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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節錄）
1966年及以後的十年裏，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捲入了那場文化大革命，每個參與的人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他們的生活、命運和心靈都受到了重要影響。這場運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更為深刻。
毛澤東開始認為半年、一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結束。但在進行過程中出現了原來沒有想到的情況。他沒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拋出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王力、關鋒、戚本禹；他沒有想到1968年軍隊內部出現不可調和的爭鬥，不得不拋出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希望「九大」以後轉入「鬥批改」，沒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現分歧，最終釀成震驚世界的林彪事件。實踐的反覆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離了它初期的目標，只能在進退維谷的泥潭中掙扎。林彪事件之後，毛還是想將運動撥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時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來。這樣，繼劉、林之後，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對象。一個新問題接着一個新問題，用後一個錯誤糾正前一個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問題導向，是摸着石頭過河，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場。
文化大革命像錢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湧動。每一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每一波都製造了一批新的「敵人」。隨着文化大革命原動力減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強，觀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濤逐漸衰減，最終波平浪靜，直至文化大革命失敗到完全被否定。 一波又一波的反覆，一次又一次的折騰，老百姓像麵團一樣被反覆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澤東卻以鳥瞰人寰的氣魄說：「試看天地翻覆！」 用「天地翻覆」作為本書的題目，辛酸自有人知。
文化大革命發生、進程、結局和後果的深層動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的制度中尋找，要在當年奉行的意識形態和毛澤東堅持的道路中尋找。
文化大革命中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野蠻、黑暗、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權力是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其根據是，劉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毛澤東大權旁落，於是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剝奪劉少奇的權力。
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經不起分析。第一，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講話就把掌握兵權的彭德懷元帥搞下了台。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召開幾次會議就把彭、陸、羅、楊四個位高權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劉少奇何必興師動眾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平生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僅是奪取劉少奇手中的權力，能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等重要嗎？第三，毛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經把劉少奇打倒了，權力拿到了手，為甚麼今後還要七、八年一次？毛、劉當時都是六、七十歲的人，再過七、八年他二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他們之間還有甚麼權力鬥爭？第四，毛並沒有「大權旁落」，如果真正大權旁落了，他能力排眾議發動文化大革命嗎？
不可否認，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在政治家那裏，權力不是賞心悅目的玩物，而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政治目標就是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國向何處去？」。在這一點上，毛、劉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隊伍。
走社會主義道路，利用政權的力量，統籌全局，實現社會公平，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中共領導人沒有甚麼不同。但是，在甚麼條件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速度是穩一點還是快一點？毛和劉是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秩序」，即經過一段時間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經濟水平以後，再搞社會主義。毛認為，資本主義一旦發展起來，就會造成復辟，只有不停頓地繼續革命，才能實現共產黨的既定目標。他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就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之時。
劉少奇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他的鬥爭目標是地、富、反、壞、右、腐化墮落的基層幹部和不聽話的知識分子；毛當然是1949年以來打擊各路「階級敵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鬥爭目標重點在黨內，在高層，因為只有黨內高層才對中國發展方向有決定性作用。無疑，三年大饑荒是加劇毛劉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紅旗」的失敗，還想再找機會建立他的烏托邦。他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所有的被壓迫者都獲得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他要建立一個「一大二公」的、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政企不分的社會組織，依靠這樣社會組織進行集體化的大生產。要建成這樣的社會組織，就必須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限制按勞分配原則，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他堅信「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商品經濟對社會、對人的思想有強烈的腐蝕性，按勞分配是社會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他認為，如果放任小生產發展、追求物質利益，放棄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黨就要變修，國就要變色，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他這種設想在1958年提出來過，經過試驗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來，而且在實踐中有些比1958年更徹底。
