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價值觀
02：褓母證
眼前出現了一道棘手的難題。兩個孩子，一個剛滿兩歲，一個才三個月大，返抵台灣後，我們必然是緊鑼密鼓，為了安頓接下來的生活忙得不可開支，勢將無暇費心照料這兩個還不足以離開你視線過活的小丫頭。於是，我們決定將老大送往未來住家附近的幼稚園，另外再聘請專業褓母看顧小女兒。總之，一切只求度過初期的兵荒馬亂。
由於和台灣已脫節超過六年，要在茫茫人海中尋找合適的褓母，剛開始仿若大海撈針。幸好過去這些年為解決雙薪家庭托育問題，各縣市政府已建構起「社區褓母系統」，我們得以依照預期中的托育所在地和時數要求，透過存列在這套系統中的人事檔案尋找可能的人選。
但問題來了。我們開始逐一面試有意願的褓母，希望利用當面會談的機會，確認將小孩交到對方手上的可行性。首先，我們被紊亂的市場行情攪得一頭霧水，關於托育細節，我們即便提出相同的照護需求，對方卻各有高低不一的薪資價碼，又或者請我們自行開價。有時差異甚至達數千元之譜，我們因而無法確認其間的價差，是否意味著某種不可預測的風險。
我們似乎還未從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情境裡回過神來，以為應當會有依照勞僱條件和托育環境所訂下的「公定價格」，避免自己顯露出一副市儈的模樣，暗自揣想各方褓母受託價錢有高有低，是否代表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尤其事涉一個毫無自保能力的小嬰兒，我們當然不可能認為哪位褓母願意以較低的報酬挺身而出，會是什麼幸運的事。
我相信前來面試的褓母，有些人多少也是帶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不光是我們對她一無所知，她對我們同樣也完全不了解。她們也會擔心我們是不是一對摳門的父母，以為支應薪資，就可對她予取予求，或者動輒交待諸多超乎褓母職責的家務瑣事，乃至把她當下人一般使喚。這種不確定感有時是雙向的，所以換個角度，我們其實也是屬於「被列入考慮」的一方。
這種隱隱然相互懷疑、觀望的氛圍，就像我們日後定居在北投山腳下，偶爾竄入家中客廳的硫磺味，它不會久久揮之不去，卻又不能說它完全不存在。尤有甚者，前來面試的褓母，或許為了取信於我們，有些人會主動出示政府核發的褓母證，以昭信譽。但其中卻有證照上的照片和本人相去甚遠的情況發生，為了不讓對方難堪，我們並沒有當場提出質疑，卻也不打算再與之聯繫。而究竟是誰負責把關，確保不至於發生此類「名實不符」的問題？又或者有人托言褓母證尚待審驗，而意有所指數十年育兒經驗才是最可靠的品質保證，偏偏我們並沒有任何管道可以了解她過往的口碑。另外，還有明顯年紀略長，行動稍有障礙的老太太請纓上陣，而我們是否要基於心底的一絲同情，將顯然會耗費她大量體力的小嬰兒付託予她？
的確，這是我們全然站在僱主一方的觀察。我們負責提供薪水，將幾乎需要時時刻刻對其緊迫盯人的小嬰兒交到對方手上，我們理所當然得審慎為之，以免所託非人。將小孩交給適切的褓母照護，是一對無從全心投入養育工作的父母，對自己小孩最底線的責任。種種顧忌和不安卻因此油然而生，而我也相信，這不會只是單方面的心態，論及褓母受僱時所遭遇過的種種委屈，恐怕也不是以少數個案就能一語帶過。而我，真是厭惡極了這種不信任感。
今天之前，我曾為挪威社會彼此間的高度信任深受感動，他們似乎很輕易就能相信對方不會別有居心。信手捻來的經驗，不乏發生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裡。沒有專人或機器驗票的地鐵閘門；無人看管的路邊草莓販售攤位；乃至歐洲行之有年，卻不再時興的背包客路邊招車行為（因為有過多起臨時起意犯罪記錄），如今在挪威仍相當常見；另外，當地民間組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設計「掉落錢包」活動（將放有一定數額紙鈔的錢包，隨機丟在城市各地，最後統計回收的錢包數量），以測試挪威人的誠實度，結果都是全數找回。至於最為人性化、標榜「信任」，不設圍牆的開放式監獄，則又是社會信任的另一種境界表現。
