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節錄自本書〈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一篇

【五】
毛澤東平生參加中共黨代會，每逢雙數，多少都有些挫折的經歷。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預備會議的講話中，他就曾自嘲地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截至那時，中共已開過六次黨代表大會，毛澤東只出席過其中的第一、第三和第五三次代表大會。在中共「三大」會議上，毛因緊跟主持會議的國際代表馬林而獲選中央局五成員之一，除此以外，他一直都處於中共核心領導圈之外。

朱毛井岡山會師後，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是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人物，他仗著「黨指揮槍」的既定原則，好在職業軍人面前發威逞能，常插手軍隊本身的管理和指揮。毛這種「家長制」作風在紅四軍內部激起強烈的批評。後經過多次較量，毛在古田會議上最終佔得上風。從此確立了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紅軍這支「農民軍」始被正式建制為中共的黨軍。後來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從上海遷至蘇區，毛所蔑視的「洋房子先生」掌握黨權，讓毛受盡了被排斥在核心領導圈外的悶氣。直到紅軍西竄至遵義，毛利用突圍轉移過程中軍隊領導的不滿情緒，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挑起與會者圍攻以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始得入圍政治局。毛從此逐步攀升，到達陝北後，遂掌握了整個紅軍的軍黨大權。

蘇德戰爭中，共產國際解散，莫斯科放鬆了對延安的控制。毛澤東消極抗日，延安邊區與日軍相安無事，毛趁此良機大搞起整風運動。對毛這類山溝裡出身的土共來說，國際派讓他感到壓抑的不只是他們從莫斯科方面獲得的權勢和信任，另外還有他們在蘇聯所受的教養，特別是他們較高的馬列理論水平，常弄得毛相形見絀，心裡很不好受。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化人和青年學生在文化品位上更是後來居上，他們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風氣活躍了邊區的工作學習及日常生活，同時也反襯出毛澤東及其農民軍的粗陋和貧乏，因而也全被劃入審查和「搶救」的對象。毛曾蠻橫地揚言，「只要為我所用，哪怕烏龜王八蛋。」他放手任用康生之類的惡人做打手，對國際派實施無情打擊，對黨內外的幹部進行全面清洗，在延安製造了長達兩年多的整風恐怖。

整風運動整倒了國際派，削平了各路人馬組成的黨內山頭，同時也整得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一個個低頭馴服，最終為中共第七次黨代會的召開鋪平了道路。經過二十多年的鬥爭，毛澤東克服諸多險阻，直到第七次黨代會，他才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黨棍與黨奴的雙重人格從此遍及全黨，通過塑造中共的卑劣黨性，毛澤東樹立了他在黨內不可挑戰的權力。按照韋伯的定義，權力就是「社會關係中某個成員在其他成員的抗拒下，仍能遂行其意旨」的影響力。毛澤東自入夥中共以來，使盡各種權術操縱，至此才將他渴求的影響力追求到手。

中共奪權後迅速建立起黨天下的官僚機構，各司其職的重量級人物越來越專守他們各自權限內的業務，插不上手的毛澤東日漸覺察到自己被閒置起來的狀態。特別是受到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中共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修改了黨章，主事者順勢刪去「七大」黨章內「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在大會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鄧小平「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並明確表示，全黨同志都「厭棄對個人的神化」。

大會決議提出「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任務，明顯有扼制「冒進」和淡化「政治掛帥」的用意。面對這些有所針對和限制的新規則，毛澤東大勢所趨下只好勉強接受。他無可奈何地看到，自己從「七大」以來組建的毛共山頭已明顯出現分化，而眼前的這批官僚要比延安時期王明那一夥教條主義者更難對付。

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會中會後都在毛身邊，他說他當時即從毛的表情和言談明顯地看出，「『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捩點。毛覺得中央領導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像以往多次在路線鬥爭中遭遇挫折後的反應，毛回到他那張大床上臥病不起。他嚥不下這口氣，開始賴在病榻上摒絕內外，謀劃如何將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回。毛的病倒是他發動政治攻勢前暗中磨刀的備戰姿態，據李醫生的觀察，「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出的出擊。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國大會時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

