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己的實驗室
人類很像植物，也有向光性。我選擇科學，是因為科學滿足了我的需求：一個在定義上真正的家，也就是一個安全的棲身之所。
對每個人來說，成長都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我只確信一件事，那就是總有一天我也會擁有自己的實驗室，就跟父親一樣。在這個小鎮上，父親不是一位科學家，他是唯一的科學家。科學家不是他的工作，而是他的身分。我成為科學家的渴望源自深層的直覺，如此而已。我從沒聽過當代女科學家的故事，也從沒親眼見過或甚至在電視上看過女科學家。
即使是現在，身為一個女科學家的我依然是少數，但是我無法想像不當科學家的自己。這些年來我成立過三間實驗室，讓三個空蕩蕩的空間擁有了溫暖與生命，而且一間比一間更大也更好。我現在的實驗室近乎完美，它位在溫暖的檀香山一棟壯麗的建築裡，這棟建築的頂端經常有彩虹，周圍常見怒放的木槿花；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會就此停下腳步，我的渴望尚未結束。我的實驗室不是大學平面圖上的「T309室」；它是「潔倫實驗室」，而且永遠都會是，無論位在何處。實驗室以我命名，因為它就是我的家。
我的實驗室裡永遠開著燈。我的實驗室沒有窗戶，但它也不需要窗戶。它自給自足。
它自成一個小天地。我的實驗室是親密的私人空間，住著一小群彼此熟識的人。我在實驗室裡親手實現腦海中的想法，動手實作。我在實驗室裡活動：站立、行走、坐下、取物、搬運、登高、爬行。我的實驗室是一個最適合失眠的地方，因為這裡有好多比睡覺更好玩的事。在我的實驗室裡，如果我受了傷是一件大事。因此有很多專門為了保護我而訂立的警告與規定。我戴上手套、護目鏡，穿上包趾鞋，以免發生嚴重失誤時傷到自己。在我的實驗室裡，我擁有的東西遠遠超過我的需要。無論需要什麼東西，打開抽屜就找得到。實驗室裡的每樣東西都有用途，無論多麼小或多麼奇形怪狀，就算我還沒發現要用它們來做什麼。
在我的實驗室裡，沒完成任務的罪惡感會被已經完成的任務取代。沒打電話給父母，沒付信用卡帳單，沒洗碗盤，沒刮腿毛都無關緊要，因為我正在追求重要的突破。在我的實驗室裡，我可以繼續當個孩子。我在這裡跟最好的朋友一起玩。我在這裡盡情歡笑耍笨。我可以徹夜分析一顆一億年的石頭，因為我必須在天亮之前找出它的成分。只要待在實驗室裡，所有伴隨長大而來的煩惱（退稅、汽車保險、子宮頸抹片）都不再重要。這裡沒有電話，所以沒人打給我也不會感到寂寞。門已上了鎖，而且我知道哪些人才有鑰匙。外面的世界無法入侵我的實驗室，所以我可以在這裡做真實的自己。
我的實驗室是一座教堂，因為我在這裡找到信仰。走進實驗室，器材低沈的嗡嗡聲迎接我。我知道自己大概會見到哪些人，也知道他們大概會做哪些事。我知道這裡非常安靜。我知道這裡會播放音樂，我會在這裡跟朋友打招呼，也會讓其他人靜靜思考。這裡有我固定要做的事，有些事我知道為什麼要做，有些事我不知道。我在這裡處於最佳狀態，所以我努力正確地完成每一項工作。我在神聖的日子走進實驗室，就像上教堂一樣。全世界都在放假的時候，我的實驗室照常工作。我的實驗室是一個避風港兼庇護所。
實驗室是我暫時逃離專業戰場的休息站。我在這裡冷靜地檢查傷口、修復盔甲。還有一件事也跟宗教一樣：因為我在實驗室裡長大，所以我永遠也無法真正離開它。
我在實驗室裡寫作。我可以用特殊的文體去蕪存菁地以六頁的篇幅描述五個人投注十年完成的實驗結果，而且使用只有非常少數的人才明白、日常生活絕對不會出現的術語。我的論文詳細描述我對雷射解剖刀精密程度的研究，但是它的精簡之美十分巧妙，猶似一個苗條的假人模型專為呈現一件女裝而設計，因為它穿在任何真人身上都不夠完美。我的論文沒有寫出真正值得提出的腳註：數據表格必須耗費好幾個月重新製作，只因為有個研究生不但臨陣脫逃還說她不想要過跟我一樣的人生；我搭飛機趕赴一場意外的喪禮，在飛機上強忍哀傷花了五小時完成幾個段落；剛印好還熱熱的初稿被我家的幼兒塗滿蠟筆跟蘋果醬。