因為暫居挪威的經驗，我經常有機會和人分享所見所聞，每每提到當地人毫無戒心的表現，與會者總是嘖嘖稱奇，直言果真北歐奇蹟。讚嘆之餘，大家總會忙不迭地繼續追問，挪威人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令人欽羨的這一步？在承命挖掘箇中緣由時，我終究領略出要想創造少有猜忌的社會氛圍，一切原來都是有跡可循。
從小教育小孩「誠實為上策」，只要每個人都能對他人誠實不欺，信任的社會自然水到渠成，這或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陳年道理。挪威社會的實情是很好的佐證，他們總是鼓勵子女凡事誠實以對，為人父母也多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過，除卻「人格教養」的基本訓練，往後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其實還據此培育出了別具意義的價值觀，而那或許才是社會信任度的根本基礎。
按照我們傳統認知，普遍大眾的人生目標，就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個「成功的人」（或者有用的人），「成功」兩字容或有不同的定義和標準，總而言之，我們很容易以某個人的身分、地位、職業、薪資和權勢，去評判其優劣成敗。我們經常以能力好壞與否，聰明機靈與否，作為衡量一個人是良是窳的標準，它使得教育的目光，經常只侷限在單獨個人的成就上，而忽略了每個單一個人的成就，足不足以提振整體社會的氣質。至於挪威式的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僅僅是多參涉了一些元素，就讓自己站上現代文明典範的高度。
也就是在追求個人功名利祿之外，他們還十分看重自己是不是個「可靠的人」。又或者說，對挪威人而言，「可靠的人」，已揉合為成功者的因素之一，甚至他的位階，還高過成功者所能散發出的誘惑。古早維京社會人們為了應付惡劣的生存環境，彼此必須藉由高度互助才能夠保命，這又或者是挪威人願意當個可靠的人，沿襲迄今基因上的遠因。
當多數人不再一味追求自己的成功（尤其其中很可能是建立在偷拐搶騙上），而是以一個值得信賴、且可靠的人做為行事標準，甚至遠比賺取財富或貪得一點點小便宜來得有意義，則社會的信任結構就有望成形。「可靠的人」，會比「有錢的人」「聰明的人」「厲害的人」「有權勢的人」「高學歷的人」更容易在挪威社會取得尊敬，說不定還能得到更多謀事的機會，那麼，誰還會輕易蹧蹋自己的名聲。
在挪威生活數年，我確實大為減輕了因為人我之間的猜忌、懷疑所引來的生活負擔和壓力。當多數人不會利用無人看顧的水果攤揩油；不會因為搭車不用查驗車票就坐霸王車；所有付出和所得皆有公開明確的標準，我們確實就無需成天提心吊膽、緊張兮兮，深怕自己是外國人而容易遭當地人呼攏拐騙。
返居台灣頭幾個月，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回來還習慣嗎？」其實相對來說，台灣才是我更為熟悉的環境，無論氣候、人文和鄉土。只是，久經挪威之旅耳濡目染，我發現回到台灣後，自己便不再保有住在挪威那段時期的天真和自在。基於自我保護，我們有太多機會臆測周遭人士的言行舉止恐怕不會那麼單純坦白，初期它確實讓我有些適應不良。
