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引子／宋曹琍璇（Shirley）
古人說：“無巧不成書”，我們這本書就從這“巧”字開始吧！
人在認為“巧”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承認自己所知的有限與沒有預知的能力。絕大部分人所經歷的最戲劇化的改變，都不是可以預料更不是預設的。在蔣公日記中，我們看到他改變歷史的一些際遇，有時發生在他生命中平靜的時刻，有時發生在他進行計劃中的一個小意外，有時更在他慶享成功、春風得意之時。然而，他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卻是在他失去大陸江山，退守台灣，得以靜心“自省”的垂老歲月中。有關蔣公日記的種種“巧”，令人驚訝，讓我們感到神在冥冥之中改變歷史的軌跡。
首先，我們要感謝蔣公少年時期的發蒙老師──在私塾裏啟蒙他對“寫日記”的認知；他的教導不一定讓每一個學生都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但卻使蔣公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並持之以恆，終生不渝。他足足寫了五十八年（1915—1972），有了這些浩瀚的文墨，才使得我們今日因這份特殊的“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集聚一堂。這是一巧。
巧二：中國自清末以後，幾乎都處於兵荒馬亂中，蔣公一生四分之三的歲月也都處於戰爭狀態，他從一個軍事強人直至國民黨、中國最高領袖，面對繁複艱困的軍事、國事，他必是戎馬倥偬、案牘勞形，但他竟然每日堅持、靜心，用毛筆書寫日記，還能在戰火連天、四處遷徙的情況下，安全地保存這些日記，實在是奇跡。每當我閱讀日記時，總會驚訝這些珍貴的日記“仍然存在”，真是太不可思議！
巧三：蔣公日記在台灣一直被小心地珍藏，偶爾拿出來編撰參考，亦極為有限，外人不可能有機會看到。1988年經國先生病逝，不久，他的幼子蔣孝勇先生移居海外，這批日記才被帶到國外。孝勇先生用心良苦，不但把日記帶出台灣，以免日記因當時的政治環境而受到傷害，更不惜重金購買微縮膠捲製作設備，在家中複製日記軟片，如此，萬一意外發生，仍有備份保存。不幸，離國不到十年，孝勇先生病逝，臨終時把這批珍貴文獻交付給妻子蔣方智怡女士保管。蔣方女士鑒於當時台灣“去蔣化”的趨勢以及對於民國史的漠視，常為身負日記重任，而顫驚躊躕，後經各方努力，決定把日記暫存胡佛研究所，並開放給學者閱讀，因此，全世界的學者才有自由閱讀的“機會”與“方便”。
巧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起飛，國門大開，許多人有了財力和機會出國學習參訪，開始與世界接軌。自然的，學術交流也成了首要的項目之一。蔣公日記恰在此時入存胡佛，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如果早五年或十年，不會有如此多的大陸學者有能力來美探秘；如果台灣政局穩定，蔣方女士也未必選擇胡佛，或許就在台灣開放了！但即使在台灣開放，相信對日記保存的技術與開放的程度必不如胡佛。胡佛檔案館的專業與開放，舉世聞名，大家今日能看到如此完整的日記全貌，以上這些條件，缺一不可。
巧五：海峽兩岸雖為同根生的一個民族，但因長期以來政治意識形態的阻隔，對於中國近代史一直是各有說辭，彼此不甚了解。自從1979年兩岸三通（通郵、通商、通航）以後，彼此有了交流與互動，關係也拉近了許多；但台灣過去十年來的“去蔣化”和“去中國化”，使得兩岸關係漸行漸遠。2006年，蔣公日記第一次在胡佛開放時，震撼了世界史學界，世界各地學者趨之若騖地來到胡佛探秘，有些人甚至表示，蔣公日記恰在此時開放，正好作為“兩岸重合的彌合劑”。
巧六：蔣公日記內容豐富，人文歷史、理儒哲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世界文化等等，無所不包，令人歎為觀止。學者們無不對他的好學與慎研精神，肅然起敬。他一直以非我莫屬的責任感，以擔天下大任為志的心態自勵，凡領導者必備的知識，必精研慎讀。所以，他的日記很值得兩岸的領導者參閱借鑒。
巧七：蔣公是浙江人，與浙江大學有特別的鄉情淵源，抗戰時，為栽培人才，特請竺可楨先生擔任浙大校長，藉着他的“求是”精神，造就了不少當代人才。2012年，浙大成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第一次“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討會”，與會學者交流閱讀蔣公日記心得之餘，不約而同，提議邀集到胡佛研讀蔣日記的學者們，合寫一部“胡佛讀史記”。因此，才有此書的誕生。
書筆至此，感慨萬千，世事多變，多少民族的血淚與滄桑，盡在蔣公日記中。這七巧把國際學者在胡佛研習蔣公日記的觀點及感受集成一書，讓天下人走近蔣公，更清晰地看到中華民族的苦難與發展，大家共同在史料中反思，如此，我們的民族才有和諧光明的未來。敬祈天父賜福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國泰民安！
