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翻譯」帝國／國族主體
關於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研究，除了政治、法律、軍事、宗教與社會制度的層面，種族接觸也成為關注的重點。殖民統治建立在繁複的殖民體制與行政組織之上，但各項制度與措施的制定與推動，還是要透過不同階層的帝國代理人，才能維持殖民政權的運作。因此，歐洲殖民統治基本上可說是一群西方白人遠渡重洋到美洲、非洲、大洋洲、亞洲等地，統治另一群非西方種族原住民，進行自然與人力資源的掠奪與剝削之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在不平等的殖民權力之下，進行各種接觸、壓迫、協商與交混，產生各種不同形式的種族關係。
一九四八年法屬殖民地情報官員奧克塔夫．瑪諾尼（Octave Mannoni）出版的《普羅士佩羅與卡利班：殖民心理學》（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一書，便已針對關於歐洲帝國下的種族關係提出理論。在這本書當中，瑪諾尼基於幼兒成長階段性人格發展理論，將殖民地心理學視為兩種扭曲人格的交會：殖民者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與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在人格發展的過程中，依賴父母的孩童害怕受到父母遺棄，因而先發制人主動進行父母的遺棄，潛意識的罪惡感使其產生自卑情結。同樣地，殖民者離開本國到殖民地，也產生了遺棄的罪惡感與自卑情結。相對地，原始未開社會中的被殖民者則一直停留在孩童依賴父母的階段，維持部落中擬親子關係式的長老或祖先崇拜，沒有真正發展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殖民者因而藉由支配被殖民者，彌補其罪惡感與自卑情結，與依賴的被殖民者形成共生關係。 一九五二年，法屬馬達加斯加島出身的精神科醫師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一書當中，反駁馬諾尼的說法。他指出，歐洲人殖民者根本沒有自卑情結，他們雖然身為殖民地社會的少數，卻帶著優越感君臨大多數的被殖民者。同樣地，黑人被殖民者的自卑情結也並非如馬諾尼所言是一種先驗性的本質，而是在殖民地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下，受到歐洲白人的種族歧視，因而產生認同殖民者、自我否定的殖民地精神病徵。
一九九○年代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帶動後殖民研究熱潮，許多研究藉由歐洲帝國的歷史史料與文化生產，呈現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黑人／白人等二元對立的糾結複雜種族關係。瑪莉．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透過十八世紀中期歐洲人在非洲與南美洲的旅行文學與探險書寫，探討殖民地如何成為原本在地理、歷史上隔離的不同種族與文化之「接觸領域」（contact zone），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透過並存、互動、相互理解等實踐，建立各種關係。她以跨種族的商業活動與愛情故事為例，說明歐洲殖民統治過程中除了征服、改宗、領土占有與奴役等毫不掩飾的帝國敘事，還出現了基於當時歐洲平等主義（egalitarian）價值觀的「反征服」（anti-conquest）敘事，標榜歐洲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在經濟與感情上的互惠性（reciprocity），但最後都導向白人優越性與殖民地層序的再確認。
後殖民研究者羅伯特．楊（Robert J. C. Young）的《殖民欲望：理論、文化與種族的混雜性》（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探討種族主義、性與欲望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從他的探討可知，從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以來，歐美種族主義的建構便是奠基於對於「混雜性」的過度意識，尤其是對於跨種族性關係的跨界幻想。英國人提倡種族交混，以生產出能夠適應殖民地熱帶氣候的混血兒，卻又擔心這樣的交混會造成白人在種族上退化為土著種族。獎勵混血的主張看似開明，但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有效率地進行殖民統治。
殖民史研究者安．史托蕾（Ann Stoler）針對歐洲帝國下不同殖民地的種族與性的互相建構性，提出先驅性的觀點。她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種族與欲望的教育：傅柯〈性的歷史〉與事物的殖民秩序》（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中，從殖民研究的角度重新閱讀傅柯的名著《性的歷史》。她批判傅柯的十九世紀歐洲中產階級自我系譜學將歐洲帝國邊緣化，進而提出，歐洲的性的歷史同時也是帝國下的種族主義歷史。她以荷屬印尼為例，援用傅柯的社會建構論觀點，分析歐洲本國中產階級男性如何透過被殖民者原住民、在殖民地出身的混血歐洲人、下層階級的歐洲人等國內外他者，生產出種族、性與階級的殖民論述與實踐，以建構其文明、道德與自律的自我認同。
