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柏楊致敬,就是寫一本跟《醜陋的中國人》相媲美甚至超過它的書
願意從卑賤走向高貴的中國人,都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柏楊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面,都不是無的放矢,「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的「知識人」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前輩作家王鼎鈞評論說,柏楊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結,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
從十五歲起,作者從刻意模仿柏楊的雜文寫法,邁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於作者而言,從下筆第一篇文章,到結束最後一篇文章,中間橫亙著十九年時間,這本書,就是《卑賤的中國人》。
《卑賤的中國人》更進一步地揭露事實,指出病症: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國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賤者來建設完成。「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余杰的這本書是苦口的良藥,願意從卑賤走向高貴的中國人,都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
作者簡介:
余杰 Yu Jie
1973年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文學碩士,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及人權捍衛者。先後出版四十多本著作,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
2004年,余杰與劉曉波等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遭北京警方拘押。2010年10月,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作為劉曉波親密友人的余杰被非法軟禁數月,進而遭到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至昏死。2012年1月11日,攜妻兒出走美國。近來定居華盛頓郊區,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致力於民主人權、公民社會、與宗教信仰自由等議題的研究。
著有《在那明亮的地方:臺灣民主地圖》、《我也走你的路:臺灣民主地圖第二卷》、《拆下肋骨當火炬:臺灣民主地圖第三卷》、《卑賤的中國人》、《1927:民國之死》、《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中國教父習近平》、《中國影帝溫家寶》、《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刀尖上的中國:透視中國的五十道窗》、《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1927:民國之死》等作品。文章亦常見於美國「自由亞洲電臺」、「民主中國」、「縱覽中國」等網站,以及台灣《民報》、《新頭殼》等媒體。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管仁健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向中美英法盟軍無條件投 降,二戰結束,台灣重回所謂的「祖國」懷抱。十月國軍登陸台灣時,民眾用「歡天喜地、簞食壺漿」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惜一年多後,立即爆發慘烈屠殺的二二八事件,事過七十年傷痕仍在。
相反的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祖國」,接著一九八九年北京又爆發六四事件, 港人因悲觀和恐懼,出現了持續五年以上的大規模移民潮。然而主權移交後,卻沒有出現二二八這樣的慘劇。
李筱峰老師在解釋這兩個歷史事件時就指出,日治時代台灣 與中國之間,出現了五十年的隔絕,尤其在一九三七年之後的八 年抗戰。因為不相往來,距離產生美感,讓台灣人對「同文同種」產生了遐想,也失去了警戒。相反的香港人對中國由於來往密切,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也就不會有任何期望落空後的反抗與屠殺。
二零一七年在網路上瘋傳一篇〈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因為不只是台灣與香港這兩個中國一直強調主權的「神聖 領土」,會對中國遊客團的素質瞠目結舌。歐美日本甚至東南亞 各國,對於這些中國網民自認只是「文化差異」的種種脫序舉動,照樣也是難以接受。
因此在〈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裡,作者提出了四十個建議,教民眾例如在公共場合講話要輕聲細語,最好是連你隔 壁的都聽不見;到了餐廳要等服務生帶位,別看到有位就衝;不要因為是贈品,就貪小便宜,一次拿一大堆走;逛精品店要保持儀態、乖乖排隊;抵達旅遊景點時,盡量克制想在大門口合影留念的欲望;甚至連別在外做出搓腳等不衛生的動作,以及不要隨地大小便,這種連訓練過的貓狗都能做到的事,也被列為建議之中。
據說這篇文章是出自廣東出版集團《新周刊》旗下的旅行微信公眾號《九行》,既然出處是中國媒體而非港台,因此許多中國憤青怒批,「自己是中國遊客是件很屈辱的事嗎?我們憑什麼要在異國他鄉裝做自己不是中客?」、「中國人有錢,就是要讓外人知道,有錢說話就有底氣、聲音比人大,老外也有人這樣,不要醜化我們」;還有人直言,作者的文章通篇帶著輕蔑的語氣,「完全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這也是一種不文明!」
其實這種剛開放觀光所出現的亂象,在歷史上也非孤例。一九六零年代日本經濟起飛,觀光客也是讓各國頭痛。之後一九八零年代,台灣也步其後塵,「醜陋的台灣人」立即取代了「醜陋的日本人」。所以有人樂觀的相信,只要熬過這段「陣痛期」,十幾年後甚至幾十年後,「醜陋的中國人」一定會其他新興國家取代。
但這種想法其實有盲點的,因為中國現在的問題已不是「醜 陋」,而是流亡作家余杰所說的「卑賤」,這是集流氓、太監與優孟三種扭曲的性格於一身的結果。然而日本與台灣能擺脫「醜陋」的桎梏,卻是因為在政治體制上完全的走向民主自由,讓民眾有 了自覺與懂得自重。
台灣在還有報禁的戒嚴時代,也有被當權者圈養的「異議作 家」,在官方特准的大報上,發表這種「小罵大幫忙」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批評當時生活在台灣的是「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成功地運用官方特許的「生氣」,搶奪了非法黨外雜誌的讀者市場。
這類「異議作家」非常懂得政治精算,是聖之時者,知道在什麼時候出什麼書最安全,又最能賺錢。反正只要罵這個人坐車不排隊、那個人隨地吐痰,這個單位官僚,那個組織失責,總之就是要大家為這些亂象「生氣」,甚至向政府大聲的表達出自己的憤怒。
但讀者被挑起了憤怒後,作者開出的解壓方式就只是像「扶 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菸」、「叫阿旺排隊買票」等等……反正只要不碰觸問題核心,不要提到當權者與其身邊鷹犬的劣行,不要討論政治與司法體制的改革,就這樣不斷轉移焦點,不斷到處放野火,最後結集成一本《野火集》,自然能名利雙收。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一系列的文章裡,雖然作者也譴責了「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對於不公不義、沒有尊嚴的環境麻木的忍受,如此苟活的「醜陋」。卻絕口不提戒嚴時代台灣這一切環境、社會、交通、消費問題的下面,還藏著一把政治的鎖。不解開這把鎖,向獨裁政府那樣治標不治本的
