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從事間諜行為？：不確定年代的間諜活動...

名人推薦：書評

對於與冷戰如此不同的新型（以及更大的）情報蒐集與分析的挑戰，這是一本有用的入門書。赫茲概述了招募間諜的傳統動機衰弱的原因……並針對情報活動應該有的限制，提出他的觀點。
——詹姆斯•史萊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前國防部長、前能源部長

正派的美國人不喜歡人員的間諜活動。在本書當中，佛德列克•赫茲理性地針對間諜活動的負面、道德的模稜兩可以及骯髒的交易，做了精闢的解釋。當這個國家的單位一再對於秘密、人員情報有著前所未有的需求時─這些只能透過美國人民的完全瞭解以...

第二章 意識形態的信奉

大部分由美國派遣至國外的情報工作人員本身都不是間諜，他們並不是約翰‧巴奇恩、伊恩‧弗萊明或湯姆‧克蘭西小說裡的人物。在故事裡，間諜本身就是主角和英雄。只有在戰爭時期或特殊情況下才會有如此的間諜人物，而真正的工作人員被賦予招募和操作間諜的權力，所以我喜歡將其稱為「間諜操作者」（spy runner）或「間諜運作者」（spy handler）。

此原因非常合乎邏輯，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具備滲透恐怖組織或瓦哈比派伊斯蘭學校的可能性。他們的外表看起來並不像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或巴基斯坦人，更不幸的是，他們說當地的語言也不夠標準。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挑選並結識擁有這些滲透能力的人員，或是找出當地參與這些主要情報目標的圈子。這是一項極為困難的任務，尤其是中東人民普遍對西方國家的主觀印象大多相當負面。但我仍相信只要我們改進並調整當初運用在冷戰時期對蘇聯招募間諜的手法，就可以克服此項挑戰，至少我們不會僅在接近目標對象上就花費過多的時間。二十世紀的前蘇聯是一個封閉的社會，所以認識和評估潛在的蘇聯朋友也就變成一個高度複雜且耗時的任務。

與一位潛在間諜接觸的第一時間是較為意識形態的，什麼樣的人會和招聘者擁有同樣的哲學以及政治利益？

這就是一九三○年代蘇聯負責招聘間諜的工作人員所擁有的絕佳能力，在大蕭條期間，他們成功地蒐集了英國和美國的情報。他們可以指出美國／歐洲在資本主義模式上的巨大失敗，導致了無辜的人因華爾街投機者的貪婪而失去工作。他們也可以列舉俄羅斯社會主義所獲得的顯著進步，建立一個可以從沙皇封建主義解放出來的蘇聯，讓兩個世代都可以獲得現代化工業的工農合作夥伴關係。惡名昭彰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劍橋五傑」（Cambridge Five），在一九三○年代中期觀察到餐廳服務員會在晚餐時將麵包塞滿自己的口袋，而這些時髦分子則是討論著凱恩斯最新的經濟理論。美國裔的同情者，如麥可‧斯特里特，震驚地發現失業的威爾斯礦工在晚上敲了三一學院的房門，乞討著一、兩英鎊錢幣，只求能讓在卡地夫的絕望家人獲得溫飽。類似的接觸也發生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的華盛頓。國務院的阿爾傑‧希斯、財政部的哈瑞‧德克斯特‧懷特和白宮的勞夫林‧柯里，這些人都是蘇聯的同情者，在最初因為一九三○年代資本主義的墮落和前蘇聯所提出的承諾而受到蘇聯共產主義的吸引。

當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系統性地整肅布爾什維克盟友，以及自一九三六年之後連續清除了其政治對手、紅軍、外交使團和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前身之後，終於讓大西洋兩岸的一些國家逐漸清醒，這些清除估計造成一千三百萬俄羅斯人喪失生命。若這樣還無法讓大家看清楚事實，之後所簽署的《一九三九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von Ribbentrop Pact of 1939），讓前蘇聯與德國納粹將波羅的海和東歐的部分地區進行分割，應該就能讓盲目支持蘇聯共產主義的人理想幻滅。

