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的醞釀
「中華民族」由「中華」與「民族」兩詞組合而成，作為一種觀念，它的形成既同古老的「中國」、「中華」和「中國人」概念之內涵及其認同在清朝的延續與演變密不可分，也與外來的現代「民族」概念於此期被吸納與運用，存在著直接的關聯。這就決定了本書的探討，首先必須要著眼於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中西的有關認知與認同的互動，以及現代「民族」概念在中國的最早形成和傳播運用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各主要民族大規模碰撞與空前融合的時期，也是中國與主導「現代世界體系」的西方列強直接接觸、衝突並深受其影響的時代，這些都為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孕育創造了必要的歷史條件。
一、延續與轉換：從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說起
1.「中國」、「中華」及其歷史上的認同
作為古老的名詞與概念，「中國人」乃至更為基礎的「中國」、「中華」等，都無法只從清朝講起，它們的範圍、內涵經歷了漫長的延續與演化過程。據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國」一詞，出現在周成王時青銅器《何尊》銘文上。其言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1這裡的「中國」，一般認為指的是京師成周洛邑，也代指天命擁有王權的「天下」之核心。類似含義的「中國」，在《尚書》、《詩經》等經書中常可見到。
歷史上的「中國」，最初之義為「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之王畿；後來又用來指稱「中原」，引申為中原王朝。其近義詞有「中土」、「中州」、「中夏」等等，經常與「四夷」相對使用，指稱「諸夏」即華夏族及其活動的地域。晚周以降，「中國」一詞還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內涵。2到兩漢前後，不僅作為覆蓋全國的專稱之「中國」用法已經出現，作為歷史上王朝國家通稱的「中國」用法，也開始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傑出的歷史著作《史記》和《漢書》，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司馬遷那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不僅把「中國」用作與當時的「匈奴」等相對待的當下漢王朝國名的代稱，而且開始將「中國」作為「自古至漢」歷朝歷代共有的歷時性名稱，因為在他看來，此前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黃帝子孫」，而堯、舜、禹、夏、商、周、秦、漢，乃是一系相連的王朝國家傳承序列，概括此一歷史，需要有一個能夠超越各具體朝代的貫通稱謂，而「中國」也就成為了他的自然之選。與此同時，「中國人」一詞也在《史記》中多次出現。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他歌頌漢使『中國一統』，在《天官書》中卻言『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把『中國』作為歷朝歷代的通用國名，始於司馬遷，這對以後的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另外，司馬遷雖不把匈奴、西域看作『中國』，但卻也把其看作黃帝后裔，這對此後各族加入『中國』大家庭起了推動作用。」3
「中華」一詞，大體起源於魏晉時期，最初用於天文方面，乃是從「中國」和「華夏」兩個名稱中各取一字組成。從現有的文獻來看，「中華」一詞較早見於《晉書．天文志》。該志載《天文經星．中宮》之言曰：「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以「中華」來命名宮城的中間之門，兩旁之門分別以太陽、太陰名之，這在中國是很古老的習慣。正如有學者所清楚說明的：「陰和陽，古人常用以表示天和地，而天地之間，中國為大，所謂『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揚雄：《法言．問道》）。然中國之名又不便用於宮門，於是從中國和華夏兩個名字中各取一字，複合而成中華，以配合太陽、太陰之名。」4
「中華」一詞產生後，又逐漸具有了「中國」、中原文化和漢人、文明族群等內涵（漢族和少數民族統治者都曾選擇其中的部分含義加以使用）。5雖然，其在具體使用中往往更偏於文明族群之義，但當它被用來指代歷朝歷代的一種國家通稱，或對外自稱國名之時，則與「中國」一名並無大的不同，也就是說，「中華」也逐漸成為了中國古老國家的又一個持久習慣的貫通性名號。
秦漢以後的中國，傳統的國家認同不僅表現為對某一君主的認同，對某個具體朝代的認同，還開始表現為對超越朝代的具有歷史文化延續性的通稱——「中國」或「中華」之認同（同時甚至伴隨著某種自以為是「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的泛血緣認同）。自稱「中國」、「中華」，或被後一朝代認同為「中國」、「中華」者，不僅是那些漢人主導的政權，也包括眾多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認同自己為炎黃子孫的，也不僅是漢人，還有眾多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如鮮卑族人建立的北魏，契丹人建立的大遼，女真人建立的大金，蒙古人建立的大元，滿人建立的大清，等等，莫不如此。
以建立大遼的契丹人為例。受其先祖鮮卑人的影響，他們建國之後即因襲鮮卑人附會自己為「炎黃子孫」自稱「中國」的觀念，開始以「中國」自居。但遼人在自稱「中國」的同時，仍然稱宋朝為「中國」，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遼人的『中國觀』具有遼宋同為中國、華夷懂禮即同為中國以及『正統』與『非正統』都是『中國』等特點。遼人的這種『中國觀』，實際上是一種『多元一體』的『中國觀』，對後來的金、元等王朝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6不僅如此，有通曉契丹文的學者甚至認為，1930年出土的《遼道宗哀冊》篆蓋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之義即為「大中」，「契丹國」本身就是「大中國」的意思。7金人的中國觀也與此相似。他們自稱「中國」的同時，同樣不把遼、宋排除在「中國」之外，實際萌生了多統意識，也即比較寬泛的「中國」意識，或稱「大中國」意識。8