「嚴打」,永遠改變不了這些亂象。
余杰是個多產作家,但他不會是個暢銷作家。真的,我從小在鉛字架旁長大,當了三十年的小編,從言論管制的青少年,到如今已是百花齊放的年代裡,我這糟老頭根本不用看,用聞的就知道這本《卑賤的中國人》下場是什麼。
如果余杰市儈一點,複製當年台灣戒嚴時代《野火集》那種模式,也來搞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配合天朝的需要,罵罵「十三億懦弱自私的中國人」,讓那些憤青的玻璃心,轉向消滅這一小撮「正不擇手段地破壞著中國國內穩定與和諧的藏獨、疆獨、港獨、台獨,以及異見領袖、死磕律師等西方勢力代 理人」,立刻就能成為暢銷作家,而且還會是青年導師。
但余杰不識時務,偏要揭穿事實,把中國人「卑賤」的病因,直指向政治體制。偏偏在中國這裡,想要曲突徙薪的被視為瘋子,提油救火的反被尊為英雄,這才是比表面上呈現的亂象更難醫的絕症。
「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人?」其實不需如此麻煩的四十招,看了余杰這本《卑賤的中國人》,抓出專制政體深埋在你腦中的毒蠱,自然能擺脫「卑賤」,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了。
【蘇賡哲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
余杰先生和我並非素識,迄今尚未謀面,甚至不曾通過電話,他卻「貿然」邀我作序。
我也不避譾陋,欣然應約,完全是通過雙方文字帶來的精神契合、理念相同所致。我將余杰的這本名為《卑賤的中國人》的新作細讀過後,益發覺得一種心靈感通的莫名愉悅。
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歷來以魯迅享譽最隆,余先生此書的成就,迥出魯迅之上,他立論無所謂「愛之深,痛之切」,無所謂「恨鐵不成鋼」,只是以一個大寫的「人」的標準、以普世價值的尺度,得出自身這個民族適切的評價:卑賤。
留意到余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過魯迅的言論,我自己在寫作時也同樣經常汲取魯迅的能量,魯迅有他恆久不滅,足供傳世的價值。但是,我和余杰,以及若干有反省能力的當代知識分子,對魯迅後半生的自我背叛、走向卑賤,已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和批判。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在法庭登上證人台宣誓作供,他必須保證兩件事,首先保證說的是真話;其次保證所說是事實的全部。因為如果只是事實的局部,就可能誤導陪審團或法官。例如證人說,他在兇案發生前一小時看見被告走進兇案現場,這是事實,但他不說他在兇案發生前半小時又看到被告離開了。他這只說一半的證供,便可能陷被告於冤獄。
魯迅就是一個只說一半真話的證人,被他誤導的民族在一九四九年迎來一個歷史上最黑暗的政權。他去世時,棺木上蓋了「民族魂」三個大字,這個民族魂其實和他批判的民族同樣卑賤,甚至更卑賤,因為他是故意只作一半證供的偽證者,誤導者。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魯迅對共產黨的邪惡認識得最深刻,但他在證人台上,即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發言時,對共黨的邪惡是絕口不提的。
一個眾所周知的軼聞:毛澤東面對「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的假設性問題時,答曰:「要麼是關在監獄裡繼續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但揆諸魯迅生前的表現,他在沒有安危問題時不肯說出來的另一半事實,絕不會在「解放」後才說來危害自己。
魯迅很在意中共建政後自己的安危。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魯迅致函曹聚仁說,如果國民黨政權崩潰,而他未死,他「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一九三六年,他向地下黨中較具交情的馮雪峰說:「你們來了,還不先殺我!」同年七月十七日,魯迅在寫給楊之華的信上說:「新英雄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很多人的本相。」這些極具穿透力的洞見,從還可以去掃街,到可能遭受即時的危害,可知魯迅對共產黨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危機感也愈來愈深。
有兩件事對魯迅的衝擊極大,首先是顧順章家人被周恩來殺害的事件。顧順章背叛中共,出賣中共地下黨,中共怎樣對付他都可以。但株連及完全不知道顧叛變的家屬,突顯出來的是,共產黨倘能執政,只會視人民的性命如草芥。顧家十多人被殺後,埋在後園,後來被發掘出來,屍臭瀰漫上海十多條街道,報紙頭版頭條報道,魯迅是關注社會新聞的人,當然知道這件轟動一時,令人心寒的大事。因為是中共的罪惡,他便絕口不提。
第二件事是「左聯五烈士」事件。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數十名共黨重要人物在東方旅社開會,被工部局老閘捕房巡捕拘捕。案犯移交給國民黨政府後,二十三人遭到槍決,其中柔石等五人是「左聯」盟員。當時,上海的報紙已報道,他們是「共黨內訌」才被捕的,其後很多共產黨人包括夏衍、朱正等都說「五烈士」是共黨告密後慘死的。魯迅是左聯盟主,「五烈士」和他關係密切,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是死在自己人手中。共產黨向宿敵告密,借刀殺自己人,比國民黨卑賤得多。如果說魯迅鞭撻民族性的陰暗,何以絕口不提更卑賤的共產黨?
左聯時期,中共捧魯迅作為無知者的偶像,其實不將他當做自己人。因此,魯迅「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我經常讀到他這段文字,心中浮起的感覺總是,魯迅你何以這麼賤,共產黨工頭打你,你還要「起勁地做」。
寫到這裡,余杰何以超越了魯迅已是很明顯的事:魯迅不是一個具備誠信的「證人」,他說出一些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余杰則沒有為任何人隱諱,所以可信。現在這時代,中國的國民性比魯迅的年代更惡劣。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社會其他方面沒有全腐敗,今日則是各行各業全腐敗,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香港本土思潮興起,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催生出來的新現象。一九八九年,香港人介入北京民運甚深,除了動輒一百萬、數十萬人遊行示威外,更直接進入天安門廣場向學生提供實質援助。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易手,很多今日民主派頭面人物支持所謂「民主回歸」,要和大陸同胞共苦難。當年香港人以為,中國人民是善良的,不幸被中共壓迫、奴役著,只要中共垮台,中國民主化,中國百姓便得到解放。在這階段,沒有人提倡和中國分離。
然而,二十年來,人們這種看法改變為兩大醒覺。第一個醒覺是,中共原來是得民心的。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贏得國共內戰;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而又在浩劫中穩如泰山,今日的中國人更為所謂「大國崛起」洋洋自得。有人說,六十年代大饑荒,他父親餓死了,翌日他竟然去要求入黨,今日「世界第二強國」行將「奔小康」,還能不支持中共嗎?
