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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版序
余嘗言，「人生」與「民族」與「文化」實三而一，一而三。現象雖可三分，但屬同一本體。中國人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面不可指，不可見，即其體。陽面乃可指可見，斯其用。故言「陰陽」，猶言「體用」。先秦道家則謂之「有無」。凡屬用處可見處，即道家之所謂「有」。凡屬其體不可見處，則道家謂之「無」。其實無處即指其同處，而有處則乃其異處。故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妙乃有之始，即其異處。其本則出於同，亦即出於無。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即其異處可見處，故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則在同處，即無處，不可見處，故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體用，先秦道家喜言體，每輕視其用。儒家則好言用，每少言體。如言性，即近於體，故孔子少言之。只曰：「性相近，習相遠。」習易見易言，即可謂性體之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即言體，學與習則性之用。《論語》二十篇，開首第一語即曰：「學而時習之。」此學習二字，乃用非體，可見又可指。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趨，即其學與習，亦即用。如有所立卓爾，立者其體，道家所謂玄之又玄之同處，實即無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稱孔子謂「聖之時」，但不言聖之常。因「時」有異可見，常則大同無可見。此異乃道家所愛言，而孔子則多避去而少言。
《易傳》後起，乃和會儒道兩家以為言。故其言「太極」實即「無極」。極乃言其同一極端，亦猶言無。故後人又言無極而太極。言太極即猶言大同，亦猶言無極，此即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也。
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文即文章，即人生用處，禮則其體。博處及其異處，而約處則其同處。人生同處在禮，斯則可視而見，指而知，猶今之言具體。孟子始言性，性實一抽象，非具體。後儒如南宋朱子，乃謂「孟子粗，顏子細」，即指此等處言。然則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虛處。荀子乃繼之言性惡。然後儒乃謂「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惡。荀子著書最首第一篇為〈勸學〉，此則其大醇處。《論語》二十篇，開首即曰：「學而時習之。」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此一「學」字，乃孔門教人醇處。孔子自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學不厭而教不倦。」故荀子即在其大醇處勸學。孟子雖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學，故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而後起宋明儒如陸、王則好言性，而忽於言學，流於不慎，斯失孔門之真傳矣。
今再言「體用」，此二字連言，乃始見於東漢時魏伯陽之〈參同契〉。亦可謂以前儒道兩家少言體，僅言用字。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又曰：「道之不行」。行與用，皆具體可指。顏淵則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立卓爾，此即後人所言之體字，而其字不出顏子之口。孔子亦僅曰：「民無得而稱焉」，或曰：「民無得而名」，皆不用此一體字。孔子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猶言心之體。但言矩而不言規，不如莊子乃言圓，而曰「執其中」。矩之四方，皆可援可指。圓之中心則虛無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據。〈易傳〉後起於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為言。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故具體與抽象，乃儒道兩家立言宗旨大異處，斯則可辨而知者。
西方希臘哲學家言真理，則不僅無矩可守，亦且無規可尋，乃可人各一真理，故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師則具體，而真理則僅抽象。離其具體而僅言其抽象，則惟西方之個人主義乃可有之。