例如，根據最近麥可‧斯特里特傳記的說法，我相信這些後來發生的事件，最後讓斯特里特無法從羅斯福政府的員工，轉變成為前蘇聯的間諜。因為該種間諜招聘是基於意識形態，如果經過檢驗，意識形態本身若負擔不起其信徒的信仰，此招聘行為就會前功盡棄。這樣的案例發生在兩位美國低層級的共產黨員─蘇聯間諜惠特克‧錢伯斯和伊麗莎白‧班特麗身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們發現史達林的大整肅可能會危害到自身，於是便決定自行告知聯邦調查局其身分和所有相關間諜活動的全部口供。另一個案例是傑伊‧羅佛斯通在史達林於一九二九年禁止其在美國共產黨黨部的升遷之後，便決定終其一生對抗蘇聯共產主義。

就算是對擁護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人員，對於間諜實際上必須受到外國勢力的指揮和控制，還是會產生反感，這足以顯示意識形態的承諾之間仍有著相當大的差距，讓唯心主義者跨過這條界線在現實層面上仍舊有其困難。我相信斯特里特在劍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達汀頓教學大樓時對共產黨主義產生了同情心，當時他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門下學習，獲得了雙重經濟學位。然而，當安東尼‧布朗特在斯特里特回到美國國務院工作時，提出蘇聯願意招聘他為間諜後，斯特里特的確給予了數個分類的備忘錄，但仍不願意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縱使天真如他，斯特里特深厚的政治同情仍不足以讓他成為史達林帝國主義的僕人。

理夏德‧庫林斯基在一九七二年主動向美國政府提供服務，當時此人在波蘭國防部有著極高的職位。他在戰爭爆發的九年期間，為西方國家的軍隊行動計畫，提供高度機密的華沙公約（Warsaw Pact）內容。庫林斯基在波蘭軍隊不但是位受到高度重視的將領，也在該服務單位有著光明的前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他不顧自身與家人的安全，而自願為美國冒這麼大的風險？

簡單地說，他說服了自己：唯一能保全波蘭、其軍隊和工會活動不受蘇聯的統治，就是和美國中情局合作。他將自己視為拯救國家的波蘭民族主義者。只有透過告知美國人自國的國防內容和祕密，才能讓波蘭在戰爭期間避免遭到蘇聯軍隊的迫害。在華沙的冬季，他冒著危險和不便，在大雪中傳遞和接收信息，更讓他堅信自身信念的正確。同樣地，若是波蘭情報人員發現他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交換情報，其職業生涯將會結束。庫林斯基只有堅持其信念，才能維持此祕密關係。是否有更為容易且有效的方式？庫林斯基真的必須違背自身對波蘭軍隊的誓，背叛軍隊和出賣同僚嗎？

庫林斯基在一九八二年很快地發現美國人再也無法保護自身和家人的安全，波蘭政府和其同儕也不再認為他是一位愛國者。他們認為他選擇了最為簡單的出路，即在波蘭受到蘇聯的占領和實行戒嚴時，逃到了美國。在一九九一年共產主義潰堤後，基於吉米‧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布里辛斯基和其他人士的建議，才讓庫林斯基在非共產主義的波蘭恢復官方的職務。當時，雖然庫林斯基和家人（妻子與兩位兒子）在美國受到中情局的照顧，但他們的生活仍然脫離不了困境。舉例來說，雖然已是成年人，但庫林斯基的兩位兒子卻發現自身無法在美國找到自己的定位，並在抵達美國不久後，在兩件不同的事故中喪命。中情局將庫林斯基視為一位英勇的間諜，贊許他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艱鉅和堅定的貢獻。顯然這是旁觀者眼裡的英雄氣概，許多他在波蘭的同事並不抱持同樣的想法。若不是庫林斯基在中情局的長期友人，同時也是該案件的負責人─大衛‧傅德恩的努力，這種操作模式必定無法克服壓力與風險。傅德恩定期與庫林斯基聯繫（即使身在其他國家執行任務）─最後才能與此合作者執行其拯救波蘭的使命。縱然庫林斯基的同儕不支持蘇聯，但也不會選擇和他同樣的道路。在成為間諜和背叛者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間諜英雄，同時也是另一個國家的叛徒。

