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皇家海軍水兵訓練】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與南京國立第一臨時中學十多人，投筆從戎，考進海軍赴英學兵大隊，送往上海虹口區的原日軍兵營，接受海軍初步訓練，並於同年十一月搭乘英國澳大利亞號皇后號運輸艦赴英國接受皇家海軍訓練。
該時，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一年餘，英國海外駐軍開始復員，海運及陸運都很繁忙，主要的火車站都設有軍方的鐵道運輸處（RTO），駐有士官多人及婦女志願服務隊，在火車站照顧登車、下車或換車的軍人，親切招呼慰問，並提供熱茶點心。我們六百多名中國海軍官兵，坐的是一列專車，載運我們去英國最大的普列茅斯海軍軍港（Plymouth）。列車在中途Bristol大站停車休息，並由RTO士官及志願服務人員招呼我們下車，進用熱茶和點心，讓初抵異國的我們，從心中感到一陣暖意，也第一次覺得作為一員軍人的被尊重，在七十年後的今年回想起來，仍有溫馨的感覺。
抵達普列茅斯後，我們登上了在軍港中戰功輝煌的（H. M. S. Renown）「榮譽號」戰鬥巡洋艦，該艦有三萬噸左右，曾參加第一次大戰及第二次大戰，現被用作訓練艦，專門訓練中國海軍。英國海軍的入伍訓練一開始就在艦上，我們早晨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撩起褲管，赤著腳在零度左右的冷風中沖洗甲板，每個人都冷得發抖。
入伍訓練約有半年，包括船藝、通信、槍砲、輪機等基本常識，一方面從書本上學習，一方面在艦上各部門實際操練，非常具體，也非常有效。我們的入伍訓練大約半年左右，然後舉行考試和性向測驗，以及填寫專科志願，依成績和性向分派專科訓練。我的志願是魚雷，而且被選上，於五月初與十多位同學被送去位於泰晤士河出口附近的柴塘（Chatham）軍營的魚雷學校受訓。
柴塘受訓約三個月，然後返至「榮譽號」訓練艦，參加日常工作，大概是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中，我被挑選為魚雷隊四人先遣部隊之一員，去普茲茅斯英國第二大軍港在船塢中大修的H. M. S. Aurora巡洋艦，參與修護工作。
一九四八年初，Aurora巡洋艦大修完成了，由船塢移靠碼頭，不久後「重慶號」官兵六百三十一名登艦，另中國海軍官兵一百六十七名分發至另一艘小型租借艦「靈甫號」，這是一艘護航驅逐艦。經過一段整理工作後，兩艦實施八週之組合訓練，先是港內操演，繼之是近海巡弋和實彈射擊訓練，及夜間全科綜合操演等。經過八週艱苦訓練後，準備正式接艦回國。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舉行「重慶號」與「靈甫號」交接典禮，由我國駐英大使鄭天賜博士親臨主持，兩艦旋於五月二十六日啟程返國。航行經過直布羅陀、馬爾他、蘇伊士運河、紅海、亞丁、可倫坡、馬六甲海峽、新加坡、香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駛抵吳淞口，兩艦返國航程總計七千六百一十四海浬，歷經八十天方抵上海。
回首前塵，我覺得非常幸運有機會經歷了英國皇家海軍三大基地―普列茅斯、柴塘和普茲茅斯的訓練。因此，海峽兩岸的前「前重慶號」與「靈甫號」的水兵們，非常、非常珍惜當年的英倫歲月。
【台美斷交前後】
一九七三年冬，我奉調外交部北美司擔任專門委員，並於一九七四年派至華盛頓駐美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有趣的是我未曾經過外交特考，但我已是具有文官簡任七級的公務員。因此我的職稱很是特別，我收到的派令是：「本部專門委員派駐美大使館服務，以一等秘書對外」。爾後我常開玩笑言道，我的職稱之長可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時，駐美大使館設立國會組，由我的老長官胡旭光公使擔任組長。他負責與國會參、眾議員的連繫，我則擔任與國會助理的連繫工作，以爭取美國國會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可謂任重道遠，乃是一項新的挑戰。
美國國會參議員辦公室幕僚人員約三十多人，眾議員幕僚約十多人，其中重要幕僚是行政助理（相當於我國的辦公室主任）和機要女秘書，他們都是議員的親信人物；其次是立法助理和一般助理，所以我的工作目標是行政助哩，機要女秘書和首席立法助理。
擔任國會連絡工作兩年後，我終於打進民主黨自由派議員助理的圈子。一九七六年夏天，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市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推舉「卡特」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我在美國國會民主黨的友人建議我應去紐約活動，加強和民主黨自由派人士的連繫，於是我向胡公使及沈大使呈報並前往紐約活動。當時我在車上載了半打威士忌酒，開車去紐約並住在麥迪遜花園廣場對面的「廣場大飯店」（Plaza Hotel）。每天下午四時左右在飯店附近店鋪買一打啤酒及一包冰塊，就在房間內招待國會民主黨友人，人多時有十多人，大家坐在床上或地毯飲酒聊天。飯店也很合作，特應我之請送來十多只水晶雞尾酒杯及啤酒杯，因此我又結交了更多的民主黨人士和增強了我已經認識的民主黨國會人士的友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美國承認中國人民共和國，並與中華民國斷交，同時廢除「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但是美國國會親中華民國人士非常不滿卡特的做法，於一九七九年初尋求替代方案，四月十日參、眾兩院通過「台灣關係法」。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一面倒的支持這項法案。眾議院以三百三十九票對五十票通過，參議院則是八十五票對四票。
「台灣關係法」有兩個作用―試圖保證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協助會繼續下去；與台灣的外交連繫，則維持一種高規格但表面上並不正式的高度。國會要求美國提供台灣的防禦性武器，無論質與量「必須讓台灣足以自保」。為了維持與台北的實質關係，該法還規定必須在台灣設立一個美國機構，除了名稱之外，功能與大使館完全相同。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雖然令中華民國人民感到沮喪，但是也促使台灣政府與人民認清國際現實，再接再厲，將全部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高科技的突破，以及政治走向完全民主化的境界。因此，台灣在一九八○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為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
卡特出任總統後，許多民主黨自由派國會助理紛紛出任政治任命的各部會司長和副司長，他們依舊和我保持友好連繫。當時我雖然已經自外交部退休，但仍應老長官之請，我以平民身分赴美協助當時在華府談判的特使楊西崑次長，拜會與我有交情的參、眾兩院議員及國會助理。但因楊次長在大使館宣稱仉家彪是向行政院孫院長自動請纓來美幫忙，也引起老長官和老同事的反感，因此我的心情很壞，
當時，我的國會好友Sally A. Shelton女士，已任命為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她與另一位在國務院擔任特別助理的猶太裔女士，邀我午宴敘舊。但在餐聚中我拜託她們有機會時，幫助一下中華民國，豈料那位猶太女士變臉對我言道：「C. P.你已自外交界退休，作為一個平民向美國國務院官員遊說是違法的。」當時我生氣極了，站起來對Sally說：「Please forgive me for leaving」，立刻揮袖而去，離開餐廳，令鄰桌的美國人士大為驚訝。
然而，也有一些轉入美國行政部門的國會助理友人向我表示，他們從我當年對國會工作的活動情境，學到了如何應對國會人士的監督和批評，令我很是高興。
如今，美國與美國人已不如當年那麼神氣，和老朋友們聚談時事，有人批評美國時，我會不自禁地為美國辯護一番。因此，我已被友人歸類為親美派，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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