如果說，毛澤東建立制度的出發點是「善」，那麼，用政權的強制來實現虛幻的「善」，最終必然釀成了空前的「惡」，必然將民眾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實，社會主義這個「善」，只是知識分子設計的一種美好的願望。屬於集體主義這個大範疇的社會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的權利為前提的，是違背人性的。毛澤東為了建成社會主義，他試圖改變人性。用強權將社會主義目標構建的制度必然是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社會主義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沒有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澤東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歸罪於「修正主義」，歸罪於「階級敵人」。
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為他建立這種烏托邦掃清道路。令毛憂慮的是，不僅劉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線，劉少奇周圍的一批人都站在劉的一邊。劉少奇這些人並沒有達到背離社會主義的程度，但他們確實看到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困難而畏縮不前。劉少奇等人收拾大饑荒的殘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與毛的路線背道而馳。毛對這些不符合他的路線的作法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不同意走他這條道路的高級幹部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毛認為，要按他這條路線走，就得讓千百萬人接受他的路線，就得動員千百萬人齊心協力。大規模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不僅是為了打倒劉少奇，主要是為了實現他的路線，建立他設想的美好社會。所謂「反修防修」就是為毛澤東的主張掃清障礙，所謂「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改造人性，為烏托邦清理心靈的基地。
毛澤東企圖按他的夢想在中國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這個夢想一旦付之實施，「即使懷抱着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 毛澤東所指引的中國道路在大饑荒年代已經製造了人間地獄。為這條道路來掃清障礙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一次製造人間地獄。
毛澤東選擇的道路有着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為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每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捲入其中，夫妻因觀點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臉，至親好友為路線不同而分道揚鑣。1966年秋，我到貴陽串聯，一下火車，一群小學生就圍上來質問：你是甚麼觀點的？我在湖北串聯聽說，夫妻二人正在包餃子，一邊包着一邊談文化大革命，談着談着，就吵了起來，把包好了的餃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捲入人數之多，參與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絕後的。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主動參加的，政治賤民們為沒有參加的資格而苦惱。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但是，群眾是怎樣被運動起來的？當然是靠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崇高權威。但毛還得用意識形態來號召和鼓動群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通過教科書、媒體、會議等一切形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每一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一個人的頭腦，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話語體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是懷着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運動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勞動者的節日」（列寧語）那種快感。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着成千上萬的人向着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這種意識形態來源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同情勞動者，反對壓迫和剝削，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因而具有極大的魅力。它那嚴密的理論體系也使很多知識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讓千百萬人願意為這個「主義」獻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剩餘價值學說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剝削。這是一種片面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剩餘價值理論沒有把資本、科學技術、企業經營管理當作生產力的要素，從而得出資本剝削勞動的結論。
要消滅剝削就得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從消滅剝削這個角度來說，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馬克思還指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他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解決的「固有矛盾」。 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毛澤東高舉「造反有理」的旗幟，反剝削、反私有制、反資本主義，這些主張和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認為，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必須經歷的五個發展階段，通過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歷史規律的必要。當時官方教科書一再強調，歷史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阻礙歷史規律者必然被歷史前進的巨輪碾得粉碎。這就是說，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這種歷史決定論不僅被理論界否定，也被20世紀的實踐否定。但它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人們能夠通過認識歷史規律來控制和計劃社會的發展。」這一看法必然導出極權主義的政治。
按照這個意識形態，地、富、反、壞、右、國民黨反動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都是阻礙歷史發展規律的絆腳石，清除他們是為了實現「天律」，是「替天行道」。在這個神聖而高尚的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只有階級情分，沒有私人情分。「親不親，階級分」，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對政治賤民的屠殺當然不會有負罪感。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兇惡的一面全都煽動起來了，還穿上了崇高而正義的外衣。
