是我一生摯愛）幾乎是活生生被一天十六小時的工會組織工作所吞噬，甚至開始變得著魔似地投入。我曾經是他熱切的協力伙伴――跟他一起在罷工時擔任巡邏隊，參加活動組織會議，歡迎參加抗議的卡車司機、工廠工人和清潔員到我們樸實得很剛好的家中――但如今，他是如此專注於工作的事，以致於連好好地聽我講話或甚至注意到我在房間裡都做不到。隨著我四周由人類構成的空間分崩離析，原先被壓抑的東西也不可避免地開始回來了。
導致我開始回到原先追尋任務的這幾年，可以用一連串測量結果和化學分析來摘要說明：我父親大腦裡澱粉狀蛋白的增加，我大腦裡血清素的減少；雌激素和催產素（oxytocin）的不規則高漲，每天血液中酒精、咖啡因和糖分的濃度起伏等。把這些全部合在一起醞釀好幾個月，結果就像產生一種相當強勁的毒藥，一波波朝我襲來。我仍記得那是由一個全國性婦女組織舉辦的午餐會，時間大概是二月後半的某個週六下午，地點是長島餐飲中心。大家都很開心，場面也很溫馨，直到我不小心望出窗外，看到籠罩在眼前的危險。外頭有一個加油站和一個十字路口，呈珍珠灰色的天空上布滿工廠排放出的氣體，還有一個濺滿黑色髒雪的停車場；一切都沒希望了。頒獎典禮本身就是個諷刺，因為誰都看得出來，頒獎人們正在我們眼前死去（就算不是真的當場死亡），而屍體死後的僵直已經使微笑都變得猙獰。而我還不是一個被動而不情願參加這場活動的人――我就是那個受獎人。
後來我發現這種狀況有個名稱，叫做「憂鬱」（depression）。我是在威廉．史岱隆 一九八九年寫到普利摩‧李維自殺事件的一篇專欄中學到這個詞。讓我訝異的是「憂鬱」這個詞彙，因為跟實際發生的情況比起來，這個字似乎太過無精打采了――套用史岱隆的話，一個乏味「無能的字」，不足以捕捉「一個可怖而大為肆虐的疾病。」我也去接受了診斷、治療和服藥，但在內心還是不無懷疑。你大可以說憂鬱是一種「化學上的不平衡」，但它表現出來的卻是個外顯的敵人，一個「惡魔」、「野獸」，或套用塞繆爾‧詹森 的話，「一隻黑狗」。牠可以在任何時候突然衝出來，甚至是在最無害的場景，就像是那場頒獎餐會，或是當我在停車場等著要接參加學校旅行的女兒回家時。要是她搭的校車沒回來怎麼辦？萬一它在哪裡出車禍了呢？即便我已經安全地接到她了，還是只能趕快把車開回家然後跑到廁所去吐，全身顫抖著回想剛才那隻野獸有多靠近。
其實是「絕望」把我這個成熟的大人拉回那場古老而孩子氣的追尋之旅。我無法再用以前的方式進行，無法繼續拖著那場未完成大業的全部重量。身為母親時時不能鬆懈的責任，再加上要接案子和趕截稿，都把我困在一個跟其他人共享的現實中：大家共同理解的記號和意義，高速公路與購物中心，工作聚會和會議，超市和學校活動等。我似乎失去了解離的能力，無法再看到事物表面底下的東西，然後問那個老問題，也就是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這裡到底是怎麼回事？
又或者，以惡魔型態展現的憂鬱點醒了我一個長期被埋葬的可能性，也就是這世上還有其他的存在、行動者和能量，是在我們可看見、約定俗成的範圍之外的。我真希望在這裡我可以講出為什麼會有此種轉變，但我沒有任何原始資料可以參照，在我當時寫給未來自己的日誌或紙條上，都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線索。
但當我真正著手重拾當時問的老問題時（當然是偷偷摸摸的），絕望和某種羞恥感卻跟隨著我，使我無法前進。眼前的死胡同是：如果我讓自己（就算是嘗試性地）去認真思考「那件事」，如果我承認有可能存在一個或多個非人類的行動者，某個神秘的「他者」，正干預著我的生命，我還能說自己是個無神論者嗎？我身為作者和演講者出席公開活動時，一直是一個可靠的、「身分公開」的無神論者。這不只是我父母留下的遺緒，也是比某種程度上是偶然性的「國籍」或甚至「階級」都還要更深層的自我認同。我在一九八○年代曾出版過一篇談美國無神論歷史的文章，試圖在我所出身的工人階級中，挖掘無神論之所以會出現的脈絡。那篇文章讓我獲得「自由思想者」和人道主義者相關組織頒發的獎項和肯定。在我和孩子們所居住的社區裡，居民大多是信仰天主教的藍領階級，當無神論這個話題終於不可避免地在家中出現時，我告訴我的孩子們：這世界上沒有上帝，反正沒有一個既是善又愛人類的上帝就對了，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人類必須盡可能幫助和關懷彼此。至少在我看來，道德心的來源是無神論和這樣的認識：沒有任何更高的力量會來餵飽飢餓的人或扶起被踐踏的生命。對他人的慈悲，完全是人類自己要負起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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