我出版的論文鉅細靡遺地描述了植物成功生長的細節、順利的實驗過程與有用的數據，卻失敬地沒有提及那些在黴菌裡爛成一片、垂頭喪氣的植物，不肯穩定下來的電子信號以及我們在深夜用粗暴手段固定住的印表機墨水匣。我清楚知道如果有一種方法不需要經歷悲慘失敗也能成功，那不但早就有人這麼做，而且這樣的實驗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沒有一本期刊能讓我完整描述自己如何用手與用心完成科學研究。
終於到了早上八點，我必須採購化學藥品、調降員工薪水、購買機票，而我低下頭再寫一篇論文，忍住哽在喉嚨的痛苦、驕傲、悔恨、恐懼、愛與渴望。二十年的實驗室人生可以分成兩種故事：一種是我必須寫出來的，一種是我想要寫出來的。
第14章 共生
植物的敵人多到數不清。地球上幾乎所有的生物都把綠葉視為食物。當樹木還是種子跟幼苗的時候，它可以整個被吃掉。植物無法逃離進攻不休的敵人大軍和他們不間斷的威脅。林地爛泥裡住著伺機而動的生物，植物不論死活都是它們的養分。真菌大概是最厲害的角色。白腐菌跟黑腐菌隨處可見，兩者的化學物質都能做到其他東西做不到的事：腐蝕最堅硬的樹心，所以才會叫做「腐」菌。除了少數植物化石之外，四億年來樹木的結局一直都是分解成最初的狀態。這樣的徹底破壞歸因於一種真菌，它的生存方式令人毛骨悚然：腐蝕森林裡的樹枝與殘幹。但是這種真菌裡也有樹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
你或許以為香菇就是真菌。這就好像把陰莖跟男人劃上等號一樣。每一朵傘菌，無論是美味的或帶有劇毒，都只不過是性器官；它連接著一個更完整、複雜和隱密的系統。每一朵香菇底下都有一張綿延數公里的菌絲網路，纏繞著無數土壤並維持地貌的完整。短命的香菇在地表出現的時間不長，但是底下支撐它的網路在一個更陰暗、更富饒的世界存活很多年。只有非常少數的真菌（五千種）策略性地與植物建立起更深刻持久的和平關係。它們的菌絲網包覆和穿透樹根，與樹木共同分擔把水抽進樹幹裡的責任。
它們也會開採土壤裡的稀有金屬，例如錳、銅跟磷，然後把這些金屬當成東方三博士的珍貴禮物。
森林邊緣是惡劣的無人之境，樹木不越過邊界生長其來有自。跨出森林短短幾公分的地方，對一棵樹來說水太少、陽光太少、風太強或是太寒冷。不過，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森林會擴張並增加面積。每隔幾百年就會出現一株幼苗征服這個嚴苛的環境，熬過不得不面對的匱乏歲月。這樣的幼苗總是帶著共生的地底真菌並肩作戰。這棵小樹面臨重重險阻，但是在真菌的協助下，它的根部功能也是一般小樹的兩倍。
它付出的代價是：最初幾年幼苗的葉子製造的糖分大多直接送到在根部吸取養分的真菌。但是菌絲網只是圍繞著奮力掙扎的樹根，並不會穿透它們。這株植物與真菌的生理結構保持分離，僅靠雙方的努力把彼此連在一起。它們緊緊相繫。這場合作會持續到這棵樹長得夠高，可以在林冠爭取陽光為止。
樹和真菌為什麼生活在一起？我們不知道。真菌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它放棄了更輕鬆也更獨立的生活，選擇跟樹緊密結合。它讓自己習慣吸收直接來自樹根的純糖，如此奇特又緊密的組合在森林裡的其他地方完全找不到。或許共生能讓真菌感覺到，它並不孤單。
我的研究常被歸類為「好奇導向研究」（curiosity-driven research）。也就是說，我的研究成果不會是有銷路的產品、有用的機器、能上市的藥丸、強大的武器，或是帶來任何直接的有形利益。就算對上列的任何一樣東西有間接助益，那也是很後來的事了，而且發現的人也不會是我。所以對國家預算來說，我的研究比較不那麼重要。這種類型的研究只有一個重要的補助來源：國家科學基金會。
國家科學基金會是美國政府機構，它提供的科學研究經費來自稅金。國家科學基金會二○一三年的預算是七十三億美元。聯邦政府為農業部（負責監督食物進出口的人）編列的預算大概是這個數字的三倍。美國政府每年為太空計畫編列的預算是其他科學項目加總的兩倍：美國太空總署二○一三年的預算超過一百七十億美元。但這種差別待遇遠遠比不上研究和軍事花費之間的不平等。國土安全部是因應二○○一年911事件而成立的單位，年度預算是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五倍之多，而國防部的「彈性」預算是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六十倍以上。
