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帶人生：一個劍橋遊民的生命啟示課

得獎紀錄：▪ 《出版人週刊》、《紐約時報》書評推薦
▪ 亞馬遜編輯十大首選傳記類好書
▪ 榮獲衛報新人獎（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
▪ 舊金山記實報最佳書籍獎（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est Book）
▪ 山繆強森非文學書獎（Samuel Johnson Prize on for non-fiction）入選
▪ 英國惠特貝瑞書獎（Whitbread Biography Prize）入選名人推薦：「在我讀過的傳記當中，這本最令人印象深刻、動人心弦。比起其他傳記，《倒帶人生》更迫切地勾勒出當代人類處境，引人深思。」——彌奈特．馬琳，《週日泰唔士報》（Sunday Times）

「雖...

0（節錄）

史都華不喜歡我寫的初稿。
透過特易購的淺色條紋塑膠袋，我看見一大疊稿件。那全是我花兩年時間訪問、寫作的成果。
「怎麼了，有哪裡不好嗎？」
「讀起來超無聊。」
他在身上每個鼓起的口袋中胡亂翻攪，想找找看有沒有捲菸紙。接著，又一屁股坐在我的扶手椅上，拉長脖子，仔細看著陽台上那堆褐色的樹枝跟枯萎的夏季實驗品。
史都華坐下時，總會將一隻手夾在他的大腿與椅子之間，這個姿勢現在仍維持不變。窗外天色漸暗，花園裡原先疏於照料的樹木如今已蓬勃生長，先前幼小的模樣已不復記憶。
「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思，所以我也不想把話講得太過分。」史都華開口。
簡單來說，史都華不喜歡這份手稿的原因，就是內容太乏味嘮叨。
他想要我寫些笑話、編點故事、揮灑幽默。他不喜歡學術論文式的「引述」，還有背景研究。「這樣不行，亞歷山大，你要重寫一遍，一定要寫得比這份稿子更好。」
他要的是一本暢銷書，「就像湯姆．克蘭西的作品那樣。」
「但是在那些小說中，主角有可能是想用炭疽細菌炸彈暗殺總統的人，你又不是那種人。」我這樣回答他。而我內心的潛台詞則是：你只是個無家可歸的遊民，而且還是個精神病態的毒蟲。
史都華又開口了，這次他換了一種說法：「你應該要寫一些別人願意讀的東西。」
遊民分為好幾種。
有一種遊民，本來生活正常，但是因為老婆跟其他男人跑了（或是跟另一個女人，而且這種案例還出乎意料地多），所以一時沮喪消沉。也或許他們生意失敗、女兒死於車禍，甚至兩者同時發生。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難關就是失去自信。如果在發生狀況的前幾個月，能獲得專家協助，他們就能在一、兩年內重返職場，或是在一個地方長期安頓下來。
在所有無家可歸的遊民當中，男性占大多數，男女比例為九比一。女性會流落街頭，不外乎是碰到性、暴力，或是精神異常等問題。她們比較能面對財務困難或是遭人背叛的處境。或者說，她們較能調適心態、降低期望，因此不至於太過失落。
也有人因為不識字、無法融入社會，或者說好聽一點是所謂的「學習障礙」，而長期過著窮困的生活。也許他們有讀寫障礙、自閉症，或是害羞到讓人無法理解的程度，所以從來沒有上過學。他們有可能單純是生了病，或者是聾子、瞎子，以及啞巴。他們一路從花園裡的倉庫搬到臥室兼起居室的套房；從避難所遷到青年旅舍、到車庫、到朋友家的客廳地板，最後搬到國王學院旁裝有輪子的垃圾桶中，始終無法擺脫既有的處境。
第三種遊民，則是那些跟父母鬧翻的年輕人，或是那些無依無靠、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走，甚至連早餐都不會做的青少年。假如他們沒有在半年內找到工作、住處或是女友，讓生活重回正軌的話，他們就很有可能會淪為街頭遊民。