香港人的第二個醒覺是,中國人民整體來說並不善良,而是卑賤。這只要讀讀余杰先生在此書中的全方位揭露就可以明白,港人頻繁北上和大陸人到香港「自由行」的相互了解,更是具體印證了中國人的醜陋不堪。要中共垮台已大不容易,要改造十多億從精神上爛掉的人民更不可能,因此,香港人只好希望能夠和他們分隔開來,各走各路。
這就是香港本土思潮,分離意識的來源。二零一六年七月,中文大學民調結果顯示,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香港人,近四成支持香港獨立;二零一七年一月,親共團體「幫港出聲」的民調,十八至二十九歲的香港人,有近半不支持反港獨。
余先生在本書所抨擊的,中國喝狼奶長大的年輕「小粉紅」,和香港這些支持港獨的年輕人,前者的奴性和後者的自主性,恰好是強烈對比。
余杰在書中說:「今天的中國人,包括那些拿著他國護照的海外華人,有多少人真正脫離了『精神奴隸』的身分?」我在加拿大一個電台擔任時評節目主持,邀來某「海外華人」的頭面人物,也可以說是「僑領」,作為「平衡意見」的嘉賓。他的言論完全符合「精神奴隸」定義。我問:「你不是入了加籍,宣誓效忠女皇了嗎?」他居然答:「不錯是宣了誓,但我邊宣誓邊用腳在地上劃NO。」在莊嚴的入籍儀式中,他的腳本應跨進民主自由的加拿大,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他卻用它來說不,照樣要做中國的精神奴隸。
電台在加拿大,不是黨的喉舌,電台的台長,應該是一個受人尊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工作崗位。然而有這麼一位台長,遠赴廣東久別了的故鄉探親訪舊,「欣然發現」小時玩伴的表兄弟己當上公安局局長。兩人重新「攬頭攬頸」再續舊誼,酒酣耳熱之際,局長慨然發了個公安證件給台長「玩玩」。台長回加拿大後,經常向人出示這證件,以中國公安的身分驕人。在台長和公安兩種身分之間,他顯然認為公安地位更高。
馬基亞維利在《君王論》裡說:「使人懼怕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李光耀也說:「在受人愛戴與使人懼怕兩者中作選擇,我一向都認為馬基亞維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沒有意義。」這種專制統治的基礎理論,在中國體現方式之一是公安的橫行霸道,電台台長以為在加拿大做受人害怕的中國公安,比受人愛戴的媒體負責人更有存在意義。這其實也是精神奴隸的表現。
余杰在國外與中國留學生的交往,說明知識分子有機會到國外自由的天地學習,精神依然是中共的奴隸。我所見所聞同樣使人心情沉重。來自中國的高級講師吳小燕在多倫多大學演講,她朗讀了一些國內流行的「順口溜」,內容諷刺中國吏治腐敗和包括嫖娼醜聞的社會陰暗面。在座的中國留學生非常憤怒,指她不配博士和中國學者稱號,還問她是不是中國人。學生聲稱:吳老師說賣淫嫖娼在中國是普遍現象,是侮辱了所有中國婦女。更有學生站起來說,他從小在中國長大,對賣淫現象聞所未聞。說罷獲得全場掌聲。
事後,留學生們在網絡上繼續追擊:「她已經背叛了我們民族」,並討論應該怎樣把這個「漢奸」幹掉。「幹掉」的說法,有時說得十分具體。在加拿大有沒有一千名中國間諜的爭議中,同一批中國年輕人在網上說要向中國國安部或總參情報部申請,「派一個行動小組把你們這些民族敗類給清除掉。告訴你,只要給你注射100cc的凝血劑,世界上又多了幾個癡呆。但這是對加拿大寶貴的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所以這些人就應該拉去摘取器官,在死前為真正有價值的人作出貢獻。」奴才有時候確實比主人還要心狠手辣。
香港人不願做中國人,台灣人不願做中國人,藏人不願做中國人,維吾爾人不願做中國人。他們並不是將中國人當作一個劣等族群來歧視,而是不願繼續醬缸中那種被奴役的命運。
那麽,中國人能否有機會擺脫卑賤的命運?從林昭到劉曉波,有一群靈魂高貴的中國人站起來了,可供願意「因真理,得自由」的中國人效仿。
余杰的這本書是苦口的良藥,願意從卑賤走向高貴的中國人,都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
蘇賡哲博士(曾任香港大專院校文史系副教授、香港作家協會秘書長,是港英時代加拿大唯一予以政治庇護的香港人。現今仍在各類媒體從事新聞評論。)
名人推薦:【管仁健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向中美英法盟軍無條件投 降,二戰結束,台灣重回所謂的「祖國」懷抱。十月國軍登陸台灣時,民眾用「歡天喜地、簞食壺漿」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惜一年多後,立即爆發慘烈屠殺的二二八事件,事過七十年傷痕仍在。
相反的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祖國」,接著一九八九年北京又爆發六四事件, 港人因悲觀和恐懼,出現了持續五年以上的大規模移民潮。然而主權移交後,卻沒有出現二二八這樣的慘劇。
...