史托蕾二○○二年出版的《身體知識與帝國權力：種族與殖民統治下的親近關係》（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以法屬越南與荷屬印尼為例，說明性的管理作為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重要環節，如何呈現殖民論述與實踐的內在矛盾。一直到一九三○年代以前，殖民政府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禁止歐洲女性移民，也不鼓勵歐洲人與被殖民者結婚，甚至禁止低層級的官吏或員工結婚。結果造成殖民地的歐洲人男女比例懸殊，與當地女性同居（concubinage）成為最普遍的兩性關係模式。由於同居對象的當地女性仍是僕人身分，可同時提供家事與性的服務，不僅減少這些低薪歐洲人的支出，也可協助他們在熱帶氣候與異國風俗下生存。這樣的異種族性關係在強化既有殖民階層的同時，也讓殖民地界線產生了不明確之處。尤其是，因而產生的混血兒在身體、文化感性與政治傾向三方面的混雜性，更對殖民地的種族二元劃分造成威脅。 在這樣的狀況下，歐洲人男性對女性被殖民者的性侵指控，通常會被視為出於雙方同意。相對地，男性被殖民者則被建構為具有侵略性，對歐洲人女性造成威脅，常遭受性侵的不實指控與處罰。然而，當事者的歐洲人女性也受到責怪，認為她們誘發被殖民者的欲望，沒有善盡守護歐洲家庭與中產階級形象的責任。 此外，歐洲人與家中僕人在生活起居上的密切互動，也成為受到關注的異種族關係。殖民政府認為當地人的奶媽、僕役對歐洲人或混血歐洲人孩童容易造成不良影響，必須透過「感性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培養孩童對於歐洲國族的認同。
歷史學者朱莉亞．克蘭西─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與弗蘭西斯．豪達（Frances Gouda）編輯的論文集《教化／家居化帝國：法國與荷蘭殖民主義中的種族、性別與家庭生活》（Domesticating the Empire: Race, Gender, and Family Life in French and Dutch Colonialism）當中，也以十九至二十世紀法國與荷蘭帝國的殖民地統治下的家庭生活場域為分析對象，藉由遊記、口述歷史、法庭紀錄、照片等歷史素材，探討種族論述如何透過家庭生活空間，與性別、親職等概念形成共構關係。這些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透過不同種族的日常生活互動，將家長的溫和專制主義（paternalism）、母性主義（maternalism）等具有男性性與女性性（masculinity and feminity）性別意涵的意象，傳播到歐洲本國與海外殖民地，合理化其對於本國國民與殖民地被殖民者的支配。 論文集當中，莉塔．基普（Rita Smith Kipp）的文章〈解放彼此：荷蘭傳教士與卡羅族女性的相遇，一九○○─一九四二〉（“Emancipating Each Other: Dutch Missionaries’ Encounter with Karo Women in Sumantra, 1900-1942”）討論在印尼蘇門達臘島傳教的歐洲人新教徒試圖透過教會的教育活動，灌輸女性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與任務之西方觀念，卻發現在當地的卡羅族家庭與社會中女性具有崇高地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也並非絕對。 佩妮．愛德華茲（Penny Edwards）的〈女性化柬埔寨：一八九○年到一九三○年殖民地柬埔寨的小說、國族與同居〉（“Womanizing Indochina: Fiction, Nation, and Cohabitation in Colonial Cambodia, 1890-1930”）一文則透過二十世紀初期兩個柬埔寨的法國學者官吏的小說創作，討論殖民論述如何將柬埔寨女性建構為在地國族本質，避免法國男性與柬埔寨女性的通婚，以防止法國與柬埔寨雙方的民族血統與文化本質彼此污染而「墮落」。然而，將柬埔寨女性化的浪漫想像，部分來自於白人男性對於歐洲女性主義的厭惡，並與法國殖民母國本身的女性形象有所矛盾。 艾爾斯貝特．羅赫─施赫恩（Elsbeth Locher-Scholten）的〈雖近猶遠：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荷蘭的爪哇僕役殖民論述之曖昧性〉（“So Close and Yet So Far: The Ambivalence of Dutch Colonial Rhetoric on Javanese Servants in Indonesia, 1900-1942”）一文，則透過純種或混種歐洲人女性為了旅行者、剛來到印尼的歐洲人書寫的在地居家指引（household manual）與兒童文學，探討荷屬爪哇的歐洲女主人與爪哇人僕役之間既親近又遠隔的複雜關係。一方面，歐洲人殖民者在日常生活所有層面都需要依賴家中爪哇人僕役的服侍與照顧，並藉由這樣的物理與心理上的親近關係，掌控當地人僕役的他者性。然而，歐洲人同時又必須與家中僕役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這樣的矛盾心理不但使得爪哇人僕役每天都要面對歐洲人女性雇主在態度上的反覆無常，看似親善的「家庭」修辭，其實將在地人僕役貶抑為需要歐洲人雇主教導的孩童，遮掩了殖民統治下的種族、性別與階級不平等。