我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因緣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被譽為大陸研究蔣介石第一人）
蔣介石日記可信嗎？這是近年來我經常遇到的問題。對此，我在《蔣介石日記及其真實性問題》一文中曾經指出：“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同時，我也指出，“蔣的日記有選擇性”，“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不是句句真實，事事真實，而且真實不等於正確，也不等於全面。研究近現代的中國歷史，不看蔣日記會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甚麼都相信，也會上當。”
1981年，我完成了《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的寫作任務後，轉而投入《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的寫作。這一卷的題目是《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時間段為1926年7月北伐誓師至1928年6月北伐軍收復平津。如果說，民國創立，主角是孫中山，那麼，北伐戰爭，主角就是蔣介石了。我開始閱讀有關資料，做專題研究。在研究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時，我注意到周佛海的一段回憶，提到事件和西山會議派的關係，周說，1930年，鄒魯曾告訴他，當年，西山會議派謀劃“拆散廣州的局面”，“使共產黨和蔣分家”，鄒魯等“在外邊想辦法”，伍朝樞“在裏頭想辦法”，於是，由伍朝樞出面，“玩”了一個“小把戲”：先請俄國領事吃飯，第二天請蔣介石的左右吃飯，席間伍朝樞裝着不經意的樣子說，從俄國領事處得悉，蔣先生將於近期內訪問莫斯科，蔣先生打算甚麼時候啟程呢？事後，蔣介石迅速得到報告，懷疑“共產黨要幹他”，或者汪精衛要“趕他”。此事成為後來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的導火線。
我覺得周佛海此說和此前諸說迥然不同，有價值，但苦於沒有其他證據，便作為一個問題留在腦海裏。在此前後，我又讀到蔣介石講過的一段話：中山艦事件有些情況現在還不能講，大家要想弄明白，請在我死後看我的日記。噢！原來蔣介石還有日記。至於他的日記藏在哪裏，有沒有可能看到，我覺得那是很渺茫的事，沒有多想。
大概是1982年，我所在的民國史研究室的宗志文和侯均初兩位女士到江浙一帶搜集資料，歸來後帶給我一份文件的複印件，那是寧波市有關單位對毛思誠家藏蔣介石文獻的查抄清單。原來，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自己的部分日記、文稿、來往函電交給毛思誠保管。毛既是蔣介石年輕時的老師，後來又做過他的秘書。毛思誠拿到這部分資料後，編了一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公開出版發行，但是，還有大量資料藏在家裏，沒有使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家後人將這批資料砌在墻壁裏。“文革”中，寧波市一所小學的“紅小兵”到毛家查抄，打破墻壁，發現了這批資料。自然，這是很大的“戰績”，逐層上報。從寧波市革命委員會，報到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再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文革”結束後，這批資料由公安部撥交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管。不久，落實政策，毛思誠的孫子毛丁辦了捐獻手續，這批資料就成了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館藏品，定名為《蔣介石個人全宗》。
1984年5月，我到南京參加中華民國史討論會，會議期間，到第二歷史檔案館看資料。不知甚麼原因，管理人員調出了一份題為《黨政》的檔案給我，係日記體，逐日記事，好像是蔣介石的日記。我立刻想起了侯均初交給我的那份查抄清單，當時我就帶在身邊，拿出核對，果然是毛家舊物，不禁大喜過望。立即根據清單上的號碼繼續調閱，發現這套日記共九種，總名為《蔣介石日記類鈔》，全部由毛思誠從蔣介石日記原稿中摘出。那時，第二歷史檔案館為紀念辛亥革命七十五週年和孫中山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正在編輯《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館中資料不全，我將自己收集到的大批珍貴資料提供給館方，要求館方將《日記類鈔》中的《黨政》、《軍務》兩部分複印給我。雙方很快達成協議。
