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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熊希齡是近代中國一位重要歷史人物，從維新變法，到慈善濟世，到抗日救亡，堪稱愛國人士中的佼佼者。但長期以來，他卻受到史學界的冷落，很少有人作全面、系統的深入研究。正如亡友林增平教授曾指出：「學術界對熊希齡的評價一般偏低。其原因是他在袁世凱竊踞民國大總統時任過一年多的熱河都統（一九一二年四月至一九一三年七月）和八個月的國務總理。事實上將這一年多的從政經歷同他在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發後迅即轉向擁戴共和，並為創建民國也頗著勞績的經歷比較起來，畢竟只能作為大醇小疵、白璧微瑕來看待。」（為周秋光《熊希齡與慈善教育事業》所作序言。）正是為了彌補這一缺失，增平與其弟子周秋光從八年代初開始，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湖南各地廣泛搜求訪尋相關文獻資料，編成三卷共一百五十餘萬字的《熊希齡集》（上冊五十八萬字已於一九八五年出版），為熊希齡研究開風氣之先，並且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

增平病故後，秋光承其遺志，繼續深入研究熊希齡，窮盡十餘寒暑為他撰寫傳記與年譜。現今《熊希齡傳》即將出版，承秋光寄來全書清樣，使我得以先讀為快，為增平有此傳人而深感欣慰。此書不僅全面、系統、翔實、平正，而且新見迭出，頗具功力。如此書以三章十八節的較大篇幅，詳盡闡述熊希齡襄辦湖南新政與投身戊戌變法的動人事蹟，不僅補充了前此湖南地方史上的欠缺，而且還糾正了過去學術界揚譚（嗣同）、唐（才常）而抑熊（希齡）的偏見。作者在第五章「生死存亡之間」，以大量確鑿史實說明熊希齡在湖南維新運動中所表現的獻身精神，並不遜色於「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又如第十一章「置身民初政局」，作者亦不同意過去學界對這一時期熊希齡的全盤否定，而是本著求實存真的精神，實事求是地指出熊在國務總理任內還是頗思有所作為的，只是受到袁世凱的挾制而無從施展抱負。當袁世凱稱帝陰謀漸露端倪之際，熊氏當即急流勇退，表現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信守的原則。至於慈善教育事業，更是熊希齡退出政界後全力以赴的社會公益事業，而香山慈幼院已為熊氏的一生留下無可磨滅的豐碑。過去學界動輒「以階級鬥爭為綱」，往往把慈善事業視為統治階級緩和階級矛盾與麻痺人民反抗意志的手段。殊不知在任何歷史時期，慈善事業均為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與應有功能。只要主持者無反動政治意圖或單純謀一己私利，就應該給以適如其分的肯定。至於像熊希齡這樣捐獻全部家產，把慈善與教育合為一體，殫盡心力，竭蹶支持，同時並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的社會活動家，我們沒有理由不給以歷史的尊敬。

我在六年代初開始撰寫張謇傳稿時，深深地為他的一句話所感動。這句話就是：「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心安理得地為自己生壙墓門草擬聯語：「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無獨有偶。熊希齡於一九三一年冬卜葬亡妻朱其慧於西山，同時為自己建立生壙，並於次年將全部家產捐獻給中國慈幼教育事業。他發表《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社說明書》以明心跡，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同穴之期，會當不遠。國難方殷，余當以身許國，馬革裹屍，或遂其志。再回念吾生，幼受祖父母、父母之教養，長受吾師之訓誨，而終身又得余妻之內助，使余得以盡力於國家社會。感念前情，當傾其所有家產，以為吾父、母、師、妻之紀念，或稍盡余酬報之心，使社會平民同受幸福也。」熊希齡比張謇晚生十七年，比張謇遲死十一年，但大體上可看作是同一時代士大夫型的社會活動家。他們所走過的政治道路相類似，退出政界以後，或專心經營鄉里，或篤志慈幼教育事業，都是不講空話而做實事的可敬歷史人物。

讀完《熊希齡傳》書稿之後，我深感中國過去社會菁英中說空話者太多，而做實事者太少。正如孫中山所勸誡的那樣，真正的有識之士應立志做大事，不可一味想當大官。張謇所說的「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熊希齡所說的「盡力於國家社會」，內容與規模、效益或許有所差異，但「使社會平民同受幸福」的用心則是一致的。他們都不是沽名釣譽的政客，也不是利慾薰心的市儈，而是真誠愛國的大事業家。凡有志於辦實事而又曾經或正在辦實事者都很明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辦任何利國利民的實事，都需要支付極大的心力，經歷無窮無盡的磨難。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向過去的和現今的那些真正辦有益於社會的實事的人們學習與致敬。

章開沅
一九九六年新春於桂子山之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