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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漫遊的漫遊
翻檢舊什，總喚起悵惘，混雜着幾縷酸楚、悔恨，想着時光若能倒流，我當這樣或那樣⋯⋯像雙手蒙住眼睛，看指縫中洩出的幾絲光亮。但拿開手，光天化日之下，現實強橫地站在你面前。你知道過去永不再來。但過去存在着，它不再來，也不再去，內在地固化於我們的精神世界，完滿、自足，像普魯斯特那間密閉的居室，無聲無光，他在這裏追憶似水流年。貢布雷的姑媽給他的小蛋糕，香味瀰漫在這居室中。道群要我整理舊什新作，交他出版，又讓我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去國近三十年，關山魂夢，魚雁音塵，總牽扯着一團思念，總為「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的往事怦然心動。
一、精神啟航
這部集子起名《精神漫遊》，這是八十年代，我在《讀書》上所開專欄的名字，專欄中的文章都收在這部集︽精神漫遊︾的漫遊子中了。翻看這些文章，老《讀書》的那些朋友的音容笑貌又浮現眼前。
八十年代的《讀書》是讀書人的綠洲。沈公接手打理這片園地後，愈發草豐林茂。一干讀書人倘佯林下，享受煦風光影。我們在《讀書》上初試啼聲。「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讀書》的園林中不期而遇。沈公手下皆精兵良將。最早進《讀書》的王焱，遊蕩江湖有年，吳彬曾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修理地球，回京後又去工廠當過油漆工。似乎上天的放逐只為了讓他們等待《讀書》的誕生。歷史的岔路在人目不見的幽冥中伸展，不期然在剎那間相交，於是風雨大作，成就一段天作之合。在我眼中，這兩位從氣質、學養到人品，與沈公所追求的《讀書》風格可謂珠聯璧合。
初見王焱是在一次《讀書》服務日後，甘陽拉我去一個小飯館喝酒，王焱來了。他手指間夾着香煙，緩緩入座。那天極熱，王焱着一及膝短褲，圓領老頭衫上汗漬斑斑。他的形象可一字蔽之：「圓」。額頭渾圓，小腹滾圓，夾着煙的手指胖圓。說話聲不高，卻也潤圓，只是偶
爾爆出大笑，聲震棚椽。他一雙慧眼精光四射，面目雖不老，卻已童山濯濯。他一肚子學界典故加八卦，評人論事不涉臧否，而褒貶已在不言中。講到高興處，一揚手，指間香煙在空中勾出裊裊煙痕，讓人想起魏晉雅士揮麈而談的氣度，讓我極喜愛。與他分手後我問甘陽，王焱像誰，甘陽想不出，我說「他活脫一個聰明的一休」，那時這部
日本動畫正熱播。甘陽一聽大叫，「絕了，絕了，就是一休」。打那會兒起，我就叫王焱「一休哥」，一叫三十多年。乍看上去，吳彬象位溫和的鄰家大姐，但和她交談幾句，便知她外柔內剛。她評人論事不像王焱那樣點到即止，要讓你自己去思量，而是犀利明快，一語破的。幾個人坐在一起聊天，有她在便覺春風撲面，話題就妥帖紮實。有種人，雖未必與你有過深交，但只需接談三言兩語，便讓你完全信任。吳彬大姐天生就是這種人。隨園有詩「春風如貴客，一到便繁華」，這正是吳彬的秉性。我想她與作者的交往一定格外順暢。
與麗雅初見當在八七年早春。那是《讀書》編輯部組織的一次漫談會，題目是哲學與詩的關係。這個主題相當僻澀，關注的人不多，但卻是我們有興趣的題目。《讀書》怎麼會想起討論這個題目，是不是和國平編的那本《詩人哲學家》有關？我已不記得。但那天除了一群狂士高談闊論之外，有一溫婉的女子靜靜坐在一旁，微笑着，手裏拿着一筆記本，乖乖的，像個小學生來聽課，想記下點有用的東西。但那天所談皆雲山霧罩，不着邊際，我看她是沒記下什麼東西，我卻記住了她柔和的微笑。但我不知道她是誰。
我不大參加各類社交活動，也極少去熱熱鬧鬧的《讀書》服務日。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信寫得靈思翩翩，文采飛揚。信中批評我「孤傲」，問我「在雜沓市聲裏，就沒有詩意嗎」？信中對生活與詩的分析很是警闢，中心意思是真有詩意的人才不會躲在象牙塔裏，並希望我能去《讀書》服務日「會會朋友」。信中提到，曾有過一次「那是
