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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人權總論
第一節 人權的體系與分類
一部憲法的核心不在於政府體制、政黨或選舉制度等問題，憲法之所以存在重要的原因，乃在於憲法是基本人權的保障書，並防止政府為惡。故憲法最重要的基本考量是：政府體制的設計與架構，以完善地確保基本人權，使人民得到「保障與安心」。
事實上，基本人權會隨著時代發展而擴大其保障內容。對基本人權的了解與認識，建立真正符合憲法保障原理的正確觀念，且使任何權利的保障皆不能造成差別待遇（即給予特權），並維護每位國民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教育等地位上的平等，是國家責無旁貸的責任。
一、傳統人權體系的區分
人權保障的發展，主要是由「自由權」為核心，然後逐漸擴充與成長，而發展出人權保障的完整體系。原則上，18世紀末基於自然權思想而形成的人權概念，是在近代立憲風潮下，藉憲法的制定才得以真正提昇為「權利」層次。換言之，國家權力機關須受憲法規範，不僅不能侵犯人權，同時還負有落實人權保障的義務，因此，憲法學在討論人權體系的區分時，大多以國民與國家權力間的關係加以探討。
德國著名公法學者耶律芮克（Georg Jellinek）提出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區分理論。耶律芮克主張以國民對國家的地位為基準，將國民與國家的關係區分為如下四大類：
（一）消極的地位：
國民可要求國家權力機關（尤其是立法及行政機關）須處於消極不作為的地位，要求國家不得侵害或介入干涉個人自由領域的地位，此概念一般稱之為自由基本權，包括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群體自由、經濟自由等。
（二）積極的地位：
當國民各種自由權利受到國家侵害時，可藉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要求國家權力機關（特別是司法機關）須積極排除不當侵害，具體落實自由權的法效果。由於這是要求國家須處於積極地位，以使國民享受權益的概念，因此一般又稱之為受益權，包括接受裁判的權利、刑事補償請求權等。
（三）主動的地位：
指國民有立於主動地位，參與國家意思形成的權利，也就是所謂國民主權原理下的參政權，如選舉權、罷免權、公民投票等即是。
（四）被動的地位：
指國民處於被動地位，服從國家統治的概念，即一般所理解的國民義務。一般來說，這種「權利性義務」主要包括納稅、服兵役與受國民教育等三種。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度發展，國民需要國家具體落實的人權保障，不再僅以要求國家須處於消極不作為的地位為首要前提與核心，而是在全體國民的經濟、社會生活中，國家須負有各種積極機能，以落實保障全體國民的「實質」自由平等，也就是所謂「社會基本權」的人權保障。換言之，人權體系中的「積極權利」內容，除原有的受益權之外，到20世紀後又增加國家負有積極介入保障的社會權（即生存權、環境權、學習權、工作權、勞動三權等）。本質上，二者皆為要求國家積極作為的權利，其間不同的概念是，受益權要求作為的對象以司法機關為核心，社會權則以立法及行政機關為核心。
二、人權分類的意義
前述人權分類，並不表示各個人權被侷限於某個分類的範疇，人權體系原本即有互補性及調和性。如社會權的保障，雖是要求國家權力介入來保障，但仍同時有自由權本質在內，就像基於工作權，國家負有消解國民失業的義務，但仍不得強制國民就業；另一方面，隨著社會高度發展，原本排拒國家權力介入干涉的自由權，也逐漸帶有社會權色彩，如表現自由的前提便是保障知的權利。因此，各種人權之間絕非存在異質性而相互抵消，反而是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連性，而使人權保障更充實。
同時，人權保障也受一般原則的拘束，包括有：法下平等原則、憲法的根本價值與基本權核心接近原則、個人尊嚴人格之尊重原則、人權永不可侵原則等，使得人權體系不致因人為的分類而失去整體性。
第二節 人權的效力範圍
人權原應普遍適用於所有國民，但過去認為基於特殊狀況，可以法律對某些人加以限制，關於此，主要有「第三者無效力論」與「特別權力關係論」兩種論點。
一、第三者無效力論
傳統理論認為，人權是規範國民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人權保障的效力，當然限定在個人與國家之間，而不能適用於個人與第三者（包括其他自然人與法人）之間，此即一般所謂「第三者無效力論」。
第三者無效力論反映傳統的人權思想乃基於國民對國家權力的「防禦概念」。此概念認為個人的自由領域易因國家的形成而受侵犯，故必須以憲法限制國家權力，不可介入私人間的社會性、經濟性活動，以保障自由人權；至於私人間的關係，則應依各種私法規範、契約自由來維持，此即所謂自律作用原則。
然而，現代人權不應只是防禦國家侵犯而已，更須進一步保障「人與人之間社會生活的基本價值與秩序」。換言之，人權是做為一個人要在社會上生存、維持人性尊嚴，所不可欠缺的權利，故不應只防禦來自國家權力對人權的侵害，而無視於私人對人權的侵害。
因此，探討人權效力是否應及於私人間關係之問題時，應著眼於人權是否因而更有意義、更充實，或是如何避免因而導致國家權力侵犯人權，如果屬肯定或可行則應成立，而不該堅持人權只是防禦國家權力的傳統理念。
目前學界皆已肯定人權應適用第三者效力，但對於人權中那些部分可在私人之間有效力，其效力應以何種型態適用，則尚有爭論。原則上，人權並不能完全排除對第三者的效力；相反地，人權也無法完全直接適用於各種私人間之關係。因此，必須藉由區別人權之種類，探討其適用的方法，才能界定人權的第三者效力範圍。
二、特別權力關係論
傳統理論亦認為，公務員本身與國家權力之間存在著特別關係，是國家權力的一部分，因此與一般國民不同，公務員並不能完全適用規範國民與國家關係的人權保障，此即所謂的「特別權力關係論」。形成這種特別公法關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為基於法律的強制，例如服役軍人、受刑人、傳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等屬之；一為基於個人的自由意願，例如公務員。
然而，在現代立憲主義原理之下，此種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論已被修正，亦即必須符合下列條件及原則。
首先，公法上特別關係之成立，必須有憲法依據或不得不存在的因素。如受刑者、軍人、公務員等都是憲法體系明示其存在的特別關係，又如特殊病患的醫療強制，此乃基於公共福祉的維護。因此，基本上必須符合以下原則：（1）必須有法律依據，例如監獄行刑法、公務員服務法；（2）必須有司法的救濟手段，不得排除司法權介入；（3）特別關係應以達到目的之最小限度為其範圍；（4）行政裁量並非任意，而是技術性的拘束裁量，如醫療強制必須以專業醫師之判定為其裁量的拘束要件。
其次，個人與國家權力運作有關係，並非即可認定其存在著公法上特別關係。例如國立大學之學生、國營企業之員工，雖然都與國家權力體系有關，然而他們與一般私立大學學生或私營企業員工的地位並無兩樣，故雙方之間並不存在公法上的特別關係。此時，國家對其人權之特別限制規定都無法成立。
總言之，以上兩種理論使憲法效力受到限制，並導致人權保障出現缺口，故現代憲法理論已否定或修正此等論點，以落實人權保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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