而曾經坐過牢或當過兵的人，若將他們從規律的生活模式中抽離，他們就會變得萎靡不振。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在這堆過著異於常人的生活的人當中，史都華屬於最底層的「混亂遊民」。碰到混亂遊民（史都華說這個詞時，會像在嚼口香糖那樣，拉長「混亂」兩個字的音節），連專業人士也無計可施。史都華一開始被發現時，就像卡斯帕爾．豪澤爾 這個野孩子一樣，蜷縮在一棟立體停車場的地下最低樓層。一般的遊民也不想與他為伍，大家都稱他為「劊子手唐」或是「地下四樓的發瘋混蛋」。
混亂遊民通常都坐過牢，但是又非職業慣犯。史都華的判決書整整有二十頁之長，但他只偷過一次東西。他的犯案動機是想發大財，而在那次荒謬的犯罪中，他總共得手五百英鎊（扣除付出的成本）。換言之，他在牢裡待一年換來一百英鎊。
混亂遊民需要的不多，但仍有幾樣東西是不可或缺的，像是海洛因跟酒精。有些人是因為本身的習慣而流落街頭，也有些人是在變成遊民後，才有了吸毒跟喝酒的嗜好。混亂遊民雖然無家可歸，但他們未必身無分文。在我認識史都華的三年當中，政府給他的救濟金加起來幾乎比我的收入還多。只要是身障、智障或是有酒癮、毒癮的人，失業時每周最多可從社福機構領到一百八十英鎊。此外，他們還能申請房屋津貼來支付房租。
混亂遊民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的生活相當混亂。行為的動機跟造成的後果之間毫無合理的連結，他們無力控制自己，外人也難以理解他們。他們的精神狀態時常在亢奮與崩潰的邊緣擺盪。這群人最讓社福機構的工作人員擔心，因為他們在所有淪落街頭的人當中，屬於狀態最糟的那種。就算不是最讓人痛恨的，也是遊民中最可憐的底層族群。
兩年前，史都華的生活雜亂失序。市政府的外援社工發現他時，除了酒癮、多種毒癮與妄想症之外，他還像《化身博士》書中的主角那樣擁有雙重人格。而史都華的另一項癖好，就是拿著他稱之為「小銀條」的刀子刺人。
現在他的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不過從那個時候開始，事情有了明顯的轉變，就是他的毒癮不像先前那麼嚴重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種改變不甚尋常，甚至令人懷疑。混亂遊民的情況起起落落、難以預料，但史都華的人生看起來卻煥然一新。他不再跟其他遊民聯繫、還到住屋諮詢中心登記預約、開始接受美沙冬療程來治療海洛因毒癮、參與法庭罰金的重新協商、開始隔周繳納罰金，甚至幫自己添購了一台特價的電腦，這一切行為都不合常理。史都華有很多老朋友，他們寧死也不要洗澡或是還債，有好幾個還真的過世了，死於吸毒過量，肝、腎衰竭或雙重衰竭，還有失溫。遊民的預期壽命大約是四十二歲，跟一般民眾相比，他們自殺的機率是一般人的三十五倍。在警局跟社福機構這些官僚體系中工作的人，對於史都華從中世紀般的生活進化到如今可敬的模樣，大家都相當讚許。不過他們私底下卻都偷偷地等著看哪天史都華會抓起身邊的掛肉鉤，到處亂砍亂殺。
不僅如此，史都華竟然有夠多的未受損的腦細胞，來描述遊民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並且他還能明確地指出轉變的時間點。他十二歲那年，初夏的某個平常的日子，下午四點到五點左右，套句他母親的話來說，就是在這個頗具象徵意義的時刻，他從一個「無憂無慮的小男孩」，跟她兩個孩子中「最貼心的寶貝」，變成過去二十年來有如《發條橘子》 書中那般令人頭痛的人物。要不是他目前的生活仍然相當混亂，或許他可以向許多家長解釋為何孩子會變成鄙視權威的問題少年，並藉此大賺一筆。