好奇導向研究的其中一個副作用是啟發年輕人。研究者總是過度熱愛自己的天職，最令他們快樂的事莫過於讓別人也愛上這份天職。就像每一種以愛為動力的生物，培育下一代是我們無法遏抑的渴望。你或許聽說過現在美國的科學家不夠多，因此有「落後」（無論意義為何）的危險。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一位學術型科學家，他都會哈哈大笑。過去三十年來，美國政府為非國防相關的研究編列的預算沒有增加。單純從預算的角度來說，科學家不是太少而是過剩，而且每年都有更多科學家從學校畢業。美國或許可以宣稱自己重視科學，但是政府確實不願意為科學花錢，尤其是環境科學。
雖然七十三億美元聽起來是一大筆錢，但別忘了這筆錢要分給所有的好奇導向研究。不只是生物學，還有地質學、化學、數學、物理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更加深奧難懂的工程與電腦科學。因為我研究的是植物為什麼能在地球上生存這麼久，所以被國家科學基金會歸類為古生物學。二○一三年他們為古生物學提供的研究經費是六百萬美元，這是全美國古生物學研究一整年的預算，而且挖掘恐龍化石一定會分到最多經費已是意料中之事。
儘管如此，六百萬美元聽起來依然不是小數目。或許我們可以假設每一州都應該有一位古生物學家得到補助，六百萬美元除以五十，每一份合約的金額是十二萬。這相當接近實際情況：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古生物學項目每年提供三十到四十份合約，平均每份合約價值十六萬五千美元。因此無論何時，美國受到補助的古生物學家大約有一百人。就算古生物學家全體投入受歡迎的絕種生物研究，例如恐龍跟長毛象，這樣的經費或許還是不足以回答大眾對演化的諸多疑問。
請注意，美國的古生物學教授遠遠超過一百人，這表示大多數的古生物學教授無法從事相關研究。
儘管如此，十六萬五千美元聽起來仍是一大筆錢，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但這筆錢能撐多久呢？幸好大學會付我將近一年的薪水（教授沒課的時候仍有薪水的情況非常少見，這意味著整個夏天都沒收入），但是我必須幫比爾張羅薪水。如果我決定給他年薪兩萬五千美元（畢竟他有二十年的研究經驗），就必須幫他多要求一萬美元的福利，也就是每年三萬五千美元。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大學可依據校內教授的研究向政府「收稅」。因此除了剛才的三萬五千美元，我還必須為大學的財庫申請一萬五千美元，這筆錢我一毛錢也看不到。這筆錢叫「經常開支」（有時也叫「間接成本」），我剛剛說這是「稅」，稅率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二。每間大學稅率不同，有些聲譽卓著的大學甚至高達百分之百，不過我從未看過低於百分之三十的稅率。這筆錢顯然是用來支付大學的冷氣帳單、修理飲水機、維持馬桶順暢等等。但是我不得不說，這些設備在我的實驗室所在的建築裡只有偶爾功能正常。
總之，在這種令人垂淚的情況下，雇用比爾三年的總開銷是十五萬美元，剩下一萬五千美元購買三年高科技先進實驗需要的化學藥品與設備，或是雇用打工的學生，或是支付差旅費，或是參加座談會跟研討會。喔，別忘了，因為要繳稅給大學，所以可支配預算只有一萬美元。
下一次你碰到理工科教授時，可以問他是否擔心過自己的發現可能有誤。他是否擔心自己選了不可能解開的問題來研究，或是忽略了重要的證據。
他是否擔心自己錯過了那條通往正確答案的路。如果你問理工科教授最擔心什麼事，他立刻就能看著你的眼睛說：「錢。」
第31章 成為一個母親