一個很有幾分可笑的會，幾位傻乎乎的文人，坐在一間會議室裏，茶一甌，煙一枝，面容憂慼，言辭激切，為詩的前景擔憂」。信末署名趙麗雅，我才把這個名字和那個柔和的微笑連在一起。後來和麗雅熟了，才知她冰雪聰明，無書不讀，對她的文字、見識、學養吃驚又佩服。我有什麼新想法，考慮什麼新題目，也愛找她交流，每每大獲而歸。
受麗雅之邀，我也去過幾次《讀書》服務日，見過各色人等。有愛書之人，也有混跡江湖的騙子。有兩次相遇讓我難忘。一次是在朝陽門外一個酒吧中，酒吧很新潮，光線氛圍很洋派，昏昏暗暗的。一張靠近吧台的桌上擺着幾十種新書，來的人隨意散坐，輕聲交談。我與一位朋友正閒聊着社會上出現的各種新鮮事兒，旁邊踱過一位中年男子，高高的額頭，寬鼻厚唇，頭髮向後攏得齊整，穿着像我黨高幹。他未受邀請就一下子坐到我們身邊，開口前先四下張望，像是個做慣了地下工作的人。他開口低聲說話，聲音很厚，上來就告我們關於改革開放的許多大問題，他七十年代在牢裏就思考過了。天啊，這是位老革命呀！我洗耳恭聽他的高論，從發展私營企業到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從思想解放到中國民主化前景，他是娓娓道來。中國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他都預見到了。各種問題及解決．方案，他已然成竹在胸。聽他的話茬儿，他手裏有個前程無量的大公司，他準備設立文化基金，扶持中國學術發展。他言談中不容分說的自信讓人吃驚，只覺自己眼皮兒太淺，中國的偉大江湖真是深不可測。這位先生談了半個多 小時，我們連個提問的機會都沒有。話完了，他起身大手一揮，說這地方忒小，下次服務日我給你們弄個大場子。原來這位爺還是服務日的金主，他揮手的架勢很像偉大領袖。隨後，他擲我一張名片，原來他是南德集團總裁牟其中。牟先生後來的遭遇已成歷史傳奇，近來欣聞牟先生重獲自由，不知他老人家還記得八十年代的讀書服務日嗎？
《中國社會科學》八六年第四期上刊登了一篇精彩文章《法辨》，作者思力之深，學養之厚，見識之高，實非一般人等。他從字源學入手，細辨法在東西方的差異，尤對LEX與JUS的分析，令人拍案叫絕。從作者的行文風格就能覺出，這是位樸實篤厚，好學深思的人。文章我反復讀了幾遍，並把文章推薦給嘉映，他讀後連說「大才，大
才」。文章署名梁治平。他是誰？應該是八七年春天的一個讀書服務日，我正在和麗雅閒聊，過來一位青年後生，眉眼俊朗，一臉誠摯。他怯生生地和麗雅打招呼，他是來此送稿子的。麗雅起身給我們介紹，說這是梁治平。我當時吃驚的程度，不下於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知道了大盜彭覺斯就是水手艾爾通。自打讀了治平的文章，我心中便認定作者一定是位閱歷豐富的老學者，至少也得年過半百。誰知眼前的他，竟是位年輕小伙兒。我忙不迭地問了一大堆問題，才知他是西南政法大學的本科生，正在人大念研究生。那會兒甘陽正在籌建「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雄心萬丈，要網羅天下英雄。知道了治平就在北京，我立即飛奔小黃莊，進門就對甘陽說，編委會負責法律這塊的編委，非治平莫屬。甘陽也讀過治平的文章，對治平評價甚高，當場決定拉治平入夥。前幾年，我見甘陽在小查做的《八十年代》訪談中說，我是直接帶治平去他家的。他記得沒錯，但那是已經決定請治平參加編委會之後了。雖然他還沒見過治平，治平就已經「上了賊船」。
八五年，現代西方哲學學會在鎮江召開年會，會上我結識了南京大學的楊麗華女士，不久她到了北京，進了《讀書》，接替王焱做了編輯部主任。一休哥則轉戰社科院政治學所。楊麗華女士對我很關照，幾次動員我在《讀書》上開專欄，題目完全由我自由選擇。想想那會兒真夠開放的，沈公手下的人竟全然不知《讀書》也姓黨，只一味尋找有趣兒好看的文章。我答應了她，心裏也有些想法，和麗雅見面免不了和她嘮叨。那時我打算把讀書心得整理成文，形式自由，像精神漫遊。麗雅立即說，你的專欄名字叫「精神漫遊」就好。這個專欄的題目就是這樣定下的。可惜時間不長，專欄中斷了，而精神依舊在漫遊，從中國漫遊到了法國。好在精神的本性就是世界性的，它走到哪裏，哪裏就是家。
