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檢查

第一部分
寫給全國人民的「公開檢查」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致中共中央政務院文教委員會 (一九五三年．北京)

一、五年間
　　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天“八．一五”紀念日以後，在哈爾濱由魯迅文化出版社出版，我所主編的《文化報》和在光華書店出版、由宋之的等人所編的《生活報》，因了《文化報》在“八．一五”紀念日刊載了幾篇文字，《生活報》認為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解放戰爭的，提出了嚴厲指摘，因而引起了雙方的爭論——繼續了約有兩個月時間——結束以後，到今年的“八．一五”整整是五個週年。這五年間整個中國——除台灣而外——早已獲得了解放，成立了人民政府，土改完成，五年建設計劃開始實施……在這些偉大的事跡對比下，這屬於歷史過程上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似乎再沒有提起的必要。不過最近政務院中央文教委員會指示我，還應該把這問題根據我今天的認識，在群眾面前交代清楚，這於我於人民是有益的。對於這指示，我是很愉快地立刻接受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更是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我認為有這義務和責任把自己底思想本質——好或壞——由於這事件所引起的於革命文化事業，政治影響有害的結果，我應負的責任……向人民交代明白，弄清是非——且不管我將來是否還從事文學這工作——使讀過我書或文字的人易於批判，不致盲目地再受毒害；同時也可和某一些自稱或真正能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掌握了馬列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們有所區別，免得“魚目混珠”——這是必要的。
　　這五年間我盡幹了些什麼呢？應該簡要地在這裏提一提。因為過去間接、直接我曾聽到過很多“謠言”：有的說我被弄到某個礦山去背煤“勞動改造”並因背煤而死了；有的說我自殺了，有的說我被殺了，有的說我被關進監獄了……等等。這些謠言底產生，有的是出於暗藏敵人們惡意污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的是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底本質還認識不清所致。礦山我確是住過一時期，卻並沒背煤，而是在作工會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瀋陽解放前，在哈爾濱由我所主持的魯迅文化出版社就交給了公家(原來就是公家的資本)，《文化報》也作了結束。瀋陽解放後，我就隨同中共東北局到了瀋陽，而後去鞍山作了一次旅行。一九四九年春(大約三月間)中共東北局宣傳部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發表了他底“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接着東北局對我底“決定”也發表了，同時也發表了其他一些批評我的文字，接着在東北各機關、學校展開了三個月“蕭軍思想討論”的同時，東北局決定我去一處礦山改造和學習(我也是這樣要求的。原來我要求去解放戰爭的前線，未被允許)。我就去到了撫順。在撫順一面做些工會工作——因為這工作可以經常到各礦廠接近工人群眾——同時也幫助那裏建立了一個京劇團，在這劇團裏也做些工作。在撫順工作了約一年半，於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從四月初開始續寫長篇小說《第三代》第八部後半部，結束後，從六月初開始寫一部新小說《五月的礦山》。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間寫完了它(約二十八萬字)。經過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委的審查，最近(一九五三年五月)已被決定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和我的家屬在瀋陽都是供給制待遇，我來北京後，寫作中的生活費用，因為中共東北局劉副部長不同意我來北京，而我來了，又不願再回去，這是無組織觀念的“自由行動”，東北局就沒給轉“關係”，當然這裏也就不會“供給”我——這是完全對的。所以我個人的“供給”到北京後就斷絕了。可是我底家屬一直到今天倒還是被供給着的，因為他們是經過批准先到的北京。這期間北京市政府還每月津貼我三百斤小米房費，另外，由於我向周總理的請求，“文聯”曾借給我過三百萬元(舊幣，合現在300元——注)。政府和共產黨在生活上對我這樣破格的照顧，我是衷心感激着的。
　　《五月的礦山》寫完以後，我着就被決定到市政府文教委員會所屬文物組做研究員，一直工作到今天。這期間市政府對於我生活上的困難也破格地給以解決了很多，因此，我底生活上、工作上、寫作上……是和政府和共產黨底照顧是分不開的，為了使某些人明瞭真相，我覺得有必要應該在這裏寫出來。