社會信任感之所以尚難建立，也許真的是有太多的人因為法律漏洞、灰色地帶而謀得羨煞人等的好處，加上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將眼光望向「成功者的光芒」（無論是腳踏實地或欺瞞世人而來），於是便無從體驗彼此都是「可靠的人」（無論達官顯要還是販夫走卒），所能營造出的生活悠適感。當我杵在挪威鄉間一處無人看管的水果攤前，狐疑猜想著難道這水果攤老闆不怕我見有機可趁，逕自當場白吃白喝，沒多久，就看他悠悠哉哉，全身濕嗒嗒地從遠處信步而來，他居然放著水果攤不管，跑去後方湖裡游泳？而他卻從不擔心自己上岸後，會落得一簍空蕩蕩的自動投幣箱。他能兼及生意和一整個怡然自得的下午，不就正是拜可靠的挪威人之賜？
最後，我們終究捨棄聘雇褓母，而是情商自己父母出手相援，至於交涉過程，當然是簡單多了。
第四部分：人格獨立
12：獨居老人
一對挪威老夫婦受台灣親家邀請，一年秋天到台灣旅遊。從台北一○一大樓、嘉義阿里山、屏東墾丁、台東知本溫泉到花蓮太魯閣，短短十餘天，他們就走遍了台灣東西南北。我對他們年近七旬還有這般體力，感到相當佩服。當我問他們一趟台灣之旅，有什麼驚喜的發現，原以為會是五花八門的小吃攤，或是故宮博物院裡的珍藏，結果他們竟然是對捷運和公車上的博愛座最為印象深刻。對台灣人願意起身讓座給年長者的舉動，感到有些受寵若驚，那是他們住在挪威近七十年來極少有過的禮遇。當然，他們夫妻倆如今依舊身體健朗，未顯老態龍鍾，即使站立在搖搖晃晃的車廂，似乎也沒什麼大礙。
移居挪威初期，我最為訝異的幾件事之一，就是當地大眾運輸工具儘管都設有「無障礙專區」，提供給坐輪椅者和推著嬰兒車的乘客使用；只不過，在當地人的搭車禮儀中，卻從未特別強調要讓座給老人家，尤其不見任何「敬老」標示。我相信，其中原因，應該和這個國家多數老人都保有健康的身體和能獨立行動有關。所以就算不讓位給老年人，倒也不具備太大的道德爭議。當一名年近七旬的老翁頂著零下十度低溫，穿著緊身運動服，頭戴毛線帽，拎著雪橇出現在公車上，當下確實不會有人覺得自己應該起身讓座。
根據當地法律，挪威人並沒有奉養自己父母親的義務。就我們看來，似乎有違人之常情，不過，有別於台灣社會的親子觀，卻讓挪威人早自年輕時期就懂得先一步規劃「一個人老後」的生活。於是他們必須讓個人經濟自主，最重要的是盡可能維持良好的身心狀態，挪威人自小養成的獨立人格，事實上是一路伴隨著所有人直到終老。挪威老人或許難得享有子女承歡膝下的天倫之樂；但也因此在人生後半的獨居歲月中，尋找到另一種自我滿足的方法，一如我在奧斯陸公車上所見，那位全副武裝，蓄勢待發準備駕馭滑雪板馳騁山林的挪威老先生。
老年生活品質的維繫，相當程度必然是建立在不假他人的自我照護能力，其基礎除了健康的身體，當然還包括足以供給個人往後日常生活的收入，挪威社會這方面，的確是有賴政府普及全民的退休金制度得以實踐。為了讓人民「老有所終」，挪威政府在二○○六年時，特別將原有的「石油基金」（Oljefondet）修訂改制為「政府年金全球基金」（Statens pensjonsfond utland），它的主要功能即是為了保障人民年老後的收入無虞（這項因石油收益而來的基金，同時也用於其他社會福利），時至今日，所有挪威人一旦規劃退休養老，都可以過去工作的薪資（繳稅）為基準，向政府申請足堪安度晚年的月退俸。
石油收益自然是這個國家得天獨厚的條件，它足以讓當地建造出數十棟超高摩天大樓，但挪威政府卻特別著眼未來世代的老人照護（官方估計，二○五○年挪威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將超過一百二十萬，約占總人口四分之一），因此嚴格限制每年「政府年金全球基金」的使用上限，促使這筆攸關全民的退休老本，能長期維持一定的規模，保障所有國人直到終老，在節制開支下，還能同時用於支付其他社會福利的。
此外，政府對尚無需領取退休金的勞動人口另外又課以重稅，儘管大為限縮了民眾的實質所得，卻又成就了國家機器強制人民為自己存錢養老的手段。政府年金全球基金得以細水長流，不至於出現寅吃卯糧的危機。在沒有子女依法撫養的保障下，挪威老人則是藉由國家系統性的財政規劃，獲致良好的經濟照護。