類似的分析也可以用在阿道夫‧托卡切夫的案例上。此人為蘇聯軍事研究和發展先進武器裝備部門的官員。在一九八○年代，他主動向美國提議為其進行任務，在駐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附近的外交官汽車上放置祕密信息。在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下，他從辦公室偷竊了關於蘇聯防空系統和反飛彈防禦系統的大量機密文件，同時也為美國納稅人省下了難以估計的非必要國防開支，因為這些由托卡切夫所提供的情報，讓美國避免進行一些盲目的進攻措施，以及防止前蘇聯備有比美國更為先進武器的可能性。對美國而言，托卡切夫是另一位間諜英雄，因為此人認為自身國家為了戰爭做了過多的準備，而忽視了關鍵的國內需求。對美國更為重要的是，此人為防止前蘇聯比西方獲得更高的軍事優勢，願意挺身而出。

與此同時，看似與意識形態間諜相互矛盾的是，托卡切夫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人，要求美國必須為他的間諜情報付出金錢，彷彿他是一位華盛頓特區價格昂貴的防禦顧問。這並不代表他是貪婪或是算計著大肆揮霍的人，托卡切夫只是想要讓他的美國情報信息的價值能有一些具體的代價。我相信這是一個跡象，表明儘管美國中情局採取的步驟已經確保了他的貢獻價值，但在有可能被關押的可能性之下，他知道他是一名間諜，也是一位叛徒，冒著如此高的風險，他一定要為自己所提供的信息獲得一定的補償，特別是在他的來源可能乾涸，而且在某天，他對美國的利用價值將會逐漸地消失。在某些情況下，托卡切夫算是同時受到愛德華‧李‧霍華德和奧德里奇‧艾姆斯的背叛，成為被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逮捕並處決的十位為美國從事間諜任務的蘇聯間諜之一，此係由於艾姆斯的密報。

並非每個人都相信，參與關鍵間諜遊戲並背叛自國的間諜英雄都是基於單純的意識形態動機。俄羅斯最重要的間諜大師─維克多‧契可辛，此人同時掌管中情局間諜艾姆斯和聯邦調查局間諜羅伯特‧韓森，在近期的經驗傳記中寫到，沒有任何背叛自國和朋友的間諜純粹是基於意識形態。契可辛認為這些人的參與主因，總是還包含著其他目的。

意識形態存在於聖戰者恐怖時期嗎？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當中，有著和庫林斯基或托卡切夫一樣，願意背叛同胞和教友的間諜嗎？他們也會同樣和庫林斯基與托卡切夫認同其蘇聯領導、奧薩瑪‧賓拉登與高級幕僚，其實提供了杯毒酒，讓阿拉伯世界無法實現其現代化的潛力？我們要如何辨識出這種人？他們會像托卡切夫一樣勇敢地在美國外交官的汽車上留下祕密訊息嗎？所有的跡象都顯示，要促成這樣的可能性，將會需要一個巨大的壯舉。在已經甚少有機會與伊斯蘭激進分子面對面交談的狀況下，更不可能在真槍實戰的戰爭和西方入侵鬥爭的情況下與其交友。當然，最為理想的接觸，此人的身分最好是擁有穆斯林身分和文化，並共享伊斯蘭目標和威信的人士，但其必須相信實行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和持續反對賦予婦女權力是領導者的錯誤行徑。目前並沒有任何認為恐怖分子的攻擊聖戰和殉道（martyrdom）等具有爭議行為，讓穆斯林神職人員願意挺身反抗。相反地，證據顯示，那些願意反抗西方聖戰和殉道操作的「伊瑪目」（imams），都因「驅逐」（takfir）─即穆斯林判定其他穆斯林是變節者和不信阿拉者的過程，而不敢譴責聖戰武裝分子。