章節試閱
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
我到台灣訪問時,雜文家柏楊已經去世,我無緣與他見面並向他表示感謝—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時代精神啟蒙的引信。
若要列舉中學時代對我的價值觀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書,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囂與騷動的中國,那本印刷和裝幀極為粗糙、或許是盜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跟蘇曉康的《河殤》、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劉曉波的《審美與人的自由》、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等書一起,並排放在我的枕邊,時時加以翻閱。這些書點燃了我對自由和正義的渴望。柏楊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面,都在我身邊真切發生。「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的「知識人」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
在沒有網路的時代,我歷盡艱辛,找到所有柏楊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如果少年時代沒有讀過柏楊那嬉笑怒罵、汪洋恣肆的雜文,我或許不會那麼早從中共的愛國主義洗腦教育中掙脫出來。前輩作家王鼎鈞評論說,柏楊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結,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從十五歲起,我從刻意模仿柏楊的雜文寫法,邁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
沒有在柏楊生前與之見面,是我的一大遺憾。如何彌補未能與柏楊「同遊」的遺憾呢?我去了台南的「柏楊文物館」,也去了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中當年的監舍「綠洲山莊」。我步入柏楊做過的那間牢房,炎熱的六月,火燒島真如火燒。我在人權紀念碑上看到了柏楊手書的那句痛徹肺腑的話:「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於我而言,向柏楊致敬,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寫一本跟《醜陋的中國人》相媲美甚至超過它的書。從下筆第一篇文章,到結束最後一篇文章,中間橫亙著十九年時間,這本書,就是《卑賤的中國人》。
中國人,你為何「自願為奴」?
一九八四年,柏楊受邀訪問美國,在愛荷華大學演講「醜陋的中國人」,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以及「不能團結」等,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訪美的最後一站是紐約,當他再一次把中國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一名聽眾提出不同看法:「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柏楊回答說:「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而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榨,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次年八月,《醜陋的中國人》由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緊接著,大陸版、韓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紛紛問世。此後十多年,關於此書風波不斷,柏楊由此成為華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識分子」。
「醜陋的中國人」這一富於刺激性的說法,在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社會同步引發自五四時期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之後又一輪民族性反省的高潮。八十年代後期,這本書在中國引起的轟動比在台灣還要大,那時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代,柏楊這位外來者不經意間成了點火者。在我的中學時期,柏楊是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有井水處必有柏楊」,連中學語文老師都拿柏楊的文章來當範文。
柏楊行文江河萬里,逸興遄飛,《醜陋的中國人》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著,柏楊本人並未對「醜陋」作出具體的定義。學者姚立民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病徵—醬缸》一文中,梳理出「醬缸文化」的若干表現:對權勢的崇拜狂、自私與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殘忍、文字欺詐、對殭屍的迷戀和膚淺虛驕等方面。其實,在我看來,中國人的「劣根性」已非「醜陋」一詞所能形容,更準確的概括應當是「卑賤」。如果說柏楊在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看到了「醜陋」,那麼我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則看到了「卑賤」—跟「卑」有關的詞語有卑劣、卑鄙、卑微、卑下等,但都沒有「卑賤」的含義那麼豐富和深刻,它背後有一種自我作踐並自我炫燿的「自願為奴」心態。
生活在十六世紀、三十三歲即英年早逝的法國學者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學生時代完成的習作《論自願為奴》,意想不到地成為最早討論權力如何異化人性的傑作。在這本書中,作者只想弄明白這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那麼多城鎮、那麼多民族,有時候竟能夠忍受一個獨夫暴君的為所欲為?億萬民眾何以低著腦袋、戴著枷鎖,奴隸般地屈從?他的結論是:是人民自我奴化,自割脖子。「他們可以選擇做臣民,也可以選擇做自由人;他們可以拒絕自由,戴上枷鎖,認同其不幸,或者繼續其不幸。」波埃西進而揭示了暴政的構成及其運行的奧秘:「獨裁者高高在上,他手下有五、六個心腹,這些人手下還有五、六百個下屬,然後有五、六千個爪牙,一直往下形成一張巨網,所有人都被網羅在其中。」
每個國家,都會有「自願為奴」的群體或時代。但惟有在中國,「自願為奴者」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暴政延續的時間也最長—許多曾遭中國嘲笑的、茹毛飲血的「落後國家」,如今都已爭取到民主自由,只有中國仍被冰凍在前現代的「秦制」之中。「自願為奴者」的最大人格特徵和精神症狀就是「卑賤」,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再到「小粉紅」,從馮玉祥到周恩來再到溫家寶,此類自以為聰明的奴才,滿坑滿谷,數不勝數,我才想到或許我可以寫一本《卑賤的中國人》。
那時我想:真正完成《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非得要等我逃離中國之後。或許,只有身處異國他鄉,才能具備觀察和批判中國人「卑賤」特質的距離感,不再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換言之,惟有逃離醬缸,才能發現醬缸中蛆蟲般的人生是何等不幸。
蛆蟲們從不仰望星空。先後兩任中共外交部長都以「卑賤」為美、以「卑賤」為榮。唐家璇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偉大光榮正確,那為什麼十四億生命願意投胎到中國來?」李肇星說: 「你是一個中國公民,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光榮的?」無疑,這類人物就是我在書中要猛烈批判的對象。
中土已無「知識人」,舉世同唱「和諧歌」
「卑賤」人格由流氓文化、太監文化、優孟文化和三者合力形塑而成。我在此處所謂的「卑賤」,不是指社會身分和經濟地位上的卑賤,而是指精神和人格層面的卑賤。底層社會和邊緣遊民當然有卑賤的一面,但我不會像動輒「自我感動」的左派人士那樣,用「政治正確」的原料塑造「窮人高尚」的謊言;反之, 我從加爾文(John Calvin)神學的精髓「人的全然敗壞」出發, 發現窮人與富豪和權貴一樣,都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窮,不會讓窮人變得更善良、更純潔。電影《盲井》中的故事不斷在現實生活中上演:有農民工花錢買來智障少年,假裝是自己的弟弟,將其帶入礦井深處謀殺,然後向礦主訛詐賠償費。這已然發展為一條生財之道。礦工之「心黑」,與煤老闆之「心黑」相比,似乎毫不遜色,人心之「黑」比煤炭的 色更「黑」。
在本書中,我的重點不是討論底層社會「黑惡化」的趨勢, 作家廖亦武在其《中國底層訪談錄》中早已提供了無數鮮活的素材;我將著力於梳理中國「知識人」精神與人格沉淪的脈絡。顧炎武說,士之無恥,可謂國恥。晚明時,士大夫的心靈潰敗,跟今日中國「知識人」的賣身求榮何其相似!今天的中國,如同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動物農莊》,如同老舍筆下的《貓城記》,如同宋澤萊筆下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是非、善惡、正邪,完全顛倒。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活得無比艱難;卑賤者偏偏如魚得水,飛黃騰達。
史學大師余英時提出了「知識人」這一概念,「知識人」是文明的守護者,是卑賤者的天敵。余英時倡導將「知識分子」一律換為「知識人」:「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麼都在裡頭。我要恢復人的尊嚴」。由此,他提出了對「知識人」的全新定義:「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以此衡量,當下之中國,誰符合「知識人」的標準?