　　當我接到政務院文委要我做“公開檢討”的指示時——它是和批示我的小說《五月的礦山》、《第三代》、京劇腳本《武王伐紂》出版等問題載在一封信裏的——立刻就寫了回信，表明對於“公開檢討”我是完全同意的。但為了使這檢討能夠更深刻、更全面、更具體……對於人民或類似我這樣的文藝工作者們能收到更有教育意義的效果，於中國革命更有好處，曾請示他們給我個檢討的方向、範圍、重點或似“提綱”之類的標準；可能時也請他們派一位同志來具體幫助我，以期把這檢討作得更完美一些。又經文委辦公廳覆信，指示我可根據東北局對我的“決定”精神來檢討，待我檢討文字寫好，呈出後，認為有必要時，也可約我面談等等。
　　前面說過，對於這指示我是感到很愉快的，因為在自己底政府指示下，在廣大人民面前來檢討自己，這是光榮的，完全必要的。這樣可以使人民認清自己，批判自己，監督自己……使自己不致墮落，不致毀滅；使自己更向上，更進步，此後可以完全按照人民所需要的來進行工作。記得毛主席好像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既然全心全意為人民了，生命全可以犧牲，還有什麼“面子”等類值得保留呢？羅曼羅蘭在他底《悲多汶傳記》裏也曾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主要是做到偉大，而不是裝做偉大”。我在這裏引用這些話並非是意味着我來檢討是“偉大”了——這就成了阿Q——而是說，一個人在廣大人民面前應該謙卑，應該虛心，同時更應該勇敢地，對自己毫無憐惜地讓人民來檢查。在人民面前裝腔作勢或玩花頭想法掩藏自己最醜惡的東西，這是對人民的犯罪，對真理的犯罪，也是世界上最可羞恥的懦夫！我個人還不願意做這樣的懦夫，因此把我任何可羞恥的思想全部擺在人民的面前來，決不隱瞞。(我底思想根源將在最後一部分談到。)
　　一九四八年秋在哈爾濱，當《文化報》和《生活報》論爭將近結束，當時東北局宣傳部是這樣決定的：由我和《生活報》負責者雙方各寫一篇“自我檢討”的文字，刊載在各自的報紙上。我用去了差不多二十天的時間寫成了“檢討”一份(《生活報》是否寫了我不知道)交給了劉芝明副部長，但他認為不滿意，覺得我底檢討“避重就輕”，要我按照他底意圖重寫，我不同意，這檢討就沒發表。接着《文化報》停刊了，我到了瀋陽(《生活報》還在繼續出版)，接着劉芝明副部長在《東北日報》上就發表了他那“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此文後來曾印成各種單行本發行過。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也分贈過代表們。我看到天津出的一個版本，封面是一幅版畫，一頭牛，兩肩上各插了一把刀子，這可能就是象徵着對我的 “批評”，也看到北京本，封面是一幅清算地主鬥爭圖。)接着東北文藝界也發表了“宣言”，接着東北局也發表了對於我的“決定”以及其他批評文字等(前面已經說過)。
　　這說明，為了對人民負責，對革命事業負責，即是在哈爾濱我並沒拒絕檢討過。但是要我底檢討一定要按照別人的意圖來進行，我以為這是值得考慮的。

　　過去我是不能同意《生活報》和劉芝明副部長等把一切問題全提到原則高度，加給我那些“反蘇、反共、反人民”等等的“帽子” 的。這五年間，我既不能承認這些“帽子”，但是我也沒機會發表我底辯解文字，我只有沉默。我沉默地做我應該做的工作，寫我要寫的東西……讓一切冷一冷澄清澄清再說。我是相信歷史和群眾，也相信共產黨和毛主席底英明領導的，凡事總會有個是非分明，水落石出的一天。因此我準備一年不成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那時候從歷史發展證明，如果我所主張的一些問題是錯了，我會毫無躊躇地承認自己應該承認的錯誤，甚至也可承擔人民給予我應得的懲罰，決無怨尤；如果錯誤——或者某一部分是錯了的——屬於別人，那是別人對革命，對人民負責的問題，我無話說。