由於資本主義顯現的毫無節制與剝削，作為解藥的蘇聯共產主義在一九三○年代也享受過一段短暫的流行。

時間會揭發其真實面貌。同樣的事情可能發生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上，中東地區的居民逐漸認知到所謂的神聖戰爭─即恐怖主義，只會讓該地區無辜的人民受到經濟發展和人口需求低落的影響，非但不是進步，而是缺點。西方情報機構或許可以成功地在反對瓦哈比主義（Wahhabism）和薩拉菲主義（Salafism）者身上完成招募，但仍需要更多的接觸空間與機會。

此外，為了確保安全性，西方國家和其中東盟友都在努力蒐集能擊破和預防恐怖攻擊事件的情報信息，這些都導致必須在國際邊界上布置更為精密的物理和電子監控。在此意義上，我們將看到更多與外國情報機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如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祕密情報局（或通稱軍情六處，MI-6）、其國內的安全部門合作夥伴、美國聯邦調查局、英國安全局（或通稱軍情五處，MI-5）及當地的警察部隊。如此就更能獲得完整的預警情報，而非只是間諜性質的片段資訊。此外，正如九一一委員會的批評，如此的情報信息必須及時且廣泛共享，讓移民官員能在第一時間就掌握行動的位置。當然，這將改變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
以及其外國同行一生的職業習慣。在某些情況下，雖然區隔劃分（compartmentation）、大陪審團保密（grand jury secrecy）和須知原則（need to know）都必須保護重要來源的名稱，但在防止自殺式炸彈攻擊案例上，這種協議就必須受到排除，並建立一個信息共享的環境。如二○○四年《美國情報改革和恐怖主義預防法案》所建議的，但建立此環境仍有著很長的一段路途需要努力。

我能想到一個最近在美國境內成功實施這項新信息共享作法的案例。在二○○二年秋天，兩名狙擊手在一連串隨機的槍擊事件中，瘋狂殺害無辜的顧客和路人，並在華盛頓特區的馬里蘭州和維吉尼亞州郊區造成十人受傷或死亡，而其他地區則有六人身亡。最後，當地警方獲得了一個狙擊手車輛型式、品牌和顏色的準確訊息。然而，警方指揮中心對於將此訊息公布於民間仍有著相當大的顧慮，擔心狙擊手可能會因為其資訊遭到揭露而變更犯案車輛。最後，馬里蘭州警方在不知是無意或失誤的情況下，透過警察無線電波段公布此信息。一位州際卡車司機在其業餘無線電廣播收聽到此案件內容，並在馬里蘭州一條主要公路的公共休息區發現了此車輛。該名司機便阻擋了休息區的入口和出口並通知警方，最後狙擊手在睡夢中遭到逮捕。此案例和未來的國際聖戰恐怖攻擊有著相同的隱喻，若想成功對應恐怖分子意外和隨機的攻擊，情報機構和警察就必須相信其他政府機構和公眾能處理時間敏感的恐怖主義信息。

第二章 意識形態的信奉

大部分由美國派遣至國外的情報工作人員本身都不是間諜，他們並不是約翰‧巴奇恩、伊恩‧弗萊明或湯姆‧克蘭西小說裡的人物。在故事裡，間諜本身就是主角和英雄。只有在戰爭時期或特殊情況下才會有如此的間諜人物，而真正的工作人員被賦予招募和操作間諜的權力，所以我喜歡將其稱為「間諜操作者」（spy runner）或「間諜運作者」（spy handler）。

此原因非常合乎邏輯，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具備滲透恐怖組織或瓦哈比派伊斯蘭學校的可能性。他們的外表看起來並不像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或巴基斯坦人，更不幸的是，他們說...