當今中國,竊取「知識人」冠冕的,偏偏是那些卑賤者。倡導「新權威主義」的學者蕭功秦,先捧薄熙來的臭腳,然後向習近平三跪九叩,夢寐以求「被御用」而不得,宛如失戀者一般哀怨;號稱「中國站起來了」的作家摩羅,早已忘記自己曾以「恥辱者」自居,搖身一變成為向希特勒(Adolf Hitler)舉手致敬的納粹分子,得到官家賞賜的研究員職稱;《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苦口婆心地勸誡人民要理解和容忍腐敗這一「普遍現象」,自己卻因公款旅遊而遭到主管單位《人民日報》通報批評,並在民間自發評比的「人渣榜」上名列榜首;百歲老人楊絳去世,她留下的文章可以熬成一大鍋讓文青們食指大動的「心靈雞湯」,長壽是中國人最高的信仰,誰敢對長壽者不敬呢?這些人不符合余英時所說的「知識人」這個概念—他們有知識、有文化,卻沒有脊梁和良心。
在臭氣薰天的醬缸中,豈有冰清玉潔的身體與閃閃發光的靈魂?那些以「知識人」自居的「大師」,個個與獨裁者「精神同構」。首先,他們都是「大中華膠」,一說起「祖國統一」,便兩眼放光,全身顫抖。中研院院士、著名作家、名教授,統統解不開大一統之魔咒,即便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也有陳映真、李敖、朱雲漢、彭明輝、林中斌之流,欣欣然加入「中國崛起」之「大合唱」,偏偏看不到舞台背後普羅大眾的斑斑血淚,真是「不向蒼生說人話,偏向強權唱頌歌」。其次,他們都有「偶像崇拜」情結,從孔夫子崇拜到毛澤東崇拜,從溫家寶崇拜到習近平崇拜……第一個泡沫破滅了,就塑造第二個,樂此不疲,永不休止。沒有偶像,他們就活不下去;誰要戳破偶像,他們就跟誰過不去—我自然成了他們的眼中釘。第三,他們又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患者」—這個心理症狀早該改名為「北京綜合症候群」。被非法軟禁並被警察毆打的藝術家艾未未,到了德國之後卻大肆讚美中國是法治國家,出國才學會「愛國」;被薄熙來抓捕判刑的記者姜維平,為參與整肅薄熙來的習近平大聲鼓掌,無視習近平是加強版薄熙來的事實,進而誹謗獄中的勇士劉曉波。從英雄到小丑的轉換,何其迅捷!
中國人需要「心理革命」和「治療文化」
《卑賤的中國人》這本書只是邁出第一步—揭露事實,指出病症。如何醫治,如何讓中國人脫離卑賤的人格和精神狀態, 目前我並沒有現成藥方。
德國心理學家約阿希姆.馬茨(Hans-Joachim Maaz)在東德政權下度過大半生,後來供職於教會救濟會,在政府的監視和教會的限制下,艱難地從事心理治療工作。在蒐集了數千個病例之後,他驚訝地發現,精神疾病的患者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全東德人民的生活方式已嚴重失常,其範圍不僅囿於政治和社會領域,也波及科研、經濟、法律、藝術、教育,直至人際交往、日常文化等各個社會層面,更重要的是對個體心理結構也產生了影響。」他又發現,造成民眾精神疾病的罪魁禍首乃是專制體制本身:「長期的紀律教育、宣傳蠱惑以及不容任何異見的偏狹作法,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將外在的強制力轉化為內在的壓抑。這一體系會長久地向個體施加影響,直至個體在心理機制上最後徹底完成自我奴化的過程,完成自我破壞的轉化。」
馬茨本人以「內在的流亡者」自居,他對體制有過反抗,付出了女兒失去升學機會的沉重代價;但他坦然承認自己只是做了「有限的反抗」,他願意深入思索過去慘痛的歷史,進一步認識個體的過錯和責任,而不是統統推卸到替罪羊們或政府的頭上。於是,他寫出《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一書,寫作也算是一段自我療救的過程。
馬茨在分析東德官方的宣傳術時指出:「黨的宣傳手段就是表決心、獻忠誠,粗鄙的政治口號、荒謬愚蠢的政治運動,還有明目張膽的公開扯謊。所有一切的背後,其實都隱藏著一套心理戰術。」這彷彿就是對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最強而有力的描述。馬茨指出,在黨的控制和規訓之下,出現了兩種人:第一種是受控於這些宣傳的人,簡單而天真,他們整日疲於奔命,無暇顧及其他,就像動物一樣,需按照主人規定的時間表得到馴養。第二種是有些不同意見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傳中,他們的自主性和活力會被消磨殆盡。還有一些會被政治宣傳的粗俗和膚淺激怒的人,他們在理智和情緒上都出現強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達出口,馬上就會受到懲罰、羞辱和排擠,當壓力持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的憎恨和憤怒便會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終放棄排斥和壓力以獲得解脫,或者乾脆與施暴者同流合污。
對此兩類人,精明的獨裁政權做出了不同的定位與安排。「第一種人已習慣於服從,他們可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一直順應生存下去。第二種人經歷磨難和摧殘,可以說更具備接班人的條件,他們在事業上發展的領域寬廣無比,無論是在黨政國家機關、國家安全部門,還是軍隊和經濟文化高層。」如果說第一種人的特徵是愚蠢,那麼第二種人的特徵就是卑賤。愚蠢者是獨裁帝國的群眾基礎,卑賤者卻能躍升至統治階層。在中國,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朱鎔基,需要何等隱忍才能重新獲得黨的信任,熬成國務院總理?而長期被中國主流學術界排斥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在頒獎典禮上居然開口感謝毛澤東,難道是出於某種怪異的受虐狂心態?還有明明已成為美國人、在美國智庫任職的華裔學者李成,不遺餘力地為中共辯護,並用色彩斑斕的學術包裝紙來包裹這團「敗絮」。在此,我先指出他們的卑賤, 進一步的心理分析有待受過心理學訓練的後來者完成。