懷孕是我做過最困難的一件事。我無法呼吸，無法坐下，也無法站立。搭飛機時無法放下餐桌。我無法趴睡，但是在我三十四年的人生裡我一直都是趴睡。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種天堂裡的哪一種上帝，會決定讓一個體重一百一十磅（約五十公斤）的女人身體裡裝著三十五磅（約十六公斤）的胎兒。我被迫在芮巴的陪伴下在附近無止盡地繞圈散步，因為寶寶只有在我走動時才會安靜。他踢我的方式不是「媽咪，我在這裡」的溫柔輕踹，而是用力地扭動翻滾，彷彿一個成年男性試圖掙脫精神病患穿的約束衣。我不停走動，孤獨而滑稽地模仿一場異教徒的生育遊行。我想，我和寶寶都不喜歡這種令人窒息的安排。
有躁鬱症的孕婦不能服用帝拔癲（Depakote）或癲通（Tegretol）或思樂康（Seroquel）或鋰片或理思必妥（Risperdal），或是任何她多年來每天都得吃的藥，因為不吃藥就會因為幻聽而拿自己的頭去撞牆。確定懷孕後，她必須立刻停藥（這也是發病的原因之一），站在躁鬱症的鐵軌上等火車頭直接撞上來。統計數字簡單明瞭：躁鬱症的女性懷孕時嚴重發作的機率是懷孕前與懷孕後的七倍。讓她停藥靠自己的力量撐過前兩個孕期是醫生堅持的殘酷事實。
懷孕初期，我經常醒來嘔吐到癱軟在浴室地板上躺好幾個小時，筋疲力竭地作嘔和哭泣，到最後絕望地用頭去撞牆和地板，想把自己敲暈。
我重拾小時候向耶穌求助的習慣，或求祂至少讓我失去知覺。清醒過來之後，我能感覺到臉跟磁磚地板之間有一層冰涼的鼻涕、血液、唾液與淚水形成薄膜，但是我無法說話，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堅貞不移的丈夫慌亂地打著電話，他走進浴室把我抱起來、洗乾淨之後再次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讓我住院，然後用之前試過的方法幫助我，但是一週後我將再度發作。我反覆發作，到最後除了克林特跟芮巴之外我誰也不認得。
我帶著決心上醫院，一次住院好幾個星期，在其他方法無效的時候被綁在床上。他們讓我接受了無數次ECT治療，因此我遺忘了二○○二年大部分的時光。我乞求醫生跟護士告訴我為什麼我會這樣，他們沒有回答。我們能做的只有計算天數，等待我能安全服藥的那天到來。二十六週是一個神奇的日期：懷孕進入第三孕期，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准許母親服用各種抗精神病藥物維持健康。
一准許服藥，我立刻接受各種醫藥治療；慢慢地，比較嚴重的症狀漸受控制。我開始拖著身體去上班，結果只是在辦公室的地板上睡一整天。我試著教書，卻發現自己太過虛弱。於是我請了病假。懷孕八個月的某天早上，我腳步沈重地走進大樓正門，我先在行政辦公室休息一下做好心理準備，然後拖著三十幾磅的額外重量走進位在地下室的實驗室。我當然不再處理化學藥品，但是坐在嗡嗡低鳴的機器旁邊檢查數據，然後假裝實驗器材需要我的許可和鼓勵才能進行下一項工作，都讓我感到安心。
在我準備搭電梯下樓之前，我坐在影印機旁邊的訪客椅上，頂著巨肚向後靠。我說，「我終於明白了。這就是新的我，他永遠不會出來。十八年後會有一個成年男子住在我的肚子裡。」雖然我不是在開玩笑，但秘書們依然同情地輕聲笑了。
系主任華特（Walter）走進辦公室，我自動站起來，就像士兵看見資深長官就會立正站好一樣。我幾乎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這個擁有百年歷史、爬滿常春藤的系所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獲得終生職的女性。出於本能，我知道我應該隱藏任何伴隨懷孕而來的體弱跡象。
不幸的是我站起來太快，血液從我的頭部往下衝，霎時一陣暈眩。我自動坐下把頭放在雙腿中間，我知道暈眩只會持續一分鐘左右。我對頭暈並不陌生，因為我的血壓向來很低又總是抗拒進食，把吃東西當成無止盡的瑣事。華特困惑地四下環顧之後望向我，而我的姿勢像隻擱淺的疲憊鯨魚。他走進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有人給我一杯水，但是我拒絕了。我蹣跚走向電梯，心裡又多了一重揮之不去的莫名憂慮。