每個人都知道，將軍和司令都是根據上一回經驗中所獲得的原理、練習和教訓來贏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我們都傾向於依據自身最瞭解，以及過去運用最得宜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就是人性。
同樣的原理也能運用在間諜活動嗎？當情報蒐集者的目標轉移至自殺炸彈客和非結構化的聯盟，如基地組織（Al Qaeda；阿拉伯語為 「基底」），從冷戰（cold war）期間所獲得的經驗及汲取的教訓也能應用於現今的宗教恐怖時代嗎？這是此項工作所衍生的主要問題。舉例來說，總統和國會為了預防未來另一起九一一事件，振興如傳統間諜的人員情報，而通過的《2004年情報改革和恐怖主義預防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4, IRTPA）就是其中一項重大的賭注。
九一一委員會（9/11 Commission）和希爾博曼─羅伯委員會（Silberman-Robb Commission）在與美國情報能力相關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研究當中，認為伊拉克（Iraq）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情報失敗（intelligence failures）的原因是因為當初沒有置入足夠可以直接信賴的人力資源，進而引發了災難。總統和國會贊同這些看法，並決心重建和振興美國在面對恐怖主義（terrorism）目標的間諜能力。伊朗（Iran）、北韓（North Korea）、中國（China）、甚至印度（India）都是新世紀裡重要的情報目標。因此，這符合美國間諜必須接受進化的結論。
當然，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做到？
由官方安排在國外的間諜操作人員運用傳統的偵查、評估、發展和招募代理人的方式，是否同樣適用冷戰期間蘇聯對峙時所使用的模式，進而成功地反制信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份子（terrorists）？抑或是在面對新式的民族反對目標，或甚至是無固定型態、非國家狂熱分子所組成的「主義」（ism）時，必須學習到新的教訓才能成功？當然，我們迄今仍沿用當初制衡賓拉登、伊拉克叛亂分子和北韓時所獲得的經驗。我會在以下的文章展開更進一步的探討。
目前行政部門和國會所得到的結論似乎是認為更多的金錢和增加間諜人員就是答案。1總統已經下令中央情報局局長增加百分之五十的美國執行人員（case officers）數目。這是基於人員情報（human intelligence）在1991年冷戰結束後大量萎縮的假設，導致現在需要強力的支援以恢復正常的運作。總統和國會進一步做出的假設是投資新的人力資源，再加上強化美國情報人員在中東（Middle East）和東亞（East Asia）的語言能力（這也將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艱難語言人數），就能夠讓自國獲取足夠的信息，以避免未來再發生類似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情報失敗案例。
這本書質疑這種樂觀的心態是有依據的，或者這又只是另一起華盛頓特區希望以投入資金來解決問題的最新案例。從冷戰中所汲取的關於間諜活動的經驗教訓，是否可以成功地對抗這個時代的聖戰主義、反全球化和反美主義？為保護西方而從事間諜的動機─掌握自由和傳播繁榮的願望，仍是實際可行的嗎？還是此目的已經因外界擔憂美國會藉此開採外國石油而致富，進而被有效制止了呢？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定義，是否讓伊斯蘭教或其他東亞文化族群感到困惑呢？
有七個經典的間諜活動形成動機：意識形態、金錢、報復、勒索、友誼、倫理∕宗教團結或純粹基於自身興趣。我們需要探索這些間諜動機是否還能在現今的條件下經得起檢驗，也必須重新檢查美國間諜機構是否擁有執行現今間諜任務的配置，以及我們是否能吸引並保留執行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最後，我將探討人員情報蒐集能否在二十一世紀發揮最大的效用，我們有足夠的能力透過公開文獻或其它管道來支持總統的國家安全政策嗎？我們真的還需要間諜嗎？
在本書一開始就描述美國運用間諜任務的方式，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我們接下來的探索。即使我們曾在1947年努力嘗試設計一個完美的情報蒐集、分析和傳送的系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後所創建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但這一定無法超越現在我們自己稱為「情報體系」（Intelligence Community, IC）的結構：一個具備十六個不同功能和機構的大合體。然而，華盛頓特區裡沒有比「體系」（community）這個詞更加矛盾的暱稱了。根據最新的報導，情報體系大約擁有十萬名雇員，並宣稱一律必須向「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報告，此職位是根據2004年的《情報改革和恐怖主義預防法案》而設立。美國政府的主要間諜機構是以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和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為首，主要從事人員情報蒐集，即傳統的間諜活動。這項工作也正是政府的主要關注重點。其它情報體系的重要成員還包括了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國家偵查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 NRO）、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ational Geospatial Intelligence Agency, NGIA）、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毒品管制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NR）以及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軍事情報處（Intelligence offices of the military departments─Army, Navy, Air Force, and Marines），這些組織的存在都是為了執行專業的情報技術功能。美國國家安全局提供信號和電子情報，國家偵查局供應衛星偵察（satellite reconnaissance），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則是為圖像和照片進行分析說明─或為個別的客戶執行部門的情報功能。財政和能源部門的情報處（Intelligence Offices of the Treasury and Energy departments）則是提供專業知識，並由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確保所有行動都符合法律規範。最後，再加上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組成了十六個情報機構。如此廣泛且多樣化的組合，無法仰賴單一官員行使運作及預算控制就能完全掌握。我們稍後再討論此問題。