這種王朝相連、不斷賡續的以「中國」或「中華」為對象和標誌的自覺認同，既具有歷史文化認同的性質，也帶有傳統政權治理模式長期得到繼承發展，各個大一統王朝統治的核心思想得以延續，統治的中心地域大體不變，疆域或縮或擴、交疊更替，作為臣民的各族群卻因之不斷融合壯大、反覆結為一體和聯通一氣的治理圈之政治趨同與認同特徵。那種僅將「中國」或「中華」純粹視為一種地域或文明指稱概念，而完全漠視其用來指稱傳統王朝國家時即內具一種獨特政治性也即同時為某種傳統政治實體的觀點，是偏頗和片面的。作為一種數千年延續不斷的、獨具特色的傳統王朝國家認同，「中國」或「中華」認同在世界史上都是相當少見的現象。特別是時至清朝，此一認同在延續中又恰好面臨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生效後新的國際環境、並在被迫與當時代表「現代世界體系」的西方列強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發生了新的帶有現代性的政治變化，尤其是晚清時期，通過預設彼此承認主權的現代條約國關係的建立，「中國」更成為被列強承認的主權國家之名稱。因此，瞭解清朝滿人特別是其統治者的「中國」和「中國人」認同之內涵與演變，包括其所認同的「中國」從王朝國家的通稱與大清朝名的合一，到向現代國家名稱的轉化本身，對於認知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無疑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義。下面，我們就專門探討這一問題。
2.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及其現代轉換——兼談作為現代國名的「中國」究竟始於何時
眾所周知，在入關之前，大清的最初奠基者努爾哈赤等曾對當時稱為「中國」的明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被封為明朝的「建州衛指揮」。他們尊大明為「天朝上國」，自認為華夏邊緣之「夷」。不過，他們雖承認在當時，作為華夷天下秩序之中心的「中國」，天命仍暫繫於明朝，卻已開始認定，「中國之主」並非明朝皇帝和漢人可以永久獨佔，他們也有能力和機會參與競爭。事實上，正因為如此，在入主中原之後，滿人皇帝正式以「中國」自稱其全部統治區而絕非僅漢人居住區的王朝國家認同便加快形成了。9
順治時期，清朝的政治文書中已經出現了將整個清朝統治區域稱為中國的「中國」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後，這種「中國」用法已隨處可見，並因體現國家意識形態精神而迅速成為「中國」用法的絕對主流。至此，可以說滿人高層認同「中國」、自稱「中國人」的情形，已成為一種自覺的常態。特別是在與外來西洋人尤其是已逐漸成為近代或現代國家體系成員國人民打交道的過程中，人們總是「中國」與「西洋」、「中國人」與「西洋人」對稱。皇帝、滿人大臣、漢臣乃至在華西方傳教士，均是如此。
康乾盛世時，表示原明代漢人統治區含義的「中國」一詞雖仍有某種遺留，但這種範圍較狹的「中國」概念已無法在表示王朝國家身份認同的正式場合使用。在《清聖祖實錄》對第一個正式的國際條約《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邊界之碑文的記述裡，作為包括整個大清國國土在內的國家名稱之「中國」和作為全部大清臣民的中國人稱呼之「華民」已多次使用，其發祥地的東北滿洲，也被明確認定為「中國」的組成部分。在《尼布楚條約》滿文本裡，「中國」被稱之為“Dulimbai Gurun”〔條約「一開始即用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xôwangdi（中國的至聖皇帝）一詞，拉丁文本作Sinarum Imperatoris」10〕。1711年，康熙為測繪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係「中國地方」，哪些係「朝鮮地方」，以甚麼為界線，在他那裡，滿洲已被明確稱之為「中國」的「東北一帶」。其諭文如下：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西南係朝鮮地方，江之東北係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萬枝事。又派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秘諭云：「爾等此去並可查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如中國所屬地方可行，即同朝鮮官在中國所屬地行；或中國所屬地方有阻隔不通處，爾等俱在朝鮮所屬地方行。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來奏」。 11
由此可見，「中國」此時不僅已明確成為康熙帝大清國家認同的政治符號，而且這一符號還與帶有現代意義的國家觀念、特別是國界意識緊密聯繫在一起。
晚年的康熙還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國家「中國」面臨來自西方殖民國家的現實威脅，聲稱：「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12到乾隆朝之時，此種表明其整個國家認同含義的「中國」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別是對外自稱之時。1767年，乾隆本人便明確規定：「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13因為只有在不斷面對外來「他者」時，國人才會有此種表明自我國家身份認同的需要和動機。自稱「天朝」或「中國」，雖然體現出某種虛驕自大，但同時也是實指自己王朝國家的政治實體。當時，康雍乾等清朝皇帝，對於世界上存在眾多國家的事實，其實相當瞭解。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強調對外應稱「中國」時，恰恰針對的是永昌府檄緬甸文中「有數應歸漢一語」，他明諭「歸漢」的說法為「不經」，14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對其所認同的「中國」包括大清國全部地域和各族人民在內的總體理解。毫無疑問，可以用來對外自稱且與「大清」能夠互換的王朝國家通稱之「中國」，朝廷也絕不會允許它只指代漢人和漢人聚居區。這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公開意識形態。