第一部分
寫給全國人民的「公開檢查」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致中共中央政務院文教委員會 (一九五三年．北京)

一、五年間
　　自從一九四八年秋天“八．一五”紀念日以後，在哈爾濱由魯迅文化出版社出版，我所主編的《文化報》和在光華書店出版、由宋之的等人所編的《生活報》，因了《文化報》在“八．一五”紀念日刊載了幾篇文字，《生活報》認為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解放戰爭的，提出了嚴厲指摘，因而引起了雙方的爭論——繼續了約有兩個月時間——結束以後，到今年的“八．一五”整整是五個週年。這五年間整個中國——...

蕭軍《我的文革檢查》出版前記
蕭大忠
　　一九六六年的一月，我出生在北京，同一年的五月，中國大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場運動持續了十年之久，而且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可謂天翻地覆。二○一六年的一月，我年滿五十，鏡子中看去已是兩鬢多有白髮，終於可以說年過半百了，我們小的時候，這已是一個被稱作爺爺奶奶的年齡。在我們變老的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五十年整了，而它延續的對整個中國社會的衝擊，至今依然可以感受得到。正因為我們知道文革這場災難的巨大，才想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出版此書，來對照，來反省，來正視，來紀念！
　　寫檢查，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以致上溯幾代人來講絕不是一種陌生的形式和經歷，儘管絕大部分的檢查都是充滿了無奈和虛假。但在今天，當我拿到了祖父蕭軍的這近三十萬字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檢查時，還是充滿了悲傷和憤懣。自從一九四八年，祖父在東北受到大規模整肅開始，一直到一九八○年被平反恢復名譽，在這三十餘年間，我不知道他用了多少筆墨，承載着多麼大的困苦，一次一次以檢查來申訴來證明自己。就是在這種無休止的檢查中，歲月把他由一個中年變成了老年。當他得以贏得清白之後，僅僅八年，就離開了我們。因此，這些檢查今日拿在手裏，又是何等的沉重！
　　所以當蕭耘姑姑把整理完好的檢查書稿交給我並建議出版時，我和其他家人都一致同意將這些並不“完美”的文字公佈於眾。儘管這些檢查也許會令一部分讀者對蕭軍的認識產生變化，甚至會一定程度有損於蕭軍的形象，但我們仍然決定出版。如果站在客觀現實的立場上看，在那個特定年代的特定環境下，文字上和認識上存在局限性是正常且真實的。從檢查中，我可以看到祖父一貫的嫉惡如仇，一貫的挺拔不屈，當我已經成為成年人後，才知道這種堅持是多麼多麼的不易，這種品德是多麼的難得。因此，我們相信大多數讀者的判斷力，相信大家的公道之心。
　　一九六六年前的若干次政治運動，雖然是一次次動盪災難，但在範圍上、時間上和破壞力上都遠遠不及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而且文革開始了從肉體上大規模地對被整肅對象的摧殘。可以說，所有的家庭、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無法躲避逃離這次浩劫的影響。在這千千萬萬個家庭中，我們的家也許更為特殊一些，那是因為這個家的主人是老牌反黨份子蕭軍。祖父蕭軍本人的境遇自不必多說。自六六年文革開始，八年的關押勞改，八次的徹底抄家，文弱的祖母自然也在劫難逃。我的爸爸被“打死”送到火葬場險些火化。我的兩個姑姑被開除公職，我的叔叔和姑姑山西插隊九年，我的小姑姑在文革中死去，他們作為蕭軍子女無法得到上學和進步的機會。母親告訴我，我是家裏第三代的第一個孩子，第三代的到來也許剛剛給這個大家庭帶來一些喜悅，但幾個月後的文革風暴，徹底打爛了這個家庭，我也被母親抱着東躲西藏。從一出世到懂事，我們這一代感受的都是文革後的陰霾，而這種陰霾會影響我們的一生，這種陰霾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侵害有目共睹。那麼，在文革爆發半個世紀的日子，我們不應該借此機會反省一下嗎？