跟民主德國政權相比,中共政權更加殘暴、下流和粗陋— 共產主義的「東方化」,出現了中國、北韓、紅色高棉這樣的怪胎。未來的中國,需要有一本中文的《情感堵塞》,需要經歷一場「心理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治療文化」。因為,與制度轉型相配合的是心理和精神轉型。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國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賤者來建設完成。「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
誰要「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
在中文推特圈上,我偶然發現有一則八零後年輕網民的留言:「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在推特上看到最噁心的一句話,它散發著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所說的「陰溝裡的氣味」,以及德國思想家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這句話不是幽默,不是戲說,不是調侃,而是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合流的法西斯主義的表徵,也是男權中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信仰者最不加掩飾的情緒宣洩。
這是一種赤裸裸的威脅,不僅是對被娛樂界譽為「台灣第一美女」林志玲的威脅,也是對兩千三百多萬台灣民眾的威脅。我不是林志玲及其親友,也不是其粉絲,但我覺得自己也被威脅、侮辱了。我不能坐視此種邪惡思想的泛濫,我是人類的一員,擁有上帝所造之人的尊嚴與自由,此尊嚴和自由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喪鐘為誰而鳴?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
這樣的「幽默」是希特勒和毛澤東崛起的精神基礎
暴力和對暴力的熱愛是一種傳染病。在網際網路沒有出現以前,有一種語帶威脅的、匿名的欺詐信件四處氾濫。我常常收到從郵局寄來、沒有發信人姓名和地址的某種信件,信中說:「你必須將此信複製後發給一百個人,否則你就會遭遇不幸、飛來橫禍。」後來,這類信件又升級為電子郵件和手機簡訊。
一般來說,人們會怎樣對待此類信件呢?真正聽從威脅者命令的人並不多,但大部分人漠然視之,不加深究。作家筱敏寫道:「我們頂多潔身自好,或者像我這樣躲閃開來,祈求厄運別沾上自己;也有一些人屈從,把那威脅轉嫁於旁人,求得自己的解脫,而以為這行為算不得作惡。結果,那子虛烏有的威脅,就通過我們的卑瑣懦弱而變得強大。與此同時,我們還親手培植了一個醜陋的信仰,讓一種陰溝裡的氣味充斥我們生存的空間。」在此意義上,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人類的受苦,人類的被奴役,多半是自找的。
我看到「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這句貌似俏皮的話時,不禁想起以前收到過的此種信件。這是一種試圖將人當作傀儡操縱的暴力思維,暴力總是以奴役人的肉體和俘獲人的心靈為樂。這句話的背後,是兩個不容質疑的邏輯推導:第一,既然中國的軍事力量強於台灣,台灣就應當被中國所征服;第二,誰充當暴力的同盟軍,誰就能佔有林志玲這樣的台灣美女。當年共產黨軍隊向西北進軍時,不就瘋狂地叫囂「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嗎?這是支撐中國社會結構的「元規則」,在此「元規則」之下,愛、憐憫與公義全部蕩然無存。
我不願接受此種「元規則」的統治和控制,並拒絕這種挑戰人類道德倫理底線的「平庸之惡」。我在推特上寫道:「這句話的背後是可怕的暴戾之氣,以及將女性當作玩物的男權中心主義心態,實在是無比邪惡。居然有人可以無恥到這種地步,我很懷疑他還是不是人。」
我的回應並不溫文爾雅,坦率地說,面對這句話我做不到心平氣和。我的回應發出去之後,很多網民立即用「不懂幽默」來反駁我。說那句話的人回敬說:「以余杰的智力,表演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作正義狀了。」還有人說:「居然有人可以正經到這種程度,我懷疑他還是不是活人。」有人說:「開個玩笑,犯得著那麼認真啊。」有人說:「頭巾氣,明顯玩笑話呀。」也有人說:「老師理解的笑話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明顯的反諷都看不出來,莫非大腦比常人少幾個溝回?」
很遺憾,我確實無法領會和認同這種「幽默」。如果說此種表達也算一種「幽默」,那真是對幽默的羞辱。這也不單單是青春期的性幻想,如果有人呼喊「我要去台灣,我愛林志玲」,那才是一種無傷大雅的玩笑。而在「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這句話中,一「攻」一「捉」,雖然是虛張聲勢,卻也像模像樣。
在這種「年輕人的幽默」背後,是對暴力的欣賞和對權力的膜拜,這種心態不正是毛澤東和希特勒崛起的精神基礎嗎?江山是打下來的,美女則是打江山過程中的戰利品。對此,我要追問的是:攻打台灣島究竟有多麼正義?活捉林志玲又有多麼正義? 既然有人自得其樂地侮辱女性,炫耀暴力,我為何不能理直氣壯地批評他們?