二、沈公退稿
我與《讀書》的關係，其實開始得還要早。文集中收的批駁何新的文章，是我八五年投給《讀書》的稿子，但被《讀書》退了稿。這事兒挺有趣兒，三十多年過去，我應該把它原原本本記下來。
八五年，《人民文學》七月號上刊登了一篇小說《無主題變奏》，是新銳作家徐星的作品。這篇小說使用了一些現代文學手法，書中主人公的思考和感覺方式頗有現代主義的味道。那會兒，這篇小說的獨特和前衛的性質，很受人注意，應該說它是中國小說借鑒西方現代派手法的濫觴之作。很快，我在《讀書》上就讀到了一篇評論文章《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與多餘者——讀‘無主題變奏’隨想錄》，作者何新。何先生的大名我是見過的，先前他談中國古代文化，印像中他是學疑古派的路子，從考據入手發些驚人之論。忽又見他談現代文學，想這位先生眼界夠寬的。讀了他的文章就有些吃驚了，這文章錯得離譜，文章立論的基本概念就全錯，作者根本不明白多餘人與局外人是怎麼回事兒，卻拿來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的文章，對學術問題態度輕浮，強不知以為知。他談西方美學史也是信口胡說，全無一點理據。而且文中引文都抄錯，硬把黑格爾引狄德羅的話，當成黑格爾自己的話。何文中的錯誤絕非魯魚亥豕之誤，而是以儇薄挑達之心壞篤實樸厚之
事，為博虛名而大欺天下。這種文章堂而皇之地登在《讀書》上，豈不害人？
那會兒人年輕氣盛，覺得就算天下皆污濁，學園中卻應保持清潔。學術乃天下公器，有鼠竊狗偷之事，人得舉而斥之。若讀書人都不知自重自愛，又何以橫議天下？
現在知道這想法太過天真，但當時先哲坐言起行的教誨不敢忘，便撰文指出何文的乖謬。文章就是收在集中的《讀「讀‘無主題變奏’隨想錄」獻疑》。既是獻疑，便存有與何先生辨駁之心，仍拿他當讀書人。文章投給了《讀書》，好慘，《讀書》編輯部覆我一信，有大作暫不宜在本刊刊登之類的話。當時遠在武漢的志揚，知道了退稿的事兒，來信要走了稿子，說他去找地方登。後來全文由志揚交福建省的一個文藝評論刊物發表了。記得胡平當時嘲笑我說「越勝不食人間煙火，剛碰到一回就嗆了一口」，這事兒就過去了。
八六年十月底，甘陽和編委會的幾個人約好來我家商量事情，那天正巧是周中該去所裏點卯的日子。我散漫慣了，經常不去。下午甘陽他們來了，進門就有人問我，認識不認識何新，說他今天到室裏給我下了戰書，我沒聽明白，甘陽便遞給我一個牛皮紙信封，說是何新留給我的。打開一看，是一篇何先生的手稿複印件，用的是「學習與思考」編輯部的稿紙。文章是他對我的回應，粗粗一讀，便知他避重就輕，全然沒有正面回答我對他的批駁，只是狡辯說，每個概念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這種辯解方式實質是說，那些學術概念我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別人管不着。對我指出他亂解尼采名言「上帝已死」為「神聖已死」，他強詞奪理說：「如果翻譯家一定以為這不妥的話，那麼我就只好這樣辯解，這是我有意提出的一個創造性誤譯。我不放棄這個也許不被接受的譯法，我也不要求他人接受」。你說這還能辯論嗎？我們說的是對與不對，但你說你這是「創造性誤譯」，創造者無中生有也，嗚呼，創造創造，多少假貨借汝名以行！後來才知，何先生果然是「創造大師」，他生生創造了一通與矢晉吹教授的對談，登在《人民日報》上，害得矢晉吹先生到處聲明，沒有這麼個對談。這位老先生真不開眼，全不懂「創造」的妙意。
在何先生送來的複印件中還夾着一個小條，寫在一張隨意撕下的白紙上，是何先生手澤。何先生的字，算不上龍飛鳳舞，間架很規矩，字體略向右傾， 只是末筆下尖豎，都拖的格外長，看上去有點刺眼。他在這張字條上說，與我「素昧平生」，我為何如此「盛氣凌人」，幾乎