綜觀以上，九○年代以降歐洲帝國種族接觸的歷史、文學與文化研究，試圖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白人／有色人種、西方／東方、傳統／現代等既有的殖民地二元對立，探討現代中產階級種族、性別與階級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如何在帝國首都與殖民地的雙向互動下同時受到建構。這些研究具體顯示出，現代歐洲國家的國族認同建構除了受到歐洲國家間的競合與相互定位之影響，各國在海外殖民統治過程中與被殖民者的種族接觸經驗，也產生重要影響。 印度後殖民研究學者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主張，殖民地的權力整編目的在於殖民地「差異的支配」，與同時代歐洲本國民族國家式的「標準化的使命」有所不同。 然而，上述先行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是在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縫合「差異的支配」與「標準化的使命」這兩種知識／權力形態，進行國族與帝國認同與主體的共構。基於這樣的認知，上述相關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關注到歐洲的國族、父權、性別與階級等制度、價值觀與權力關係如何透過殖民地統治移植到海外，歷經殖民地異質交混的過程後，再回流到歐洲。第二、考察的範圍從殖民地的學校、法庭等社會公共領域，擴大到通婚、孩童教養、僕役、奶媽等家庭私領域當中的種族接觸。第三、將殖民地種族關係視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雙向主體建構，釐清殖民地種族接觸下膚色、血統、語言、文化如何作為「差異」，被轉化為進化論的種族論述與權力關係。第四，藉由前殖民地時期的歷史、在地階層、階級與性別及殖民地權力之間的交錯，致力呈現從前殖民時期、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時期，殖民主體建構與在地國族主義之間拮抗又共謀的複雜關係。
羅伯特．楊曾指出，雖然殖民論述是由歐洲或歐洲衍生出來的勢力所造成，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地方的殖民論述都以類似的方式進行。我們在留意到殖民論述的內部衝突之同時，也不能忽略殖民論述在地理上與歷史上具有外部紛歧，無法以普遍的理論加以均質化。同時，為了抵抗殖民統治「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政策，並與其他地區的反殖民獨立運動進行連帶，關於殖民論述的討論必須同時兼顧理論的普遍性與地理歷史的特殊性。
本書討論的對象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相較於遠渡重洋到其他區域進行殖民統治的西方白人帝國，日本帝國為黃種人國家對鄰近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在種族論述、種族政策、歷史發展、互動型態等各方面，具有其特殊性。明治日本透過與西方、亞洲其他國家的種族關係，建立其現代國族與帝國認同，與歐洲帝國也有所不同。日本透過明治維新全面導入模仿西方的制度、思想與文化，以避免成為西方帝國的殖民地，並在取得台灣等海外殖民地之後，強調自身作為亞洲國家，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殖民統治比歐洲白人帝國更具有優越性與合法性。同時，日本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與新成立的人類學學科，建構海外被殖民者為落後種族的刻板印象，以建構自身為現代「文明」國族的認同。
舉例來說，一九○三年在日本發生的「學術人類館事件」，充分顯示日本現代種族論述建構的內在矛盾。十九世紀末期在歐洲國家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當中，日本的工藝品、服飾、建築等作為具有異國風情的展示品，滿足歐洲人的東方主義視線。不久之後的世紀轉換期間，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先後打敗中國（一八九四）與俄國（一九○四─一九○五），成為與西方帝國並駕齊驅的強國後，也開始舉辦博覽會。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至七月三一日，日本在大阪舉辦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由日本人類學創始者坪井正五郎（一八六三─一九一三）規畫設置「學術人類館」，展示愛奴人、琉球人、朝鮮人、台灣生蕃與熟蕃、台灣土人（即漢人）、馬來人、爪哇人、印度人、土耳其人等穿著傳統服飾的亞洲與非洲民族及其生活習慣。後來，這個展示在日本的沖繩出身者與朝鮮人、中國人留學生抗議下遭到取消。 由此可窺見，歷經西化的日本同時抗拒與複製西方種族論述，以西方帝國的種族歧視視線，看待其他亞洲或非洲種族（第一個人類展示出現在一八八九年法國巴黎的世界博覽會），將自身從被觀看的對象轉化為觀看的主體，以建構亞洲其他民族「他者」與自身的現代文明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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