不過，即使獲致維繫老年生活的退休金，並不表示能全然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挪威政府尚以每年GDP（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點二，用於老人照護措施，包括關切老人健康問題，以及用於翻新養老院的設備，全國且需百分之二點九的勞動力，專以照護老人為業，無怪乎挪威同時也被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評鑑為所有會員國中，老人照護品質前三名的國家。
至於照護老人的百分之二點九勞動人口，主要起於挪威愈加時興的「私人護理院」（omsorgsboliger）制度，意即有別於傳統的養老院，「私人護理院」其實形同個人的私人寓所，且由專業的護理人員親自前往為挪威老人進行居家照護，由於是住在自家公寓，某種程度或許還可省下住在養老院裡必須的環境開銷，然而這也是為了因應當地情境需求。根據挪威官方統計，年齡介於四十五歲到六十六歲的挪威人，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住在自己家裡，六十七歲以上的挪威人，也有百分之七十五仍住在自己家中，對他們來說，自家其實就是最好的養老院，不僅環境熟悉，也可減輕因「養老院」一詞而來的孤寂感，唯超過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因有半數已然失去生活能力，才不得不入住養老院。
為了順應國內老人的需求，政府於是必須培訓大批足以提供居家照護服務的護理人員，讓他們能親自前往老人家中為其打理日常所需，至於居住在自己家裡的老人，體力足堪負荷者，多數仍會積極參與親友鄰里間的社交活動，老人間彼此則彷如互助會一般，交替作東相互邀約聚會，不必然得全權依賴居家護理人員為其規劃活動或安排生活。
於是，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也就是目前任何一間公寓，未來都可能成為某位老人的「私人護理院」，在此考量下，挪威近年新式建築便特別強調空間設計必須符合年長者的行動需求，包括無障礙設施的公寓入口，家中客廳、餐廳、臥室利於使用輪椅，還有浴室的安全措施和戶外活動空間的調配，無非得同時滿足年輕族群的生活形態，乃至其老後依舊能在此悠然自處。
相對歐洲許多國家，挪威老人可謂老當益壯，六十到六十四歲的老人當中，其就業率仍高達六成（歐盟國家平均只有三成）；六十七歲以上的老年人，則仍有三成以上寧可從事時薪工作，也不願鎮日領取退休金而閒賦在家；甚至有為數不少挪威人直到七十五歲才開始領取人生第一筆退休金。挪威是一個極為注重個人生活品質，從不強調將青春歲月全拿來打拚賺錢的社會，老來之後卻反向操作，只要體力尚可，他們反而鼓勵老年人不必太早退休，這當然是為了透過活絡的社交活動，維持個人身心健康之故，在獨立自主的餘生中，盡可能不讓自己和社會脫節，亦是挪威老人獨有的養生之道，除了仰仗國家提供系統性的照護措施之外（政府年金全球基金、居家護理人員、養老院），挪威老人們自己其實也過得非常努力。
因為文化上的差異，挪威人打從一開始就無「養兒防老」的觀念，國家機器則適時介入補足了現實上的缺口（經濟供給、人力照護），也正由於舉國氛圍如此，當地老人無論選擇入住養老院，或者甘為「獨居老人」，皆不過是人生另一階段的生活形態。他們仍和多數人無常，會到超市裡買菜，在酒吧裡點杯啤酒自娛，到海邊做日光浴享受午後陽光，偶爾和朋友聚會聯絡情感，「老」或許限制了他們的行動，卻未必同時遏抑了他們心靈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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