　　我讀過一篇文章，作者說：摧殘折磨人的心靈和肉體，徹底摧毀剝除人的尊嚴和自尊，是文革最殘忍恐怖的整人方式……。 一個民族幾千年建立起來的文化道德體系一旦被毀壞，一旦失去道德底線，必將延禍無窮……中國現在許多人的思維，行為方式，都帶有明顯的文革痕跡和特徵，中國今天許多社會問題道德問題的根源，都與文革有關。這幾句話，簡單而又清楚地告訴我們文革的切實影響和在現實中的表現。
　　今天，即使文革已經結束了四十年的時間，但其遺留的災難殘餘卻遠不是四十年可以消除的。不說大社會中的文革陰霾蔓延，即使像我們這種飽受文革之苦的家庭，以至於我們個人，小到生活習慣，大到思維方式還不是常常被那十年的經歷和教育所左右着？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逐漸形成的人倫道德混亂，在文革中發揮到極致。人與人之間的猜忌和防備，家庭親人之間的政治對立以至翻臉。學生毆打老師，父子反目，夫妻互為揭發，人們沒有了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一切禮義廉恥蕩然無存，沒有溫良恭儉讓，一味地追求利益，等等等等，在今天痛恨的同時，我們難道不是這浩浩蕩蕩人流中一員嗎？
　　四十年代末期，蕭軍應該是第一個在東北解放區受到大規模整肅的左翼文化人士，其聲勢和範圍令人不得其解，對於一個毫無權利的作家動用如此官方力量圍攻，不知出於何種目的？但最重要的是，當年蕭軍所謂的朋友們，無論男女，無論長少，紛紛登場大肆討伐。 到了五十年代，胡風運動的開始，眾人登場表演。我看到一份文藝界曾經參與揭發批判胡風的名單，那其中幾乎都是我敬仰的中國最為優秀的文化界大師們，當他們用最後的力量去擊倒昔日的朋友和戰友胡風的時候，可曾想到十年之後，他們幾乎在文革中全軍覆沒，遭受到更加悲慘的境遇。是什麼力量可以使得這些人文大師們喪失了判斷和清醒，而去衝破自己固有的人類傳統的道德底線？八十年代，我曾隨祖父去看望出獄不久的胡風先生，老人整個木訥地坐在輪椅上，還為我寫下一行鼓勵的文字：“大忠，第一是人生上的戰士，其次才是藝術上的詩人”。我至今無法準確理解老人家當時的心境。就像我讀祖父的檢查，無法理解他書寫檢查時的心境一樣。所以，整個社會究竟把對文革的災難認識提高到一個什麼層面，所有文革中的中青年主力已經逝去或漸漸老去，但他們真的反省過那個年代所帶來的毀滅性衝擊嗎？我們不敢回想和正視在那十年中冤死的千千萬萬普通或傑出的生命，我們只想用這些“檢查”來紀念一個頑強掙扎奮鬥過的作家，也想用他的文字在這個特殊的年份讓當今多一些的國人有機會反省反省這個社會，用一刻時間檢查檢查自己的身心內外，如果可以有這個效果，這些文字就達到了釋放出溫暖和力量的目的。
　　出版此書，作為家人，我們是有心理壓力的，拿到書稿，我毫無猶豫地決定將本書交由牛津大學出版社，這種信任和尊重由心而生。此書的責任編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林道群兄一直是我所信賴的朋友。他的支持是我們得以決定的動力。過去幾年中，在出版蕭軍《延安日記》《東北日記》和《蕭紅書簡》的過程中，我們更加彼此瞭解，也一直得到他的支持。他是一字一句地編輯校對，把一部部歷史的記錄呈現於讀者。這位和我同齡的香港出版界名人，在瞭解了他的很多經歷和故事後，更加讓我欽佩。另外，北島、章詒和、李歐梵、王安憶、張郎郎、蘇童等文學前輩和師長的鼓勵與支援，也是讓我們得以完成此項工作的助力。對他們不僅僅是感謝，更多的是我和家人對他們的敬意！
　　寫這篇出版前記是最為耗費我精力的事情之一，在停停頓頓之中，我總是在回想着從文革中長大起來的點點滴滴，想着祖父痛苦和磨難的一生，而即使他們從文革中僥倖存活下來，究竟能意識到多少文革產生的罪孽，我也無從判斷。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那如此昏天黑地的年代，祖父從來都是挺直脊樑，在不屈的抗爭中生存，他沒有去誣陷栽贓任何一個人，只是為了兒女和朋友忍受了屈辱，被剝奪尊嚴。這是一個男人，是一個我想學習又永遠趕不上的榜樣。我以作為他的後人為榮，引以為傲。
　　謹以此文作為對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那十年日子的追憶，並以紀念祖父蕭軍先生誕辰一百零九週年。