《日記類鈔》的起止時間為1919年至1926年年底，另有1931年一冊。其中有大量中山艦事件的記載。我反覆研究，同時廣泛閱讀中外文相關資料，終於查明當時蔣介石和蘇聯顧問的矛盾、和汪精衛的矛盾，以及左右派矛盾，也了解到當時蔣介石的多疑心理、處境以及孫文主義學會等右派的作用，這才明白了蔣介石當年為何吞吞吐吐，不肯說明中山艦事件真相，而要人們在他死後看他的日記。我覺得中山艦事件之謎終於解開了。
1988年2月，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論文《中山艦事件之謎》。其後，美國、日本先後發表了英譯本和日譯本。台灣研究國民黨史的專家蔣永敬在海峽彼岸發表文章，自承此前論述不當，誇獎拙文，到大陸時，又當面表揚，大有“到處逢人說項斯”之概。
也就在這一年，單位評職稱，我申請從副研究員晉升研究員。由於我在大學讀的是中文系，畢業後在中學工作多年，所以一開始並不被看好。但是，沒有想到，金冲及教授在學術委員會上談了不久前胡喬木在有關會議上對《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的評價，結果，風向突變，我以高票通過晉升為研究員。
1989年3月，胡喬木準備訪問美國，事前找一部分訪問過美國的學者座談，以了解情況。我應邀參加。會議休息期間，鄭惠將我介紹給胡喬木，說：這就是寫《中山艦事件之謎》的楊天石。胡喬木當時對我講了兩句話：“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
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評選優秀科研成果，我請聽過胡喬木幾次講話的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鄭惠整理了一份材料給我，內容如下：
楊天石同志的《中山艦事件之謎》發表後，我聽胡喬木同志幾次談到對這篇文章的評價。喬木同志有次同我們幾個做黨史工作的同志說：楊天石的這篇文章運用大量翔實的歷史材料，將中山艦事件的來龍去脈梳理得很清楚，作出了中肯的分析，真正解開了這個歷史事件之謎。這是近年來中國現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希望黨史研究中也能作出這樣的成果。
另一次，喬木同志單獨與我談話時，又提到這篇文章，說這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學術文章，要我給黨史研究室的同志作推薦。我曾將這篇文章複印許多份供我們單位的同志學習參考。
中央黨史研究室
鄭惠，1993年7月21日
後來，《中山艦事件之謎》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獎。在大陸，蔣介石長期被認為是“人民公敵”，十惡不赦，壞事做絕，因此，實事求是地評價蔣介石是不容易的。至於中山艦事件，則長期被認為是蔣介石有意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要揭示這件事情的真相也是不容易的。胡喬木是個相當複雜的人物，在不同時期、不同方面、不同問題上起的作用也很複雜，因此，人們對他的評價也就大不相同。但是，在中共領導人中，他有學問、懂學術。這一點，大家也許都能認同。
2002年，我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特別在序言中說明：“我寫這本書，目的是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以便進一步準確地闡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接着，我簡要地引述了胡喬木對拙文《中山艦事件之謎》的評價和與我見面時的鼓勵，目的是給“左”王、“左”棍們提供一個示範，為本人和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開拓空間。不想“左”棍們還沒有見到我的書，就給中央領導人寫信，聲稱蔣介石是“頭號戰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控告我“美化”蔣介石。幸虧有關領導人對拙著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事件才得以平息。
2008年，我在出版《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時重提舊事，目的也仍然照舊。使我大感意外的是，國內的“左”棍們這次似乎沒有吭聲，倒是海外有兩位作者合寫了一篇甚麼《最後的侮辱》，指責我引胡喬木以“自榮”，揭露我的“御用文人”的“本來面目”。讀了這兩位的文章，除了慨歎二人對“國情”的隔膜外，真是甚麼話也不想說。