（中略）

「克柏屈假設，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擅自挪用他人車輛，這種樂趣會讓孩童因而觸法。接下來他們就會因為想要營利而犯法、最後就變成成人犯罪了。」我看到自己寫的一句話：「這就是沉淪的過程，從無罪到犯罪。」
史都華懶得對這句話發表意見。
「還有另一件事……。」他說。
「什麼事？」我嘆了一口氣。
「換個方式寫吧，把它寫得像懸疑謀殺小說那樣。是什麼扼殺了過去的那個像我這樣的男孩？懂我意思嗎？倒著寫吧。」

所以，現在讀者看到的就是我第二次改寫，試圖描繪出史都華．蕭特的樣貌的作品。他是個小偷、綁架犯，同時也是個精神病態、社會病態的街頭說書人。史都華還身兼我的眼線，替我觀察在這二十一世紀初期，英國混亂的底層階級是如何度過他們紛擾的生活。總而言之，他是相當重要的存在。


1（節錄）
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見到史都華．克萊夫．蕭特，是在劍橋大學雪梨．薩塞克斯學院的轉角，一家折價裱框店的門口旁。他坐在一張方形紙板上，姿勢扭曲而怪異，彷彿四肢有一半是橡皮製的。臉色蒼白、穿著綠色飛行夾克、破損的球鞋，頭髮又短又刺，看起來大概一個禮拜前還是光頭。史都華的左臉表情比右臉更加生動，差點讓人誤會他有蒙古症。他缺了幾顆牙，嘴巴便像是水閘似的，不斷流出口水。
我必須整個人蹲到地上才聽得到他說話。
「哪天有機會，我一定要自殺。」他低聲說道。
史都華摳了摳鞋底，兩隻手上的刺青都是他自己的傑作，右手的二頭肌上刺著醒目的「FUCK」，刺青一路延伸到手腕。
「對，我要自殺，而且還要弄得看起來像是別人動的手。你聽好，如果沒有要給我錢，就快點滾吧。」

（中略）

「不過你要怎麼讓自殺看起來像他殺呢？」我問。
「我會去嘲笑那些從酒吧走出來的醉鬼，煩到他們受不了。讓他們如果想要耳根清靜，就非把我幹掉不可。」史都華說話的方式相當含糊，彷彿所有字句都在雙唇間打了結。「我哥五月的時候自殺了，我不想再讓我媽經歷一次這種事。如果我是被別人殺掉的話，她可能會比較釋懷吧。」


2（節錄）
冬憩是個很棒的機構。一九八九年，一位在地的生意人下班返家時，發現實在有太多遊民無家可歸，睡在別人家門前，所以創立了這個組織。草創時期，這裡氛圍清新、充滿革命與活力的氣息。冬憩將其他人不願意做的事攬下來，還闖出一番成績，對情況最糟的遊民來說，這裡是最後的棲身之地。冬憩讓暴力分子鎮靜下來、讓有自殺傾向的人情況緩和，讓即將被送到「醫院小城」隔離病房的人獲得一絲慰藉，鼓勵那些充滿希望、滿懷計畫的人，也將劍橋的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只要讓無家可歸的人在白天有支持他們的地方可去，這些人就較不容易受挫，也不會感到無聊或絕望。如此一來，他們就不會常常倒臥在人行道上，或是出現一些反社會行為。
但那天下午，警察逮捕了（冬憩的）執行長露絲．維納，警方指稱她涉嫌「在知情的狀況下允許」海洛因的供應。
一周後，警方將她的副手約翰．布洛克也逮捕扣押。
原來對街的基督學院船屋的屋瓦當中有一台監視攝影機，過去五個月以來，那位於屋頂中央、向內縮約莫一公尺處的攝影機，對著這個慈善機構不斷拍攝錄影。在冬憩的前院，攝影機清楚拍下八個人互相買賣海洛因的影像，每包十英鎊。