【六】
「八大」是毛政治生涯的一條分界線。此前，他的權謀操作呈一路上升的趨勢，但「八大」之後，他所作的反撲卻連續受挫，他愈是反撲，受挫愈重，直到最後鬧得眾叛親離，一敗塗地。他針對他的敵人常說的那兩句詛咒，實際上也是給他自己寫下的判詞。一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毛在病榻上思來想去，最後決定來一個「體制外運作」的搗亂。他借助民主人士幫共產黨政風，意在對劉、鄧諸人施以打擊。

為啟發民主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把批評的矛頭引向黨內的官僚主義，毛多次召集他們議論共產黨的執政得失。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尚存民國遺韻，且熟知中共的底細，針對中共奪權後一黨專政的現實，他們強烈批評共產黨背棄了先前的民主承諾。來勢兇猛的批評一時間逾越毛的設限，直戳痛毛共的七寸。毛事前的確沒想到，他搬起的石頭沒砸到他預定的目標，反砸到他自己身上。毛只得掉過頭與他本想打擊的黨內同僚聯手行動，向黨外人士發起惡毒的反噬。

反噬，就是反咬一口。自己做了壞事，反過來血口噴人；本與他人合謀，一旦發覺於己不利，立即翻臉背叛。這是毛澤東自上井岡山以來搞權鬥慣用的伎倆。反噬也指人把事情做過頭而受到的反挫。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兩面性，通常多強調反噬有害的一面，告誡人不要把事情做過頭，以免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但毛的哲學只看重對自己有利的一面，出於他極卑的本性，毛並無自己的正面價值，他只會從反向思維出發去處理面臨的問題，通過否定對立面來達成自我肯定。這種思維論辯方式，說白了，就是強詞奪理，地地道道的耍無賴和粗口誣陷。所謂「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即逾越常規，破壞秩序，不講任何原則，用暴力破除任何阻撓他奪取權力的障礙。

古人所謂「物極必反」的教訓，意在避免把事物的發展推向極端。毛澤東早在年輕時已認定「惡在究竟，仍不為惡」，所以他總是把「物極必反」的道理偏解到壞事變好事的方面。他不只在一貫做惡的事業上以此自勉，還善於拿這個歪理開脫和辯解他所做的壞事。所以他總是揚言：「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他堅信「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來到。」這個好事變壞事的邏輯再進一步推理下去，就是惡因可生善果，只要宣佈目的正義，就可做事不擇手段。

鄧小平反個人崇拜的報告儘管在會上全體通過，但一開完會即成一紙空文。黨內沒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可制約毛的肆意妄為。鄧似乎要向毛將功贖罪，他接下來領銜反右運動，一口氣就整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左派與右派這組用語及其間的劃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的政治語境中向來都涇渭分明，名實相符。但一經蘇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語境，多少年口水仗鬥下來，已攪渾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中共學舌蘇共，以左派為正宗，通常是逢右必反，唯對左過頭的所謂「左傾」，有時會做出必要的糾正。但對高高在上的毛澤東來說，左與右的運作只是他手中隨意擺弄的砝碼，偏左還是偏右，反右還是反左，都由他掂量著具體的針對性和實利性靈活調控。需要左傾的時候，毛比誰都冒進主義；而該右傾的時候，毛又比誰都更機會主義。但反過來對付他要挑剔或打擊的對手，左傾或右傾就都成為他順手扣在他人身上的罪名。

反右運動的勝利激發了毛澤東乘勝追擊的興致。在成都會議上，毛嚴批「反冒進」的政策，按捺不住地講起個人崇拜的必要。為了與「八大」決議的右傾路線對著幹，促使各地方領導把共產風、浮誇風刮到了舉國瘋狂的程度。毛搞此類破壞秩序的搗亂，並無多少新招，比如大煉鋼鐵、放衛星田之類的「大躍進」運動，仍是以軍事動員的方式加速工農業生產，他浮想聯翩，滿以為多搞些超級人海大會戰，在經濟建設戰線上就能創造出超英趕美的奇跡。