所謂階級，本來是一種經濟範疇。如果消滅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就不應該有階級了。1936年的蘇聯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認為蘇聯社會中「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永遠鏟除。」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是全新的社會成員。舊的階級特殊性正在消失。 然而，像蘇聯這樣以集體主義為宗旨的政權是扼殺個性、違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沒有強力鎮壓，這樣的政權一天也不能維持。革命隊伍以外的敵人消滅了，就在革命隊伍內找敵人；經濟範疇的階級消滅了，就在政治範疇和思想範疇上劃分敵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一些人被判處了死刑。緊接着開展了對高層大屠殺的「肅反」運動，以後揪出了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蘇聯一方面說消滅了階級，一方面不停地鎮壓。他們這樣做了，但沒有形成一套理論。1956年的中國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放棄階級鬥爭，還逐漸形成了一套階級鬥爭的新理論。這套理論的發端與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有關。中共認為蘇共正在向修正主義偏離。中共的新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學工作者、中央黨校教授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毛澤東思想就是這個階段的馬列主義」。艾思奇的這一說法來自中央高層。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在2月25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 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內部報告中傳播「第三個里程碑」的觀點。兩三年後，「第三個里程碑」進一步發展成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份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就是「鬥私、批修」，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已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之後、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消滅了私有制以後，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認為蘇聯變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質利益作為激勵人的手段。為了防止人的自私、貪圖享樂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蛻化、政權變質，毛澤東強調「精神」，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強調「精神可以變物質」。在政治領域要「興無滅資」，在私人領域「要鬥私批修」。毛澤東企圖用這個意識形態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個人利益、一心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會」——他心中的烏托邦。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矛頭指向了領導幹部。在全社會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況下，這個理論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連著名哲學教授馮友蘭也站到支持這個理論的行列之中。
雖然一再聲稱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但畢竟是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人格化。意識形態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毛澤東的權威又強化了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毛澤東不僅是最高的政治權威、最高的軍事權威，還是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威。在皇權時代，士以「道」自重。他們以「道」來批評政治，並希望按「道」來建立政治社會秩序。「道」就是那時的意識形態。可見意識形態的權威高於政治權威。明末學者明確提出「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可以用「聖人之權」批評、限制「帝王之權」。毛澤東集「理」和「勢」於一身，既是「帝王」又是「聖人」，沒有獨立於毛澤東之外的批評政治權威的「理」。這樣，全國只有一個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啞巴。這就實現了中國人全體一致的喜笑怒罵。意識形態一旦成了人們的信仰，人們就會為實踐這一意識形態赴湯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動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大知識分子，雖然自己被批得體無完膚，但還要爭先恐後地批判他人。他們在被迫自殺時，還要留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遺書，要求子女聽毛主席的話。這些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都被意識形態所俘獲，普通百姓就更難逃脫意識形態的天網了。
意識形態成了宗教，毛澤東就成了向全民佈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幾十萬人集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手一揮，廣場上就掀起狂熱的浪潮，這是羅馬教宗望塵莫及的壯觀場面。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勝過宗教的狂熱。 在意識形態煽動起來的狂熱的群眾運動中，人們沒有個性，也沒有理性。他們變成一個群體，他們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這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一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完全不同。只要他們公認的領袖發出號召，千百萬人會真誠地、奮不顧身地、爭先恐後地做出種種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兩軍對壘，忠厚善良的人會血口噴人，正派廉潔的人被輿論壓迫得承認有罪，濫殺無辜被認為是「除惡務盡」，……。在做這些荒唐事時，平和謙遜的人們也會變成野蠻的暴民。不管這些人在群體行動中如何殘暴，然而他們都是專制者最恭順的臣民：在專制者面前，他們像虔誠的教徒一樣，用種種的宗教儀式，不停地向他們的上帝表達忠心。
用傳統觀念看來，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墮落到極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種把整體目標置於一切之上，為整體目標的實現不顧一切，也是一種道德觀。正如哈耶克說的：「像國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一類運動背後所蘊含的道德情感的強度，也許只有歷史上偉大的宗教運動與之相比。」，不過他又說：「哪裏存在一個凌駕一切的共同目標，哪裏就沒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規則的容身之地。」 共同目標就是共產主義（它的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群眾無私地投入領袖設定的偉大目標，是極權制度的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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