（中略）

露絲與約翰遭到逮捕，這已不單純是幫助那些較不幸的人的問題而已，還牽涉到對「我們」的攻擊。對我們來說，這大概是最能體會到被社會大眾唾棄是何感受的一次經驗。所有賓客倍感震驚，現在我們都意識到自己跟無家可歸的遊民竟有那麼一點相似之處了。該死的警察、該死的英國皇家檢察署，還有該死的內政部。
確實，他們的反毒政策受到許多人的推崇。法官本人在庭審時也坦承，攝影機拍下的毒品交易畫面中，並沒有出現露絲、約翰，或是冬憩的任何工作人員的身影。另外，也沒有證據顯示露絲或約翰曾經目擊任何交易行為，而沒有立刻阻止。每次露絲和約翰報警，請他們到機構來逮捕某個毒品交易嫌犯時，警方都愛理不理、甚至未曾出面。連冬憩邀請他們來參加毒品管制會議時，會場中也沒有半個警方代表出席。
露絲跟約翰其實擔了兩個罪名：首先，他們的毒品管制政策成效不彰；而關於反毒的最佳策略，他們也跟警方意見相左。第二項罪行是針對露絲跟約翰的客戶保密機制。透過保密機制，他們才能讓這些怪異、整天疑神疑鬼、還時常對人暴力相向的人卸下心防，鼓勵他們勇於面對自己的毒癮。如此一來，這群染上毒癮的人才會願意接受社會服務的協助，幫自己戒毒、停止乞討、放棄露宿街頭，讓我們這些奉公守法的人不再受到騷擾。他們拒絕把涉嫌吸毒、遭到機構取締的遊民名單交給警方，身為執行長的露絲更是堅決反對。再者，這些人會出現在名單上，通常只是因為說了幾句讓人起疑的話，或是在樓下的廁所旁做了什麼可疑的舉動。就憑著這點，法官跟從未到過冬憩的陪審團，就一致認為冬憩的工作人員是刻意要阻礙警方蒐證。
而選在這一天公開聚會，是因為露絲跟約翰在昨天遭到判刑。
約翰被判四年有期徒刑，露絲則是五年。