每個人都知道，將軍和司令都是根據上一回經驗中所獲得的原理、練習和教訓來贏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我們都傾向於依據自身最瞭解，以及過去運用最得宜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就是人性。
同樣的原理也能運用在間諜活動嗎？當情報蒐集者的目標轉移至自殺炸彈客和非結構化的聯盟，如基地組織（Al Qaeda；阿拉伯語為 「基底」），從冷戰（cold war）期間所獲得的經驗及汲取的教訓也能應用於現今的宗教恐怖時代嗎？這是此項工作所衍生的主要問題。舉例來說，總統和國會為了預防未來另一起九一一事件，振興如傳統間諜的人員情報，而通過的《2004年情...

致謝詞
作者序
譯者序

第一部分 間諜活動的七個動機
第一章 間諜活動與情報的關係：美國如何從事間諜行為
第二章 意識形態的信奉
第三章 金錢和物質
第四章 復仇和不滿情緒
第五章 性、恐嚇和勒索
第六章 友誼、倫理或宗教團結
第七章 間諜遊戲

第二部分 當今美國間諜的能力
第八章 情報失敗和政治化
第九章 中央情報局自1991年至現今的轉變
第十章 情報改革

第三部分 二十一世紀的間諜活動
第十一章 可執行的情報以及執法、軍隊和科技的角色
第十二章 外交聯絡部門與合法執行間諜活動
第十三章 間諜情報技術操作與分析的更新

第四部分 為何要從事間諜行為？我們應該怎麼做？
第十四章 二十一世紀的間諜
結論 間諜工作能否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存在？

譯名對照

致謝詞
作者序
譯者序

第一部分 間諜活動的七個動機
第一章 間諜活動與情報的關係：美國如何從事間諜行為
第二章 意識形態的信奉
第三章 金錢和物質
第四章 復仇和不滿情緒
第五章 性、恐嚇和勒索
第六章 友誼、倫理或宗教團結
第七章 間諜遊戲

第二部分 當今美國間諜的能力
第八章 情報失敗和政治化
第九章 中央情報局自1991年至現今的轉變
第十章 情報改革

第三部分 二十一世紀的間諜活動
第十一章 可執行的情報以及執法、軍隊和科技的角色
第十二章 外交聯絡部門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