毛在臥榻上形成的想法多屬於妄想和臆想，實在談不上有什麼經得起論證的社會理想。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只因彭德懷追究了毛澤東左傾冒進的責任，會議的風向一經毛操控，立刻在與會黨棍黨奴們的配合下狠批起右傾，把極少數敢說真話的人打成了反黨集團。「八大」決議實際上已讓毛澤東搗亂得形存實亡，全黨全民跟上毛胡鬧了兩三年，結果鬧出了餓殍遍野的人禍。成堆的錯誤並未迎來光明，事實恰恰相反，正因毛一意孤行，把事情做過了頭，才招致了禍國殃民的反挫。

毛澤東的問題是，明明自己不懂經濟，不懂工業和商業，也不懂文藝和教育，卻偏要伸手亂抓，強行干預別人的專職工作。單少傑對毛這種「搶戲」的作風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說：「作為一個總愛搶別人『戲』的政治家，毛澤東不希望別人向專業化方面發展，而要求他們向政治化方面發展，即向自己易於伸手的方面發展。」單少傑將此界定為「政治家搶專門家的戲，政治領導搶行業領導的戲。」毛這種好「搶戲」的作風正是他一再強調「政治掛帥」，狠批「白專」道路的根源，因為他只有這一齣拿手好戲可登臺上演。

「八大」之後，毛之所以乘反右運動勝利的有利形勢跳出來帶頭搞大躍進，就是要強不懂以為懂，硬去插手工農業生產的事務，妄想搞出個讓劉、鄧們瞠乎其後的成績，向全黨證實他「政治掛帥」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來的做法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結果大躍進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編制也被迫退回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

實踐已證明，盲目改變生產關係，不但起不到發展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反倒破壞了生產。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自己不懂經濟，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檢討。但毛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事後又上下其翻雲覆雨之手，多次出爾反爾，先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後來又大搞四清運動，直鬧騰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從高層批到基層，從黨內反到黨外，整個國家都讓他一介獨夫的偏執與反噬鬧得徹底失序，全黨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戰。

【代序　歹托邦辯】／康正果

幾年前，我在紐約參加了一個討論會，會議的議題是「走出毛澤東遺產的陰影」。
與會者從各自關注的方面揭批毛澤東的罪責及其危害，大家一致認為，毛的遺產是阻撓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障礙，只有徹底全面批毛，才有可能堵死習近平的倒退之路，民眾所期待的政治改革才有希望。會中引起爭議的問題是所謂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有位與會者發言中反復強調毛澤東有其真誠的理想主義的一面，他堅持認為，毛的烏托邦幻想影響深遠，特別是在官員腐敗，貧富相差懸殊的今日中國，毛的理想主義仍有其一定的現實意義。

針對此君的發言，與會諸人紛紛提出不同的看法。反駁者大都認為，無論從毛的人品還是個性來看，他這個人既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理想，也從未設計出改良中國社會的美好藍圖。眾所周知，烏托邦是指不可能實現的美好理想，其著眼點首先是建立完美的社會制度，讓全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反觀毛自從帶領紅軍上井岡山直到坐鎮中南海的革命生涯，他的所做所為不只沒造就中國人安居樂業的社會現實，反倒攪擾得全黨全民跟上他吃苦受罪，胡折騰了好幾十年。

改革開放以來，執政當局為扭轉其一黨專政的危機以圖倖存，只得撇開毛澤東胡搞的那一套，開始摸著石頭過河，中國人才逐漸過上了較前改善的日子。毛澤東的暴政舉世有目共睹，罪不容赦，如何評價毛的遺產，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成為鑒別每一個中國人良知之有無和人格之高低的問題。時至今日，實在不必再糾纏毛「太想幹好事」或「好心幹了壞事」之類的讕言了。

在大陸民眾從小接受的黨化教育語境中，「理想主義」是個崇高的大字眼，屬於共產黨人的信仰冠冕。另有與之對立的「唯心主義」一詞，按照馬列哲學的教條，則被定位為「剝削階級的世界觀」而備受貶斥。黨國體制下的黨民久已習慣黨云亦云的說法，長期已安於其日用而不知的處境，哪曉得這兩個一褒一貶的洋概念均譯自Idealism這一英文單詞。