嚇着他了。還說他要出文集，要把我的文章作為附錄收入他的文集。條子結尾處果然向我挑戰，說可與我「大戰三百回合」，如要「練」，他也「擅長此道」云云，有點流氓腔。大家傳看了一回，都笑何先生何至如此。一休哥當時調侃我說：「你擠兌人家不懂多餘人，這回人家要當連斯基了」，還舉起他的小胖手做了一個射擊的姿勢，大家一通哄笑。友漁人老實，還悄悄地問我，他要找你打架怎麼辦？他人很壯實哩！散了之後，阿堅在樓下等我，非要教我幾招。我跟他說，文革期間，混跡街頭，沒學別的本事，打架倒是家常便飯。何先生若真要賜教，我倒要好好接招，和何先生切磋拳藝呢。甘陽說，真的，備不住他還會來找你。
打那時起，我每週二、五，該去所裏的日子，必到所裏報道，想等何先生再來，好當面討教。那一陣兒，室主任涂紀亮先生看我的眼神兒都不對了。終於有一天，涂先生忍不住表揚了我，說，小趙，你最近組織紀律性很是加強了，按時來上班了。看涂先生這麼忠厚的人，我哪敢告他，我這是等人來切磋拳藝呢，我怕嚇着他老人家。這
麼「守紀律」了一二個月，何先生卻一直未來，後來才知道，他正忙着給中南海寫「密札」呢！他倒是個拎得清輕重的人。
說話到了八九六四時節，天搖地動之後，我惦念《讀書》的朋友，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了東四六條街道辦事處，那會兒《讀書》租了街道辦事處的房。上了樓不見那幾位女將倩影，亦不聞笑語歡聲，樓道裏冷冷清清。進辦公室，見沈公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發呆，滿腹心事的樣子，見我來了才有點兒活氣兒。倆人兒緊着交流情況，我問他《讀書》能否逃過這一劫，他說當月這期不發刊了，等等看，不行就和下期合刊。然後沈公拉開抽屜，拿出一封信給我看。這封信很嚇人，口氣兇狠地歷數《讀書》的樁樁錯誤，大有興師問罪的意思。它說，《讀書》搞亂了人們的思想，甚至提到《讀書》對反革命暴亂負有責任。
蹊蹺的是，這樣一封義正辭嚴的信，卻沒有署名，是封匿的漫遊名信。再仔細看，這信的字跡似曾相識。沈公似乎知道這信是誰寫的，只是支支吾吾不明說。我問他：這信的作者是您親自培養的吧？這話雖不厚道，卻是實情。沈公嘴一歪，一臉東郭先生的苦笑。不知沈公還留着這封信嗎？或許能送潘家園，換幾文沽酒？很久以後，沈公告訴我，當年我批何新的文章是他退的稿，因為上面有人告訴他，「對何新同志要保護」。
三、精神流亡
集中收有「精神獻辭」一篇，作者是嘉映、正琳、友漁、阿堅、蘇煒和我。我把它當作一份歷史文獻收進集子，因為這個獻辭是一道歷史的痕跡。它曾被個別作者收入過自己的文集，但從未作為一個整體出現過。甘陽主持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正幹得風生水起，甘陽為此貢獻良多。作為在旁幫助他的人，我對此所知甚深。但是甘陽有自己的秉性、脾氣，加上名士派頭，處理事情並非件件讓人滿意。這本是難免的。參加編委會工作的人有意見、有不滿也屬正常。一天深夜，治平、維綱來敲我家的門，這兩個好孩子很為編委會的前途擔憂。維綱一臉愁容，坐在那兒，一顆接一顆地抽煙。
他們來找我，大約覺得我能和稀泥，可以向甘陽反映大家的意見。我從來認為，中國文人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而甘陽有本事把這麼多人聚在一起，實實在在推進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我歷來主張朋友合作，第一要務是能忍讓、包容，少提意見，而且那時在我心裏這編委會大半是甘陽和依依的夫妻店，甘陽有雄心有眼光，由他主事作決
定理所應當。他提出的計劃、設想，我們喜歡就上手幫襯。編委會的構架，一開始就是個自由結合的文人團體。八八年六月，友漁從牛津返國，嘉映也從美國返國侍候母親。他們回來後都積極參與到編委會的工作中。我知道那個時候，他們對甘陽的工作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但是負責編委會日常工作的幾位朋友，平時對甘陽有點意見，但不敢明說，就在嘉映友漁面前發發牢騷。其實他們發牢騷也是平常事，我也聽多了，根本沒當回事兒。可嘉映友漁這些從國外回來的人，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毒害，一腦門子民主理念，再加上學了「羅伯特議事規則」，把聽到的這些牢騷當大問題較起真兒來。甘陽當然不爽，他心裏起了疑問，你們這是要合作還是要拆台？我在理念上並不反對應該有一套規則，作決定要有個程序，但是起事之初，太理想化了，往往就辦不成事兒。甘陽的行事風格就是如此，要他改，勢必起衝突。我和嘉映說，他們是「莫斯科回來的洋房子先生」，應該對他們進行一次「延安整風」。雖是開玩笑，但也不乏真意。但他們批評我是無原則，甚至認為我的做法不分是非，會危及編委會的前途。