西方宗教言天堂，言上帝，此又太具體，不抽象，故惟有信仰，乃不得有各己思辨與議論之餘地。如言科學，則既不抽象，亦不具體，乃只於具體中求新求變，更無一故舊之可尊。
今言中西文化之相異，則西方如宗教言天堂與上帝，似皆具體外在切實有據，但只可信，而不貴有證。如科學，則可用可行，而不貴有本。要之，此兩者非生命性的，而其實真實生命則為個人主義，太短暫太狹小，不可大又不可久。中國人言性，則求其真實人生之可大而可久，而決不於生命外他求。此則中西文化之相異，亦即中西人生之相異，同時乃見其民族文化之相異。今國人惟求一變故己之常，惟西方是慕是求。此依中國古人言，乃有己而無天，有人而無己。而其心中之人，乃專指西方人。實只知有物，而不知有人。或可稱之謂只知有人，不知有己。與中國民族性相距實大而遠，不知究將何以為學？恐非再有聖人起，亦無可指導吾人以可循之規之矩矣。其然豈其然乎？吾誠不禁其慨乎以思之，慨乎以言之矣。
民國七十六年一月，欲再版重排此集，曾細讀一過，心有所感，略有增修，而作此文。後因故未及付排。今年重印此集，再讀此文，因取其為增訂版序。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五
下篇 中國歷史演進與文化傳統
第四章 中國歷史演進大勢
上面講的是中國社會，下面再講中國歷史，主要都在闡揚中國文化精神。
人類古文化，根源於四地區。巴比倫、埃及已夭折。印度畸形發展，未能創成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未曾留下一部詳確明備的歷史。
只有中國，廣大的中國社會，綿長的五千餘年的歷史傳統，全由中國人自己在主演。
論其體系之大，包容之廣，延亘之久，差堪與中國歷史相比者，就目前人類歷史言，只有一部歐洲史。
但中國史與歐洲史，精神面貌各不同。
中國史如一樹繁花，由生根發脈而老幹直上，而枝葉扶疏，而群花爛漫。
歐洲史則如一幅百衲刺繡，一塊塊地拼綴，再在上面繡出各種花草蟲魚。
歷史如是，文化亦然。中國文化重在其內部生命力之一氣貫通。歐洲文化則由多方面之組織而成，雖曰取精用宏，終是拼湊堆垛。換言之，中國文化是一本的，而歐洲文化則是多元的。
一、秦以前之中國
秦以前之中國歷史演進，至少已有兩千年到三千年。中國文化生命，在此時期中，已茁長完成。
其最主要代表人物則為周公與孔子。此下中國政治與社會之大理想，由周公創始。學術與思想之大體系，由孔子建立。
因此周公孔子，為此下中國兩千年來之楷模。
所謂政治與社會之大理想，主要在「禮」與「樂」。所謂學術與思想之大體系，主要在人心之「仁」，與夫可以推行之於天下萬世之「道」。
禮樂之內心精神便是仁與道，仁道之外施規模便是禮與樂。
周公開始把散布在當時中國大陸各地種姓不同風尚相別的各個社會，融凝合一，而建立起一個統一的新王朝。其所仗便是一種禮樂精神。
孔子把周公的一切具體設施推闡說明，要義在本原於人人各自具有之內心之仁，而隨時隨地隨宜推擴，以形成為一種可以普遍適用於天下萬世人類全體之道。
此下中國歷史演進，主要不能越出周公孔子兩人所樹立之規範。
更主要者，在周公孔子之私人人格修養及其實際生活上，又建立了中國歷史此下所謂士之一流品之最高的楷模。
二、漢唐時代之中國
中國歷史之偉大成就，首要在其大一統理想之實現。
周公西周時代所創建，乃一種封建政治之一統。秦漢以後所改進完成者，乃為一種郡縣政治之一統。
封建政治是一種貴族分治。郡縣政治則為一種士人合治。
士之養成在教育，士之登進在選舉。
當時教育制度，分公私兩軌並進。社會私家講學，開門授徒，是一軌。政府自縣道郡國學向上集中，到中央太學，是另一軌。
選舉制度亦分公私兩軌並進。中央地方各部門主管長官可以自辟僚屬，是一軌。郡國分年選舉以及中央臨時制詔選舉，是另一軌。
由於政府獎勵學術，選拔賢俊，而學術風氣普遍到全社會，此乃由政府領導著社會。
由於各地賢俊集合到政府，實際掌握政權，而各地民生利病，社會意見，可以隨時活潑呈現於政府而具體表現在一切行政措施上，此乃由社會管制著政府。
此種建國規模，在其背後，顯然有一大理想。而此種理想，則顯然上承周公孔子精神，經時代之演變蛻化而有此。
因此，當時全國教育，幼學階段主要教材為《孝經》與《論語》。成學階段主要教材為五經。
憑此建國規模，而形成兩漢之治平與隆盛。
但歷史只是人事，人事並不能遵循一軌道而直線上進，無頓挫，無曲折。
東漢以下，士族興起，同時老莊思想漸盛。當時的士，則已無大仁大勇來擔負國家民族的大使命，來追求國家民族的大理想。
他們的精神意氣，大半都封閉在各自的門第傳統一種小天地之內，游情於文學藝術，僅求私生活之自怡悅。
先是統一政府崩潰，繼之以五胡之亂，而形成南北朝對立，顯為中國歷史之中衰期。
其時則印度佛教傳入，掌握了人生最高理想之領導權。
但在上，兩漢政府精神及其一切機構組織，並未完全崩潰，還是大體存在著。
在下，則士族門第仍能敬宗恤族，敦睦孝弟，仍是各有其一套傳統體法，依然不失為儒家精神之遺存。
因此兩傳統，而終能再造隋唐統一，以及唐代之全盛。
但人生最高理想之領導，則實依然在佛教。
其時人生則分成了兩截。一面是終極的想望，清淨涅槃。另一面卻是當生之實務，權勢聲名。
唐代人心比較積極開放而進取，國力扶搖直上。社會富，國家強。但漢人樸而凝，唐人華而散。唐人所缺乏者，仍是一人生全體最高理想之領導。