僅就此謬種流傳的實例來說，即可見毛共集團的理想主義之浮誇虛假和盜名欺世了。共產黨人既然如此反對唯心主義，又怎能成為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革命事業從打土豪搶浮財起步，一直暴虐到今日的無官不貪和官民對立，如此惡劣的極權體制又怎能與社會制度完美的烏托邦混為一談？其實西方另有一叫作「歹托邦」的現成用語，拿該詞來指稱中共極權所建構的社會才可謂名副其實，恰如其分。

dystopia一詞源自希臘語，本義是壞地方，與烏托邦中的美好社會完全相反，該詞也特指由極權政府及其計劃經濟和科技專制控制的惡劣社會。這種反人性的社會形態有以下這些令人恐懼的特徵：
一、表面看來是公平有序、沒有貧困和紛爭的理想社會，實際上全都是假象。
二，最高當局用宣傳對國民洗腦，對膽敢反抗此體制者，一律強硬制裁，嚴酷打擊。
三，剝奪表達的自由。禁止或沒收所謂對社會有害的出版物。
四，貧富兩極分化，在社會承認的市民階層以下，有不被當人看的窮人和賤民存在。
五，生活在社會體制內的市民階級，由體制根據血統進行管控。
六，為強制進行人口調整，市民的家族計劃、戀愛、性行為及生育等都由社會管控。
七，推行愚民政策，所有負面信息均被屏蔽，面對種種社會弊端，國民只能逆來順受。

號稱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就是歹托邦社會形態的始作俑者。俄國作家薩米爾欽年輕時曾積極參加十月革命，不幸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後，他發現蘇聯社會的種種弊端都顯示出上述的恐怖特徵。針對蘇共掌權初期的暴政，早在二十年代初，薩米爾欽就創作了一部被奉為歹托邦文學範本的小說《我們》。該書描述的「一體國」雖為六百年後的恐怖世界，其中種種駭人聽聞的跡象都依稀投射出蘇維埃制度的陰影。因此該書完稿後只能以英譯本在西方出版，隨後作者本人也被迫逃出了蘇聯。

受到薩米爾欽《我們》一書的影響，喬治•奧威爾於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他的歹托邦小說代表作《一九八四》，書中的「大洋國」統治者通過電視和竊聽監控全民的恐怖已敲響了共產極權威脅整個世界的警鐘。其時正值神州板蕩，赤焰得勢之際，民主黨派及其「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滿懷希望，一片叫好。獨有殷海光目光如炬，看穿了中共集團假共產之名以行其一黨專政之實的圖謀，在他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論著中向親共擁共者發出警告，歸納了中共的詭變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和崇尚暴力五大特徵。

殷海光雖沒提到「歹托邦」這個用語，他那些富有洞察的論述實際上已預警到歹托邦社會形態的恐怖前景。他當初對民主黨派發出的警告後來果然都一一應驗，熱心擁戴共產黨的羅隆基、章伯鈞之流，在中共奪權後僅享有了很短促一段分一杯羹的僥倖日子，沒多久都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受盡了打壓。本書的首篇文章〈被忽視的先聲〉即全面重溫殷海光這方面的先見之明。

可悲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時多偏於思想左傾，比如像老舍這類北京小市民水平的文人，就走上了不聽警告而撲燈蛾自尋死的道路。奧威爾的小說出版之日，老舍正在美國講學，提起這部警世預言之作，他明顯表現出不屑一顧口氣，對作者描述的共產化恐怖情景，他僅視其為「驚險的幻想」，還說其中「充滿了陰森的謠言」。隨後老舍即應周恩來委託文藝界之邀返回北京，從此大寫歌頌新社會的文藝作品，積極參加反右運動，還受到毛澤東接見，榮膺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黨天下乃是共產黨作威作福的天下，黨利用作家時可把他們捧紅，黨不要作家時也可把他們抹黑。老舍不管怎樣緊跟黨走，結果還是沒能逃脫D-503和文士敦的命運，他視為「謠言」的預言，一轉眼就應驗在他的身上。文革一開始，老舍即落入牛鬼蛇神之列，他受盡紅衛兵毆打侮辱，更遭到老婆兒子冷遇，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跳湖自殺。