二○一六年三月於美國加州

蕭軍《我的文革檢查》出版前記
蕭大忠
　　一九六六年的一月，我出生在北京，同一年的五月，中國大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場運動持續了十年之久，而且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可謂天翻地覆。二○一六年的一月，我年滿五十，鏡子中看去已是兩鬢多有白髮，終於可以說年過半百了，我們小的時候，這已是一個被稱作爺爺奶奶的年齡。在我們變老的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五十年整了，而它延續的對整個中國社會的衝擊，至今依然可以感受得到。正因為我們知道文革這場災難的巨大，才想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出版此書，來對照，...

蕭軍《我的文革檢查》出版前記 (蕭大忠)
卷首　在拘留羈押中
第一部分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2. 我的再一次檢查和自我批判
第二部分
1. 致北京市文化局“革命委員會”
2. 反“黨”罪行舉例
3. 敬啟者
4. 我決定宣佈“自我解放”
5. 蕭軍交代材料
6. 我的回答和檢查
7. 我和周揚、王實味的關係檢查
8. 我的認識
9. 最高指示．《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證》
10. 關於幾項問題的自我認識和幾項問題的補充交代
11. 六十二歲生日紀感並敍
12. 《我的第三次檢查》
13. 三項事件的說明和補充
14. 延安《日記》(六則)
15. 我的決心和誓言
16. 他們“決定”我去“北郊木材廠”參加體力勞動
17. 為申請“退休”事
18. 學習“儒法鬥爭”過程中的幾點初步心得
19. 關於被查抄物資的清單
20. 在學習批判《水滸》過程中所受到的一點啟示
第三部分
1. 學習和思想
2. 學習和思想——有感
3. 學習和思想——毛澤東思想和魯迅精神
第四部分
《囚庭吟草 》並敍
第五部分　關於“檢查”中所涉及文章的附錄
1. 論同志之“愛”與“耐”
2. 文壇上的“布爾巴”精神
3. 君道章
4. 雜抄偶得二則
5. 新年獻辭
6. 一間樓主隨筆之一
7. 一間樓主隨筆 之五
8. 春夜抄 二則
9. 目前文化界統一戰線 社評
10. 高爾基之所以偉大 社評
11. 政、教泛談
12. 三週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勞動“全代大會”社評
13. 撫今追昔錄
14. “古潭裏的聲音”之一
15. “古潭裏的聲音”之二
16. “古潭裏的聲音”之三
17. “古潭裏的聲音”之四
18. 風風雨雨話“王通”
19. 夏夜抄 之二
20. 夏夜抄 之三
21. 夏夜抄 之六
22. 夏夜抄 之八
23. 談“蕭軍的‘九點九’”與《生活報》底“零點一”

編後記 (蕭耘、建中)

蕭軍《我的文革檢查》出版前記 (蕭大忠)
卷首　在拘留羈押中
第一部分
1. 《批評與自我批評》
2. 我的再一次檢查和自我批判
第二部分
1. 致北京市文化局“革命委員會”
2. 反“黨”罪行舉例
3. 敬啟者
4. 我決定宣佈“自我解放”
5. 蕭軍交代材料
6. 我的回答和檢查
7. 我和周揚、王實味的關係檢查
8. 我的認識
9. 最高指示．《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證》
10. 關於幾項問題的自我認識和幾項問題的補充交代
11. 六十二歲生日紀感並敍
12. 《我的第三次檢查》
13. 三項事件的說明和補充
14. 延安《日記》(六則)
15. 我的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