緊接著,那些捍衛「幽默權」的人們,一個接一個地跳出來對我人身攻擊。有人說:「特定語境中的幽默需要意會,不理解沒關係,像個偽君子衛道士一樣怒不可遏地胡亂指責、扣帽子、打棒子,就顯得迂腐且惡劣了。」有人說:「兄台也要給幽默來個八榮八恥不成?」有人說:「這是代溝,不懂年輕人的幽默,心驚肉跳的揮舞起道德大棒。濤哥反三俗可能是同一心態。」還有人說:「動輒道德上綱上線,頗像某黨遺風。」
有人故意將我的批評言論與中共黨魁胡錦濤「反三俗」的行政命令相提並論,這難道不是故意妖魔化嗎?胡錦濤的「反三俗」以及「某黨遺風」,是以權力壓制乃至取消他不喜歡的娛樂方式,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而我批評某一充滿暴戾氣息的言論,僅僅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在批評的同時,我並沒有取消他人的言論自由。我贊同美國大法官小奧弗利.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觀點:「那些為我們所痛恨的言論,同樣有表達的自由。」比如,我是基督徒,我反感有人以焚燒《聖經》的行為表達反對基督教的立場,但我仍然認為這是其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不會剝奪他的基本人權。
另一方面,言論自由固然重要,但對某些言論批評和反思亦有必要。有一名維權律師反問說,既然你可以戲說溫家寶,為什麼不能容忍別人戲說明星?此一反問,實在缺乏法律常識:溫家寶是政府的首席公務員,是納稅人養著他,他必須接受來自民眾的批評、戲說甚至辱罵,這是政治人物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林志玲是明星,跟溫家寶不是同一類人,不是需要時刻被公眾監督的官員。更何況,「攻佔」和「活捉」不是幽默和戲說,不是批評和質疑,而是赤裸裸的恐嚇。
所以,我想反問那些以「幽默」自詡的人:「若林志玲是你的姊妹、女兒或妻子,別人這樣肆意叫囂的時候,你情何以堪? 尊重女性,對許多中國男人來說居然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真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正如作家余世存所說,中國人很多還是『類人孩』。」我記得胡適說過,看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首先看他們如何對待女人、孩子和動物。如此來看,中國人離文明遠矣。那麼多人將通過暴力和戰爭擄掠女人的說法當作「高等幽默」, 而批評此「高等幽默」的我卻遭到眾人的圍攻,「非」被當作「是」,「是」被當作「非」,價值不僅錯亂而且顛倒了。
中共文化是打造「賤人」的文化
還好,推特上還是有許多明白人,支持我的清醒者也不在少數。有人說:「這種笑建立在別人哭的基礎上。」有人說:「我不覺得這種話很有趣,只覺得很流氓,素質低。」有人說:「我也沒有看出幽默在哪裡。意淫強國。」有人說:「和太平天國那群人沒啥兩樣嘛。」有人說:「殺心未除,國難不止。」有人說:「這次我支持余杰老師,糞根不挖出來,以後就會要命的。」有人說:「這是中國特色的流氓文化,獸性已完全侵入中國人的骨髓中。」還有人說:「批評任何人都是合法的言論自由,但隨意抓捕人卻是非法,包括威脅要活捉人家的女演員。這不是幽默,這是自殘,這是自輕自賤,這是猥瑣表演。當然人至賤則無敵,中共文化就是專門打造賤人的文化。」有人說:「明明就是狂熱愛國主義,物化女性。言論自由不代表可以公開發表涉及侮辱歧視的觀點。有的人宣揚民主,骨子裡還是暴戾。」有人說:「目前中國對待小孩和對待動物是一樣的,純屬私人娛樂用品!我們中國沒有愛,只有對金錢、物質、權力甚至小孩的佔有慾!」有人說:「那些只是黨國六十一年的愚民灌輸出來的潛在暴民而已。我們只需問若有人要打到他們家去,活捉他們的妻女,他們樂意不?即可。我就是這樣對付說類似話的蠢材的。很有效。」有人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試問,有誰願意自己家庭的女性成為那樣幽默中的角色?」還有人立即回答說:「當然不樂意,但他們反對的不是活捉妻女這件事本身。不願被欺負,但樂於欺負人。」
是的,「攻佔」和「活捉」不是正常人的「夢想」,而是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一系列暴君和暴徒的夢想。共產黨如同電影《盜夢空間》中那個盜夢者,此種想法是其通過長期的宣傳和教育,潛移默化地植入大眾腦海之中的。中國人都是喝著狼奶長大的孩子,血管裡流淌著崇尚暴力的血液。在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與沒有坐穩奴隸的時代之間,以後者居多,所以人們對「攻佔」和「活捉」擁有無限之期望。這就構成了中國的兩面性:一方面,中國人是殘暴的,欺負那些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同胞或少數民族時,向來心狠手辣。比如「文革」時期紅衛兵折磨「黑五類」的手段,比如共產黨軍隊對藏人的屠殺,納粹亦自嘆不如。另一方面,中國人在骨子裡又是怯懦的,當遇到更殘暴的敵人時,都爭先恐後跑去當漢奸,甚至不惜出賣妻女以保全自身。日本人打過來的時候,蔣介石和毛澤東跑得比老百姓更快,大半個中國都淪喪了,大半的中國人都樂於作「良民」。
如今,中國已然「大國崛起」。當中國宣佈GDP總量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之後,許多「憤青」(其實是「糞青」)橫刀立馬,不可一世,彷彿中國立馬可以搞垮美國,主宰世界。如此,「攻佔台灣島」豈不是舉手之勞,順手牽羊?除了「攻佔」之外,還要輸出中國價值,打造對外形象。一提起印度,大部分中國人滿臉不屑:那個窮國,有了民主制度又如何,還不如我們搞專制效率高。慢吞吞的大象,哪比得上飛上九天的大龍?然而,印度有「聖雄」甘地(Gandhi),有非暴力抗爭的崇高精神,與之相比,中國能輸出什麼價值?難道輸出「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的「中國式幽默」嗎?在信奉叢林法則的中國,手中無一兵一卒的甘地恐怕只能死無葬身之地,還會被嘲諷為「天下第一大傻瓜」。中國沒有誕生甘地的土壤,只有大大小小的山大王攻城掠地,殺人越貨。
長期國家主義的宣傳和教育,以及兩千多年一以貫之的「大一統」政治和文化傳統,讓無數中國人一聽到「打台灣」便兩眼發直,手舞足蹈,比嗑了搖頭丸還要興奮。他們的血液流淌著狼奶,像狼人一樣,一到月圓之夜便蠢蠢欲動。台灣該打,西藏人該殺,新疆人該殺……總有一群比軍人還要好戰的百姓。中國人淪陷為「不文明」的一部分,成為擁戴暴君的暴民:中國人津津有味地喝狼奶,除了狼奶之外別無選擇,便以為狼奶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甚至甘之如飴;中國人生活在這種陰溝的氣味當中,久而久之,意識不到這種氣味有多臭,當有人說「這裡真臭」時,他們惡狠狠地讓這個破壞「和諧」的人閉嘴。
「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這句話,有人以為是「幽默」,是因為他身邊沒有一個活生生的台灣朋友,他不會考慮一個台灣人聽到這句「幽默」之後會是什麼樣的感受。台灣太無辜了,唯一的錯誤就是位於中國的邊上。我想反問那些嗜血的中國人:台灣並沒有傷害過你,你為什麼要去傷害台灣呢?台灣不曾推倒你的房屋、不曾侵佔你的土地、不曾逼迫你的家人自焚、不曾挖走你孩子的眼球,你對台灣的仇恨從何而來?侵佔台灣的宏圖壯志,難道僅僅是中共當局一手炮製出來的肥皂泡?當「攻佔台灣島」成為普通人脫口而出的玩笑,成為「大家」不約而同的「集體無意識」,就比某個將軍熱衷於在作戰地圖上比比劃劃更危險了。
很多中國人想當然以為,全世界的人都過著跟自己一樣的生活,信奉跟自己一樣的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實際上,在今天的地球上,像中國人那樣生活的國家和民族並不多,大概只有北韓、古巴、委內瑞拉、伊朗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地方。昔日的蘇聯和東歐各國也曾如此,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Norman Manea)描述齊奧塞斯庫時代的生活場景說:「到處都可以看到那個被稱為權力的惡魔在陰險地不斷擴張。在家裡,在思想裡,在婚床上,到處是黑暗的權力。在這個黑洞裡,是惡魔般的殘暴和根深蒂固的愚昧。獨裁者通過鎮壓證明自己的權力,人們在對獨裁者的偶像崇拜中不斷喪失自我。」獨裁者和專制制度是「平庸之惡」和「賤民文化」共同打造出來的。馬內阿感嘆說:「權力、愚昧和墮落滋長氾濫著。可怕的集體病症。恐懼,無情,人性的喪失,人的動物化。」這不正是當下中國人生活的寫照嗎?