另一個似乎也熟知奧威爾小說的學者名叫陳夢家，他本可以留在美國任教，卻出於愛國熱情，在大陸易幟之際趕回北平。這位勤奮治學的古文字學家也是個敏感的新銳詩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即覺察到黨國極權在逐漸吞沒個人自由的跡象。他曾就此純個人的預感，私下發出驚歎說：「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麼快！」說時遲，那時快，陳夢家錯愕中尚未理清明哲保身的思路，不久即被打成右派，隨後在文革中挨打受辱，飲恨自殺。

僅在老舍、陳夢家自殺的文革初期，據統計全中國自殺者即達二十萬之多。他們均屬被迫自殺，實際上也可說是變相的他殺，他們即使沒自殺，也多會被紅衛兵凌辱毆打致死。至於以各種方式遭到殘殺的人數，按照鄧小平回答意大利記者的說法，是「永遠也統計不了」的天文數字。

葉劍英在文革後的一次講話中總結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葉劍英透露的數字的確令人震驚，在中國，自古以來都沒有發生過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滅絕；在世界範圍內，恐怕也很難找出如此殘忍迫害本國本族人民的先例。總的來說，中共自一九四九武裝奪權，竊據大陸以來，所製造的諸多恐怖和罪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把歹托邦小說和電影所預言的噩夢活靈活現到現實世界，其荒誕詭異的程度甚至都超出了薩米爾欽和奧威爾等作家作為正常人的有限想像。

毛死之後，中共當局不只沒因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而削弱或改變其政權的歹托邦本質，反倒藉機助長了該集團擅長寄生的詭變。中共強權乘全球化的潮頭悍然崛起，將其歹托邦的觸手急速休整，加倍增長，伸向了中國以外的世界。毛時代採用的階級鬥爭手段業已大功告成，通過消滅地主鄉紳和私營工商業主，不只奪取全民的私產，盡歸黨權把持的公產，而且瓦解了自古以來存在的民間社會，為黨天下的全面控制鋪平了道路。

改革開放的經濟改革則是把現有的公產改革成由各級官員的家族裙帶及其利益集團逐步掌控的私產。從毛的共產革命到鄧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首位銜接，構成中共歹托邦化螺旋式上升的辯證過程。而所謂開放，則是引入跨國公司，打通各國財團，建立利益均沾的關係，施行中共慣於運用的收買、滲透、侵蝕手段。隨著GDP快速增長，外匯貯存日益雄厚，經濟實力空前提高，中共強權急劇增強其收買整個世界的能力。從港台報紙到歐美媒體，從民運隊伍到各國政要，從獨裁政府到民主國家，中共的勢力無遠弗及，全都達成其不同程度的潛入和勾結，以圖實現全球範圍的歹托邦控制。在中共瞄準的所有目標中，首先要抓的就是台灣這塊他們絕不放棄的領土。

「一九八四」的陰影正在投向台澎金馬，曾經發生在大陸的巨變已開始向海峽以東推進了。兇險的是，面對中共強權咄咄逼人的氣勢，台灣朝野卻還有那麼龐大的人群要與對岸統一，要承認「九二共識」，要打出五星紅旗，去搞成立共產黨組織的鬧劇，要步當年民主黨派和老舍、陳夢家等人的後塵，去圓他們的歹托邦噩夢。

康正果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代序　歹托邦辯／康正果

被忽視的先聲－－重溫殷海光的「共產黨問題」論述
毛像的興衰與高氏兄弟的「去毛」創作
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
破解毛共軍事神話
毛澤東的假面舞會
除誣解魅的史筆擔當
共情與共惡
國民與黨民
不屈的受難和奮爭－－《上帝是紅色的》台灣允晨版代跋
靈與肉的受難
紅與黑的陰影
情慾的力量
活出饑餓，歷盡死亡－－讀蔡楚詩文集《油油飯》
反事實的多重歷史想像－－漫議陳冠中的解恨賦
文緣書命度年華－－評廖志峰《書，記憶著時間》
一顆裹著糖衣的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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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的自由與中共對它的利用和侵蝕
不是有希望才抗爭，而是抗爭中求希望
突破「一中」的困境

毛澤東與歹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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