大廳中迴盪著一百多個絕佳的妙計：示威遊行、靜坐、向國際法庭投訴、質詢國會、到金絲雀碼頭拉布條、集結一群遊民到眾議院外頭，還有投書塞爆《泰晤士報》的信箱。因為動機單純，所以大家也都暢所欲言。
「所有經營遊民慈善機構的人都應該要到警局自首，要求警方將他們逮捕。」一位言談風趣、恰好自己也辦了一所遊民中心的男子指出。「如果露絲跟約翰有罪的話，那我們也好不到哪裡去。現在我們都還沒被捕，這就是一種罪！」
「這根本就是精英主義！」一位身穿黑衣的社工氣憤不平地說：「憑什麼我們其他人都安然無事，只有他們被逮捕？」
我自己則最喜歡以下兩項提議：第一是在牛津與劍橋的划船賽中，把劍橋的船給弄沉。第二則是到英國首相官邸前發起遊民遊行。（後來我發現這項提議有個大問題，就是該如何讓遊行的遊民不要脫隊跑到其他無關的街道，或是掉進泰晤士河等。後來我想，大概只要在隊伍前安排一輛裝滿特釀啤酒的卡車，並且讓卡車跟遊行隊伍保持一定距離，隊伍就能勉強維持整齊了。）
有位頭上繫著絲巾的女士接著發言，她的看法相當明智。警方在這次祕密行動中，派了兩名員警喬裝成流浪漢，在午餐時段向藥頭買毒品。那天政府補助的午餐是肉丸義大利麵，而這兩名員警為了演得更加逼真，還一起分食一份義大利麵，所以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指控警方刻意欺騙冬憩。
而身為律師、數學家、隸屬於保守黨的本地前任市長，以及現任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得主的男子，他正在想辦法將文件寄給露絲跟約翰。是要分成三份彌封郵件，還是不要彌封，一張一張寄出？
另一位女士則表示可以朝法官的窗戶扔石頭。但是所有提議到最後不過只是空談，面對金屬打造的監獄牢籠，根本發揮不了作用。
群眾一致認同，我們得先寄個幾十本書給露絲跟約翰，讓他們消磨時間，這樣在他們被救出來之前才不會太無聊。大家都堅信，有一天我們一定能把他們救出來。
這時，前排突然傳出一個微弱、聽來有些熟悉的聲音。
「不好意思，這根本行不通。」
那件綠色飛行夾克看起來也似曾相識。
「為什麼？」女主席問道。
「箱子根本裝不下這麼多書。」
「箱子？」
「裝犯人私人物品的箱子啊。好啦，在懷特摩爾跟隆拉騰監獄的重刑犯牢房裡，犯人可以擁有一塊地毯，不過根本放不進箱子裡。犯人也可以養一隻鸚哥或金絲雀，不過想當然鳥籠也放不進箱子。書根本也放不進去，所以獄警會把書都扔出去。」
發言的就是那個精神病患、劊子手唐，名叫史都華．蕭特的人。他身上的衣服，跟我一年前在森寶利超市的轉角第一次碰到他時如出一轍。
「所以每個犯人都有箱子嗎？」某人發問。
「兩個。一個用來裝個人物品，一個當作收發箱用。我不是要來亂，但是你們發起運動之前，應該要先了解一下箱子的事。」
他表示，在所有我們能做的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寫信、把郵票寄給他們，但是不要期望會有回信。杳無音信是常有的事，接連而至的就是絕望。
史都華站著發言。女主席要求所有人都得起立發言，不過對史都華來說，維持平衡似乎是件不容易的事。他大約一百七十公分高、有O型腿跟貧血的困擾。他將雙手緊緊縮在夾克口袋裡，彷彿是個在寒冷的天氣站在邊界看足球賽的男子。直到後排有人大喊：「大聲一點！」「聲音大一點！」時，他才拉開嗓門吐了幾個字，過了不久之後，他又恢復原狀、用他先前含糊不清的方式說話。但史都華始終說個不停。在他似乎了解到就算聲音不夠宏亮也沒關係之後，他便決心把握每分每秒，暢所欲言。
「你們以為探監的過程會很順利嗎？沒這回事。懂我意思嗎？每兩周只有兩小時的探訪時間，如果你是囚犯的話，內心會愈來愈期待，等到有人來探訪的時候，就會感覺什麼都不對勁。我並不是說——」史都華突然轉身面向約翰的妻子：「我的意思不是說他不愛妳，只是被關在裡面的時候，人生唯一的重心就是等別人來看你。」
「如果大多數人說的都是真的，」史都華暫停了一會兒：「等他們回到牢房，才真的能感受到什麼是寂寞。那根本讓人受不了，你會懂那種失落感。」
另外關於扔石頭的提議，史都華的態度倒是非常堅決：「我知道剛才那位仁兄應該是氣瘋了，可是犯人的生活就是享受特權跟被剝奪特權。如果你們去攻擊法官的窗戶，倒霉的人反而是露絲跟約翰。」
「他們怎麼可能會更倒霉？」有位男子憤慨地說道：「他們的自由跟尊嚴早就被踩在地上了，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慘的嗎？」
「他們的薪水啊。」史都華回答。
這時全場靜默。
房間另一頭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語調充滿好奇：「犯人也有薪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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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都華不喜歡我寫的初稿。
透過特易購的淺色條紋塑膠袋，我看見一大疊稿件。那全是我花兩年時間訪問、寫作的成果。
「怎麼了，有哪裡不好嗎？」
「讀起來超無聊。」
他在身上每個鼓起的口袋中胡亂翻攪，想找找看有沒有捲菸紙。接著，又一屁股坐在我的扶手椅上，拉長脖子，仔細看著陽台上那堆褐色的樹枝跟枯萎的夏季實驗品。
史都華坐下時，總會將一隻手夾在他的大腿與椅子之間，這個姿勢現在仍維持不變。窗外天色漸暗，花園裡原先疏於照料的樹木如今已蓬勃生長，先前幼小的模樣已不復記憶。
「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思，所...