於是向外則陷於窮兵黷武，轉而向內，又成為藩鎮割據。唐代之沒落，近似西方羅馬帝國之崩潰。緊接著的是五代十國，為中國歷史上第二度之中衰期，抑且近似於黑暗。
三、宋以下之中國
宋人之最努力者，厥在復興儒學，又恢復了以往最高領導全體人生之思想大傳統。
因於隋唐考試制度之蟬續，而門第失勢。自宋以下，則成為白屋寒儒之天下。
宋代國勢積弱，雖未能全部扭轉中晚唐之頹運，但此後一千年，中國文化仍得傳統勿輟，實胥賴於宋人。
蒙古入主，中國社會幾於全部受其震撼，幸而在南宋偏安時期所辛苦達於完成之新儒學，傳入北方，為中國社會普遍注射進新精力。
明代光復了中國民族之政權自主，當時之教育與考試，則幾乎全依朱子一家言。朱子《四書集注》，七百年來，家絃戶誦，成為中國社會之人人必讀書。
此一經過，實與漢人表章五經，同樣涵蘊有甚深意義。苟非竟體了解中國歷史，通盤了解中國文化，不易把捉到此中之契機與涵蘊。
明代國運光昌，堪與漢唐鼎足而三。
滿清入主，而晚明諸大儒藏精掩彩，靈光不磨。此下三百年，仍是此一番淋漓元氣，暗中主宰。
但通觀自宋以來，此一千年之中國史，較之漢唐乃及先秦，終於不脫一弱象。而士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乃及政治地位，亦較以往為弱。
而且此一千年來，士之精神所注，亦重在與佛家教義爭心性之微，爭宇宙之奧，而於人群治平大業則不免置之為次圖。
因此，此時期孔孟並尊之新傳統，遂代替了唐以前周孔同列之舊傳統。
尤其在滿清政權之壓迫下，學者心力所瘁，群趨於古經籍之校勘、訓詁、考覈，埋頭故紙堆中，雖於學術內容有貢獻，卻於社會實際無補益。
清代自乾嘉全盛之後，遂有道咸以下之衰運。
四、近代中國及其前瞻
當是時，正值西力東漸，國人內厭清政之腐敗，外怵強敵之侵凌，於是有變法維新之要求。
辛亥以還，不僅上層政治變了，更要的則是下層社會亦跟著變了。
漢以下之選舉，唐以下之考試，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所謂四民社會中士之領導地位。但自晚清科舉廢止，民國以來，西方民主憲政之新的選舉法，實際未能在中國急切推行。於是如何選賢與能，使政府與社會密切相繫，血脈相通之舊秩序已破壞，而新秩序未建立，一切紛亂，遂不斷在此過渡時期中產生。
更要者，考選制度外，乃屬教育制度。晚清以來，迄於民國，全國上下，努力興學。各地中小學校，關於國民教育普及教育方面，尚幸薄有成績。但屬於教育最高階層之大學教育，則始終未臻於理想。
因此，全國思想之最高領導及其安定中心，已不在國內，而轉移到國外去。
留學政策應運而興。此一政策，實隱隱掌握了近代中國之國運。
少數留學生，不瞭國情，群思本其所學於國外者來盡變國內之故常。
晚清末葉，主要心嚮，在模倣德國與日本。民國肇建，主要潮流，在追步英美。
漸漸醞釀出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裡，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呼聲。
於是由政治革命轉移到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破壞舊的，人盡同意。一談到建設新的，則意見各別。各有理想，各有圖案。遂使近代中國，多破壞而少建設。
國內多數優秀青年，沒有出國留學的機會，便如窒塞了將來一切希望，斬斷了將來一切出路，更易激起他們對現實狀況之不滿。而過激思想，遂普遍瀰漫。
於是又有勤工儉學之號召，招致許多青年，盲目出國。結果則儉學其名，勤工其實，又為共產過激主義敷設了溫床。
如此內外配合，而共產思想傳播益盛。
傳統社會中士之一階層，先自糜爛而不可收拾。
由於國外工商優勢之經濟侵略，而農村亦逐步陷入貧困與崩潰中。
尤其是北方農村，更形枯瘠。逮於共產基地轉移到北方，又經八年對日抗戰，而中共遂得於北方廣大農村中生根。
工商業在中國社會，本不曾積極獎勵。自與西方新起工商勢力接觸，而驟形劣勢。
政治不上軌道，國內社會在長期動盪中，對外條約又受種種欺騙與束縛，新科學智識，急切間未能引用，於是工商劣勢，常此繼續，幾於一蹶而不振。
由於上述形勢，近代中國，雖長期掙扎，而苦難重重，好望終渺。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以後之數年間，政令漸見統一，社會復蘇有象，而日本帝國主義又乘機加速進犯。抗戰之餘，殘喘未息，創痍猶新，而中共遂以得志。
回顧對日抗戰前之中國，一是數十年來中小學國民教育薄有成績，二則全國廣大農村猶未澈底破壞。八年抗戰，倖獲勝利，所憑藉者在此。
今中共盤踞大陸已十年，中小學校教育先已變形，人民公社推行，全國農村之深厚基礎亦將澈底毀滅。為近代中國保留新生機之兩大憑藉，均已崩潰。他日光復，一切須在廢墟上重新建立，其艱鉅之情，殊難想像。
然中國必有其前途，所堪鼓勵吾儕之信心與勇氣者，厥在中國傳統文化之深根寧極，有其不可消散磨滅之潛勢力之存在。
若先忽忘了自己傳統文化，試問尚有何物，可供吾人之憑藉，而作為此後復國建國一切力量之出發點與中心點之所在。
此一信念，實在堪供吾人在此萬死一生中，作深切之警覺與珍重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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