隔天晚上六點半左右，克林特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們的辦公室位在走廊兩端。他表情憔悴，我懷疑他打算告訴我某人的死訊。他靠在門框上嚴肅地說，「華特今天來我的辦公室找我。」他猶豫了一下，表情很痛苦。「他說，你請病假的期間不能再走進這棟大樓。」
「什麼？」我大喊，心中的恐懼多於憤怒。「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做？那是我的實驗室，我創立了那個地方⋯⋯」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丈夫嘆道。「他們都是混蛋。」他語氣輕柔地安慰我。
「我不知道他們居然可以這麼做，」痛苦開始蔓延時，我說。「為什麼？他們有說為什麼嗎？」我問。我想起我這一生中曾經問過掌權者非常多次「為什麼？」，但是從來沒有得到過令我滿意的答案，一次也沒有。
「喔，就是那些跟負擔和保險有關的廢話，」他答道，接著他說，「他們都是原始人，我們很清楚。」
我怒氣沖沖地叫嚷起來，「搞什麼鬼？這群傢伙有一半會在辦公室裡喝得醉醺醺⋯⋯還有跟學生打情罵俏的⋯⋯我居然成了負擔？」
「我想實情應該是這樣。他們不想看到孕婦，而你是這棟大樓裡曾經出現過的唯一一個孕婦。他們不知道怎麼應付這件事，如此而已，」他溫柔地說，雖然生氣但比我冷靜。
我心中有一部分震驚難消。「他叫你來轉告我？他為什麼不自己來告訴我？」
「我猜他怕你，他們都是膽小鬼。」
我一邊搖頭一邊咬牙切齒。「不對，這樣不對！」我堅持。
「荷普，這件事我們無能為力，」他的語氣平靜而悲傷。「他是老闆。」克林特一臉哀痛，我看過一隻美麗的老大象在失去三十年的伴侶之後露出同樣的表情。他知道禁止我進入自己的實驗室對我來說有多麼痛苦，那裡是我感到快樂與安全的地方，特別是現在，那裡也是我真正的家。
我沮喪地抓起空咖啡杯，用全力摔在地上。它在地毯上彈跳，沒有破掉，滾了幾下後從容不迫地呈現側躺姿態。這讓我更加感到軟弱為力，我連無意義的小事都掌控不了。我坐下來用雙手摀著臉，趴在桌面上啜泣。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一邊痛哭一邊哽咽地說。克林特站在一旁見證我的痛苦，他心上的壓力也愈來愈沈重。我漸漸停止哭泣，我們安靜地坐在一起，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兩年後克林特才告訴我，他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感情在那天徹底消失，他從未原諒他們那樣傷害我。我們隔著安全的距離回顧並討論這件事。或許是因為我被視為負擔，這不是任何人的錯；那時我們並肩作戰，手牽手帶著我們最愛的人和幾樣私人物品，搬到數千英哩以外的地方。
被下禁令的那天，我一整天無所事事，所以那天早上我安排了產前檢查。護士與技師幫我量體重、照超音波，告訴我令我震驚的消息，那就是我比上一週又多懷孕了一週。陌生人問我懷孕「幾個月了」，我回答「十一個月」時他們以為我會跟著一起笑，但是我連這種小事都做不到。
我知道我應該很快樂、很期待。我應該忙著購物、粉刷、慈愛地跟肚子裡的寶寶說話。我應該慶祝愛的果實即將成熟，盡情享受豐滿的子宮。但是這些我都沒做。我花很長的時間用力哀悼這個寶寶害我失去的人生。我應該陶醉在期待裡，不斷想像這個神祕人物在我的體內慢慢成形。但是我沒有，因為我早就認識他了。一知道懷孕，我就感覺到肚子裡是個男孩，而且我知道他會跟他爸爸一樣金髮碧眼。
我知道他會跟我父親同名，但是擁有自己的個性。他會跟所有的維京海盜一樣吃苦耐勞，也會合理地恨我是個不稱職的母親；我的母性在成長過程中承受太多陰影，還沒開花就已枯萎。我每天用力呼吸，大量喝牛奶，狂吃義大利麵，睡很久很久；我努力告訴自己至少我可以跟寶寶分享有營養的血液，消極地暫時為他供應所需。我努力不去想自己下一次發瘋是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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