中國是一個人獸不分的鬥獸場
在香港電影《投名狀》中,那個土匪頭子揮舞著大刀,率領眾人高喊道:「搶糧,搶地盤,搶女人!」這一幕,就是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最生動和最精闢的概括。
所謂《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說白了,就是「搶糧,搶地盤,搶女人!」八個字,或者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吃人」兩個字。八零後的年輕網民,提煉出更具時代特徵的「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十個字。
「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不是一種需要保護和捍衛的「民間趣味」和「幽默風格」。相反,這是普遍的人性和中國的文化傳統,以及中共當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調色板」中最為幽暗和惡臭的部分。
毛澤東早就說過相似的話。毛澤東在其早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過:「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一部中共的革命史,剝去其斑斕的油彩,就是一部「搶糧,搶地盤,搶女人!」的歷史。這群最不尊重私人產權的人,這群最不尊重女性和孩子的人,即「流氓無產者」群體,是毛澤東奪取天下的支柱力量。在此意義上,毛澤東就是「毛賊東」。
頑劣的毛澤東,為何能恣意擺佈數億民眾?在五零年代末、六零年代初大饑荒的年代裡,為何整個村莊的居民全部餓死,卻沒有人敢於揭竿而起?因為暴民與順民、獅子與綿羊往往只是一線之隔:在比自己更加軟弱的人面前是暴民、是獅子,在獨裁者面前卻搖身一變為順民、為綿羊……
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
我到台灣訪問時,雜文家柏楊已經去世,我無緣與他見面並向他表示感謝—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時代精神啟蒙的引信。
若要列舉中學時代對我的價值觀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書,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囂與騷動的中國,那本印刷和裝幀極為粗糙、或許是盜版的《醜陋的中國人》跟蘇曉康的《河殤》、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劉曉波的《審美與人的自由》、金觀濤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等書一起,並排放在我的枕邊,時時加以翻閱。這些書點燃了我對...
目錄
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管仁健/5
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蘇賡哲/9
自 序 /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16
【第一卷】大中華膠現形記
*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26
*誰要「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44
*潑皮式的「愛國」可休矣/56
*中國留學生何以化身紅衛兵?/63
*義和團、紅衛兵與小粉紅的精神譜系/71
*霸凌弱者是中國人的天性/79
*誰有資格抵制洋貨?/88
*魯迅傳人跪下去,納粹先鋒站起來
—評摩羅《中國站起來》及當下中國的國家主義逆流/97
*大國似乎崛起,廁所依然骯髒/113
【第二卷 】綁匪與人質的聯歡
*論中國股市及股民、賤民與獨裁者之關係/134
*中國人從「比傻」走向「比惡」/141
*馬雲是網路世界的蓋世太保/149
*強國多賤民,賤民真愛國/166
*彭明輝為何貶低台灣,稱頌中國?
—駁彭明輝《兩岸之間只有一個問題》/179
*朱雲漢為何充當帝國化妝師?/187
*與其「為父作倀」,不如擁抱自由
—吳思華的女兒、梁振英的女兒、史達林與卡斯楚的女兒之比較/195
*成龍:遠看是龍,近看是蟲/203
*十三億不敢對綁匪說不的肉票/213
【第三卷】奴國已無知識人
*蕭功秦、胡舒立、柴靜:「灰色公知」三標本/224
*屠呦呦獲諾獎是毛澤東的功勞嗎?/237
*說謊是御用文人謀生的手段/243
*莫將流氓當英雄
—我為什麼從來不看好艾未未?/250
*陳映真為什麼不值得我尊敬?/262
*姜維平為何誹謗劉曉波?/272
*中美通吃的「香蕉五毛」
—駁李成「一黨專制下可以實現法治」/281
*批評楊絳為何讓某些「公知」如芒在背?/289
*誰,又不是憂鬱症患者?/296
【第四卷】中國人三部曲
*流氓中國/306
*太監中國/338
*優孟中國/370
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管仁健/5
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蘇賡哲/9
自 序 /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16
【第一卷】大中華膠現形記
*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26
*誰要「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44
*潑皮式的「愛國」可休矣/56
*中國留學生何以化身紅衛兵?/63
*義和團、紅衛兵與小粉紅的精神譜系/71
*霸凌弱者是中國人的天性/79
*誰有資格抵制洋貨?/88
*魯迅傳人跪下去,納粹先鋒站起來
—評摩羅《中國站起來》及當下中國的國家主義逆流/97
*大國似...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