奮力跳脫旋轉門的倒帶人生

我曾在台東執業三年半。彼時，全縣的精神科門診與住院治療，還有各級學校、養護中心與監所等機構，乃至於幅員廣闊的社區心理衛生需求，全靠十隻指頭數得完的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與社工師苦撐。因此，四處奔波、支援各種相關業務，便成為我的臨床日常。
儘管個案數量可觀，初來乍到的我卻迅速記住幾張遊走於醫院與監獄的面孔。嘗試歸納這幾位個案的生命歷程，除了兩個機構交互蹲跳，其實還有多次為期不長的社區「轉銜」──但不知是他們的行為不見容於鄉親，還是社區欠缺涵養他們生活的資源，總是以住院或入獄告終。
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年約三十的單身男子阿忠（化名）。他自稱國小開始打架逃學吸膠，國二失去自幼相依為命的祖母，並離開校園。幹不了像樣的活又混不進幫派，口袋空空的阿忠碰不起「安仔」（安非他命）、「四號」（海洛因）等「高貴」的毒品，只能繼續以一條幾十元的強力膠進出迷幻世界。當周遭的人受不了他吸膠後脫序言行報警處理，倘若不犯法，就往精神科送；要是進了賣場順手拿商品，甚至就地吸起強力膠，便成了現行犯，當場收押進牢房。
無論是精神病房或看守所，一旦進入沒有強力膠的環境待個幾天，阿忠就會漸漸「正常」。可是服完刑，或是三十天強制住院期滿，阿忠孤零零回到老家早已頹圮的社區，願意接濟的親友一次比一次少，只能過著有一頓沒一頓、餐風露宿的日子。即便百般不願，阿忠也不得不承認，「籠子內」的生活其實安定許多。
有回，阿忠被送到精神科病房，一個月強制住院即將屆滿，老家的村長帶著伙食費與零用金，希望醫護人員幫忙勸阿忠「住好再出院」。儘管阿忠膠吸多了、腦子沒以前靈光，但不受拘束的他怎麼可能接受？村長臨去前搖頭嘆息，「這下子村民一定很失望，這一萬塊可是大夥兒集資，要幫助他住久一點兒的。不然每次出來不用一個月，又吸到盧小小……」
又有回，檢方來函，要醫院鑑定收押中的阿忠日後發監服刑期滿，還需要什麼樣的監護處分。心理衛生資源貧乏的台東，當年還沒有復健病房，連需長期住院的精神病人，都得送到外縣市。阿忠沒有精神病，不適合長期留置精神病房；更諷刺的是，造成他脫序的強力膠，連毒品都不是。左思右想，我回覆檢察官，阿忠需要強制去專為物質濫用者設置的社區復健機構接受治療，才能阻絕他在監獄和醫院間旋轉門般來來回回的命運。
當時不存在的社區復健機構，至今亦未設立。重返台北執業五年，只要出現街友、物質濫用等相關新聞，都會叫我想起阿忠為首的那幾張面孔。因此，這回收到《倒帶人生》書稿，我連忙一路讀完，還意猶未盡地上網搜尋BBC改編原著所拍攝的影片，看了又看。如果您和我一樣，曾與街友有或長或短的生命交會，一定會因為這本書，勾起內心深處的記憶。倘若您過去沒機會，本書主角史都華，絕對是位迷人又令人心碎的「前」街友，請緊跟著他，探索那就在你我身邊的陌生世界。

（作者是精神科醫師，《浪人醫生日記》與《謝謝你們我的離島病友》兩書，是她的台東行醫筆記。）

奮力跳脫旋轉門的倒帶人生

我曾在台東執業三年半。彼時，全縣的精神科門診與住院治療，還有各級學校、養護中心與監所等機構，乃至於幅員廣闊的社區心理衛生需求，全靠十隻指頭數得完的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與社工師苦撐。因此，四處奔波、支援各種相關業務，便成為我的臨床日常。
儘管個案數量可觀，初來乍到的我卻迅速記住幾張遊走於醫院與監獄的面孔。嘗試歸納這幾位個案的生命歷程，除了兩個機構交互蹲跳，其實還有多次為期不長的社區「轉銜」──但不知是他們的行為不見容於鄉親，還是社區欠缺涵養他們生活的資源，總是以住院或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