我倒覺得編委會中的這些人，各個文昌星下凡的架勢，但甘陽能把大家拉到一起做事兒，對他讓幾分又有何妨？八八年底，甘陽給我寫了一封十幾頁的長信，詳細講了他的想法，對編委會內部的意見、爭執極為憤怒。信中凡他覺得緊要處，自己拿筆塗紅，信中的憤怒竟帶有幾分悲切。入夜，我反復讀這信，不覺神淒魂惻，恍然泣下。
我是痛心朋友們合作竟如此艱難，而且這些年甘陽的辛苦我是親眼所見，他受到指責無論對錯我都有些於心不忍。特別是我知道他原也是個極重朋友的人。還記得一次北凌帶大家去延慶金海湖玩，返程時天已經黑了，街燈初亮，甘陽要回小黃莊，送他到三環路邊上下車，大家已告過別，他卻突然回身抓住車門不撒手，依依不捨地問大家，怎麼今晚就結束了？沒別的節目了？顯是不捨離去。大家都笑他孩子氣，我卻把這一幕牢記心中。聽說現在他很熱愛偉大領袖，天地良心啊，那會兒他真沒這毛病！
八九年初，大約在二三月之交，編委會的一部分成員在我裕中東里的家中開了一個會，討論編委會的意見分歧和未來的發展。就是在這次會上，大家坦率交換了意見，而且看起來一時難以彌合。蘇國勛大哥當時對批評甘陽的人發了重話：「你們這是不教而誅啊」。我把這話當氣話聽。一休哥當時提出，若意見不能統一，可以「和平離婚」。大家沉默片刻就同意了。於是有幾位朋友便離開了編委會，我也是離去者之一。但欣慰的是，無論去留，朋友們友情仍在。不過說實話，我心裏總有點對不住甘陽的感覺。
六四後不幾天，我去看依依，她領我去外面吃飯。飯館在東直門外一個七拐八彎的小胡同裏，那天有兩道菜，我一直忘不了，肉末燒茄子和葱爆羊肉。那天依依話特別多，形勢千鈞壓頂，甘陽已經離京，她卻鎮靜如常，不停地和我談未來的設想。最讓我吃驚的是，她居然設想「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搬到國外，重新開張。她數着有誰在國外可以幹事兒，把嘉映友漁胡平全算在內，彷彿編委會從來沒有分裂過。但她那天說了一句話，讓我心頭一沉，她說，我們幾個人離開編委會之後，有一天甘陽突然問她，越勝為什麼也會離開？我的確沒向甘陽解釋過。
九二年在芝加哥，我住在甘陽那裏，每天狂聊卻沒有一句話涉及到當年編委會的事兒，因為這是一道傷口而不忍揭開？還是因為根本沒拿它當回事兒？我已記不起來。我記得清楚的是，甘陽那會兒關注點在民主運動的製度化轉換上，有不少很精彩的想法。其實，我離開編委會的道理很簡單，嘉映友漁都是黑山滬一期的，我不能不和他們同進退。書中收的這組精神獻辭就是我們離開編委會後，為要創辦的雜誌《精神》所作。後來時局突變，《精神》夭折。現如今「精神」這類東西，更屬不合時宜，只能龜縮一隅，側目紅塵。我不忍心看它踟躕街頭，流離失所，便把它收到集子裏，作為永遠的紀念。
這裏拉拉雜雜談的都是舊文牽惹出的舊事。三十年過去，若不記下來，或許就永遠湮滅了。我們談歷史，那些前塵往事依然活在我們當下的生活裏，何以故？因為我們閱讀。荷馬開卷就唱：「女神啊，請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致命的忿怒⋯⋯」，這個忿怒其實就是他記下來的故事。人們記憶中有無數堆積起來的故事，要讓過去鮮活起來，應該像考古發掘，剝離那層層相疊的舊痕。但是，往往有那種情形，過去與現在猝然相遇，像濟慈聽到了夜鶯的歌唱，像歌德再登伊門瑙山，見自己三十八年前書於獵舍壁上的《夜歌》而泣下。展看眼前文字，我默默體會歌德的心情。縱世事喧騰，「等着吧，俄頃，你也要安靜」。
2016年12月6日夜於奧賽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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