最近，青年學者鍾焓發表〈非漢文史料中所見「中國」一名及「中國意識」輯考〉一文，不僅指出滿文中「中國」（dulimbai gurun）一詞在入關前就已存在的事實，而且舉出了中俄《尼布楚條約》之外其他一些關於滿人認同「中國」的有力的滿文證據。比如，長期生活在明末清初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68年用葡萄牙文寫作了《中國的十二特性》一書，1688年被譯成法文以《中國新史》為名出版，接著又轉譯成英文，成為對西方人認知清前期中國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漢學名著。該書的第一章裡，安文思的記述即可反映出，康熙前期，入主中國的清朝統治者便已不再避諱使用「中國」名稱，書中所謂Tulimpa Corum，就是滿語Dulimbai Gurun的轉寫形式。又比如，雍正元年（1723），曾被康熙派遣出訪土爾扈特的清朝使臣圖理琛刊行《異域錄》滿文本（後又出漢文本），其中以「中國」（dulimbai gurun）自稱的情形更是屢屢出現，而且一般多用在與俄國官員和土爾扈特阿玉其汗的當面交談中，可見其「中國意識」之自覺。尤其是圖理琛還習慣使用「我（們）中國」（meni dulimbai gurun）這樣的說法（趙剛此前的英文論文已指出此點），更能突出體現其對「中國」國家的認同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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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文物》1976年第1期，第64-65頁。
2.最近，考古學者韓建業對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資料進行梳理，系統論證指出史前時期存在一個「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者叫「早期中國文化圈」，認為這是中國「成為世界上惟一一個連續發展而從未中斷的文明古國」的重要基礎。這一觀點頗值得注意。見嚴文明：〈序〉，載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何志虎：《中國得名與中國觀的歷史嬗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頁。
4.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頁。
5.王樹民：〈中華名號溯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5年第1期。
6.趙永春：〈試論遼人的「中國」觀〉，《文史哲》2010年第3期。
7.即實：〈契丹文字字源舉隅〉，《民族語文》1982年第3期。
8.趙永春：〈試論金人的「中國」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9.見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05年第5期。此文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很有成績，筆者多有參考受益之處。同樣在這個問題上有高明見解的，還有趙剛的英文文章，可惜筆者讀到較晚。見Gang Zhao,“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2006) Modren China 32(1), 3-30.
10.甘德星：〈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載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13頁。趙剛在他的“Reinventing China”一文中更早地指出這一點。滿文本出現的使用「中國」的語句還包括dulimbai gurun-i niyalma（中國之人）；dulimbai gurun-i bithe（中國的文字）；dulimbai gurun-i harangga（中國的所屬地）等。
11.《清聖祖聖訓》卷52。參見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1頁。
12.《清聖祖實錄》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報十月壬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版。
13.《清高宗實錄》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14.同上。
15.鍾焓：〈非漢文史料中所見「中國」一名及「中國意識」輯考〉，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編：《「寫歷史：實踐中的反思」系列會議之二：「差異與當下歷史寫作」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年10月14-16日，第446-459頁。鍾焓並指出，meni的字面含義雖是「我們的」，但此處卻屬於代名詞，後面可以不跟名詞而直接作主語或賓語，故與「我們」無異。絕不能將其機械地作為所有格對待，造成誤解。有關問題，亦可參見趙剛：〈新清史可以無視史學規範嗎？——評柯嬌燕對清代皇帝中國觀的新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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