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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章 緒論
詞之為學，意內言外，發始於唐，孳衍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調有定格，字有定音，實為樂府之遺，故曰詩餘。惟齊梁以來，樂府之音節已亡，而一時君臣，尤喜別翻新調，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陳後主之《玉樹後庭花》，沈約之《六憶詩》，已為此事之濫觴。唐人以詩為樂，七言律絕，皆付樂章，至玄、肅之間，詞體始定，李白〔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其最著也。或謂詞破五七言絕句為之，如〔菩薩蠻〕是。又謂詞之〔瑞鷓鴣〕即七律體，〔玉樓春〕即七古體，〔楊柳枝〕即七絕體，欲實詩餘之名，殊非確論。蓋開元全盛之時，即詞學權輿之日，「旗亭畫壁」，本屬歌詩，「陵闕西風」，亦承樂府，強分後先，終歸臆斷。自是以後，香山、夢得、仲初、幼公之倫，競相藻飾。「調笑轉應」之曲，「江南春去」之詞，上擬清商，亦無多讓。及飛卿出而詞格始成，《握蘭》《金荃》，遠接騷辨，變南朝之宮體，揚北部之新聲。於是皇甫松、鄭夢復、司空圖、韓偓、張曙之徒，一時雲起，「楊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自出機杼，彬彬稱盛矣。
作詞之難，在上不似詩，下不類曲，不淄不磷，立於二者之間。要須辨其氣韻。大抵空疏者作詞易近於曲，博雅者填詞不離乎詩，淺者深之，高者下之，處於才不才之間，斯詞之三昧得矣。惟詞中各牌，有與詩無異者，如〔生查子〕，何殊於五絕？〔小秦王〕〔八拍蠻〕〔阿那曲〕，何殊於七絕？此等詞頗難著筆，又須多讀古人舊作，得其氣味，去詩中習見辭語，便可避去。至於南北曲，與詞格不甚相遠，而欲求別於曲，亦較詩為難。但曲之長處在雅俗互陳，又熟諳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繢為能也。詞則曲中俗字，如「你」「我」「這廂」「那廂」之類，固不可用，即襯貼字，如「雖則是」「卻原來」等，亦當捨去。而最難之處，在上三下四對句，如史邦卿《春雨》詞云：「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又「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此詞中妙語也。湯臨川《還魂》云：「他還有念老夫詩句男兒，俺則有學母氏畫眉嬌女。又沒亂裏春情難遣，驀忽地懷人幽怨。」亦曲中佳處，然不可入詞。由是類推，可以隅反，不僅在詞藻之雅俗而已。宋詞中盡有俚鄙者，亟宜力避。
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始自《草堂詩餘》，後人因之，顧亦略云爾。《詞綜》所云，「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強」者也。錢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為長調，古人定例也。」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所謂定例，有何所據？若以少一字為短，多一字為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為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為中調乎，抑長調乎？此皆妄為分析，無當於詞學也。況《草堂》舊刻，只有分類，並無小令、中調、長調之名。至嘉靖間，上海顧從敬刻《類編草堂詩餘》四卷，始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是為別本之始。何良俊序稱從敬家藏宋刻，較世所行本多七十餘調，明係依託。自此本行而舊本遂微，於是小令、中調、長調之分，至牢不可破矣。
詞中調同名異，如〔木蘭花〕與〔玉樓春〕，唐人已有之。至宋人則多取詞中辭語名篇，強標新目，如〔賀新郎〕為〔乳燕飛〕，〔念奴嬌〕為〔酹江月），〔水龍吟〕為〔小樓連苑〕之類，此由文人好奇，爭相巧飾，而於詞之美惡無與焉。又有調異名同者，如〔長相思〕〔浣溪沙〕〔浪淘沙〕，皆有長調，此或清真提舉大晟時所改易者，故周集中皆有之。此等詞牌，作時須依四聲，不可自改聲韻，緣捨此以外，別無他詞可證也。又如〔江月晃重山〕〔江城梅花引〕〔四犯剪梅花〕類，蓋割裂牌名為之。此法南曲中最多，凡作此等曲，皆一時名手遊戲及之，或取聲律之美，或取節拍之和，如〔巫山十二峰〕〔九回腸〕之目，歌時最為耐聽故也。詞則萬不能造新名，僅可墨守成格。何也？曲之板式，今尚完備，苟能遍歌舊曲，不難自集新聲。詞則拍節既亡，字譜零落，強分高下，等諸面牆，間釋工尺，亦同向壁。集曲之法，首嚴腔格，亡佚若斯，萬難整理，此其一也。六宮十一調，所隸諸曲，管色既明，部署亦審，各宮互犯，確有成法。詞則分配宮調，頗有出入，管色高低，萬難懸揣，而欲匯集美名，別創新格，即非惑世，亦類欺人，此其二也。至於明清作者，輒喜自度腔，幾欲上追白石、夢窗，真是不知妄作。又如許寶善、謝淮輩，取古今名調，一一被諸管弦，以南北曲之音拍，強誣古人，更不可為典要，學者慎勿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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