《蔣介石日記類鈔》內容豐富。除《類鈔》外，毛家還藏有《蔣介石日記》仿抄本兩冊，另藏有蔣介石往來函電、文稿多種。我在主編和寫作《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的過程中，比較充分地利用了這批資料。該書得到大陸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和台灣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李雲漢教授的高度評價。與此同時，我還陸續寫出了《中山艦事件之後》、《從蔣介石日記看他的早年思想》、《蔣介石與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與前期北伐戰爭的戰略、策略》等一批論文。這些文章，後來大都收入2002年出版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所謂“蔣氏秘檔”，指的就是毛家收藏的《蔣介石日記類鈔》、《蔣介石日記》仿抄本及其他函電、文稿等資料。
《蔣介石日記類鈔》雖然有價值，但是時間只到1926年，1927年以後，只有1931年孤零零的《黨政》一冊。此外，殘存1933年兩個月、1934年全年。2000年5月，我應邀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四十五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提供的論文為《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謀略》，主要資料為1931年、1933年和1934年，其他年份則只能根據秦孝儀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所引，是一件令人遺憾而又無可奈何的事。這一時期，我便開始留心打聽蔣介石日記的下落。台灣《聯合報》的記者汪士淳告訴我，蔣的日記尚在，保存在蔣氏後人手中。我曾託汪士淳帶信，千萬要很好保存，勿使流散。我當時也還沒有想到，這批日記會開放，我這輩子還能看到。
2002年10月，我應中正文教基金會邀請到台灣訪問，發現台北“國史館”藏有《困勉記》、《省克記》、《學記》、《愛記》、《游記》（即《蔣中正總統五記》）五種有關蔣介石的資料，都是長編體性質的著作，以第三人稱的口氣逐日記事，其取材則主要依據蔣介石日記，時間下限至1942年，其編者均為蔣介石的奉化同鄉王宇高與王宇正，這就大大擴展了南京所藏《蔣介石日記類鈔》的範圍，再一次讓我感到莫大的驚喜。我除了逐一閱讀、摘記外，更動了請人抄錄的念頭。此前一年，我被台灣的喜馬拉雅基金會聘為顧問，便向基金會說明情況，得到新台幣六萬元的資助。政大（“台灣政治大學”的簡稱）歷史系的一位同學幫我抄齊了其餘我未作摘錄的部分，六萬新台幣也就全部花完了。此後，我利用《困勉記》等五種資料和“國史館”所藏大量檔案，着重研究抗戰時期蔣介石、孔祥熙等人和日本的秘密談判，先後寫成《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桐工作”辨析》等多篇文章，其中《“桐工作”辨析》一文獲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大概是2005年，胡佛研究所的馬若孟、郭岱君兩位教授到北京訪問我，說明蔣介石日記從蔣方智怡女士手中轉歸胡佛檔案館保管的情況，邀請我於第二年開放時前去閱覽。2006年3月，日記開放，我和同所的張海鵬教授被邀。開放前一日，我和張教授商定，早點去。次日一早，我們就成了日記開放後的最早兩位讀者。這一次，我在胡佛檔案館待了兩個月。此後，2007年、2008年、2010年，我又到胡佛檔案館去了三次，總算將蔣介石現存的五十八年日記（1915—1972）全部讀完，根據個人需要做了摘抄，堆在案頭有一尺多高了。在此期間，先後出版《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部三冊，其中第一部被全國三十一家媒體和中國圖書評論家協會評為2008年度十大好書，並獲香港書獎。第二部，被鳳凰網友評為2010年十大好書，被在廣州舉辦的“南方閱讀盛典”評為2011年最受讀者關注的歷史類圖書。
蔣介石日記可信嗎？這是近年來我經常遇到的問題。對此，我在《蔣介石日記及其真實性問題》一文中曾經指出：“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同時，我也指出，“蔣的日記有選擇性”，“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不是句句真實，事事真實，而且真實不等於正確，也不等於全面。研究近現代的中國歷史，不看蔣日記會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甚麼都相信，也會上當。”我至今仍然堅持上述看法。至於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這就牽涉到使用者的立場、學力和功力了。
只靠蔣介石日記能够揭示有關歷史問題的真相嗎？這是我近年來經常遇到的另一個問題。當然不能。任何歷史真相的揭示都必須閱讀大量的歷史資料，檢驗、審核、比較、參證、辨偽，自然不能只根據一個人的一兩則日記就率爾作出結論。這是歷史學家的常識，也是必須遵循的準則。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