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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高貞白（伯雨）先生是鄉賢，又和我帶有遠親，更要緊的他是位掌故家。
「鄉賢」是指同鄉，「遠親」是我後來纔知道的，至於「掌故家」那是高先生的實至名歸，是在半世紀前瞿蛻之先生（一八九四—一九七三）曾撰序為之定位的。瞿氏是北方掌故家，名輩比高貞白先生更尊。以一掌故家去評論另一掌故家，內行評譽自足為人信服。瞿序是為高著的《聽雨樓叢談》前序，時維一九六四年。此後在我認識的朋友中，因瞿序而興感引發的文章見有兩篇，第一篇是黃玄同兄在《新晚報》發表《重讀瞿蛻之「聽雨樓叢談」序文》（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黃兄是持瞿氏之說，批評當時《新晚報》和《文匯報》經常發表常識出錯的掌故文章。第二篇是蔡登山兄的《最後一位掌故大家——高伯雨》。蔡文中對瞿序是多所闡發和推崇。該文蒐在《重看民國人物》，是二○ 一四年臺北出版。黃、蔡兩君的文章都因瞿序而感發興起的，但中間就相距了三十五年。於此，足見瞿序對掌故學的影響是既深且遠了。
瞿序說他所熟悉的掌故專家有兩位，一為高先生，另一為徐一士先生。但瞿氏更說及當時徐一士（一八九〇︱一九七一）已無法執筆。也等於說，當世能執筆談掌故的，就只先生一人。瞿序寫於五十二年前（一九六四年），是表達當時掌故人材的零落感慨了。而瞿氏謙抑，在文中沒把自己算進掌故家之列。而瞿氏作序後三年，躬逢「文革」，瞿氏即以言見罪，獄中瘐死。那掌故之學，就更有「人荒」之嘆了。所以蔡登山兄說高先生是「最後一位掌故大家」，這話是說於「瞿序」後的五十年，怕是當真了。「哀莫大於心死，悲莫大於人荒」，展望前途，後五十年的掌故學又將如何？言之也悲從中來了。
掌故的名實
關於掌故學，在瞿序之前，沒人下過準確定義。那瞿序自有澄清認識的功勞，所以本文談高貞白先生其人其學，謹以瞿序作為切入點。
掌故是甚麼？約定俗成的解釋是從《史記．龜策傳》的「因襲掌故」說起。或以是漢代官名，是泛指朝廷典章禮樂和人事，但這些解釋都是很混沌和含糊的。
近代龔定庵自稱是「掌故羅胸」。但他對「掌故」的理解卻很狹義，也可說重點在「故」而不在「掌」。
龔氏以「掌故羅胸是國恩」自負。他在《破戒草》也說「掌故吾能說，雍乾溯以還」，同樣是自負，但那只是典章文物制度的「因襲掌故」，而他卻把匡時濟世的通識類都摒出掌故範圍之外。即是他詩中說過的「略耽掌故非匡濟」。
他的好友魏源也持此觀點，魏在《聖武記》序言說：
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聞。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迄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
他說的「掌故海」和龔氏的「掌故」看法沒兩樣，都是指文獻典章制度，重點也是在「故」而不在「掌」。
但《今世說》的曹爾堪則是能把「匡濟」和「通識」等非文字的事物化為掌故，他「淹博多識掌故，又工強記，所過山川 塞，無不指畫形勢」。這就一反前例，是重點在「掌」而不在「故」了。（按：黃賓虹《零縑斷楮》也引錄記此事，但文字稍有不同。）
但瞿先生高明，他先且不論掌故的廣狹義，而是先論文體。更指出掌故的文體就是隨筆。他說：
很遠的不必說他了，像曹丕的《典論》，蕭繹的《金樓子》，就流傳到今天的片段看來，都只是信筆寫去，將自己的經歷告訴讀者，讀者自然覺得親切有味。
瞿氏接着纔說到：「有的已經組織起來，有的依然是零星片段的」。這「組織起來」就是「掌」，「零星片段」就是「故」。瞿先生只一語就把「掌」、「故」問題說清了。
瞿序繼而更深入地說高貞白先生的掌故學：
我所熟悉的掌故專家以隨筆擅長的，一南一北，有兩位。高先生以外，其他一位就是久居北京的徐一士先生。當然，此外一定還有，不過他們兩位著述較多，接觸較廣，而且從事的時期較長。徐先生現在年高，不再能親自動筆，所以高先生的著作就更是大家所先覩為快的了。
言下之意，就是當今談掌故的，僅數高先生一人了。接着瞿氏又說：
他們兩位從事掌故之學所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有兩點我們應當注意。第一、他們不是為掌故而掌故，卻是從其他方面兼收並蓄了許多的知識，然後來談掌故的。比如說，他們所談的近幾十年的掌故，實際上是幾百年前的掌故都已羅列胸中，所以談起來原原本本，不是道聽途說。第二、他們對於資料的運用都十分謹慎。因為資料的來源非常複雜，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種不存在問題。前人的記載常有不經意的錯誤，鈔書刻書當然都可能有錯。著書有時僅憑記憶，或者受到情感的影響，也可能有意無意地錯。甚至自己親筆題署的字也錯，鄭重刻在碑誌上的也錯。尤其是有些人說親身見聞的事也不一定可靠，因為一方面傳述的人儘管說的是親見親聞的事，可是他只看見、聽見當時發生的某一場面，而於事情的全部聯繫未必了然。另一方面，這些人自己有了成見，看問題總不免有點主觀，再加上有些人為了貪圖動人聳聽，不惜以偽亂眞。這種情況就使得掌故好談而又不容易談了。他們兩位卻都是對於鑑別眞偽一點不肯放鬆的，一字之差也必須追根究柢，不容許含糊過去。自己所說的話也總是保持一定的分寸。如果有疑問而實在無法得到正確的解答，也必有一番交代。其謹嚴負責的態度，是符合學術要求的。
瞿氏是前清軍機大臣瞿鴻禨的哲嗣，他見聞多，積學厚，是老一輩的掌故學家。高先生的《聽雨樓叢談》找他作序，當中自有所傾佩和推崇。不過，瞿氏始終沒把自己算入掌故家之列。
《聽雨樓叢談》的初版本就是由瞿氏題簽。前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聽雨樓隨筆》十大冊，有保留此序和題簽。
「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
「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這兩千年前的話，道盡了讀者心理。
高先生是怎樣的人呢？以我見，他是平淡中令人起敬、也令人思慕的人物。是讀書而不求致用，有正義感而不狂熱。喜朋友、喜文學、喜多聞的一位掌故家。
而其一生遭際，亦頗傳奇。說不清是性格抑是大環境令之成為掌故家。又或者是性格和環境的適然配合？
那先從我和高貞白先生的認識說起。
六七十年代，讀《聽雨樓隨筆》（初集）《聽雨樓叢談》《中國歷史文物趣談》諸書，又時在報刊如《大華》《大成》雜誌、《新晚報》等讀到高先生文章，深愛老人能將繁紛史實以輕鬆筆法出之。於是有「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的想法。值丁巳戊午間，澳門葡京酒店舉行有賞菊會，我躬逢盛會。席間由杅庵丈（汪孝博先生，一九〇八︱一九九三）介紹，始仰識高貞白先生。高先生面容晰白，身材瘦削，雙目炯炯。閒談一會，高先生雅興大發，在檯面取一柄團扇，寫「人品如西晉，家居愛北平」賜贈。此語曾是六橋贈癭公。甚雅嶲。
嗣後，我時到其灣仔寓所拜謁，或在英京酒家共餐（現為大有商場）。其時《書譜》主持曾榮光先生又多在英京邀約茶局，而我和高先生都是常客，故討教的機會亦多。筆者有時請高先生借用文獻資料，高先生是有求必應。《澳門日報》之李鵬翥丈聞之，嘖嘖稱奇，謂高先生靠寫稿「搵食」，資料該是不易借人的。可見高先生對我青睞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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